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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研究】制衡与再定价——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对全球资产价格的影响(上篇)

核心观点

2026年美国中选,将重划特朗普政府后半程的政策边界,并推动全球资产重新定价。我们以“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为基准情景。国会制衡将提高新增减税、大规模支出和综合性产业立法的推进难度,但特朗普政府仍掌握行政权,既有法律授权下的关税、出口管制和监管调整仍可继续实施。由此,市场需要同时评估财政扩张受限带来的利率变化,以及贸易、能源和地缘风险带来的持续扰动。

民主党有望夺回众议院,参议院归属决定对特朗普施政的制衡强度:众议院易主预期较强,参议院归属决定制衡强度。11月3日的选举将改选全部众议院席位和约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当前生活成本、通胀及美伊冲突是共和党面临的主要选举压力,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可能性较高;参议院则取决于少数竞争州的结果。若形成分裂国会,众议院可通过税收、拨款和调查程序约束白宫议程,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仍可推进多数人事任命。若民主党同时控制两院,立法与任命约束将进一步增强,但民主党新议程仍面临总统否决权的制约。

新增财政扩张或受约束,高赤字与国债供给压力仍将延续:新增财政扩张受到制衡,存量财政负担难以迅速化解。分裂国会将降低新一轮大规模减税和支出法案通过的概率,使财政对总需求的边际拉动减弱。然而,社保、医疗和利息支出具有较强刚性,既有减税安排也已抬高赤字基线,美国国债供给难以因中选而显著下降。需求动能放缓与财政赤字维持高位可能同时出现。人工智能相关设备与知识产权投资仍是私人投资的重要支撑,其资本开支能否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和生产率改善,将影响美国经济的后续韧性。

需求降温难以消除通胀粘性,美联储仍需等待数据确认:需求压力有望缓和,供给侧扰动仍约束政策转向。新增财政刺激受限有助于减轻需求型通胀,但关税、供应链调整及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推高商品和运输成本,使通胀回落反复。中期选举不会直接决定美联储利率路径,短端利率仍主要取决于就业、通胀数据及美联储的政策反应。若增长边际降温而通胀保持粘性,美联储仍需在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权衡,市场对每次关键数据和议息会议的敏感度可能维持高位。

产业安全政策方向延续,国会格局将改变政策工具与落地节奏:国家安全议程具有连续性,党派分歧决定行业间的再定价。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国防、关键矿产和供应链安全具有较强跨党派共识,中选主要改变项目拨款、采购安排和执行节奏。清洁能源、医疗、传统能源与金融监管的党派分歧更大,相关行业对国会格局和监管细则更为敏感。随着综合性立法空间收窄,行政规则、政府采购、贸易救济、出口管制及投资审查将成为更重要的政策工具。对华科技与供应链竞争方向预计延续,具体限制范围、实施速度和工具组合可能发生调整。

财政约束对美债形成边际支撑,全球资产仍需消化高利率压力:财政约束带来边际利率利好,盈利与通胀决定再定价能否持续。(1)对美债而言,分裂国会可能缓解新增融资预期,对长端收益率形成一定下行推动;但高赤字、利息支出、国债供给和通胀补偿仍限制其下降空间,短端则继续跟随美联储政策路径。(2)对美股而言,选举结果本身难以形成稳定的指数涨跌规律;财政预期降温后,企业盈利、私人资本开支及现金流兑现将重新成为定价重点。(3)美元受利差、经济相对韧性和避险需求支撑,预计维持区间波动;(4)黄金仍需观察实际利率、央行购金和地缘风险;(5)原油价格的核心变量则仍是全球供需与中东局势。

中国资产有望受益于外部压力缓和,持续表现取决于国内盈利改善:外部风险溢价有望重估,持续表现仍需国内基本面承接。中选主要通过中美经贸与科技政策、全球金融条件两条路径影响A股和港股。若财政扩张预期降温带动美债实际利率和美元压力缓和,同时美国需求保持韧性、中美政策风险下降,中国资产的外部估值环境有望改善;若利率回落源于美国需求明显走弱,出口盈利预期下修可能抵消估值端的利好。A股更关注国内需求、政策落实和产业盈利,港股对海外利率及全球风险溢价更为敏感。行业层面,应结合对美收入、关键投入品依赖、海外产能布局和订单兑现能力,评估政策变化的实际影响。

科技安全与能源安全构成中选后产业再定价的两条主线:美国两党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安全上的政策共识较强,中选主要改变管制工具与执行节奏。(1)通信:全球算力投资仍是景气主线。中选难以改变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和供应链安全的政策方向。对国内产业链而言,重点跟踪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能否持续转化为光通信等环节的订单、收入和现金流,同时关注贸易限制对供应链的扰动。(2)计算机:短期供给受限,中长期国产替代提速。美国对华科技管制具有较强延续性,中选可能改变规则调整的节奏和形式。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环节仍面临外部约束,国产超节点、模型生态及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的能力建设值得持续关注,应用端则需以实际落地和商业化效果验证。(3)机械:关税扰动与美国设备需求并存。美国制造业投资和能源项目建设有望带来设备需求,但关税、贸易救济调查及本土采购要求仍影响中国原产设备出口。工程机械、工业母机、自动化及能源设备的实际受益程度,取决于细分需求和企业本地化经营能力。(4)光伏:需求政策可能边际改善,赴美准入限制预计延续。若民主党扩大国会影响力,进一步削减美国光伏支持政策的难度可能上升;已生效的补贴调整难以因中选自动恢复。美国本土项目需求与中国企业实际可获得的订单仍需分开评估,关税和供应链资格限制是关键约束。(5)军工:外部政策影响实施节奏,国内需求仍是核心支撑。美国国防投入与关键供应链安全具有跨党派基础,中选可能影响预算、采购和对外军售的推进。国内军工板块更应关注国防建设、自主可控,以及新域新质和无人智能作战装备的订单兑现。(6)医药:供应链安全与金融条件带来结构性影响。美国生物技术审查和医药制造回流方向具有延续性,对美业务占比较高的企业需关注订单和合规风险;创新药估值则对海外利率及融资环境更为敏感。(7)化工:能源成本与贸易规则共同影响盈利。中选后的能源政策可能改变油气开发和化工成本预期,部分对华关税豁免到期则是出口链的近端观察窗口。(8)煤炭:中选可能影响美国煤电扶持、环保监管和煤炭出口政策,并通过国际能源价格传导至国内市场。我国煤炭自给率较高,国内产量、进口和电力及化工需求的变化,仍是研判煤价中枢的主要依据。(9)汽车:全球化产能布局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美国电动车补贴退坡已经发生,中选更多影响后续监管及支持政策的边际变化。关税豁免复核、北美原产地规则和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审查将持续影响出海路径,具备海外生产、就近配套和多市场销售能力的企业更具韧性。

风险提示

参议院选情超预期变化的风险;中美经贸措施调整的风险;高油价与通胀反复的风险;美国政府停摆及债务上限博弈的风险;地缘局势升级的风险。

正文

一、美国中期选举的流程、选情、议题和潜在结果

“中期选举”是发生在每届总统四年任期中第二年末的大规模选举,不涉及总统改选,核心是国会席位及部分州和地方职位的调整。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将经历各州初选、全国竞选和11月普选投票等阶段。与总统选举不同,美国中期选举不存在全国统一的初选日期,各州根据自身选举制度分别组织初选。随后两党竞选重心转向国会普选阶段,并在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投票。届时,由于众议院的众议员任期只有两年,435个席位将全部改选;参议院约三分之一席位进入选举,2026年有35个席位进行选举。

中期选举主要直接影响美国“三权分立“中的立法组织,即国会。国会中,众议院归属主要影响各类法案、年度拨款、委员会调查、弹劾程序等,而参议院归属主要影响重大法案、内阁官员、美联储理事和联邦大法官任命等。因此,中期选举并不直接影响行政组织和司法组织的运行。行政组织依然由特朗普政府领衔,只是在立法和人员任命的重大问题上受到国会的制约。

这一背景下,即使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其政策议程仍然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显著影响;而另一方面,即使共和党成功保住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重大立法也仍受参议院程序、党内分歧和财政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以2027财年的预算为例,在2026年4月提交后,即使在共和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下,财政预算仍未被整体批准,27财年将在10月开启,政府只能暂时依靠拨款法案维持运转。不过,参、众两院的归属将会显著影响两党间的博弈,特别是在财政预算、战争等关键问题上。

(一)中期选举的流程如何?

从进程上看,美国中期选举并非仅是一次全国投票,而是一个从候选人提名到最终选举的过程。对于大多数国会席位而言,候选人首先需要经过州层面的初选或其他提名程序,再进入11月的联邦国会普选。

两党首先在各州进行初选,一般在3至9月发生,主要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通过党内竞选,挑选出在11月国会普选中参与各州竞争的候选人,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同时,两党的候选人们在各州甚至全国进行竞选活动,并围绕经济、外交、移民、贸易等核心议题阐述纲领,与选民互动和交流并争取选票。各州的两党党内初选开启时间各不相同,多数州初选集中于3月至9月,其中6月为初选较为密集的月份,大部分初选将在9月结束前完成。

初选的方式也各有不同。NCSL的最新分类将州级初选概括为六种主要类型:封闭式、半封闭式、向无党派选民开放、部分开放式、开放式和多党候选人初选。这是一套用于比较各州制度的分类框架,也显示出各州不同的初选制度。 前五类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选民的党派登记身份是否限制其参与某一政党的初选:限制最严格的是封闭式初选,原则上只有已经登记为该党成员的选民才能参加该党初选;半封闭式制度则给予政党一定自主权,由政党决定是否允许无党派选民参与;“向无党派选民开放”制度允许没有登记党派的选民选择一个政党参加初选,但已经登记为其他党派的选民通常不能跨党参与。 第六类“多党候选人初选”与前五类存在更本质的区别,其允许将不同党派候选人放在同一场初选中,由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共同投票,再根据得票排名筛选进入国会普选的候选人。总体上,初选的形式多样,为选民筛选出了在中期选举中的主要候选人。

在两党选出大部分本党候选人后,投票环节也将开启。虽然中期选举日是11月3日,但各州允许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所以在9月至10月就会有许多选民通过邮寄等方式提前投票,而非一定要等到中选当日。随后,11月3日中期选举日当天,各州开启正式投票,届时会决定众议院和改选的参议院席位的归属。新一届国会成员将于2027年1月3日正式就职,开始影响立法和关键的人事任免。

(二)中期选举的选情如何?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有什么变化?

