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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文｜胡玉玮 杨旭泽
本轮中期选举的关键并非党派轮替本身，而是国会权力变化如何重新分配立法约束、行政权重和政策成本。当前众议院民主党优势相对明确，参议院仍存在较大悬念，基准情景指向国会制衡增强。其政策含义并非美国政策全面转向：财政端主要是新增减税和支出空间受限、支出优先级重排，结构性高赤字难以逆转；AI政策由单纯支持资本开支扩张转向电力、电网和地方基础设施成本内部化；贸易及对华政策因依托既有行政授权而具有较强连续性；中东政策则呈现短期行动由行政部门主导、长期行动更依赖国会拨款的特征。对资产而言，选举日前后主要交易预期差和不确定性消退，选后则回归财政、通胀、利率、盈利和政策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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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众议院民主党竞争优势较强，参议院民主党较年中明显改善并略占上风。中选主要改变政策约束，若民主党仅控制众议院，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否决、调查监督和预算谈判；若进一步控制参议院，约束还将延伸至委员会审议和人事确认。总体看，选后可能呈现立法约束增强、行政工具权重上升，政策风险由新增立法转向预算、行政执行和司法审查。
国内政策方面，财政主要受增量约束，而非结构性高赤字逆转。历史经验并不支持“分裂政府必然带来财政紧缩”，国会结构更多影响新增减税和支出空间，而既有债务、强制性支出和利息负担仍构成财政约束。因此，中选更可能带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而非全面紧缩。AI政策的焦点则由“是否支持扩张”转向“扩张成本由谁承担”，不同国会组合主要影响数据中心成本分摊、监管强度和政策推进节奏，而非AI投资方向。对外政策方面，中选主要影响特朗普政策的持续实施空间，而非短期行动能力。贸易领域，第301条、第232条等既有授权意味着关税、贸易调查和投资限制仍具有较强延续性，中选更可能改变政策工具和推进节奏。中东方面，总统短期军事行动主动权较强，但冲突持续越久、成本越高，对国会拨款和政治支持的依赖越大，并可能通过油价和军费支出同时推升通胀与财政压力。
资产层面，中选短期主要影响政治不确定性，随后市场仍将回归政策兑现和基本面。美股可能受益于不确定性下降，但美债、美元和黄金不存在稳定的党派涨跌规律。对本轮中选而言，美债主要关注财政、国债供给和通胀，美股关注盈利、利率及AI产业链成本，能源受地缘风险和AI电力需求共同影响，美元和黄金则取决于实际利率、财政风险和避险情绪。
一、中期选举：两院选情、关键变量与基准判断
（一）众议院大概率转向民主党，参议院略占上风但仍存较大不确定性
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当前选情已经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结构：众议院方面，民主党大概率重新取得多数；参议院方面，民主党较年中明显改善并略占上风，但最终控制权仍取决于少数关键州。两院的选举逻辑存在明显差异。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本轮改选，当前共和党仅以218席对214席、另有1名独立议员和2席空缺维持多数，席位缓冲极为有限。参议院则为共和党53席、民主党45席、独立议员2席；两名独立议员在组织上与民主党党团合作，因此党团力量通常按53席对47席计算。本轮共有35个参议院席位改选，其中13席由民主党现持、22席由共和党现持。由于参议院每州固定两席，最终结果更依赖具体州的政治基本盘和候选人竞争力，而非全国总票。
众议院方面，传统选举评级、预测市场和公众预期均显示，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已经是当前概率最高的结果，剩余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最终多数的幅度。传统评级方面，库克政治报告截至10月23日将220席列为至少倾向民主党，其中包括186席明确倾向民主党、18席大概率倾向民主党和16席略微倾向民主党，已经超过218席多数线；共和党方面，至少倾向共和党的席位为198席，另有17席处于难以判断状态。由于多数难以判断席位和略微倾向民主党的席位目前由共和党持有，共和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现有边际席位集中失守。萨巴托水晶球截至10月27日进一步将225席列为至少略微倾向民主党、193席列为至少略微倾向共和党，另有17席处于难以判断状态。270toWin汇总预测则给出民主党220席、共和党196席、19席未决的结果。预测市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截至10月28日，Polymarket对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的定价约为92%，Kalshi约为91%。两个独立市场与传统评级方向一致，说明民主党夺取众议院已经形成较强共识。公众预期同样偏向民主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9月28日至10月4日的最新调查显示，55%的美国成年人预计民主党控制众议院，40%预计共和党继续保持多数。
