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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早期吉林将军富明阿对韩宪宗采取“招抚”政策，为的是削弱双方实力，想的是“坐收渔翁之利”。但韩宪宗一面配合官军肃清和征剿义军，另一方面借此机会扩充军备，趁机扩大采金范围，趁势扩垦荒地，不但元气未伤，反而扩张了势力。而朝廷是不会允许“金匪”存在的。富明阿既不敢对韩宪宗硬性剿杀，又不敢让朝廷知道金匪的存在，无奈之下，其策略随之发生转变，开始对韩宪宗实行实质性的招抚举措，借这一手段蒙蔽朝廷耳目，掩护韩宪宗避开朝廷的监视，从而降低自身牵涉其中的风险与麻烦。
富明阿在上奏朝廷为韩宪宗请功的奏折上，大费了一番脑筋。首先，韩宪宗的“宪宗”二字，就得想到清朝的避讳。只有国家立宪的大法，老百姓是不能用“宪”字的。其次是“宗”字，皇帝仅清朝就有太宗、世宗、高宗、仁宗等等，作为清朝子民的韩宪宗是不能用的。于是，便把韩宪宗的名字改成了韩现琮。其次，朝廷历来剿杀“金匪”，为韩宪宗请功就绝不能用“匪”字，因此在奏折中一律改称韩宪宗为“金厂头目”或“夹皮沟总头目”。
在富明阿的奏请下，同治五年（1866年），金厂总头目韩宪宗接到朝廷的明谕，赏他“六品军功”，准其开垦木箕河、桦树林子一带荒地数百垧。昔日的“金匪”总头目，一跃成为朝廷功臣。韩宪宗趁热打铁，向吉林将军衙门缴纳“二十万元”领荒。虽然朝廷意为让韩宪宗安心务农，但是韩宪宗却并未离开他所经营的金厂。他一面开垦荒田，一面继续经营着采金产业。也就是说“金匪”依然存在，富明阿的招抚政策并未完全落实。
1866年10月，富明阿派兵直扑老金厂，封矿禁采，驱赶流民。他这一做法受到朝廷的指责，皇帝也下旨命令富明阿并严厉的进行斥责：“对于那些私自挖金的流民，到底应该如何安置，必须仔细周全地想出办法来，你历次上奏折，只说限期把他们驱散，却根本没有考虑到要把他们安置到哪里去，实在是太糊涂、太敷衍了！你要用心去筹划安排，可以准许这些人在金矿附近开垦荒地，或者另外挑选空闲的土地让他们耕种谋生。总之，必须让这些人各自都有安定的生计来源，以此作为一劳永逸的长远之计。最后还警告他，倘若草率鲁莽地处理这件事，导致将来又生出其他事端而出了差错，必定唯你是问”。
富明阿被骂得冷汗涔涔，对待此事不敢再流于形式。他认为，众流民之所以死守矿山，就是因为他们以采金业为主，因此只有为其另谋生路。
富明阿在1866年10月上奏朝廷，在得到朝廷谕准后，立即派协领那斯洪阿与富尔丹带人奔赴吉林南山奉旨放荒。韩宪宗早备下盛宴，山珍野味流水般端上桌，厚礼悄悄塞进官员袖中。几杯烈酒下肚，那斯洪阿早忘了“公事公办”。双方心照不宣地立下“君子协定”：韩宪宗带领金工停采金矿，迁到木箕河、漂河、桦皮甸子等处领地务农，“每金工一名，给荒地五垧，不征荒价”，垦后三年，按朝廷规定每年征租六百六十文，由韩宪宗发给地照。这样一来，韩宪宗不仅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安插金工”，而且还可以“招民垦荒”，收取租税，实际上，韩宪宗获得了这块土地的实际统治权与管控权。
韩宪宗并没有放弃开采金矿，而是利用这一时机，领地务农，辅助其继续开矿。同治七年（1868年），夹皮沟采金工人增至4万多人，日产黄金500多两，月产黄金15000余两，系韩边外产金鼎盛时期。从韩宪宗安插金工、领荒务农开始到1880年的十几年时间里，官府一直以为韩边外地区几乎没有人偷挖金矿。因为韩宪宗开采金矿在夏季，而富明阿派员分季轮查金厂只是在秋冬两季，这个时间差便使官府产生了错觉。同时，韩宪宗又招民垦荒，更让官府认为韩宪宗是一个严格按官府意旨办事的“良民”。
总而言之，韩宪宗已成为朝廷的六品大员，使韩边外获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从而避免了过去那种大规模的朝廷进剿，出现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及生产的发展。招民垦荒，又使东北长期封禁的土地得到开发，推动了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垦田务农的掩护之下，韩边外地区的采金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文字来源：根据夹皮沟金矿史·志及网络历史故事整理改编
图片来源：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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