从目前中期选举的预测情况来看,共和党在通胀反复、美伊战争、关税摩擦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下,大概率丢失众议院,而参议院目前局势仍不明朗,民主党实际控制参议院并形成优势的难度仍然较高。

众议院方面,选情较为清晰,结合各机构和博彩网站预测以及历史经验,民主党大概率获得控制权。上一次总统选举以来,民主党以214席对219席落后共和党,另有佛罗里达第20选区和得克萨斯第23选区2个空缺席。佛罗里达第20选区为深蓝选区,因此民主党实际仅需净增3席即可夺回多数。270 TO WIN预测显示,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可能赢下221个席位,共和党赢下208个席位,另有6个众议院席位处于摇摆状态。此外,Cook Political Report和Decision Desk HQ的最新评级也持续向民主党倾斜。Fox News Power Rankings在9月初将四个众议院选区向民主党方向调整。Inside Elections在9月中旬又将九个战场选区移至民主党有利方向,萨巴托水晶球同期也向民主党方向调整了八个选区。从博彩网站预测概率来看,Polymarket数据显示民主党有90%的概率控制众议院,Kalshi则预测有88%。目前来看,众议院选举的悬念不大。

参议院方面,选情更为焦灼,民主党需要在选举中净增4个席位才能夺回控制权,实际操作层面难度依然较大;且即使控制4席位并形成51-49的多数,也可能受制于亲特朗普的宾州民主党参议院费特曼(Fetterman)的制约。因此,虽然博彩预测目前转为倾向于民主党赢得参议院,其取代共和党形成实际控制依然困难。

参议院当前格局为共和党53席、民主党47席(其中包括2名独立人士)。2026年改选35个席位,其中23席由共和党持有,民主党需要净增4席才能夺回控制权,形成51-49的参议院格局,才能避免共和党副总统在参议院平票时行使特别权力,这从实际角度依然困难。下列是两党竞争比较激烈的选区:

(1)北卡罗来纳(目前属于共和党,倾向于民主党获胜):共和党参议员Tillis退休,前民主党州长Cooper对阵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Whatley。Cooper在北卡拥有深厚的选举履历,曾四次赢得全州选举,民调显示库珀保持稳定领先。该席位被普遍视为民主党最可靠的翻转目标。

(2)缅因(目前属于共和党,略倾向于民主党获胜):共和党参议员Collins面临连任挑战。民主党的州参议院前议长Jackson替换了此前初选中获胜但爆出丑闻的Platner。Collins在贸易等问题上与特朗普保持距离,但缅因州仍有分裂投票的传统。民调稀疏且接近的情况下,Jackson仅保持微弱领先,不过依然可能胜出。

(3)俄亥俄(目前属于共和党,摇摆中):前民主党参议员Brown对阵共和党参议员Husted。部分民调显示Brown领先,其他显示Husted领先,选情不明。分析机构将俄亥俄州从共和党控制下调为摇摆,民主党仍然有望获取控制。

(4)阿拉斯加(目前属于共和党,摇摆中):共和党参议员Sullivan对阵民主党前众议员Peltola。民主党的Peltola在8月非党派初选中,选票大幅领先Sullivan,表明其可能占据优势;此外,另一位共和党人也进入11月选举,可能存在分流选票的情况。阿拉斯加的排名选择投票制度可能对Peltola有利,民主党同样可能获取控制。

(5)爱荷华(目前属于共和党,摇摆中):民主党州众议员Turek对阵共和党众议员Hinson。当前两人在不同民调同样各有胜负,且较为接近,目前主要机构认为爱荷华也从倾向于共和党转为摇摆状态。

(6)密歇根(目前属于民主党,但存在共和党胜选的压力):民主党参议员Peters退休后,进步派El-Sayed在激烈的初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温和派Stevens。El-Sayed由于左翼倾向,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疏远了部分黑人和犹太裔选民。共和党候选Rogers在2024年仅以不到2万票之差落败。如果El-Sayed受到其左翼倾向的反噬,Roger存在胜选空间,密歇根州目前也是摇摆状态。

(7)新罕布什尔(目前属于民主党,但存在共和党胜选的压力):与密歇根情况类似,当前从倾向于民主党胜选转为摇摆,结果较难确定。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民主党想控制参议院,需要在(1)-(5)中至少赢得4席,同时不能丢失(6)和(7),否则将难以维持51个席位的多数。北卡罗莱纳和缅因两州民主党胜选概率较高,但剩余都是摇摆州,结果难以确定,这也意味着民主党在参议院“大获全胜”的容错率很低。因此,民主党控制两院的概率并不高。

此外,即使民主党可以以51票的优势控制参议院,想要否决共和党提案也需要所有参议员的通力配合,这也存在难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宾州民主党参议院费特曼(Fetterman),其多次对特朗普政府表达好感,政治主张明显右倾;如果在关键议题和人事任免上,费特曼转为支持共和党,那么将形成50-50的平票局面,届时副总统万斯就可以行使特殊投票权力,使共和党最终以51-50通过法案或任命。

特朗普当前的支持率并不乐观,其在战争和物价两项关键议题上失分严重,这也意味着共和党丢失众议院是大概率事件。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处于低位。不同民调机构由于调查时间、样本和统计方法不同,对具体支持率的测量存在一定差异,但近期主要调查总体指向相似:特朗普支持率大致处于30%后段至40%左右,不支持率明显高于支持率。RealClearPolling的多机构平均值目前约为39.6%支持、57.1%不支持,净支持率约为-17.5个百分点。其他机构的调研的支持率也基本都处于40%或更低。

生活成本是当前全国政治环境中最值得关注的变量之一。Reuters/Ipsos于8月28—31日进行的调查显示,47%的注册选民将生活成本列为决定2026年中期选举投票的最重要单一因素,明显高于民主价值与制度规范、移民和犯罪等其他选项。这一关注并不存在明显的党派局限:共和党、民主党和独立/其他选民中分别有49%、43%和50%选择生活成本,显示这一议题已经形成较广泛的跨党派压力。伊朗问题同样重要,Ipsos调查显示,有61%的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仅27%的民众认可,支持同样薄弱。

从Pew的调查来看,共和党的相对优势主要集中在犯罪与移民。在犯罪政策上,43%的美国成年人更认同共和党立场,29%更认同民主党,共和党领先14个百分点,是其当前优势最明显的主要政策领域;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同样以41%对36%领先民主党。不过,与2025年9月相比,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的领先幅度已从9个百分点缩小至5个百分点。

民主党的传统优势则更多集中在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 其在医疗和环境与气候政策上均领先共和党14个百分点,在堕胎问题上领先10个百分点,在教育政策上领先9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政策的党派差距长期较为稳定:2026年7月42%的美国成年人更认同民主党立场,仅28%更认同共和党。

(三)中期选举的潜在结果

如前文分析,当前共和党大概率丢失众议院,但仍有望以微弱优势保住参议院,这也是我们的基准预测。我们将中期选举后两院的情况大致分为四种:

(1)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共和党控制参议院(60%):这一情况将形成典型的“分裂政府”格局。众议院层面:任何新的重大税改立法都将基本冻结。由于参议院仍由共和党控制,共和党在2025年通过《大而美法案》时使用的预算和解程序(reconciliation)在新一届国会中将无法再次使用,因为预算决议需要两院共同通过。民主党可以利用众议院多数地位,拒绝推进包含共和党优先事项的预算决议,从而关闭新增减税的立法通道。其他立法方面,重大立法(如全面税改、激进气候法案)几乎不可能通过。两党仅在少数有共识的领域,例如加密货币税收框架、对华法案等,存在有限合作空间。民主党施压共和党的能力将显著提高,民主党将掌控各委员会主席职位和传唤权,可对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战争决策、家族商业交易、爱泼斯坦文件处理、白宫宴会厅项目等展开广泛调查;此外,民主党在众议院可以简单多数通过弹劾条款,程序上可行,不过目前看参议院的67票非常难以达到,实际政治可行性有限。

参议院层面,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将继续作为特朗普立法议程的“防火墙”,但受制于众议院的立法僵局,其通过重大法案的能力也极为有限。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仍可通过参议院简单多数确认,但个别争议人选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查。民主党参议员在确认投票中可能获得更大影响力,尤其是在共和党内部存在分歧时。

(2)民主党控制两院(25%):如果民主党控制两院,将对特朗普政府的新立法和财政拨款与预算形成全面封锁(虽然在51-49的控制下仍存在民主党参议员倒戈的风险),也将拥有完整的调查和传唤权力,对特朗普政府的人员形成威胁。众议院方面:理论上,民主党可以尝试逆转部分《大而美法案》中的减税条款,尤其是针对高收入群体和企业的减税;不过,在参议院层面逆转减税难度依然较大,因为需要部分共和党人支持撤销减税。此外,民主党将推动其优先议程,如扩大医疗补贴、提高最低工资、气候相关投资等。不过,在参议院这类法案仍需60票才能通过,除非使用预算和解程序。虽然民主党推动其核心议程存在难度,但特朗普政府只能更多利用行政命令绕开立法层面,其预算也将面临更多困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赤字会明显缩减,只是赤字投入的方向可能发生变化。而在控制两院的情况下,民主党在众议院同样掌控各委员会主席职位和传唤权,且可以在参议院层面对人事任免施加更大压力。

参议院方面,民主党可以明显阻挠特朗普政府新的人事任免。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将面临极为严格的审查。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可以拒绝安排确认投票,或要求提名人提供更多文件和信息。极端情况下,关键内阁职位可能长期空缺,特朗普将被迫依赖代理官员维持政府运转。

(3)共和党控制两院(10%):如果共和党仍然能控制两院,那么当前推进的减税、关税、战争、边境执法、扩大能源生产、金融监管放松和推动加密货币等特朗普政府的核心议程都可以延续,虽然这类情况出现的概率较低。1982年以来的11次中期选举中,总统党有9次在众议院失去席位,仅1998年克林顿时期和2002年小布什时期实现席位增加。其中,1994年、2010年和2018年的损失分别达到54席、63席和41席。若进一步拉长时间观察,Brookings统计显示,1938—2022年的22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党有20次在众议院失去席位,仅1998年和2002年例外。

(4)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控制参议院(5%):此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低,明显不符合当前状况,因此不做过多讨论。