参议院方面，民主党当前略占优势，但选情仍较为胶着，最终控制权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民主党目前拥有47个党团席位，若要取得实际多数，需要净增4席至51席；如果最终形成50比50，由于副总统属于共和党，共和党仍可凭副总统决定票控制参议院。因此，民主党不仅需要在共和党现持席位中取得突破，还必须守住自身席位。传统评级显示，民主党在参议院的竞争位置较年中明显改善，但优势仍然有限。库克截至10月20日将阿拉斯加、艾奥瓦、堪萨斯、缅因、密歇根、俄亥俄和得克萨斯列为“势均力敌”，其中除密歇根外均为共和党现持席位。萨巴托水晶球截至10月27日则将49席列为至少倾向民主党、46席列为至少倾向共和党，另有5席难以判断状态，且5席均由共和党现持。按照这一结构，民主党只需赢得5个难以判断席位中的2席即可达到51席，而共和党需要赢得其中4席才能维持控制权。预测市场显示，民主党在参议院略占上风，但确定性明显低于众议院。截至10月28日，Polymarket对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的定价约为67%，Kalshi约为65%，显著低于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约91%—92%的定价。两院组合方面，Kalshi截至10月28日对民主党同时控制两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但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共和党控制两院的定价分别约为63%、28%和9%；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的组合不足1%。Polymarket对应定价约为66%、27%、8%和1%。公众预期则更加接近五五开。皮尤民调显示，46%的选民预计民主党控制参议院，48%预计共和党继续保持多数；相比之下，众议院对应比例为55%和40%。
从历史规律看，中期选举通常对总统所属政党不利，体现出较为稳定的“中期惩罚”效应。1934—2022年的23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属政党平均减少约27个众议院席位，仅在1934年、1998年和2002年实现席位净增。三次例外均处于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1934年处于罗斯福新政初期，经济复苏预期和总统支持度较高；1998年克林顿支持率维持高位，共和党推动弹劾也引发了一定政治反弹；2002年则受到“9?11”事件后国家安全议题和总统高支持率的支撑。在多数常规施政周期中，总统所属政党往往面临明显的席位损失。参议院的选举结构则明显不同。与众议院435个席位同时改选不同，参议院每两年仅约三分之一席位进入改选周期，且各州固定拥有两个席位。因此，全国性政治环境并不会按统一比例转化为参议院席位变化，具体改选地图、州级政治基本盘和候选人竞争力往往更为关键。1934—2022年，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平均减少约3个参议院席位，明显低于众议院约27个席位的平均降幅。因此，众议院更容易反映全国性政治环境和总统所属政党的中期惩罚效应，参议院则更多取决于当期改选地图，以及少数关键州能否实现足够数量的席位翻转。
由此看，本轮选举既受到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通常失去席位这一历史规律的影响，也受到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偏薄、参议院改选结构差异等现实因素的约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两院控制权归纳为三种主要情景：第一，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意味着国会监督、委员会调查以及对白宫的立法制衡最强；第二，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意味着大型新增立法受限，但共和党仍可通过参议院掌握人事确认权和部分议程设置权；第三，共和党继续控制参众两院，意味着现有财政和立法议程的延续空间相对最大。上述情景不仅取决于中期选举规律和两院制度差异，也受到生活成本、能源价格和AI基础设施扩张等议题影响，这些因素正成为塑造选民判断和两党政策竞争的重要变量。
（二）生活成本：增长韧性与居民体感的背离
当前全国政治环境对执政党形成压力的核心，并非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而是宏观增长仍具韧性与居民生活成本压力持续之间存在明显背离。从总量看，美国经济仍处于扩张区间，2026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分别增长2.6%和2.2%，尚未出现典型的衰退特征；但宏观增长并不必然等同于居民购买力同步改善。对普通家庭而言，经济体感更多取决于工资收入能否覆盖住房、食品、能源、医疗和交通等日常支出。从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看，8月总体PCE同比上涨3.4%，核心PCE同比上涨3.0%，通胀仍高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9月美国CPI同比上涨3.7%，核心CPI同比上涨2.6%，其中住房成本同比上涨3.2%、电价上涨4.4%、汽油价格上涨34.2%。尤其是住房和能源等支出具有较强刚性，家庭难以通过短期调整消费显著降低相关开支。因此，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核心政治矛盾是经济总量仍在增长，但增长成果尚未充分转化为居民可感知的实际购买力改善。
