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序言：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以下简称《三交史》）编纂工程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项目，是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经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组织实施，编纂人员通过近5年的努力，现形成11卷42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是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编纂的第一部中华民族整体论意义上的专门史著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三交史》的编纂坚持“五个共同”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遵循各民族“共塑中华”的历史规律；书写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史，彰显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从传统到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连续演进脉络；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历史。

（一）地理与文明

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亚洲东部，中华民族长期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的出现，在阶梯过渡带和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也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

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旱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抱团发展更能抵御灾害和冲击。然而，如果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各经济区域再互相依赖也无法组合成共同受益的经济体，反而会因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世界范围内游牧人群、农耕人群、海洋人群的争斗多源于此。因此，经济共同体的繁荣需要统一的政治制度来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基于一定的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但在根本上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这一超规模文明体既有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内陆性自然人文样态，也同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元素。

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畿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农耕文明最早孕育了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最早建立了“天下”秩序，最早构建了天道民本的政治理念，最早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最早开创了兼收并蓄的多族群共同体。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千邦万国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曾存在同样拥有陆海相兼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其特有的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巨族。

中华地理能够产生多元人文，中华制度能够保证多元人文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内交往交流交融。任何二分法理论，如“游牧—农耕”“内亚—汉地”都无法正确描述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文明对立冲突的结果，而是多元文明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生成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孕育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形态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特质与形态。

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呈现出满天星斗“六大区系”格局，虽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却相互交流、彼此影响。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南稻北粟”农业大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各区域文化大交融。黄河上中游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东达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达江湘，北逾阴山、燕山，其范围已经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部分。长江中下游象征权力的玉石钺传播到今日中国大部分地区，水稻农业、生产工具、陶器等则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传播到内蒙古中南部和甘肃中部，还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深度交流。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与今天中国疆域大体相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该体系的形成不是哪个区域文化的对外扩张，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如源自中原的炊器鼎，源自东方的食器豆、圈足盘、炊器鬶和酒器盉，源自华北的炊器鬲、酒器斝，源自西亚、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已遍及今日中国疆域的大部分地区。这为夏商周政治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共同地理文化空间。

夏商周时，中国从“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松散的邦国族群联盟已发展成联系更为密切的广域王权国家（广域王国）。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区域。商朝已南过长江，东达今山东，西达今陕西。周朝疆域则北至今内蒙古南部与辽西、辽东，西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今山东，南至汉水中游与长江下游，势力远达巴蜀。王权国家每一次扩大，族群交融就进一步深化。夏代曾“万邦林立”，商代曾“诸侯三千”，周代也曾“方国千余”，但都逐步向中心王朝聚拢。一方面是王权国家治理地域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是小型地方政权不断汇聚成大型地方政权。

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其中，周朝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在观念上，周朝创造了天命观，建立起了对天下一统的认同，将夏商周三代不同族属的彼此取代解释为“三代继统”，以“天命转移”来解释王朝更替，不论政权如何变化，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只能有一个。在实践上，周朝推行分封制，将夏商周许多古老族群拆分打乱，迁至另地与当地族属混居融合，以宗法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文明诸多政治文化观念也来源于周朝，如夷夏之分。许多人误认为这是描述“华夏”与“四夷”的种族之分，实则华夏共同体从源头就包含着“蛮夷戎狄”。例如周人便是源自西戎中的姜戎，许多文化发达的东夷之邦在《左传》中也被称为“夏”，一度自诩“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楚国、早期不说上古汉语口语的吴越两国在春秋时期成为一方霸主，源自白狄的中山国与燕、赵、韩、魏在战国时期都共同称王。华夏共同体是一个跨血缘、跨地域的开放共同体。史书中固然有华夏人群将夷狄用于四夷的说法，但也有四夷称华夏为夷狄，四夷之间互称夷狄，华夏之间互称夷狄。夷夏之分从根本上说并非种族之分，而是文化认同之分。