二、中期选举与特朗普后半程叙事

综合中选博弈态势,本章将以“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的分裂国会格局作为基准情景,分析中期选举后特朗普后半程任期的政策环境变化与宏观叙事演进。

(一)财政政策:新增空间受限,存量赤字刚性延续

美国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新增赤字扩张斜率的压降。当前,美国财政陷入“高赤字—高债务—高利息”的自我强化循环:社保医疗等强制性支出受老龄化驱动刚性扩张,利息支出随债务规模与再融资成本上升而被动激增,2025年减税法案又系统性压低了财政收入中枢;三者叠加构成了强大的存量刚性约束,远超选后两党增量政策的调整空间。因此,分裂国会虽能制约新增扩张性立法的出台,但在高赤字基数与债务滚续压力下,未来美国国债供给表现为“增量边际放缓”,而“总量仍将维持高位”,中长期结构性融资缺口依然存在。

在存量财政负担中,社保和医疗支出主要受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上升等因素驱动,构成了财政赤字的刚性下限。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社保等强制支出压力持续增加。伴随婴儿潮一代持续老龄化以及医疗成本的高企,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社保和医疗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从2027财年的8.7%升至2036财年的10.1%,两者的增量将占据该阶段整体强制性支出增量的81%。另一方面,此类支出的制度设计具备较强的政治与法律刚性。社保和医疗保险支出主要依据现行法律规定的资格条件执行,短期不受年度拨款周期的直接干预。虽然国会可以通过立法调整福利政策,但在分裂国会的政治格局下,涉及福利削减的改革面临较高的政治阻力,短期内大幅压降支出的空间有限。

除社保和医疗外,利息支出同样为强制性支出,当前正呈现出“债务扩张—利息增加—赤字扩大”的传导链条。首先在债务端,存量刚性债务面临规模扩张与成本抬升的压力。随着前期发行的低息债务陆续到期并通过新债进行再融资,较高的新发债利率正逐步传导至存量债务;据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至2036年间美国债务规模将持续扩张,且平均融资利率将由3.4%升至约3.9%。债务规模的扩张与融资成本的上升,进而导致了利息支出的增加。目前,利息已成为仅次于社保和医疗保险的美国政府第三大支出项目,预计2026财年净利息支出将超过1.0万亿美元(占GDP的3.3%),并在2036年进一步升至约2.1万亿美元(占GDP的4.6%)。最终,高昂的利息负担推升了整体财政赤字。由于利息支出不受年度拨款程序的直接控制,即便中期选举后新增的财政扩张步伐有所放缓,这部分由存量债务衍生出的利息负担仍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刚性变量,导致财政赤字被动且持续地扩大。

在支出端面临刚性约束的同时,财政收入端也被2025年签署的减税法案大幅压低,进一步抬高了未来的财政赤字基线。首先,该法案锁定了较大的长期财政代价。该法案在2025至2034年将使基本赤字增加约3.4万亿美元(其中收入减少约4.5万亿,部分被支出减少的1.1万亿所抵消),并衍生出约7180亿美元的额外债务服务成本,合计将使赤字增幅达4.1万亿美元。其次,中期选举的结果短期内难以逆转这一既定事实。该法案已将上一轮主要个人所得税减税措施固化为现行法律,系统性压低了财政收入中枢。即便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众议院,受制于参议院阻力与总统否决权,撤销该法案的可能性较低。

面对存量财政负担的刚性,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改变的主要是财政扩张的斜率与支出结构,美国财政转向全面收缩的概率较低。在立法层面,立法约束显著压降了新增财政法案的通过概率。由于众议院对税收和拨款立法具有重要的程序性影响,民主党夺回众议院意味着,新增大规模减税或产业补贴等政策的通过难度明显上升。在支出领域上,两党围绕优先领域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两党大概率会围绕各自的优先领域(如国防、福利、能源等)展开拉锯,任何一方试图削减对方优先支出的举措均可能面临较大阻力。因此,财政政策更可能表现为新增扩张放缓,但存量财政负担仍将使财政赤字维持在较高水平。

综合存量与增量分析,分裂国会后美国国债供给可能呈现增量边际放缓的趋势,但总量仍将维持在高位。一方面,即使增量放缓,供给总量依然较大。2026年下半年净融资预计超过1.4万亿美元,财政部也于8月明确核心债券拍卖规模将维持至少数个季度不变。虽然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有望收窄2027至2028年的净融资增量空间,但目前2026财年高达2.1万亿美元的赤字基数叠加债务滚续,决定了总发行量难有实质性下降。另一方面,中期结构性融资缺口依然存在。基于8月一级交易商预测的中位数,在当前发行假设下,2027至2028财年仍可能面临约1.45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后续需通过调整发行结构加以弥补。

(二)增长与通胀:需求降温与供给约束并存

分裂国会格局下新增财政刺激受限,将向需求侧传导压低传统部门增长动能,但关税与能源等供给侧扰动依然存在,使通胀回落具有较强粘性,因而形成“需求降温叠加通胀粘性”的宏观组合。在该组合中,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加剧:传统部门的疲弱,而人工智能资本开支维持韧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周期能否持续对冲传统经济的下行压力,将成为决定未来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的关键变量。

新增财政刺激的减少将使得财政对政府支出的边际拉动减弱,叠加居民部门收入的放缓,总需求增长动能趋于放缓。从政府支出端看,财政对总需求的拉动已显现减弱迹象。2026年二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折年率由一季度的2.1%放缓至1.5%,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总额由正贡献转为拖累项(拉动率由0.74个百分点降至-0.14个百分点)。尽管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将高达23.3%,并在2027至2028年维持在类似高位,但高支出占比更多体现财政支出的存量规模,其增量大概率由社会保障、医疗和利息等刚性项目驱动,能够形成新增需求的财政空间有限。从居民收入端看,消费韧性正在边际退潮。截至2026年6月,各收入阶层薪资增速较2025年1月普遍回落约0.5至1.1个百分点,且个人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呈持续回落趋势,从2023年的7%回落至2026年7月的0.45%。在薪资支撑减弱的制约下,居民耐用品消费等支出将受到压制。综合来看,需求侧的边际走弱具有双重宏观含义:一方面,政府和居民支出增速放缓将降低终端需求对生产活动的拉动,企业订单等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增长动能因此受到压制;另一方面,需求降温将推动商品、服务价格回落,从而为需求型通胀继续降温提供支撑。

与需求端降温形成对比的是,关税与能源价格将从供给侧对通胀形成扰动,两者冲击虽趋于缓和,但仍将使通胀回落过程保持较强粘性。在关税层面,高税率与供应链重构的摩擦成本推升了核心商品成本中枢。分裂国会的格局限制了总统的权力空间,使得未来出台更多新增关税政策的难度上升,但既有关税的影响仍在延续。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2025年初美国进口加权平均法定关税率约2%,在同年4月因对等关税一度升至22%左右;此后IEEPA关税取消推动关税率明显回落,但7月24日Section 122到期后,新的Section 301关税接续生效,关税率并未进一步下行,目前仍维持在10%-11%左右,较2025年初高出约8个百分点。同时,关税推动企业降低对高关税来源地的依赖并调整生产和采购布局,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并带来生产环节重新配置、库存及物流等额外成本。高位关税成本与间接的供应链效率下降将共同抬升核心商品成本中枢,使通胀回落过程更具粘性。在能源价格层面,地缘博弈的外生不确定性使能源通胀的扰动难以彻底消除。分裂国会的格局同样会使特朗普单方面发动或扩大对外军事行动的政治阻力上升,地缘冲突大幅升级的风险有所收敛,推动能源冲击边际缓和;但美国国内政治制衡并不能决定其他冲突参与方的行为及能源供给恢复进程。因此,原油价格的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回落过程可能反复,并对通胀产生扰动。一方面,能源价格直接影响汽油等能源分项价格,另一方面还会通过运输、生产等成本渠道向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从而对整体通胀形成阶段性扰动。

作为经济软着陆的关键变量,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开支正肩负起对冲传统经济走弱的重任。从近期数据来看,私人投资中的AI相关分项已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2026年第一、第二季度,国内私人投资总额对实际GDP的拉动分别约1.35和0.53个百分点,分别贡献了总GDP增速的65%和35%,为当前经济增速的主要支撑。进一步拆解投资结构可以发现,当前的资本扩张高度集中于设备和知识产权投资。在2026年上半年的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拉动约0.8个百分点)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拉动约0.5至0.7个百分点)为核心驱动力,而传统的建筑投资则形成约-0.1个百分点的拖累。考虑到设备和知识产权投资与AI算力、数据中心及相关软件投入具有较强关联,AI资本开支已成为当前私人投资的重要增量来源。展望未来,若AI投资周期能够维持扩张并逐步转化为生产率提升,将进一步增强美国经济增长韧性,为传统需求走弱提供一定对冲,从而提高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反之,若AI资本开支周期见顶,在新增财政刺激受限的背景下,私人投资支撑减弱可能进一步放大传统经济动能下行压力,美国经济增长的失速风险或将暴露。

(三)货币政策:外部宏观演变与内部框架重塑

1.外部环境:中期选举后的货币政策环境

中期选举带来的宏观格局演变,将影响美联储面临的政策环境。新增财政刺激的减弱主要通过需求与国债供给两条路径产生影响:在需求端,增量财政政策受限推动总需求边际降温,并缓解了需求型通胀压力;在国债供给端,净融资需求的下降减轻了市场的承接压力,有助于缓解中长端债券市场供强需弱的格局。与此同时,关税高位、供应链重构及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供给侧通胀扰动仍然存在,其粘性与反复性使美联储在通胀与增长之间的政策权衡更为复杂。

新增财政刺激受限缓解了美联储在通胀治理与资产负债表正常化两方面的政策压力。在需求端,总需求的放缓减轻了需求型通胀压力。财政脉冲减弱带动总需求扩张放缓,削弱了核心服务涨价动能,推动需求型通胀压力回落,从而一定程度缓解美联储对于通胀维持高位的担忧。在国债供给端,新增供给的缩量改善了债券市场供强需弱的格局。在美联储推进缩表、央行买盘逐步退出的背景下,国债净融资需求下降意味着市场需要承接的新增供给减少,有助于缓冲央行需求退出带来的供需压力,缓解中长端债券市场供强需弱的格局,并降低了市场流动性因供需失衡而大幅收紧的尾部风险,从而为美联储推进资产负债表正常化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