生活成本之所以比GDP等宏观指标更容易转化为选举压力，在于其同时具有高频可见、支出刚性和影响集中的特征。首先，能源和食品价格具有较高的可感知性，汽油价格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加油站直接观察，食品价格也会在日常购物中反复出现，相比之下，GDP、生产率和企业利润等宏观指标更新频率较低，与家庭日常决策的联系也更为间接。其次，住房、医疗、交通和基本能源支出具有较强刚性。家庭可以削减娱乐、耐用品等可选消费，却很难在短期内明显降低房租、房贷、医疗保险、通勤和基本能源支出，因此刚性成本上升往往首先挤压其他消费和储蓄空间。再次，价格压力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并不均衡。总体CPI反映的是平均消费篮子，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通常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住房、食品、能源和交通，当这些项目涨幅高于总体价格水平时，其实际购买力受到的冲击也更明显。由此，即使总体通胀逐步回落，部分家庭仍可能持续感受到经济状况恶化。
这种“宏观数据尚可、微观体感偏弱”的背离，最终会通过中期选举的执政党惩罚机制转化为政治压力。选民未必因为反对执政党的全部政策而支持在野党，但当家庭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成本持续偏高时，往往会将部分责任归因于掌握白宫和国会多数的执政党。Pew最新专项调查也显示，经济仍是本轮中选最重要的投票议题：84%的注册选民认为经济对其中期选举投票“非常重要”；与此同时，74%的美国成年人对汽油和能源价格高度担忧，73%担忧食品和消费品价格，69%担忧医疗成本，66%担忧住房成本。生活成本这一传导机制对众议院选举尤其重要，因为435个席位同时改选，全国性生活成本、总统支持度和选民情绪更容易通过大量边际选区共同体现。
因此，本轮选举中的经济压力本质上更接近“可负担性问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衰退问题”。美国经济仍保持正增长并不意味着居民经济满意度同步改善，因为选民更加关心的并不是GDP，而是收入扣除住房、食品、能源、医疗和融资等必要成本后，还剩下多少可自由支配空间。生活成本压力覆盖群体广、感知频率高，而且在不同收入和党派群体中均具有一定共性，因此比单一宏观指标更容易形成全国性的政治逆风。这也解释了当前两院选情的差异：全国性的生活成本压力决定了选举环境总体向在野党倾斜，使民主党在众议院获得更明显优势；但这种全国趋势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参议院多数，仍取决于其能否穿透关键州的共和党基本盘和候选人差异。
（三）能源和AI正在成为新的政治变量
能源和AI正在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两个新的重要政治变量，本质上都指向居民对生活成本和成本分配的担忧。能源价格直接影响家庭交通和日常消费，AI数据中心则通过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影响电网投资、居民电价和地方公共资源配置。二者共同强化了前文所述的“可负担性”矛盾：选民关注的不仅是经济是否保持增长，也越来越关注增长和产业投资带来的新增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能源价格是其中最直接、最具感知度的变量。美国9月汽油价格同比上涨34.2%。由于汽油价格透明度高、更新频率快，同时对通勤和物流具有较强刚性，其对居民经济感受的影响往往高于其在CPI中的权重。一方面，汽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挤压家庭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还可能通过运输和物流成本向商品价格传导，并强化居民对未来通胀的担忧。因此，在生活成本已经成为核心投票议题的背景下，油价变化容易进一步放大选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
AI则将类似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延伸至电力和地方基础设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预计，到2030年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达到649TWh，占全美总用电量约11.8%，不同情景下约为9.5%—15.3%。随着数据中心集中建设，新增电力负荷将进一步推高发电、输电和配电投资需求，并涉及并网、土地、水资源和居民电价等问题。Pew最新专项调查显示，认为数据中心对家庭能源成本产生负面影响的美国成年人比例已由年初的38%升至8月的50%，认为其对附近居民生活质量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比例分别升至49%和54%。这意味着，数据中心正在由单纯的科技投资和就业议题，逐步转化为与居民生活成本直接相关的地方政治议题。由此，AI议题的政治争议正从“是否支持AI发展”转向“AI扩张的成本如何分配”。大型数据中心的电网投资、居民电价和地方基础设施补偿问题日益突出，政策更可能在支持产业扩张的同时，要求企业承担更多外部成本。AI也因此不再只是抽象的科技议题，而是通过电价和地方资源配置进入居民的日常经济感受。