“五方之民”的天下观是华夏居中、四夷居边，但四夷在历史上屡屡从边疆走到中央。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大夷”概念，指崛起于四夷而继承中华文化的强大邦国，如秦楚吴越，它们在族群大融合中起到关键作用。曾被称为“西戎”的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曾被称为“南蛮”的楚人对建立汉朝有极大功劳。秦汉大一统王朝正是由虽处边缘但奋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大夷”完成的。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继承正统，也有边疆族群入主中原继承中华文化成为正统。中华文明不是“中心永恒统治边缘”的帝国模式，而是“边缘与中心互动交融”的共同体模式。华夏与四夷在同一个文明体系中相互塑造。中华民族的长期延续与繁荣，离不开作为凝聚核心的华夏；中华民族不断变革求新，离不开“大夷”之功。那些制造“中原—边疆”二元对立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边疆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指向分离的，而是指向汇聚的。华夏共同体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

（二）国家与民族

中华文明史中最重大的脉络就是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国国家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族群融合。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秦汉奠定了“天下”秩序实体化的古代大一统国家制度，并为历代统一王朝继承发展。“天下”是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在大一统国家制度保障下，多元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极大增强了共同性，族群大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新的层次，形成了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既有漫长的统一时期，也有时间不短的分裂时期。统一时期，族群大融合固然不断走向深化；分裂时期，族群大融合也从未停止，甚至范围更广。每一次分裂后的重新统一，总能在更广的基础上进行更深的融合。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持续增进。

第一，政治共同性的发展。在政治观念上，以“天下”统摄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是古代各族的共同信念。对于拥有复杂地貌与多元人群的大型文明来说，形成较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才能更有效地动员人口资源和社会力量，以应对自然界各类风险，才能避免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各类人道灾难。那种把追求国家统一的努力，仅仅视作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的观点是偏颇的。如果没有各族人民对政治秩序稳定的渴望与共识，中国不可能总是从内乱分裂复归团结统一。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政权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无论哪个政权，都为构建政治共同体添砖加瓦。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统国家施行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文官体制；推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不论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从国家管理；推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而让各族群平民得以参政；推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而让各地人才为天下所用；施行政主教从与多元通和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战争与政教冲突的法理根源。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制度是各族共同创造的，其中包括北魏政权推行的均田制、元朝创建的行省制与宣政院、清朝开创的理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

历代政权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古代王朝通过施行羁縻制、土司制以激发周边族群向心力，汉朝通过属国、都护府等体制将西域诸族纳入汉朝“领护”与间接管理；唐朝在边疆地区创设羁縻府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建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宋朝在西南地区设立“土官”；元朝正式建立“土司”制度，将其纳入宣慰司管理；清朝施行军府制、盟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强化边疆治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增进政治共同性就是中国历史的“正道”。

凡是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如北魏试图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辽、金逐渐废除部落联盟制，推行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元朝土司制度一改羁縻之民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的情形，使土司管辖下的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缴赋税、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明朝土司中的文、武土官品秩，均被纳入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管理体系；清朝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破“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地方封闭状态；等等。这些制度的形成都不是由单独的族群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大一统理念和各族群交往交流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趋势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巩固与壮大，中华民族则在周期性政治大一统中获得层层递进的向心力。

第二，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如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瓷器、铁器、茶叶与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等畜牧产品。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这些重要通道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连接，进一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始终得到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力推动。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施行统一度量衡与税收、修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畛域的政策都是一贯的。如秦朝“车同轨”推动了全国交通路网的连接；北魏开创的均田制经唐代进一步发展，推广到吐蕃；唐朝的“两税法”与明朝的“一条鞭法”，推进了全国经济的货币化与一体化；元朝建立横贯欧亚、兼容海陆、整合农牧的经济贸易网络，打通陆海丝绸之路，实现了连通农耕、游牧与海洋的经济大循环。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三，文化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常有人误认为“天下一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是中原文化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强制铺展，其实，史籍中的常用语是“混一天下”四字，即各地方文化充分交融混合成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混”即“融”，“混一”即“交融”。“混一天下”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模式。汉代文化是战国多国文化的混合，唐代文化是南朝与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辽宋夏金与欧亚大陆多种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汉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正因“混一”的存在，中华文化的铺展不是单向的同化，而是多方的互化。东汉无神论思想家王充提出“四海混一，天下安宁”，后来成为各族所创政权的共同追求。如氐人苻坚志在“混六合为一家”；北齐政权声称“华戎混一”；北周政权声称“混一区宇”；辽朝政权声称“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金朝政权声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明朝朱元璋评价忽必烈是“混一天下，宽恤爱人”；清世祖入关之后更是声称“定鼎燕京，混一宇内”。