尽管财政扩张受限为货币政策调整带来一定空间,但供给侧通胀扰动是美联储所面对的核心约束。一方面,高税率的延续及全球供应链的被动重构,系统性抬升了核心商品的成本中枢。另一方面,地缘博弈的不确定性导致油价可能出现阶段性脉冲,对整体通胀形成扰动。供给侧通胀的反复与粘性,使得美联储无法单凭需求端回落便确认通胀回落的趋势。在“需求走弱叠加通胀粘性”的基本面组合下,美联储的宏观应对难度显著上升,需要更加依赖就业、通胀、需求等多维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也进一步凸显了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必要性。

2.内部机制:框架改革有助于重塑联储信誉,但核心变量仍是中期选举后的宏观环境

如果说中期选举后的宏观环境演变改变了美联储所面对的“输入变量”,那么沃什主导的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则重塑了美联储处理这些变量的“反应函数”。自沃什接任美联储主席以来,其在2026年6月FOMC会议上宣布设立五个特别政策工作组,标志着美联储底层框架的重塑已进入执行阶段。在各项改革中,重点关注沟通框架从“前瞻指引”转向“反应函数”,资产负债表转向结构性缩表,通胀框架引入截尾均值等降噪指标。

具体来看:

其一,沟通框架的重构:从前瞻指引转向反应函数。在过去几年宏观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前瞻指引使得美联储陷入“维持既有沟通可能导致政策滞后、调整政策路径则增加沟通成本”的两难。以此为鉴,沃什确立了“反应函数清晰、政策路径模糊”的基本原则,在增强市场对决策逻辑理解的同时,减少对未来利率路径的预先承诺。这一转变意味着美联储的沟通将从“最大透明”转向“有效透明”:美联储仍会解释宏观变量如何影响当次决策及风险情景,但其会弱化对未来利率路径的暗示(如大幅精简声明篇幅、可能取消点阵图等)。随着前瞻指引弱化,市场对政策的判断将更多依赖宏观数据、金融条件及美联储反应函数之间的映射关系,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将有所上升。

其二,资产负债表的重构:结构性缩表与流动性体系重构。多轮量化宽松后,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不仅削弱了资产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也使得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模糊,并大幅压缩了应对未来危机的空间。为此,沃什主张通过缩表降低市场对央行流动性托底的依赖,并主动撤出对长端利率的干预。在操作方向上,美联储预计将沿着“结构性缩表”推进:资产端呈现“卖长买短”特征,逐步减持长期国债与MBS、增配短债;准备金端则通过控制再投资节奏,逐步向稀缺准备金体系回归。新框架下,投资者需更加关注美联储持仓久期、MBS减持进度与美元流动性,美联储实际操作动作(如抛售MBS等)的信号意义也将上升。

其三,通胀框架的重构:通胀趋势识别与政策判断优化。现行通胀指标存在明显滞后(CPI居住分项滞后实际租金12-18个月)且难以区分冲击来源,易导致政策误判。针对这一痛点,新框架在坚守2%目标的前提下,重点优化了通胀的衡量体系。沃什提出引入“截尾均值”、“中值通胀”等多维降噪指标作为核心政策参考,以更准确地识别经济中的潜在价格变化。这一改革将使美联储的决策重心聚焦中长期通胀趋势确认。除非多项降噪指标共同确认通胀趋势发生持续性改变,否则美联储将主动淡化短期数据超预期对货币政策路径的直接干扰。在当前“需求走弱叠加通胀粘性”的复杂环境中,这一框架调整赋予了美联储更大的政策定力,减少了因暂时性数据波动而频繁调整货币政策的风险。

而对于美债利率来说,这三项改革的影响方向一致但作用维度不同:沟通框架会通过提高政策路径不确定性,直接推升期限溢价;资产负债表重构通过减少央行长端需求,间接推升期限溢价;通胀框架则通过改变数据解读方式降低短期数据对政策的扰动,使市场更聚焦趋势确认。三项叠加意味着,期限溢价的抬升是多维度的——既有政策不确定性溢价,也有供需结构溢价,还有数据验证方式变化带来的定价权重转移。通胀框架带来的认知不确定性可能加强沟通框架与缩表推升期限溢价的效果,形成共振。在此背景下,单一基本面因素的回落可能不足以改变期限溢价中枢上移的趋势。

就中期选举而言,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分裂国会带来的财政环境变化会否改变美联储的政策空间。影响可能是双向的:需求端方面,财政脉冲减弱推动总需求降温,缓解了需求型通胀压力,降低了美联储继续加息的必要性。供给端方面,国债净融资缩量减轻了市场承接压力,为美联储推进资产负债表正常化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但关税与能源等供给侧通胀扰动不受国会格局影响,仍是核心约束。综合来看,中期选举通过财政渠道使美联储的政策天平从“抗通胀优先”向“平衡通胀与增长”方向倾斜,但供给侧约束决定了美联储不会轻易转向宽松,更可能维持观望、等待通胀趋势明朗。

(四)短期与中期风险:政府停摆与债务上限冲击

中期选举后,美国财政或面临短期与中期的双重风险。短期来看,尽管临时拨款法案已将政府资金延长至12月11日,但年底停摆风险仍未消除,一旦停摆导致宏观数据缺失或延迟,将阻碍市场对货币政策路径的判断并推升期限溢价;中期来看,2027年上半年美国或再次触及债务上限。在“先收后放”的融资节奏下,债限提高或暂停后的集中发债与TGA重建可能引发阶段性的供给冲击,并给长端利率带来上行风险。

1. 短期风险:政府停摆导致的数据扰动效应

9月初,国会通过并由特朗普签署临时拨款法案,将联邦政府资金延长至12月11日,暂时避免了9月底的停摆。但此次临时拨款法案只是推迟了风险。当前国会尚未完成全部12项2027财年全年拨款法案,在分裂国会的格局下,两党围绕核心支出议题的分歧依旧较大。12月11日到期后,受中期选举后的政治博弈加剧的影响,年底再次依赖临时拨款法案推迟、甚至出现阶段性停摆的风险仍然存在。

政府停摆的主要扰动在于宏观数据缺失或延迟对货币政策判断形成干扰。停摆期间,联邦统计机构(如劳工统计局和经济分析局)运行受到影响,进而导致非农就业、CPI及个人消费支出等核心经济数据的采集、编制与发布被迫中断或延迟。例如2025年停摆期间,BLS曾暂停部分CPI数据采集,并出现就业数据和CPI发布延迟。在当前美联储前瞻指引弱化的背景下,市场将更大程度依赖即时的宏观数据评估经济变化是否足以触发美联储新的反应函数,进而判断未来的政策方向。若关键数据出现较大范围缺失或延迟,市场跟踪经济基本面边际变化的线索将被削弱,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上升,并可能进一步推升期限溢价。

2. 中期风险:债务上限导致的“先收后放”式供给冲击

当前美国债务上限为41.1万亿美元,而总债务已升至40.1万亿美元。按最新一期财政部融资规划中每季度约0.4万亿美元的增长路径测算,美国可能于2027年上半年再次触及上限。

债务上限周期对美债市场的影响在于财政融资节奏的“先收后放”。触及上限后,财政部无法继续通过常规发债扩大受限债务规模,更多通过消耗TGA账户现金维持财政支出,国债净供给阶段性收缩,但财政融资需求并未消失,而是被推迟至债限提高或暂停后释放。债限提高或暂停后,财政部既需恢复赤字融资,又需重建TGA账户,因此可能带来阶段性发债放量。例如,2023年债限暂停后,TGA余额由5月的阶段性低点500亿美元快速升至7月中旬的5500亿美元;同时,三季度美国财政部净融资规模达1.07万亿美元,明显高于二季度的-49亿美元。较大的供给冲击,叠加当时CPI同比在3.5%附近高位震荡、回落趋势停滞,抗通胀叙事无法闭环,推动10Y美债利率触及5%的高位。后续需留意再次达到债务上限后,集中发债与TGA重建可能引发的阶段性供给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率上行风险。

(五)产业与监管:立法受阻,行政工具强化

基准情景下,产业与安全议程仍将延续,但政策实现方式将更多向行政、贸易和管制工具倾斜。在分裂国会格局下,税收调整、大规模拨款与综合性立法达成共识的难度上升,新增大额减税和一揽子产业补贴的推进空间相应收窄。然而,国家安全、技术竞争力和供应链韧性等核心议题仍具有较强的跨党派基础,相关产业政策不会因立法受阻而退出。首先,行政部门仍可依托既有法律授权,通过行政规则、贸易救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推进相关议程;其次,国会仍可通过拨款、监督和立法程序对政策实施形成约束。因此,中期选举对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多体现为政策落地方式和执行节奏的变化,而非产业与安全议程本身发生根本转向。

针对不同领域的共识程度,中期选举后的政策演化将呈现明显分化:

一方面,在具备较强跨党派共识的领域,政策方向的延续性相对较强,后续博弈主要集中于项目推进和资源配置。半导体、国防、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较为坚实的跨党派基础。首先,上述领域同时涉及国家安全与技术竞争力,两党在强化本土产业能力、降低关键供应链依赖等方面具有一定政策重叠,因此中期选举后较难出现方向性逆转。其次,分裂国会下,众议院对优先项目的审视以及拨款谈判可能影响具体项目的推进力度、实施节奏和配套条件,政策变化更多体现于执行层面。以AI产业发展为例,两党对AI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持技术竞争力具有较强共识,因此中期选举后产业发展方向预计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考虑到分裂国会下新增大规模财政支持的推进空间有限,政府对AI产业的支持将更多依托既有预算和行政权限,通过国防需求、政府采购、技术标准等方式继续推进。

另一方面,在党派分歧更为突出的领域,政策不确定性将更多体现于监管规则、执行尺度与实施节奏的调整。清洁能源、医疗、金融监管、人工智能监管、环境与劳工等领域涉及财政分配、监管边界和社会政策,两党分歧较大,综合性立法较难形成稳定共识。首先,清洁能源与环境领域既有政策反转的制度和经济成本较高,新增大规模绿色立法空间相对有限,但许可审批、监管细则和补贴执行节奏仍可能发生变化。其次,医疗支出具有较强刚性,大规模削减空间有限,政策博弈更多集中于医保规则、药价和支付政策。再次,金融监管的大规模立法调整难度较高,政策变化更多取决于监管机构取向、执法强度和具体规则。最后,在AI监管层面,与产业端具备的共识所不同,两党在隐私保护、竞争政策和模型安全等监管边界上分歧较大,相关政策更可能通过部门规则、行政指导等方式逐步调整。