因此，能源和AI实际上是生活成本问题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的两个新增载体。汽油价格将地缘风险和能源供给变化传导至家庭预算，数据中心则将AI投资和科技产业扩张传导至电价与地方基础设施成本。二者共同指向同一个政治问题：经济增长和产业投资创造收益的同时，其新增成本由企业、政府还是居民承担。在全国性生活成本压力已经对执政党形成选举逆风的背景下，能源价格偏高和AI数据中心带来的电力成本争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压力，也成为影响边际选民和关键选区的重要变量。
二、制度框架：中期选举对美国政策空间的重塑
中期选举首先改变的是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和制度约束，政策方向则取决于不同政策工具对国会立法的依赖程度。美国政策制定受到参众两院、总统否决权、参议院程序以及司法审查等多重机制约束，不同政策对国会的依赖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财政、税收、福利和年度拨款高度依赖新立法，而贸易、监管、许可和部分国家安全政策更多建立在既有法律授权之上。由此，分析中选影响时，重点在于识别哪些政策的新增空间被压缩、两院控制权分别改变哪些政策工具，以及立法受限后政策权力将向何处转移。
（一）国会控制权首先改变的是立法空间
国会控制权变化对财政、税收和福利政策的影响最为直接，其核心在于美国制度对新立法设置了多重制衡。第一，总统拥有否决权。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而推翻总统否决需要参众两院分别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因此，即使反对党同时控制两院，在缺乏压倒性多数的情况下，也很难单方面实施完整的党派性立法议程。第二，参议院还存在终止辩论门槛。对于大多数普通立法，结束冗长辩论通常需要五分之三参议员支持，即现实中的60票门槛。严格而言，并非所有法案都需要60票“通过”，但在两党席位接近的情况下，60票通常构成重大普通立法能否推进的重要程序约束。第三，部分财政议题可以通过预算协调绕开普通立法的60票门槛，但其适用范围受到预算决议和伯德规则等限制，主要覆盖税收、强制支出和部分债务上限事项。统一政府可以利用这一程序推动党派性财政方案；一旦白宫与国会至少一院分属不同政党，其单方面推进大规模财政议程的现实空间将明显收窄。
因此，中期选举首先改变的是新增政策的通过概率，而不是既有政策的自动存续。如果民主党夺取众议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推动新的大规模减税、福利调整或财政扩张将需要获得民主党支持；如果民主党进一步控制参议院，政策约束则会由众议院这一单一否决点扩展至两院议程和委员会层面。但即使民主党同时控制两院，由于特朗普仍掌握总统否决权，在缺乏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情况下，也难以单方面推动与白宫立场相反的完整政策议程。由此，分裂政府更可能表现为新增立法空间收窄，而非既有政策全面逆转。
（二）两院归属还决定监督、任命和预算权
中期选举的制度影响不能只看某项法案能否通过，还需要区分众议院和参议院掌握的不同权力。如果民主党仅控制众议院，其影响除了阻止部分新增立法外，还包括取得众议院委员会主导权，加强听证、调查和行政监督，并在年度拨款等财政事项上获得更大的谈判能力。众议院委员会本身承担对行政机构和政府项目的监督职能，多数党变化因而会直接改变国会监督的强度和议程。
参议院控制权的边际影响则更加集中于人事任命和议程设置。宪法赋予参议院对高级行政官员和联邦法官等总统提名行使“建议与同意”权，因此，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即使失去众议院，仍可继续主导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行政和司法任命。更值得注意的是，现行参议院规则下，人事提名的终止辩论通常只需简单多数，而不像多数普通立法需要60票，这意味着参议院控制权对行政和司法任命的影响，比其对普通立法的影响更加直接。如果民主党进一步取得参议院控制权，国会制衡将由众议院层面的立法和监督进一步延伸至参议院委员会、议程设置和人事确认。由此，两种民主党胜选情景的制度含义并不相同：民主党仅控制众议院，核心影响是增加立法否决点并强化监督；民主党控制两院，则进一步削弱白宫在人事任命和国会议程上的主动权。
与此同时，新增立法空间收窄并不意味着财政事件风险同步下降。年度拨款具有明确的财政年度节点，如果常规拨款或持续决议未能及时通过，部分政府机构可能因拨款中断而停摆；债务上限则没有固定的年度截止日期，而是在联邦债务接近法定借款空间时成为国会必须处理的问题。分裂政府下，这些事项更容易成为两党进行政策交换和预算博弈的制度节点。
（三）立法约束增强后，行政执行和司法审查的重要性上升
国会立法空间收窄，并不意味着总统政策能力同步下降。贸易、监管、制裁、许可和部分国家安全政策拥有较多既有法律授权，因此，当新增立法受阻时，行政部门可能更多依赖已有授权继续实施政策，政策重心也相应由立法扩张转向行政执行。