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化继承中，共同的文字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始，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写出来的书面文字是一样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连续性。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稳定保障。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是多元而丰富的，且具有接纳异质并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能力。如魏晋玄学是《周易》、道家与佛家本体论认识论融合的产物；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与佛、道融合的产物；佛教禅宗是佛家与儒家、道家、魏晋玄学融合的产物。各族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融聚共享的文化符号。如藏传佛教的神尊中，孔子被尊称为“贡则楚吉杰布”（圣、神、王的结合体），关羽被称为“革赛结波”（守护神），布袋和尚被视为藏传佛教“十八罗汉”之一。中国伊斯兰典籍《天方性理》中有“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清真指南》中有“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的说法，主动开展“以儒诠经”，如回鹘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在德智修养与治国理政等内容方面深受《论语》《礼记》的影响。在文化民俗方面例子更多，如汉儿言语、满式汉语等丰富了北京话的音调、词汇和语法；彝族先民的原始图腾和部落值日制度，是中华民族十二神兽文化的重要起源；西南、西北的舞龙舞狮祈福祭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

中华文化大交融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共同价值观。中华文明拥有民本品格，奉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打通天道与民心，坚持民为邦本，讲求天下归心。无论哪个族群创建的政权，只要敬天保民，就能获得统治合法性，就能推动治下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拥有和平品格，追求大同境界与天下胸怀，强而不霸，弱而不分，在国力最强盛时从不搞殖民扩张，在国力最微弱时从不放弃大一统理念。中华文明拥有包容品格，坚持执两用中，最善于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辩证统一、和谐共生，任何排他性的宗教与文化都能得到会通与转化，任何内部多元族群文化都能得到兼容发展。从佛教东传到“伊儒会通”，从“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转型升级。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就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延绵壮大。

第四，社会共同性的发展。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和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格局。不同性质的战争与族群冲突亦带来客观交融的结果。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一边是中原汉人南下百越之地，西迁河西走廊，再至西域和青藏高原，向东迁至辽西、辽东；一边是边疆各族不断内迁。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匈奴、东胡系）、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开启“五胡”入华浪潮；隋唐有鲜卑、突厥、回鹘、粟特、沙陀、契丹、靺鞨、渤海、高句丽等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士戍边、移民实边、流官寓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向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活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双向涵化、多方互化。“汉人”即这种多方互化的结果，如今许多姓氏正出自2000多年来入华各族。由于这种互化不仅发生在中原王朝强盛时，更常常发生在中原王朝衰败乃至分裂时，形成一个更大共同体是古代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说中原王朝强制同化是不正确的。以“消失的民族”来概括这一互化过程也是不正确的，这些古老族群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更大共同体的身份继续发展；他们的文化记忆没有被遗忘，而是由全体中华民族传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寻中华文化人物与这些古老族群的关系，仅就唐代诗人而言，便有人探寻白居易与龟兹的渊源、元稹与鲜卑的渊源、刘禹锡与匈奴的渊源。族群流动交融的背后是独特的社会观念。中华文明少有种族观念，儒释道的平等主义思想、有教无类的包容理念、跨族群的官僚体系，在稳定社会秩序、纾解不同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虽然也有过“胡汉隔离”等做法，但始终没有成为历史主流，并最终为各族交融的客观实践所改变。

即便在大分裂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依然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分裂时期虽有不同区域性政权为统一天下彼此争斗，但越争斗则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越趋同。如战国时期列国的政治制度最终都趋向郡县官僚制，百家争鸣在“定于一”上也达成共识。南北朝时期的“五胡”政权都效仿中原政制，废除部落联盟制。辽宋夏金各政权都争夺“中国正统”，共奉“中国”之号，共行“中国之法”。即便是西迁中亚的西辽政权也移植了中原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不断融合发展，推动形成更大的市场体系。南北朝时期，草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两大经济形态逐渐融合，内迁游牧族群实现定居化与农耕化。辽宋夏金时期，经济互补共生动力超过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整合政治共同体的深层力量。如女真猛安谋克社会军事组织整体迁移到中原，聚族屯戍的集体经济融入小农精耕农业，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融合势不可当；再如各政权虽各铸钱币，但宋钱在诸政权间广泛流通。在文化方面，更多的族群进入中华文化共同体，使更多的文化思想会通融合。在南北朝政权对峙时期，佛教却与儒家、道家彼此会通融合，形成儒释道“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之后，从匈奴、鲜卑、羯、氐、羌到西域的高昌回鹘，从吐蕃、南诏到契丹、女真、党项诸族，各族群都深受儒释道共同文化的浸润。在社会方面，分裂时期的各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族群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政权实行官方移民达50余次，促成边疆与腹地人群双向迁徙，形成多族杂居局面；北魏政权将胡人部落与坞堡汉人统一编户；西魏府兵制让胡人与汉人共同当兵；南朝厉行侨寓“土断”，统一户籍，促进北方侨民、南方族群与本地居民的融合。辽宋夏金时期，不仅上层贵族族际通婚，各政权也鼓励民间族际通婚。辽朝还推动多族群移民在漠北戍边与屯垦，推动各族群大迁徙混居；西夏推动多族群共同开发河西地区；金朝把中原人口（包括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迁移至“金源内地”，推动多族群共同开发东北。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拥有不同的族属文化，之所以都推行同样的混居融合政策，是因为对大一统理念有着基本共识。