进一步看,随着综合性立法空间收窄,行政、贸易和管制工具在政策执行中的相对重要性将上升,但其作用仍受到国会预算约束。首先,行政规则和行政行动能够针对具体领域调整政策方向,相较综合性立法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但其持续性仍受到司法审查和后续政策调整影响。其次,政府采购可通过供应商准入、技术标准和合同条件引导需求结构,但采购规模仍取决于国会拨款。再次,贸易救济、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能够直接作用于贸易条件以及技术、资本跨境流动,因而更容易成为产业与安全政策的执行抓手。最后,在部门预算层面,政策调整主要体现为既有预算框架内的资源配置、项目优先级和执行节奏变化,新增大规模财政支持仍需国会授权。由此,产业政策的落地形态将更多从大型综合法案转向行政行动、规则调整和具体项目推进,政策节奏也更容易受到单项政策和事件影响。

综合来看,中期选举对产业政策的最终影响集中体现为“方向相对稳定、落地方式变化”。一方面,安全、科技和供应链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政策延续性,后续重点在于项目执行、政府采购和订单兑现;另一方面,党派分歧较大的领域更容易受到监管规则、政策执行和诉讼环境变化影响。随着综合性立法空间收窄,产业政策的实施将更多依赖行政行动、规则调整、贸易工具和具体项目推进,政策落地也将更加体现为分领域、分项目的渐进式调整。

(六)对华政策:竞争方向延续,政策工具有所分化

美国对华科技、产业和供应链政策具有较强延续性。随着出台综合性对华立法的门槛抬升,政策落地将更加倚重存量的行政裁量与贸易管制手段,但其执行效果仍无法脱离国会的拨款约束与程序监督。因此,国会控制权变化更多影响政策的实施方式与边界条件,而难以单方面改变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在这一基准情景下,两党对华政策的差异主要通过不同的工具组合体现。具体来看:

共和党在对华政策工具上更侧重关税、单边出口限制、投资管制和行政制裁。上述工具较多依托既有法律授权和行政机制,对新增综合性立法的依赖相对较低,在国会约束增强的背景下仍具有较高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关税领域的既有安排延续或微调,通常比新立对华综合法案更具现实性;单边出口限制和投资管制主要围绕特定技术与资本流动实施限制;行政制裁则针对特定实体及规避行为。总体来看,共和党的工具组合偏向单边施压,实施相对灵活,但最终落地强度仍需与国会约束一并考量。

民主党则可能更重视盟友协调、产业补贴以及劳工、人权和环境标准等。众议院民主党话语权上升主要通过国会监督、政策条件及议程设置等方式,提高上述偏好在对华安排中的权重。在具体执行中,大规模新增产业补贴仍面临立法阻力,产业支持更可能依托既有政策框架延续;劳工、人权和环境标准则可能进一步嵌入贸易、采购与供应链政策,增加相关领域的合规与准入要求;盟友协调则更多影响相关政策的推进方式和协调程度。因此,协调机制与标准约束的增加,并不等于战略收缩或实质松绑,对华竞争的议程主线仍在延续。

因此,基准情景下民主党取得国会控制权难以直接带来中美关系系统性缓和,重大政策缓和空间依然有限。政策变化更可能体现在实施节奏、行业范围和政策工具三个维度。一是实施节奏方面,国会层面的监督与党派博弈可能增加政策摩擦,导致相关调查、执法及政策落地速度出现波动;二是行业范围方面,对华科技、产业和供应链限制所覆盖的具体环节可能有所调整,但总体仍将遵循竞争与安全逻辑进行管理,范围调整并非战略转向缓和的信号;三是政策工具方面,单边管制与多边协调、直接限制与标准约束之间的相对权重可能发生调整。

对市场而言,核心含义有三:一是不确定性溢价延续但不再加剧:总统单边工具的使用受到更多国会监督约束,中美摩擦大幅升级的概率边际下降,但存量关税和出口管制延续,不确定性溢价仍存;二是行业影响分化:半导体、AI、关键矿产等跨党派共识领域受政策波动影响较小,清洁能源、医疗等党派分歧领域受监管规则和执行节奏变化影响较大;三是政策工具从“立法冲击”转向“规则摩擦”:大规模对华立法难以通过,但行政规则、贸易救济和投资审查的使用频率可能上升,对相关行业的合规成本形成持续压力。

三、中期选举的全球资产影响

(一)大宗商品

全球原油价格的核心定价重心取决于市场整体供需平衡格局。中期选举对原油供给端的直接影响,体现在能源政策偏好上。美国两党在能源监管上长期立场对立,共和党传统上支持扩大美国国内原油产量,而民主党更注重环保诉求。基准情形下,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可能推动强化对页岩油开采的监管,共和党推动的放开联邦土地油气开采、简化管道审批等政策落地难度加大。本土产能将维持偏平稳的运行节奏,新增原油供给受限。但从供给端来看,最关键的变量仍是OPEC+,仍需关注地缘格局变化对全球原油产量的影响。

中期选举对原油需求端的直接影响,将表现为美国原油需求增长弹性收敛。跛脚鸭执政格局下,参众两院党派分歧与政策博弈加剧,美国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难以落地实施,跨党派经济刺激、消费补贴、产业扩容等法案推进难度提升,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托底力度将有所弱化。财政扩张受限将间接抑制美国终端消费活力与工业景气修复节奏,对原油终端消费需求形成边际约束。相较于单一政党执政的政策环境,分裂国会的格局下原油需求上行空间受限。

如上所述,地缘博弈仍是能源价格重要的外生影响因素,对供给端的冲击将直接影响原油价格走势。国会分裂带来的行政权力制衡,将提升美国单方面发起或扩张海外军事行动的政治成本,地缘冲突极端升级的风险有所回落,全球能源供给端的极端冲击预期降温。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制衡仅约束自身对外决策行为,无法干预其他冲突主体的策略选择,也不能主导全球能源供给修复节奏与区域地缘格局演变。地缘不确定性仍将持续存在,原油价格运行过程中易出现预期反复,震荡特征持续,将对全球能源通胀及整体物价水平形成扰动。

因此,在本次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共和党守住参议院、政府进入跛脚鸭状态的基准情景下,美国中期选举将推动原油市场进入“极端上行空间收敛、震荡特征持续”的运行格局。供给端政策僵局约束美国本土产能扩张,需求端财政扩张受限压制经济与消费复苏弹性。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制衡缓和了地缘极端风险、压缩风险溢价,但无法完全消除外部地缘不确定性与供给扰动。综合来看,中期选举不会改变原油供需基本面核心定价因素,仅修正价格波动区间与运行节奏,油价整体将以区间震荡、涨跌反复为主要特征,仍需重点关注地缘局势的边际变化。

黄金定价将继续围绕实际利率、美元指数、央行购金和地缘风险展开。国会分治约束财政扩张,边际缓释长端利率上行压力,对金价形成结构性支撑,但无法构成趋势性扭转。基准情形下,参众两院党派立场分化、政策博弈加剧,美国新一轮大规模财政扩张、减税落地、产业大额补贴等激进财政政策推进难度显著提升,政府财政支出扩张节奏放缓,财政赤字增速趋于收敛。财政托底力度弱化将适度降温美国经济景气度,市场对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边际回落。同时,财政刺激预期降温意味着美债发行压力边际缓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长端利率上行压力,进而减少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对金价形成支撑,但需要关注的是,高赤字、利息支出和财政治理风险将长期支撑美债期限溢价,中期选举的影响无法构成中长期趋势性行情扭转。

财政扩张受限削弱美元上行空间,美元指数对黄金的压制作用边际缓和但并未完全消退。美国财政扩张受限将直接放缓美债发行节奏,市场美元流动性收紧的边际压力有所缓解。单一党派执政下的强政策确定性优势消退,美元资产的相对吸引力下降,美元指数单边上行的动力被削弱。但同时,在美国经济韧性相对占优、全球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美联储政策维持偏紧基调的背景下,美元指数不存在系统性走弱基础,整体将呈现“上行受限、下行有底”的震荡格局,对黄金的压制作用边际缓和但并未完全消退。

此外,央行购金需求长期持续,跛脚鸭格局抬升制度与政策不确定性,阶段性推升黄金避险配置需求。但地缘博弈的外生不确定性无法完全出清,叠加原油价格波动带来的能源通胀扰动持续存在,产业链成本传导支撑通胀粘性,扰动美联储政策预期,对金价构成反复扰动。

因此,整体金价呈现底部支撑夯实、中枢震荡上移的运行格局。实际利率上行压力阶段性缓释、美元上行空间收敛、政策不确定性溢价抬升、央行购金长期托底,共同构成金价多重支撑;而美债期限溢价刚性、美元基本面韧性、地缘与通胀反复扰动,则持续约束金价上行斜率。

(二)汇率市场

美元指数定价中枢由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周期、美国经济相对强弱、全球避险情绪等因素共同决定。基准情形下,中期选举形成的分裂执政格局,将对美元指数形成结构性、阶段性的双向影响。

众议院制衡将限制特朗普政府财政扩张力度,从经济增长与利率预期层面压制美元。财政端,在本次基准场景下,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后,将全面制衡政府财政预算、新增支出、产业政策落地,特朗普政府难以推进新一轮大规模财政扩张、基建补贴、企业减税扩容等利好经济的政策议程。分裂国会导致的财政扩张受限,将部分缓解美国通胀压力。从利率定价来看,市场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长期高利率的预期将适度降温,美元指数上行空间收窄。财政扩张退潮将导致美国经济边际扩张动能放缓,相较于前期强财政托底的经济强势格局,美国相对全球经济体的增长优势收窄,美元增长溢价边际回落,对美元指数形成阶段性压制。

但是,主要经济体相对利差、美国经济韧性、财政信用改善共同构成美元的支撑力量。一是利差依然是支撑美元韧性的重要变量。即便财政扩张受限带来通胀与加息预期降温,美债相对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国债的收益率优势仍将维持,跨境资本在资产配置层面仍会偏好美元资产,利差优势将持续对美元指数形成基础托底。二是基准情景下,美国经济不会因施政受限出现硬着陆风险。反观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复苏节奏偏弱,美国经济相对全球的韧性优势并未完全消退,这一基本面差异将持续为美元指数提供底层支撑,决定了美元指数难以进入趋势性下行通道。三是众议院民主党将约束政府大规模支出,倒逼联邦财政赤字增速放缓,缓解美国债务规模快速扩张的长期风险,修复美元资产长期信用,为美元指数提供支撑。