贸易政策是典型案例。2026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未授权总统征收相关关税，但这一判决并未终止政府的贸易政策目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后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临时进口附加税，同时启动第301条调查，并继续使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等既有贸易工具。其制度含义在于，司法部门可以否定某一行政工具的法律依据，但只要其他法定授权仍然存在，相关政策目标仍可能通过替代工具继续推进。
由此，中选后的政策环境更可能出现政策权力来源的重新配置：依赖新立法的财政、税收和福利政策受到更强国会约束，基于既有法律授权的贸易、监管和国家安全政策则具有更强延续性；与此同时，行政部门越多依赖既有权限推进政策，法院对总统行政权边界的审查就越重要。国会制衡增强因此并不意味着政策风险下降，而更可能意味着风险由新增立法逐步转向预算谈判、行政执行和司法审查。
总体来看，中期选举的制度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国会控制权决定新增立法的空间，两院归属决定监督、任命和预算博弈的强弱，既有法律授权则决定行政政策的延续程度。因此，中选后判断政策影响的关键，是进一步识别一项政策究竟依赖新立法、年度预算还是既有行政授权。这一区分，也决定了后续财政、AI、贸易和能源政策对中期选举结果的敏感程度。
三、国内政策：财政约束与AI基础设施重估
中期选举对国内政策的影响，核心在于重新约束新增政策空间并调整成本分配。财政方面，国会控制权变化主要影响未来减税、新增支出和预算博弈，可能压低财政扩张的边际斜率并重排支出优先级，但既有债务、强制性支出和利息负担决定了结构性高赤字格局难以短期扭转。AI方面，两党总体仍支持产业扩张，分歧更多集中于数据中心新增电力和基础设施成本由谁承担、监管要求多强以及相关政策如何推进。由此，中选后国内政策更可能呈现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而增量受限与AI成本内部化并行的特征。
（一）财政：中选限制新增扩张，而非结构性高赤字方向
中期选举对财政政策的核心影响，不是推动美国财政转向紧缩，而是压缩新增财政扩张、重排支出优先级，并提高预算博弈的阶段性风险。财政存量包括既有赤字和债务、社会保障与医疗支出、利息成本以及已经生效的税收政策；财政增量则主要包括未来可能推出的新减税、新支出和福利调整。国会控制权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后者，却很难在短期内逆转前者。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联邦财政赤字约1.9万亿美元，占GDP的5.8%；到2036年，赤字将增至约3.1万亿美元，占GDP的6.7%，明显高于过去50年3.8%的平均水平。由此，中选后即使新的大规模减税和支出方案更难推进，美国财政仍将从一个高赤字、高债务的起点继续运行。
历史经验并不支持“分裂政府必然带来财政紧缩”的简单映射。为尽量剔除经济周期和利息支出的干扰，本文基于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构造周期调整后基础财政余额（Cyclically Adjusted Primary Balance，CAPB），并回溯1970年以来14次中期选举，按照选后“总统党控制两院”“参众两院分裂”和“反对党控制两院”三种国会结构进行比较。为便于解释，本文将CAPB改善定义为财政立场收紧，即ΔCAPB>0表示基础财政余额改善、财政边际收紧，ΔCAPB<0则表示基础财政余额恶化、财政边际扩张。结果显示，中选后第一年三类国会结构下ΔCAPB中位数分别约为-0.56、-0.54和0.27个百分点。但由于美国联邦财政年度自10月1日开始，中选发生在11月，第一年的财政结果仍较多受到既有预算安排和跛脚鸭会期政策影响。到中选后第二年，三类情形的ΔCAPB中位数分别约为-0.18、-0.22和-0.15个百分点，差异明显收窄，也不存在“分裂政府对应更强财政收紧”的稳定排序。
因此，国会结构更多影响新增财政政策能否通过，而并非决定赤字路径本身。分裂政府可以提高跨党派财政整顿的制度可行性，但能否真正实现减赤，仍取决于赤字和利息负担形成的政治压力，以及现收现付预算规则（PAYGO）、支出上限等预算约束能否建立。就当前环境而言，中选更可能限制新增财政扩张并改变支出结构，而非推动美国财政全面转向紧缩。
从当前两党的边际诉求看，中选后的财政博弈也更可能表现为“钱花在哪里”，而不是围绕大规模减赤形成共识。例如，众议院以230票对196票通过《延长平价医疗法案增强型保费税收抵免法案》，其中17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拟延长《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增强型保费税收抵免，说明部分医疗支出具有跨党派支持基础。因此，不同国会组合可能明显改变医疗、国防、农业等支出的相对优先级，却未必使财政总量迅速由扩张转向紧缩。中选更可能改变财政资源的配置和新增财政冲动，而不是立即改变美国高赤字运行的基本方向。
与此同时，中长期财政增量受限与短期财政事件风险上升可以同时发生。美国财政部8月预计，2026年三季度私人持有可市场化国债净融资约7390亿美元，四季度约6280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未来新增刺激下降，较高的存量赤字仍将使国债融资需求维持高位。此外，债务上限和年度拨款将在2027年重新成为重要政治博弈载体。由此，中选后的财政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特征：中长期看，新增财政扩张受限有助于降低未来赤字和国债供给的边际压力；短期看，债务上限、年度拨款和政府停摆等事件风险可能上升。因此，财政脉冲下降与财政事件风险上升并不矛盾。