（三）多元与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

多元一体之“元”，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元”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每个民族都糅合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如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族群的血脉；如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

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使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彼此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更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

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林海到西南峡谷，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心手相连、血脉相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条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

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以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的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和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辩证法则。

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五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西方“帝国”的基本特质，是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统治。把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描述为“帝国”实际上是西方观念的误用。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历史上“天下”秩序的生成演化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与西方“帝国”体制在政治哲学与运行机制上皆有不同。西方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对外主张“政府的范围应和民族的范围一致”、民族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对内把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西方民族国家的演进逻辑。

“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混杂了三重西文语义。一是种族（race），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ethnic group），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家民族（nation），对应国家（state），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指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全球现有数千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但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这样的“一族一国”，必将导致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多元，但它们自己却从不搞这样的“一族一国”。

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以国家政体与国家主权为基础，超越语言与文化差异，在国家整体框架下，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家民族层面的“一族一国”（one nation one state），乃“民族国家”的本义，亦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播撒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充分彰显出多民族大一统是国家的特色和优势。事实上，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各民族，而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坚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的超越。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

二、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

（一）先锋队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歧途。如果将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完全套用到中国，则“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1903年，梁启超阐明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区分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从传统王朝到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晚清政府虽然主动强化大一统认同，开始提倡满汉平权，但在列强环伺的内外压力之下，仍无力保障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完整。辛亥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尽管“五族共和”成为主流政治共识，但北洋政府生搬西方民族国家制度框架，对外未能抗衡西方强权，对内未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提倡“国族”建设和现代中国建构，但无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历史和现实，没能解决阶级压迫基础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各种政治力量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数百个政党、百余个军阀。从1912年直至1928年，出现了7个民国总统、26个总理，发生过47次政府内阁变动。从1913年直至1923年，才勉强制定出一部正式宪法。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所谓“宪政民主”，到头来遭罪的还是各族人民，耽误的还是救亡大业。

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科学结论，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地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最终完成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大业，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建党先驱李大钊强调各民族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他还专门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首次提出了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活”。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入地接触、关注和思考民族工作和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穿行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深化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体认。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社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党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御外侮、同兴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平台。

经过长征洗礼，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追求各族融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大解放。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强调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身份，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整体；强调“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既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和谐性与整体性。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

与主张中华民族宗族论的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大团结放在第一位，把反民族压迫作为重点，改变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平等地位，促进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群众根基。正因为如此，各族人民追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勇抗争。少数民族英烈同汉族英烈一起，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矗立起座座丰碑。特别是在日寇侵略最严峻的形势下，从最早举起抗战旗帜的东北义勇军，到把抗战烽火燃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从驰骋华北平原的回民支队，到陕甘宁边区的回民骑兵团；从五指山抗敌的海南黎苗义军，到誓与祖国共存亡的高山族同胞，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中华民族全面觉醒。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同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二）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系统重塑了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自由退出联盟，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兴起而导致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以民族区域自治之策促进多民族国家之统。苏联试图用阶级关系理论统领所有民族关系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留下了民族冲突的隐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下，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平等，不仅重视阶级联盟也重视民族团结。苏联过度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不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国家设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废除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奴役，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费孝通写道：“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保证的论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与实效性的对口支援政策，并通过设立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5个自治区外，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在资源配置上向边疆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实行大量的民族地区帮扶优惠政策。

