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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2026年第5期
专题研究一 方言与文化
主持人语
主持人简介：
〔新西兰〕米芮·梅耶霍夫
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
〔加〕娜欧米·纳吉
多伦多大学语言学系教授
语言与方言的关系
〔新西兰〕米芮·梅耶霍夫，〔加〕娜欧米·纳吉
单韵鸣（译）
我们很容易就能把“语言”和其他交流形式区分开。学者们给语言下了不少定义，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或许是：语言是唯一一个能够通过排列有限的声音、符号或标记来表达无限多信息的方式。声音组成单词，单词又组成句子。
但要给“一种语言”下个定义，却比给“语言”这个整体概念下定义难得多。在英语中，language（语言）指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它可以从语言学、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角度来识别。英语里language和dialect（方言）这两个词的区别，往往需要依据政治、语言学、社会文化或地理等标准来判定。比如，在贝基亚岛a，居民把自己的语言称作“方言”。在北美，人们普遍认为方言之间是相互可理解的，不同语言之间则通常不能相互理解。在中国，“方言”是一个具有地域界限的概念，专指汉语的地域变体，不包括非汉语的少数民族语言。
因为“方言”和“语言”有多个定义，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不同语境下这两个词的含义是一致的，而应始终搞清楚它们是怎么被使用的。“方言”可用于比较，要么是与另一种方言比较，要么是与（理想化的）标准变体比较。“方言”被视为一种语言内部的单位，其定义可以是“与特定说话者群体相关联的［语言］变体”，这里的群体可以按地理或社会文化来界定。
“方言”的界定具有社会属性，意味着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与某个特定群体相关联的语言变体，比如某个社会阶层的人所用的变体。在新西兰，学校里也有“方言”，类似于国家手语里的地域方言。
“方言”一词有时带有贬义色彩，用来指代某类语言变体：使用者因言语形式被判定缺失规范语言的相应特质，故而这类变体不被认可为正式意义上的“语言”。许多社会语言学家发现，把某种事物称作“语言”是一种权力的表达：“语言”往往比“方言”更能表达概念和思想，在社会多个领域都能被广泛使用；它能定义一个国家，表达身份和出身，也能为使用者争取权利和诉求。因此，有人用“语言变体”这个中性词，避免“方言”和“语言”所带来的言外之意。
语言学家认识到，无论是语言还是方言，所有变体都遵循一定的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系统地描写这些变体的结构（例如，语音如何形成词语，词语如何构成句子），及其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社会语言学家进一步指出，所有语言变体都有系统性的变异模式。对于任何人类语言的变体，我们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描述，将某些语言形式和特定说话群体通过概率性联系起来。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这种以“变异规则+频率矩阵”描述语言变异模式的方法，一直被用来研究大型且记录详尽的语言。在较小范围内，它也被用于描述较为小众、濒临灭绝或记录较少的变体。通过把研究范围拓展到少数民族语言或缺乏文献的语言变体，社会语言学家发现，所有语言都具备同等复杂的语法体系，这直接驳斥了一个常见的偏见：小众语言与非标准语的使用者，因学不会标准语才对其进行拙劣、简化的模仿。
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与主流语言相比，少数民族语言在各方面都存在缺陷。当然，主流的、国家支持的语言（比如英国的英语、中国的普通话）确实比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更标准化。标准化意味着有书写和口语规范，这些规范通过教育传授，并在日常交流中被监督。社会学家强调语言是限制或开放个人社会机会的众多因素之一。受此影响，社会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市场”的概念。语言市场的运作类似经济市场——人们努力争取有价值的资源，掌握有“价值”的语言和文字能带来更多的社会上升机会。因此，可以这样理解语言与方言的关系：“语言”拥有“方言”不具备的社会价值。
社会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贡献颇多，帮助学术界和社会理解语言如何被用作表达社会权力的工具。这里我们重点探讨他们对小众且缺乏研究的语言的贡献。
很多人认为，一种语言一旦远离其宗主国的中心就会“退化”。许多欧洲殖民地语言变体的使用者就有这种看法，进而感到自己的说话方式低人一等。这种深刻的羞耻感，以及觉得自己要为本土语言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本土文化习俗道歉的心理，有时被称为“殖民地自卑感”。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这很值得关注。对自己日常语言的羞耻感很容易演变为对标准语教育的疏离，并最终导致社会内部的分化。但近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质疑了“异地语言变体与本土规范有本质区别”的观点。该发现有助于加强散居海外群体之间的国际联系。它还可以协助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确立共同规范，而不是关注祖语使用者和母语使用者之间的细微差异。
同样，关于祖语的研究也指出，人们普遍认为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地位低、语法不完善。社交媒体上谈及“加拿大粤语”时，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它与香港的粤方言不同，甚至不如后者。然而，多伦多祖语项目研究者的深入研究表明，在各个考察维度上，“多伦多粤语”都保留着与香港的粤方言基本相同的语法结构。例如“多伦多粤语”使用者在合音、量词使用、位移表达和主语位置上显性名词的缺位（前成分脱落）等方面，与香港粤方言使用者无异。因此，社会语言学对语言使用的细致分析并不支持“祖语”具有负面含义的说法。正如前文所述，人们对说话方式的态度更多地反映社会文化观念，而非语言本身。
文后附本文英文原稿（扫描件），未作编辑加工，仅供交流参考。
该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6年第5期，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来源。
编排：韩 畅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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