总体而言，中期选举对财政政策的主要影响在于约束新增财政扩张，而非推动财政政策全面转向紧缩。国会结构决定财政增量和支出结构，既有赤字、债务、强制性支出及利息负担等财政存量则决定财政约束的基本边界。因此，中选后更可能出现财政扩张边际放缓、支出优先级调整以及短期财政事件风险上升，而结构性高赤字格局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
（二）AI：从资本开支扩张走向成本内部化
AI政策的核心矛盾正在从“是否支持产业扩张”转向“扩张所需资源和基础设施成本由谁承担”。随着数据中心投资快速增长，AI发展的主要约束正由芯片和算力进一步延伸至发电、电网、并网和地方基础设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预计，到2030年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达到全美电力消费的11.8%，不同情景下约为9.5%—15.3%。这意味着，下一阶段AI资本开支能否继续扩张，不仅取决于算力投资意愿，也取决于能否获得足够的电力和电网容量。换言之，AI投资的瓶颈正在由“算力供给”转向“算力+电力”的双重约束。
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成本承担机制上。2026年9月，《电费支付者保护法案》（Ratepayer Protection Act）在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拟要求州级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建立大型负荷标准，使100MW以上大型用电客户承担为其服务所需的新增发电、输电和配电升级成本，并提供相应财务保障；参议院随后以57票支持终止辩论，虽未达到60票门槛，但已经显示出较强的跨党派基础。其政策含义并非限制数据中心建设，而是推动相关成本由居民电价和公用事业资产负债表更多转向大型负荷自身承担。如果这一方向延续，AI资本开支不会简单下降，但项目投资回报门槛可能上升，电力获取能力、长期供电合同和基础设施配套将成为数据中心选址和扩张的重要约束。
不同国会组合对AI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监管强度、成本分摊和政策推进节奏，而不是是否继续支持AI产业扩张。若民主党控制两院，数据中心能源和水资源披露、大型负荷承担电网扩容成本、前沿模型安全审计以及数据中心税收调整等议题的国会推进空间可能上升，但受总统否决权约束，政策落地仍需要跨党派支持。若形成分裂国会，大型负荷承担增量电网成本这一原则仍具有较强跨党派基础，但具体成本分摊机制、联邦AI安全监管和数据中心税收政策更可能面临分歧，政策可能更多通过专项立法、监管机构和州级规则逐步推进。若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联邦政策更可能延续当前加快数据中心、电力供给和输电基础设施建设、简化许可的方向；但由于保护居民电价同样具有跨党派政治基础，大型负荷承担更多新增系统成本的趋势仍可能延续。
相比之下，前沿AI安全标准、独立审计以及数据中心税收等政策仍处于框架或草案阶段，对国会委员会控制和立法议程更为敏感。10月公布的前沿AI治理框架提出持续测试、独立审计和事故报告等要求，10月23日提出的数据中心政策则涉及取消部分税收优惠和设置消费税，目前均尚未成为生效政策。因此，民主党控制两院与共和党控制两院的主要差异，不在于是否继续发展AI，而在于成本内部化的范围、监管约束的强度以及联邦政府对地方电力系统的介入程度。
四、对外政策：贸易、行政权与能源风险
中期选举对外政策的核心影响，在于改变特朗普政府行政权受到国会约束的强弱，以及既有政策持续实施的政治和财政成本。与财政、税收等高度依赖新立法的政策相比，贸易、投资限制、制裁和部分国家安全政策已经具备较明确的行政或法定授权，因此即使中选后国会制衡增强，政策方向也未必同步逆转。不同国会组合的差异更多体现为：国会能否为特朗普政策提供新的法律和财政支持，以及监督、拨款和司法争议能否对行政权形成更强约束。
（一）贸易与中美经贸：立法空间收窄，行政工具延续
国会制衡增强并不等同于贸易政策风险下降，真正可能改变的是特朗普推进贸易议程的工具和节奏。2026年2月，最高法院在学习资源公司诉特朗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中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关税，从而否定了特朗普政府以IEEPA实施相关对等关税和芬太尼关税的法律依据。但司法限制并未终止政府的关税议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判决当天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临时进口附加税，同时启动和推进第301条调查，并继续执行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实施的行业关税。这意味着，司法或国会可以压缩某一种行政工具的使用空间，却未必能够消除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仍可在现有法定授权之间重新组合政策工具。
