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里走二万五千里
南方分公司 石凤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再次翻开伍禄香纪实文学长征三部曲之一《龙啸绝地》的书。虽然没有机会重走长征路,但在书里,我走了一遍长征路。
有人说,长征就是英雄战胜困难的故事。当我真正走进那些细节,我发现,远不止于此。
强渡大渡河,由红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十七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乘一条木船,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安顺场抢渡,十七勇士除四人受伤外无人牺牲。可这些声名赫赫的勇士,后来大多阵亡,他们未能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变成现实。安顺场的胜利,只是无数次冲锋中一次暂时的幸存。
红四团在不到一昼夜时间里,凭两只脚板在崎岖山道上强行军二百四十里,于1935年5月29日晨赶到泸定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二十二位勇士组成突击队,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狭窄河谷成了一片火海。
而当年的二十二勇士,杨成武在1981年曾这样说起:“带队的廖大珠血染黄土高原,红小鬼刘梓华长眠天津城下,那个捷足先登的苗族小战士呢?他们的名字,竟没有留下来。”
泸定桥,从此成为中外游客朝圣之地。
夹金山终年积雪。从南方跋涉而来的红军大多穿着单衣,过雪山偏遇大风雪。既无棉衣御寒,又食不果腹,走着走着就有人倒在雪山上,再也爬不起来。雪路两旁,一个个小雪堆,每一个都长眠着一位红军战士。
翻过雪山,又走入阿坝若尔盖草地。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走出沼泽,爬上坡,躺下歇息,再没起来。草地上的死,是无声的。
无声中,也有过一点微小的动静。几个战士走到这里,皮带都已吃光,弄到几条小鱼,勉强烧成一铁瓢鱼汤喝下,然后每人折根柳枝拄着继续走。然而,他们还是陆续倒在沼泽里。最后一个战士倒下前,手拄拐棍支撑了好一阵子。他死后,插在泥沼中的柳枝居然活了,长出根来,长成一棵柳树,又长成一片柳林,后来有了和柳林相依为命的小村子。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瑞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延安的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不到一万人。每十二个踏上征途的人中,只有不到一个走到终点。无数红军将士永远留在这万里征途上。
九十年过去了。我们生来就活在和平里,日子久了,便以为这和平与生俱来。
国庆那天,我在街上走。一个四五岁的女孩骑在父亲脖子上,手里举着一面小国旗。她忽然低头,把国旗递给父亲,说:“爸爸,你举着,我手酸了。”父亲接过来,举得更高了。
那天,我还看见——高山上,人们望着东方,一轮红日从山脊线上升起,有人伸出手,掌心朝它摊开,通红的火球,稳稳地落在他掌心里;公园里,一个小男孩拽着风筝线欢快地往前跑,他父亲在后面喊:“慢点!慢点!”孩子笑着,跑得更快了;海滩上,一对恋人依偎着坐在礁石上,看着夕阳把海面烧成一片金色。他们不说话,只是看着同一个方向。
入夜,大排档的烟火升起来了。人们就着晚风,谈笑风生,大快朵颐。
看吧——这寻常的一切,是他们未能看见、却希望看到的未来。
九十年前,那群人出发时,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底。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留下一个确切的数字。那些留下来的名字是无数中的极少数。更多的名字,消失在漫漫长路上。我们只能用“无数”这个词来概括他们。
正因为“不知道”,我反而更确信:他们不是为了被记住而牺牲的。他们是为了让后来的人,那些他们永远不会认识、不会知道名字的人,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是被铭记的伟大,而是甘愿被遗忘的伟大。
内容来源:南方分公司
编辑:张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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