同时,政策不确定性将短期抬升美元避险需求。在两院分治格局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移民政策、金融监管、能源政策等核心施政方向,均需经过参众两院双重博弈,大概率陷入反复拉锯的僵局状态。政策落地不确定性的持续抬升,将压制全球风险资产偏好,全球资金避险需求升温。而美元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具备天然避险属性,在全球市场风险偏好调整、海外资产波动加剧的背景下,资金被动回流美元资产,避险溢价抬升将阶段性托举美元指数。

节奏上来看,中期选举落地、跛脚格局确认后,市场短期消化政策不确定性溢价,叠加白宫短期财政维稳动作、全球资金避险需求升温,美元指数将呈现震荡偏强走势。此时财政扩张退潮尚未完全传导至经济基本面,避险情绪与利率利差优势主导,美元指数中枢或小幅上移,波动幅度放大。中期来看,新国会正式履职后,两党政策博弈常态化,财政扩张乏力的利空逐步传导,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边际下修,美元增长溢价回落,推动美元指数从短期高位震荡回落。但受高位利率中枢、美国经济韧性、全球避险需求托底影响,美元指数难以出现深度回调,整体维持高位区间震荡格局。

人民币汇率方面,分裂国会格局,将重塑美国财政、产业与外交政策约束,构成人民币汇率短期外生利好,但人民币汇率走势根本上由基本面与政策框架决定,后续汇率双向波动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分裂国会格局将刚性约束美国后续财政扩张、激进产业政策落地空间,削弱美国经济超额韧性与美联储持续激进紧缩的基础,推动美元指数、美债收益率上行动能放缓,弱化外部美元强势压力;同时白宫单边对华激进制裁、贸易极限施压的政策落地能力显著下降,中美博弈更多转向常态化结构化博弈,跨境资本外流压力也将边际改善。但本轮政治格局变动仅为外部风险缓释,且美国两党对华长期竞争共识未发生根本改变,扰动风险仍将阶段性存在。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定价仍要观察国内基本面与政策框架。

高景气外贸与高位贸易顺差构筑汇率核心韧性支撑。2026年以来,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国内优势产业出口竞争力凸显,依托全球AI资本开支与能源转型需求高速放量,高附加值产品对出口增速形成显著拉动。贸易伙伴呈现多元化特征,也在有效降低单一市场波动的风险。货物贸易收支维持大额顺差,从经常账户层面形成人民币汇率核心支撑。后续外贸韧性延续,新三样、高端机电、AI服务器等产品出口高景气持续,货物贸易顺差持续高位,仍将是人民币汇率的支撑项。

企业结售汇行为提供阶段性流动性支撑但边际走弱。上年末以来,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规模走高,货物贸易结汇率上行,反映出企业集中结汇意愿偏强,结汇动能的延续依然会对汇率形成流动性支撑。后续来看,受美联储鹰派表态、美债收益率高位震荡影响,美元存款收益优势回升,部分企业延缓美元结汇,叠加前期集中结汇需求充分释放,结汇行为的短期上行空间仍待进一步观察。

跨境证券投资分项分化、整体波动加剧。2026年以来,外资对中国股票资产呈现积极态势,尽管3月在美伊冲突影响下,外资股票持有规模出现了阶段性回落,但整体较上年末依然加仓。A股估值水平相对全球市场性价比仍存,随着硬科技产业链高景气延续,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外资净流入的中期逻辑持续。但在美债高收益率比较下,外资对中国债券资产依然呈现减持态势。

宏观汇率调控持续发力,引导汇率理性双向波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指出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9月,央行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当前调控思路在释放汇率弹性、适配内外市场变化的同时,纠正市场单边非理性交易行为,守住汇率大幅波动风险底线。美元兑人民币预计处于双向波动态势。

(三)美债市场

中期选举对美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期限差异。短端美债主要反映未来一至两年的政策利率路径,核心变量仍是就业、通胀和美联储反应函数;中选结果需要通过财政需求、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等中间环节,才能间接影响短端利率。长端名义收益率则可以进一步拆分为实际收益率与市场隐含通胀补偿,两者分别受到经济增长、财政供给、货币政策、能源价格和通胀不确定性的影响。中选能够改变特朗普后半程新增减税和支出的实施条件,但较难迅速改变已经形成的高赤字、高债务和高利息支出格局。因此,分裂国会对美债构成边际利好,主要作用是限制收益率继续上行,尚不足以单独推动长端利率进入趋势性下行阶段。

1.短端利率仍由通胀和美联储政策路径主导

短端美债的核心矛盾仍是高油价背景下的通胀韧性。能源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总体通胀,并通过运输、化工和居民通胀预期向其他价格传导;关税和供应链调整则继续增加商品成本。在通胀尚未稳定回落的情况下,美联储需要维持相对紧缩的政策立场,2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将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就业数据和议息会议保持较高敏感度。2026年9月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后,短端利率进一步计入通胀反复和后续加息风险。截至9月18日,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6%,表明当前市场定价仍以美联储政策路径为主。

中选对短端利率的影响相对间接。如果民主党取得众议院,特朗普政府推动新增减税、综合性财政法案和部分产业支出的难度将上升,财政对总需求的拉动可能边际减弱,进而降低2027-2028年的增长和需求型通胀预期,为美联储后续调整政策创造条件。但这一过程存在明显时滞,且关税、移民限制和能源价格仍可能带来供给型通胀。因此,中选结果可能影响远期政策利率预期,对选举前后的短端利率中枢影响相对有限。

2.长端名义利率由实际收益率与通胀补偿共同支撑

长端名义收益率可以近似拆分为实际收益率与盈亏平衡通胀率:

10年期名义收益率=10年期实际收益率+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

其中,实际收益率反映未来实际政策利率、经济增长、财政供给以及长期债券供需状况;盈亏平衡通胀率则反映市场对未来通胀的补偿要求,其中也包含一定的通胀风险和流动性因素。中选后,财政扩张受限可能压低增长和国债供给预期,推动实际收益率边际回落;但关税、能源价格和供应链调整仍会支撑通胀补偿。因此,分裂国会对长端利率的影响,需要观察实际收益率和盈亏平衡通胀率能否同步下降。

截至2026年9月18日,美国10年期名义国债收益率为5.01%,10年期通胀保值国债实际收益率为2.68%,二者之差对应的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为2.33%。从构成看,当前长端名义利率既受到较高实际收益率支撑,也包含仍有韧性的通胀补偿。实际收益率已经成为长端名义收益率高位运行的重要来源,而盈亏平衡通胀率维持在2%以上,表明市场仍在计入关税、能源价格和供应链成本带来的长期通胀风险。

3.分裂国会可能降低财政扩张斜率,存量赤字仍具有刚性

中选对长端美债的第一条传导路径来自财政增量。若民主党取得众议院,新增减税、年度拨款和综合性产业法案将面临更大阻力,特朗普政府后半程的财政扩张速度可能放缓。财政需求减弱有助于降低中长期增长和通胀预期,也可能缓解市场对国债供给进一步加速的担忧。因此,相较于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分裂国会对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构成边际利好。

但财政改善的幅度不宜高估。美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医疗、国防和利息支出具有较强刚性,中选能够直接影响的主要是新增立法和部分年度拨款。CBO预计,2026财年美国财政赤字约为1.9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到2036年,财政赤字可能升至3.1万亿美元,占比升至6.7%,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01%升至120%。利息支出持续上升,将进一步压缩财政政策的调整空间。

国债供给压力同样难以在中选后迅速下降。美国财政部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私人部门净持有的可流通债务融资规模分别为7390亿美元和6280亿美元。即使新国会限制部分新增支出,财政部仍需要为存量赤字、到期债务和利息支出筹集资金。较大的国债净供给意味着实际收益率需要保持一定吸引力,以推动私人部门承接新增久期。因此,分裂国会更可能降低实际收益率的上行压力,较难推动其迅速回到低位。

4.高油价与关税约束通胀补偿回落

中选对长端美债的第二条传导路径来自通胀补偿。分裂国会可能限制新增财政刺激,缓解部分需求型通胀;但特朗普政府仍可通过行政权推进关税、出口管制、制裁和移民政策。关税提高进口商品成本,移民限制可能增加服务业工资压力,高油价则通过汽油、运输和化工链条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这些供给端因素对国会控制权变化的敏感度相对较低。

因此,即使中选后财政需求下降,盈亏平衡通胀率也未必同步大幅回落。若实际收益率因增长和财政预期下降而边际回落,而高油价和关税使通胀补偿保持韧性,10年期名义收益率的下降空间仍将受限。这也是分裂国会对长端美债仅构成边际利好的重要原因。

其中,基准情景是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这一情景能够限制特朗普后半程新增财政扩张,但难以改变存量赤字和供给型通胀压力,因此对美债的利好程度相对有限。

综合来看,中期选举将通过财政扩张预期、国债供给和通胀补偿影响美债市场,但其影响弱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本身。短端利率仍主要取决于高油价环境下的通胀走势及美联储政策路径;长端名义收益率则同时受到实际收益率和通胀补偿约束。

基准情景下,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将降低特朗普后半程新增财政法案的通过概率,财政需求和国债供给预期可能边际下降,对美债形成一定支撑。但社会保障、医疗、国防和利息支出仍具有较强刚性,高油价、关税和供应链调整也可能使通胀补偿保持韧性。因此,分裂国会更可能限制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上行,尚不足以推动长端利率持续快速回落。

如果2027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政策利率预期下降,2年期收益率可能先于10年期收益率回落;长端则继续受到财政供给和通胀补偿支撑,收益率曲线存在趋于陡峭的可能。共和党若继续控制两院,减税和安全支出预期可能强化财政扩张交易,实际收益率和长端名义收益率面临更明显的上行压力。

(四)美股市场

中期选举对美股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财政预期、监管环境和行业政策的重新定价,国会席位变化本身缺乏稳定、独立的指数定价规律。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有利于减税、国防、传统能源、金融和放松监管相关行业,但财政扩张和国债供给增加可能推高长端利率,对高估值成长板块形成压力;分裂国会将降低综合性法案通过概率,市场定价重心相应回到企业盈利、私人资本开支和估值水平。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国防和关键矿产具有较强跨党派共识,政策方向受中选影响相对有限,但市场表现仍需由订单、利润和估值消化能力验证。