这一逻辑在中美经贸政策上更加明显。部分科技和资本流动限制已经由行政措施进一步转化为法律制度。2025年12月，国会通过《综合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将部分对外投资安全监管写入法律。2026年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据此发布拟议规则，覆盖半导体与微电子、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高性能计算与超级计算、高超音速等关键技术领域。现行对外投资安全计划同时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列为受关注国家或地区。
因此，中选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更可能体现在政策节奏和工具组合，而非战略方向根本逆转。从不同国会组合看，若民主党控制两院，特朗普推动新的大规模贸易立法或进一步扩大法定授权的难度将上升，国会调查和监督也可能加强，但第301条、第232条、制裁和既有投资限制仍可继续使用；若民主党仅控制众议院、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贸易政策更可能呈现“立法受限、行政延续”，众议院监督增强但参议院仍可在任命和部分国家安全议程上支持政府；若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特朗普将拥有更大的空间推动新的经济安全立法和产业政策，使部分行政措施进一步固化为法律制度。
（二）中东政策：短期军事主动权较强，持续行动更依赖国会和财政
中东政策与贸易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总统可以在短期军事行动中保持较强主动性，但冲突持续时间越长、规模越大，对国会授权和财政支持的依赖就越高。《战争权力决议》（War Powers Resolution）要求总统在美军进入敌对行动等情况下向国会报告，并规定在缺乏宣战、明确授权或法定延长的情况下，一般应在60日内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国会还可以通过拨款和监督影响军事政策。因此，中选不一定能够阻止特朗普采取新的短期军事行动，但会直接影响更高强度或更长期行动能否获得持续的政治和财政支持。
当前伊朗冲突已经体现出这一约束。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截至2026年8月1日，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已给国防部带来约380亿美元的作战、后勤和持续保障成本。如果冲突维持5月至6月的较低强度，每延续一个月预计新增约20亿美元成本；如果重新达到7月的较高强度，月度成本约为30亿美元，进一步升级则可能产生更高支出。财政端的潜在影响可能高于已经发生的作战成本。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6月24日向国会提出总额876亿美元的补充拨款请求，其中671亿美元用于国防部相关支出。这意味着，军事行动可以由行政部门快速启动，但持续作战、弹药补库和更大规模部署最终会越来越依赖国会拨款。
不同国会组合因此会影响特朗普在中东采取高强度行动的持续空间。若民主党控制两院，战争权力监督、听证以及补充拨款条件可能明显加强，国会对长期军事行动的约束上升，但总统短期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并不会因此消失；若参众两院分裂，白宫仍可能保持较强的短期行动能力，但追加军费和持续部署更容易成为两党谈判事项；若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政府在补充拨款、军备补库和延长军事行动方面面临的国会阻力可能相对较小。因此，国会结构对中东政策的约束主要随着冲突持续时间和财政成本上升而增强：行动越短期，行政权影响越大；行动越长期、成本越高，国会的重要性越高。
五、结论与展望：关注政策增量，而非党派标签
历史经验表明，中期选举对资产价格的短期影响更多体现为“不确定性消退”，而中期方向最终仍由财政、通胀、利率和盈利决定。从美股看，1974年以来中期选举后三个月标普500平均上涨约5.7%，13次中有11次录得正收益，显示选举结束本身往往带来一定的风险偏好修复。但这一规律并不意味着某一党派胜选必然利好资产：美债、美元和黄金在选举日前后并不存在稳定的党派映射，其表现更多取决于市场如何重新评估财政扩张、通胀和货币政策。由此，本轮中选仍应沿着国会结构变化—政策约束调整—宏观变量变化—资产重新定价的路径分析，而不是直接交易党派标签。
（一）主要资产：政策变量通过利率、盈利与风险偏好重新定价
美债是中期选举政策变化最直接的宏观定价载体之一，但从历史事件看，中期选举对美债收益率的即时影响并不存在稳定方向。例如，2006年中选前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由约4.71%降至4.64%；2014年共和党取得参议院后，收益率基本维持在2.35%—2.36%；2018年形成分裂国会后，10年期收益率维持在3.2%左右，市场一度下调进一步财政刺激和扩大赤字的预期；2022年中选期间，10年期收益率由约4.22%降至4.12%，但随后低于预期的CPI数据推动收益率单日进一步下行近30bp。这表明，相比选举结果本身，美债更敏感于选举如何改变财政预期，以及通胀和美联储路径等基本面变量。对本轮中选而言，如果国会制衡增强，新增减税和支出推进难度上升，未来赤字和国债供给的边际压力可能下降，对长端美债形成一定支撑；但美国仍处于结构性高赤字环境，财政端提供的更多是边际利好而非趋势反转。与此同时，能源和贸易政策可能通过通胀形成反向影响。因此，美债最关键的仍是财政脉冲与通胀的组合：财政边际收敛且通胀同步改善最有利于长债；若财政约束增强但油价、关税重新推高通胀，利率下行空间仍将受限。