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无论阶段性政策如何变化，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三）先锋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在富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不断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始终充满着风险挑战，当前民族领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频繁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二是境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渗透影响；三是极左极右民族理论带来思想混乱；四是源自境外的错误史观泛滥；五是在实行系列差别化优惠政策时，重“物质”、轻“精神”，一些政策实践固化了差异性、特殊性。以上问题与挑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交织叠加，致使涉民族风险隐患大幅上升。

为此，中国共产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方面，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要经历“自然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深刻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族主义消解无产阶级团结和国际工人运动，又全力支持亚非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这都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虚假的共同体”以导向“真正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必然提倡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恩格斯也指出：“这些民族过去都曾或长或短地活跃于历史舞台，后来终于被融入某个更有生命力因而更能克服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之中而成为其组成部分”。列宁更是明确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理论根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在此基础上原创性地提炼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文明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从文明连续性中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规律，要从文明创新性中提炼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要从文明统一性中认识中华民族团结一体的历史趋势，要从文明包容性中涵养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要从文明和平性中凸显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特别是“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信念，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根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超越。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和国际法的基本单位。中西方都坚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致力于建设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但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却有很大不同。现代中国从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现代转型而来，经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凝聚实现“旧邦新造”和文明重光，始终团结内聚，再弱也不分；西方民族国家几乎都源于城邦传统与帝国瓦解，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到蛮族入侵，几乎都是一分再分、一分就断。就民族治理而言，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包容少数民族的大统战格局，采取倾听少数民族意愿的协商民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实质上是“票决”民主，以多数欺凌少数，以肤色标刻族群等级，非但不能凝聚共识，反而会导致政治分裂。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极大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成了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逻辑和民族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超越。

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和国家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占全国贫困县一半以上，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更加团结统一，作为经济共同体更加共富共享，作为文化共同体更加兼收并蓄，作为社会共同体更加互嵌共融，作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更加和谐美好，各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中华民族踏上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

历史昭示未来，思想指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紧迫，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紧迫，必须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更加团结统一的磅礴伟力。

一是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从根本上增进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有效化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隔阂、价值分歧，使全体中华儿女上下一心，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复兴荣光。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目标；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要特别重视并正确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物质与精神等重大关系，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法。

二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坚持“五个共同”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当前有许多别有用心者炮制出来的错误史观，无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主动认同大一统；无视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视中国正统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维系根本不是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这些错误史观对5000多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史没有深入考究。必须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激浊扬清，正本清源。

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安身立命、精神相依的心灵慰藉之所，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本支撑。正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认同也是所有认同中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的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历史上，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呈现的都是文化互鉴、民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正确认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主干”和“枝叶”的关系，不断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欣赏、相互借鉴、交融创新，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夯实“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思想文化基础。

四是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交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中华大地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单一的，各个民族都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共同性，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已清楚表明，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新时代新征程，各族人民只有在更大范围交往、在更广领域交流、在更深层次交融，才能真正实现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互嵌”，才能有形有感有效增进认同、追求共同、彰显大同，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五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儿女开辟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出与西方现代化完全不同的突出特征。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统一大市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根基与超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25亿少数民族群众都要过上美好生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各民族既要过充盈丰富的物质生活，又要过人心凝聚、自信自强的精神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激活传统生态智慧，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向全世界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没有殖民帝国的征服扩张，没有资源掠夺和种族灭绝，只有长达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只有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制高点，紧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轴，才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奔流不息、从不中断的发展历史。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疆域的开发，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锦绣河山。正是各族儿女对统一国家的缔造与捍卫，才造就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发展至今从不中断。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历史的书写，才造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文化的创造，才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最牢根基。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精神的培育，才造就了光荣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保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和气节。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起来的虚指总称，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融聚一体的民族实体；不是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不同人群生生不息、多元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的“大家庭”。把这样的中华民族、把这样的中华文明、把这样的中国，讲给所有人听，讲清楚其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是党和国家赋予《三交史》编纂工程的重大责任。作为这一国家学术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一部《三交史》缩微了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的壮阔历史，代表了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新探索，折射出中华民族越来越接近伟大复兴时对于自身历史与文明的重新理解，及其为世界民族治理提供中国经验的善意与诚意。对此，我们继续努力。

（本文作者系《三交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潘岳）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制作 | 胡晓蝶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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