1.中选降低政治不确定性,难以单独决定美股趋势

历史上,美股在部分中期选举结束后出现风险偏好修复,主要原因包括选举不确定性消退、政策预期趋于稳定以及市场重新交易经济和盈利基本面。但历次中选所处的经济周期、通胀环境和货币政策阶段差异较大,选举结果与美股收益之间缺乏稳定的一一对应关系。统一政府可能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也可能带来更大的财政扩张和利率压力;分裂国会有助于限制激进立法,但政府停摆、预算谈判和债务上限摩擦也可能阶段性抬升市场波动。

因此,2026年中选结束后,美股能否延续上行趋势,仍将取决于盈利增长能否覆盖折现率上升。当前美国企业利润保持较强韧性。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企业利润折年规模由一季度的4.43万亿美元升至4.83万亿美元;FactSet数据显示,2026年7-8月标普500指数第三季度自下而上每股收益预测上调1.2%,与历史上分析师通常下调季度盈利预测的规律形成差异。盈利预期改善为美股提供基本面支撑,但高实际利率意味着估值进一步扩张的空间相对有限。

2.共和党控制两院:行业政策利好与长端利率压力并存

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参众两院,特朗普政府推动新增减税、加速折旧、国防支出、传统能源开发和金融监管放松的政策条件将更加有利。金融行业可能受益于监管约束下降和资本市场活动改善;传统能源受益于油气开发、管道审批和环境监管放松;国防军工则受益于安全支出和装备采购增加;工业和部分可选消费行业可能受益于企业税收优惠和国内投资政策。

但共和党控制两院也可能强化财政扩张预期。减税、国防和边境支出增加,将抵消部分非国防支出削减,并推高财政赤字及国债供给。若10年期实际收益率继续维持高位,高估值成长股、房地产和部分公用事业的估值将面临更强约束。因此,共和党控制两院对美股的影响可能表现为行业政策相对有利、指数估值承压,市场风格向金融、能源、国防和现金流稳定行业扩散。

科技行业内部也会进一步分化。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符合产业安全与国家竞争力方向,仍可能获得税收、政府采购和监管支持;大型平台企业则继续面临反垄断、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监管的不确定性。长端利率上升还会提高远期盈利的折现率,使缺乏现金流支撑的高估值科技公司面临更大波动。

3.分裂国会:财政交易降温,盈利与私人投资重新成为主线

如果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特朗普政府推动新增综合性财政法案的难度将上升,众议院调查、预算谈判和政策监督也会增加。在这一情景下,美股对新增减税和财政支出的预期可能降温,企业盈利、私人资本开支和产业订单的重要性相应上升。实际利率若随财政扩张预期下降而回落,将对成长板块估值形成一定支撑;但国会摩擦和政府停摆风险也可能增加短期波动。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仍是分裂国会下较具连续性的市场主线。半导体、数据中心、电力设备、网络安全和国防科技同时受到私人资本开支与国家安全政策支持,较少依赖单一综合性法案。FactSet统计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约67%的标普500公司在业绩交流中提及人工智能,明显高于过去五年和十年均值;提及人工智能的公司年初至9月17日平均上涨15.7%,高于未提及公司的8.1%。这表明人工智能已经由少数科技公司的主题扩散至金融、通信服务和其他行业,但后续定价将更加依赖资本开支向收入与利润的转化。

分裂国会也将加大行业之间的政策差异。金融和传统能源难以获得统一政府情景下的完整政策红利,但行政部门仍可通过监管规则、审批和政府采购提供支持;清洁能源和医疗补贴面临反复博弈,但民主党控制众议院能够增加对相关预算的保护;平台企业、人工智能和医药行业则可能面对更强的委员会调查与听证压力。由此看,分裂国会对指数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对行业相对收益和个股分化的影响更为明显。

4.跨党派产业方向延续,政策分歧集中于监管和补贴

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国防、网络安全、关键矿产和供应链安全具有较强跨党派共识。无论国会归属如何,美国强化科技与产业安全的总体方向均较难逆转。共和党更加侧重减税、放松监管、政府采购和单边出口限制;民主党国会议员则更强调盟友协调、产业补贴、竞争政策、劳工和环境标准。中选主要改变这些政策的实施工具和预算节奏,对产业方向本身的影响相对有限。

两党分歧主要集中在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医疗与药品定价、金融监管、环境政策、劳工政策和平台企业监管。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时,传统能源、金融和国防的政策确定性相对提高;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后,清洁能源补贴、医疗支出和消费者保护政策可能获得更强的预算防御,但委员会调查和监管摩擦也会增加。投资层面应将行业政策敏感度与盈利、估值和订单兑现结合分析,避免直接将党派胜负等同于行业涨跌。

综合来看,中期选举对美股的影响将更多表现为行业排序和估值结构调整,较难单独决定指数趋势。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有利于减税、国防、传统能源、金融和放松监管相关行业,但财政扩张和长端利率上升可能压缩高估值板块的估值空间;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将降低新增综合性财政法案的通过概率,市场交易重心相应回到企业盈利、私人资本开支和订单兑现。

基准情景下,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对美股指数整体影响偏中性。一方面,财政扩张预期下降可能缓解实际利率上行压力,为成长板块估值提供一定支撑;另一方面,国会调查、预算谈判和政府停摆风险可能增加政策波动。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国防、网络安全和关键矿产仍具有较强政策连续性,传统能源、金融、清洁能源、医疗和大型平台企业的政策敏感度则会明显上升。

因此,中选后的美股配置应当把握两条线索:第一,盈利预测能够持续上修、资本开支能够转化为收入和现金流的产业方向;第二,估值能够承受实际利率高位、政策支持尚未被市场充分计入的行业。随着政策不确定性逐步消退,美股定价将重新回归盈利质量、现金流和估值匹配度。

(五)A股和港股市场

中期选举构成A股和港股重要的外部扰动与再定价变量,核心机制在于调整特朗普后半程的政策实施边界,并通过外部政策风险与全球金融条件影响市场定价。具体来说,国会席位变化将通过政策预期、宏观变量和企业经营等环节的传导,转化为A股和港股估值与盈利变化,同时还需考虑国内基本面能否承接外部环境变化。我们认为,中期选举更可能改变市场的阶段性风险偏好、估值弹性和行业相对收益,中期趋势仍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政策落实与企业盈利。外部扰动缓和能够为估值修复创造条件,但持续行情仍需内生增长动力支撑。

整体上看,不同国会组合主要改变财政、监管及对华政策的实施条件,而非形成稳定的党派与资产映射。分裂国会可能压低新增财政扩张空间,但行政部门仍可利用既有授权推进部分贸易、科技和监管政策;统一政府则可能提高部分议程推进效率,同时通过财政、通胀和长端利率形成新的资产价格约束。如果沿用我们对“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这一基准情景的假设,特朗普推动新增综合性财政法案的难度可能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对华贸易与科技政策随之放宽。对中国资产而言,美国财政扩张预期降温可能带来折现率改善,而贸易限制、科技竞争及预算博弈仍可能形成风险溢价约束。对于其他可能的情形,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财政与监管政策的推进条件相对有利,但需求支撑也可能伴随利率压力;如果民主党同时取得两院,立法与任命约束进一步增强,但也不能直接认为对华政策风险下降。

历史经验显示,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公布短期存在一定的日历效应,A股短期面临调整,港股受影响呈现分化且后续弹性相对较大。2002年以来6次中期选举后的首个交易日,全A指数均录得小幅下跌,平均跌幅为0.56%,恒生指数未呈现统一的涨跌方向性,但中位数仍为-0.27%。整体上看选举结果由预期转向确认后,市场大概率首先经历一轮风险偏好和政策风险溢价的重新定价,后续影响仍将取决于选举结果如何进一步作用于中美政策风险及其对无风险利率、权益资产风险溢价和企业盈利预期的影响。

中美经贸与科技政策是第一条核心传导路径,影响同时体现于企业盈利和中国资产风险溢价。国会控制权变化可能改变关税、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条件、执行强度和可预期性,分别作用于市场准入、关键投入品获取和资本技术合作等领域,对中国企业的实际影响取决于终端客户、生产布局及供应链位置。关税上升可能通过订单转移、客户议价和成本分担压缩利润;政策反复则会延长客户签约、企业扩产及海外布局的决策周期,并通过政策可预期性变化进一步影响中国资产风险溢价。其中,美国终端需求是影响中国外贸企业的重要经营变量。从今年前7个月的情况来看,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前7个月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216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总额6.3%。国会控制权变化可能影响减税、支出及拨款政策的推进条件,通过居民消费、企业投资等传导至进口端,进而影响中国企业订单和盈利。但中美贸易额同时受到关税、备货节奏和供应链调整等因素影响,不完全代表美国终端需求强弱,企业也可通过第三地生产或中间品贸易参与美国市场,因此判断美国需求传导应结合美国消费和投资变化,以及企业全球收入来源和供应链布局综合观察。

中长期来看,中期选举可能改变美国对华贸易、科技与产业政策工具、覆盖范围与推进节奏,但较难单独扭转中美科技和供应链竞争趋势和方向。近年来,美国对华限制已由关税进一步扩展至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外投资限制和关键供应链审查等多个层面,且相关政策在不同政府之间保持较强延续性。拜登政府时期形成的先进芯片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安全框架,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并未整体取消,而是继续通过调整许可条件、适用范围和执行规则推进。即使国会制衡增强,行政部门仍可依据既有授权推进部分贸易和科技限制,但政策实施同时受到法律授权和程序约束。我们认为对市场而言,可持续的风险溢价修复需要看到谈判成果落实、限制范围明确、政策执行强度变化和可预期性提高。

全球金融条件是第二条核心传导路径,国会控制权变化将影响特朗普后半程财政扩张空间和财政治理约束,并进一步影响美国经济增长、通胀和国债供给预期。理论上中期选举并不直接决定美债利率和美元方向,但国会掌握税收、拨款和财政立法等重要权限,选后权力结构变化会影响新增减税、支出安排及预算谈判的推进难度,进而改变市场对财政脉冲、赤字路径和国债融资需求的预期。同时,国会控制权并不直接等同于政策执行能力。参议院通过正常立法程序审议的法案可能面临冗长辩论约束,结束辩论通常需要五分之三多数支持;部分税收和支出政策虽可通过预算协调程序以简单多数推进,但其适用范围和内容仍受到程序规则限制。因此相比简单的财政扩张或收缩,我们认为更应该关注的是财政政策的实施条件和边际空间。