美股在中选后的历史表现相对更具有规律性，从历史事件看，中选后的美股短期表现往往受到“预期差”和政治不确定性变化影响，但选举并非唯一驱动因素。2014年共和党取得参议院控制权后的首个交易日，标普500上涨约0.6%，清晰的选举结果降低了市场对第二轮投票和控制权悬而未决的担忧；2018年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形成分裂国会后，标普500上涨约2.1%，科技和医疗板块领涨，市场主要交易选举结果符合预期、不确定性下降以及更严格监管政策推进难度上升。2022年则体现了这一规律的边界：投票日标普500上涨约0.6%，但次日在国会控制权尚未明确、共和党表现弱于市场此前预期，同时叠加企业盈利和加密资产风险等因素影响下下跌约2.1%，随后市场重心迅速转向CPI和美联储政策。历史经验由此提示，选举结果与市场预期越接近、控制权越快明确，“不确定性消退”越可能成为短期交易主线；但这一影响通常持续时间有限，随后市场仍会回归通胀、利率和盈利等基本面变量。中长期来看，美股仍应关注行业和产业链内部的重新定价。
能源资产的选举效应同样弱于其自身基本面。中东冲突决定原油风险溢价，而AI数据中心扩张决定电力基础设施需求，中选更多通过战争拨款、能源许可和大型负荷成本分摊影响两条传导路径。根据EIA预计，2026年天然气和核电合计约占美国发电量58%，在数据中心提高全天候电力需求的背景下，天然气、核电以及输变电、储能等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提高。因此，能源板块同时受到地缘风险、通胀和AI电力需求三重驱动，党派结果本身并不足以决定方向。
美元和黄金的历史表现则进一步说明，中选结果与资产方向之间缺少稳定映射。2018年分裂国会形成后，美元短期走弱约0.4%，市场交易财政刺激空间下降；2014年共和党取得参议院后，美元则走强。黄金的历史规律更弱，世界黄金协会也指出，美国选举结果本身对黄金并没有持续、显著的方向性影响，黄金更敏感于选举之后的财政、货币和地缘政策变化。因而，本轮中选后美元和黄金仍需要回到实际利率、财政风险、贸易政策和地缘风险的组合进行判断。
（二）总体判断：选举日交易不确定性，选后交易政策兑现
2026年中期选举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简单改变美国政策方向，而是重新分配不同政策工具的约束程度。国会控制权变化首先影响需要新立法支持的财政、税收和福利政策，而贸易、监管、投资限制和部分国家安全政策由于存在既有法定授权，具有更强的行政连续性。因此，中选之后最可能出现的并非政策全面反转，而是立法约束增强、行政工具权重上升，政策风险由大型立法逐步转向预算、行政和司法事件。
从政策看，中选改变的首先是不同政策工具的约束程度。财政方面，国会控制权变化更可能压低新增扩张斜率，而难以逆转结构性高赤字；AI方面，政策重点由单纯扩大资本开支逐步转向基础设施成本分配；贸易方面，国会变化主要影响新增立法，而既有行政工具仍具有较强延续性；中东方面，总统保留较强短期行动能力，但持续军事行动和补充拨款越来越依赖国会。
2026年中期选举最重要的资产含义，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短期交易选举结果与预期之间的差异，中期交易政策约束变化能否真正转化为财政、通胀和盈利变化。历史上，选举结果符合预期并快速明确时，美股通常受益于不确定性下降，而美债、美元和黄金的方向并不稳定；一旦进入选后数周至数月，市场重心通常迅速回到财政、货币政策和企业盈利。因此，市场真正需要交易的是一组能够持续验证的政策变量，而不是选举结果本身。对美债，关注财政脉冲、国债供给与通胀；对美股，关注盈利、长端利率和AI资本开支内部再分配；对能源，关注地缘风险和电力需求；对美元和黄金，则关注实际利率、财政风险和避险需求。
（1）选举结果及国会席位变化超预期。具体席位结果可能改变国会委员会控制、议程设置和财政立法空间。（2）美国经济和通胀走势超预期。三季度GDP、后续CPI、就业和能源价格变化可能改变市场对美联储和财政政策的判断，从而弱化选举因素本身的重要性。（3）财政政策超预期。国会仍可能围绕医保、国防、农业或其他领域形成跨党派增支；反之，高利率和财政压力也可能推动更加明显的减赤讨论。（4）AI政策与资本开支变化超预期。大型科技企业资本开支、数据中心建设、电网投资和联邦及州级监管均处于快速变化阶段，实际产业链影响可能明显偏离当前推演。（5）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中东冲突强度变化将同时影响能源价格、通胀和美国财政支出，并可能成为选后资产定价的重要独立变量。
胡玉玮：首席政策分析师。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杨旭泽：中信建投政策分析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财政政策、金融监管等。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国会再平衡与政策约束重估》
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胡玉玮 SAC编号:S1440522090003
SFC编号:BWP409
杨旭泽 SAC编号：S144052507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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