对A股和港股而言,金融条件效应的关键传导变量为美债利率、中美利差与汇率,方向取决于财政、增长与通胀的组合。如果中期选举后的财政约束使新增扩张预期降温,同时美国增长保持韧性、通胀压力缓解,美债实际利率回落有助收窄中美利差倒挂程度,支撑人民币汇率,从而改善A股和港股市场外部估值环境,以及海外资金风险偏好;如果财政约束同时伴随美国需求明显走弱,则利率下行可能更多反映美国衰退担忧,中国对美出口和相关企业盈利预期下修可能会抵消一部分估值端利好。反之,如果新增减税和财政支出预期升温,美国短期需求支撑可能增强,但更高的国债供给、通胀和期限溢价也可能推高长端美债利率并为全球金融条件带来收紧压力。目前看,相对有利于A股和港股的外部组合,是金融条件方面美国财政预期调整带来非衰退式的美债利率和美元压力缓解、中美利差收窄,同时美国需求保持韧性、中美政策风险下降。

能源价格与地缘政治构成中期选举影响A股和港股的补充传导渠道。国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美国能源政策、对外制裁、国防拨款及相关监管的实施条件的变化,扰动全球能源供给预期和地缘风险溢价。能源价格方面,主要关注特朗普后半程传统能源支持、环保监管、战略能源政策及对外制裁等政策实施向美国能源供给和全球能源风险溢价的传导,进一步通过进口成本、通胀预期和行业利润分配影响中国权益资产,油价上涨可能抬升中下游成本,并通过美国通胀和美债利率进一步收紧外部金融条件。地缘政治更多体现在避险情绪、制裁政策、供应链安全等方面,但中期选举结果并不直接对应地缘风险的单边上升或下降。不论中期选举国会控制权结果如何,总统及行政部门在外交谈判、制裁执行、军事部署和国家安全领域都仍然保有较大的即时行政裁量空间,但国会可以通过拨款、军事授权、立法和监督等工具影响其政策边界和资源约束,对市场的影响主要在于相关政策连续性和不确定性预期,带来风险溢价的边际变化。总体而言,两者均具有较强事件驱动特征,更多体现为对中美政策风险和全球金融条件两条核心路径的放大或对冲。

此外,上述各影响路径对A股和港股的作用重点不同,A股更突出对国内政策与产业盈利的结构性影响,港股则对海外利率变化和风险溢价更为敏感。A股大盘层面,市场定价仍主要由国内增长、政策和盈利预期主导,中期选举更多影响市场整体风险偏好,若国内基本面保持稳定,中期选举带来的外部扰动通常更偏阶段性;行业层面或呈现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对美收入占比较高、关键投入品受限或供应链调整压力较大的行业,对关税、出口管制和美国需求变化更为敏感,而具备国产替代、技术突破和订单兑现能力的方向,则可能在外部约束变化中获得相对收益。历史样本显示,中期选举后A股行业间分化较为明显,海外营收占比与短期相对收益并不存在稳定的线性关系,海外敞口更多决定行业对中美经贸政策、美国终端需求及供应链调整的敏感度,而实际市场表现仍受到国内景气、行业周期和估值水平共同影响,也说明中期选举对A股的影响应从行业盈利预期和产业链暴露度的结构性重估理解,而非单一的外需敞口排序。相比之下,港股对海外利率、美元流动性和全球风险溢价更为敏感,中期选举引发的美国财政、利率、汇率及对华政策预期变化更容易先反映在估值端,但南向资金重要程度趋势性上升也使其定价受海外资金的影响相对减小,整体上更偏向外部估值环境变化驱动。

(……,参考下篇)

十二、关键时间窗口与风险分析

中期选举的关键时间窗口围绕选举进程展开,同时财政治理、中美政策是两条可观测的辅助线索。选举日决定国会席位的初步归属,结果确认影响市场对权力格局的判断,新国会任期开始则标志着立法和监督权限的正式转换;政府拨款、经贸安排及货币政策各有独立日程,可能提前或延后释放影响。我们认为中期选举前后主要可关注以下关键时间窗口:

(一)选前冲刺期:选情变化与政策预期交织

当前至中期选举日(11月3日)前,重点观察全国性选情向关键席位的传导,以及竞选压力下的政策调整。全国通用选票和总统支持率是两个关键跟踪指标,可以反映整体政治环境,不过不能以此直接推算两院控制权。众议院和参议院应分别跟踪其控制权变化,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均需改选,重点关注竞争选区数量、席位评级及关键选区的整体变化;参议院仅约三分之一席位进入本轮改选,控制权更取决于少数关键州的席位归属,重点跟踪本轮改选席位的党派防守结构、关键州民调及竞争态势。竞选资金可作为候选人和两党资源动员能力的补充指标,重点比较关键选区和关键州候选人的筹款规模、现金储备、广告及独立支出变化,以及两党全国竞选委员会的资金实力。此外,还可根据提前投票数据判断参与热度及选民结构,根据生活成本观察选民压力和选前政策响应。

选前政策窗口中,中美高层互动及经贸磋商成果成为影响两党竞选叙事的重要变量。9月20日至2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经贸合作达成多项共识,包括推进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机制、实施双方各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对等降税安排等。对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而言,相关成果可以作为其经贸谈判及外交政策的施政表现。考虑到通胀、就业及生活成本仍是本轮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中美经贸共识能否在选前转化为可感知的经济改善,将影响相关政策成果在竞选中的实际作用。随着投票日临近,需重点关注协议落实进度、双方后续政策表态及其在关键选区竞选议题中的体现,同时也不排除选举压力下贸易政策再度出现反复的风险。

(二)选举结果确认期:重点评估多数优势及其稳定性

11月3日之后,首先确认两院控制权,其次评估多数席位能否转化为稳定的政策执行能力。这一时间窗口对政策空间的判断将从两院控制权结果进一步细化至党内协调效率及国会议程推进空间,如果结果与选前市场定价接近,增量信息可能主要在于席位差距和关键议员构成。

结果确认也不必然在选举当晚完成,控制权判断可能延续至11月中下旬。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明确,选举夜公布的结果尚未经正式认证,后续仍需核对选票并完成法定程序,最终确认时间并不统一。届时还需判断尚未确定的席位是否足以改变多数归属,众议院在席位差距较小时,少数竞争选区的计票进度可能延后控制权确认;参议院则需重点关注关键州选举是否进入重新计票或长期胶着。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EAC)指出,不同州的认证和重新计票程序均由州法决定,最终结果可能在选举日后数日甚至数周才能完成。因此,11月可能处于两院选举结果逐步确认到多数归属收敛的阶段,财政、监管及对华政策预期等也可能随关键席位结果更新而持续调整。

(三)11月上中旬:中期选举结果与中美经贸安排集中复核窗口重叠

11月10日前后是选后政策预期的重要检验窗口,同时也是多项中美经贸措施的重要复核窗口。根据白宫2025年11月公布的安排,将部分301关税排除措施延长至2026年11月10日,并将实体清单关联企业规则、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相关措施的实施暂停一年。不同措施分别对应关税负担、科技贸易合规与航运成本,受相应法律依据和行政安排影响,到期后需要分别依据届时有效公告判断延续或调整情况,以及是否出现新的附加条件,叠加中期选举结果初步确认,市场波动可能会放大。

(四)11-12月跛脚鸭国会阶段:区分选举结果与新国会权力正式生效

2026年11—12月进入跛脚鸭国会阶段,中期选举结果已经明确下一届国会的权力格局,但第120届国会要到2027年1月3日才正式履职,在此之前仍由第119届国会行使立法权。这一阶段市场需要区分“选举结果已经改变未来政策预期”与“新的国会权力结构尚未正式生效”,现任国会仍可处理临时拨款、年度拨款及紧急法案等存量议程,新当选议员则尚不具备正式表决权,选后政策变化仍取决于现有国会的实际议程和表决结果。这一阶段还将经历现行财政支出安排的到期,需要关注跛脚鸭国会运作下的停摆风险。9月2日,特朗普签署H.R.6500《2027财年持续拨款及延期法案》,将联邦政府现行拨款安排延续至12月11日,国会仍需决定全年拨款或进一步续延。

(五)新国会履职阶段:验证选举结果的政策兑现

2027年1月3日第120届国会正式履职,中期选举形成的新权力结构由政治预期进入实际运行阶段。新国会的组织重组和政策推进将是这一阶段市场焦点,委员会重组、调查监督、人事任命、预算谈判及重点法案推进等议程将陆续展开。2027年上半年将是中期选举结果由政治预期转化为实际政策的主要验证窗口,重点观察新国会对增量政策推出与存量政策执行的实际影响,需要依据相关法案进度和资金落实情况,以及传导至企业的反馈,逐步修正对政策力度的判断。

十三、风险提示

参议院选情超预期变化的风险;中美经贸措施调整的风险;高油价与通胀反复的风险;美国政府停摆及债务上限博弈的风险;地缘局势升级的风险。

如需获取报告全文,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谢谢!

本文摘自:中国银河证券2026年10月09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制衡与再定价——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对全球资产价格的影响》

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S0130523070003

分析师:杨超 S0130522030004

分析师:张迪 S0130524060001

分析师:刘雅坤 S0130523100001

分析师:程培 S0130522100001

分析师:吴砚靖 S0130519070001

分析师:赵良毕 S0130522030003

分析师:李良 S0130515090001

分析师:王鹏 S0130525090001

分析师:陶贻功 S0130522030001

分析师:鲁佩 S0130521060001

分析师:石金漫 S0130522030002

分析师:于金潼 S0130524080003

分析师:王雪莹 S0130525060003

分析师:袁世麟 S0130526080003

分析师:张岩东 S0130526060002

分析师:胡浩淼 S0130521100001

分析师:李璐昕 S0130521040001

分析师:梁悠南 S0130523070002

分析师:彭星嘉 S0130526070001

分析师:张渌荻 S0130524060002

评级标准:

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6到12个月行业指数(或公司股价)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北交所市场以北证50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

行业评级

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10%之间。

回避: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公司评级

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20%以上。

谨慎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20%之间。

中性: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回避: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法律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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