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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今年10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与历史建筑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领域首部五年规划，部署了资源调查认定、整体保护与活态传承、文化赋能城乡发展、建立健全保护传承工作机制四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建立健全保护传承工作机制作为第四项任务，承载着一个关键使命：为前三项任务提供制度保障，使保护传承工作走向常态化运行。
《规划》在这一部分提出了四个相互关联的机制方向：推动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深度融合，探索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路径，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最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保护传承工作格局”。
城市更新与保护融合机制：以“先调查后建设”重塑决策顺序
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张力，根源在于两种决策逻辑的时间差。更新项目往往在规划审批、土地出让之后才触及保护问题，此时拆除已经发生，保护只能被动应对。《规划》对此的回应是将保护程序前置：建立“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机制，在所有县（市、区、旗）开展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做好预保护。
这一机制设计的实质，是改变建设决策的信息基础。过去许多破坏事件的发生，并非决策者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在决策时点保护对象尚未被识别、尚未进入名录。前置调查意味着任何更新项目启动之前，必须先摸清片区内的保护对象底数，有保护价值的挂牌建档、纳入体系。与之配套的是名录的持续扩充：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万处以上，推进挂牌保护全覆盖与数字化测绘建档。 底数清、账本明，保护才能在建设决策中获得一席之地。
在融合方法上，《规划》将“微改造”与“小规模、渐进式修缮”确立为主流路径，并提出实施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推动1.5万处历史建筑修缮提升。同时建立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正负面清单，避免过度商业化和业态同质化。正负面清单的意义在于为活化利用划定边界：商业逻辑可以参与，但不能反客为主，挤走原住民的生活网络。保护前提下的更新，更新促进下的保护，二者互为条件而非彼此抵消。
以居民为主体的实施机制：让住在里面的人拥有决定权
《规划》在面临形势部分明确写道，要“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这一表述的治理意涵在于：居民从保护的“对象”转变为保护的“主体”。
过往保护实践中，居民角色的边缘化是许多项目事与愿违的共同根源。整体腾退引入文旅业态，街区沦为布景；冻结式保护不准翻修，居民在漏雨的老屋里熬到离开。两种路径殊途同归，都将人与建筑割裂开来。《规划》的路径是：以微改造留住人，以居民主体激活人。对于公房，以院落为单位推进，探索多数住户同意即可启动的规则；对于私房，因其风貌保护要求带有公益性，修缮补助具有合理性，补助发放本身可以成为引导自主维修的杠杆。规范房屋修缮报批流程，引导自主更新与投工投劳，使居民能够自己决定“修哪里、怎么修、什么时候修”。
《规划》还特别提及“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传承利用，不仅需要依法依规，而且需要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的约束力，来自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和身份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保护要求被写入村规民约，它就从外部强制变成了内部共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一个前提：居民确实将所在空间视为自己的家园。而这一前提又反过来依赖于微改造的成效——居住条件改善了，居民才会产生长期居留的预期，才会在意街巷十年后的样子。物质改善与制度培育在此形成良性循环。
社会力量参与路径：从“志愿者热情”到“制度化渠道”
《规划》在“十四五”现状基础中记录了一组数据：各地建立120余个保护志愿者团体，10余个城市设立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保护日，10余所高校开设古建筑修缮、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等学科，建立了涵盖4大类21个工种共2.2万名工匠的全国传统建筑工匠库。这些数字说明社会参与已有相当基础，但“畅通社会参与渠道”作为规划任务被提出，恰恰说明社会参与的路径仍然需要“畅通”，这样的制度仍然需要完善。
《规划》的路径是“畅通”而非“号召”。专业力量的引入是首要渠道：基层技术力量的配备——责任规划师、驻场工匠、社区建筑师——是居民自主修缮不可或缺的支撑。普通居民不具备判断结构安全、选择修缮材料的能力，缺乏专业指导的自主改造可能瓦解整体风貌。工匠库的建设则为传统工艺的延续提供了人力储备，使修缮不仅是“修好”，更是“修对”。资金渠道的拓展同样关键，规划提出拓展投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配产品，使社会资本能够进入保护领域而不喧宾夺主。此外，保护志愿者团体的规范化、古城保护日等公共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努力将分散的社会热情转化为可持续的参与力量。
监督闭环管理体系：让保护成为可追踪、可问责的过程
《规划》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的保障在于监督。《规划》在监督层面依托既有制度基础进行强化。地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向本级党委专题年度报告保护传承工作情况的制度将继续执行。这一安排将保护从部门事务提升为党委议事日程的固定议题。
在技术层面，《规划》提出依托“数字住建”平台建立遗产数据库，开展动态监测，实施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这就意味着保护工作不再是一份五年发一次的文件，而是一个持续追踪、可考核的过程。数据库的建立使保护对象的变动可追溯，动态监测使破坏行为能够在早期被发现而非事后追认。
在法规层面，《规划》提出加快推动修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街区和古老建筑保护条例，为监督问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当年度报告、动态监测、评估考核与法规约束形成合力，监督才具备闭环管理的实质效力。
《规划》明确了清晰的工作机制逻辑线索：以“先调查后建设”解决保护信息滞后于建设决策的问题，以居民为主体解决保护实施脱离日常生活的问题，以畅通渠道解决社会力量分散无序的问题，以监督闭环解决执行不力无人负责的问题。
当调查前置成为开工的条件，当居民成为修缮的决策者，当社会参与有路可走，当监督有据可查，保护才可能从文件语言变为治理实践。《规划》的目标在于让制度本身成为文化遗产最可靠的守护者。
作者系住房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城市规划研究会理事长、研究员级高级规划师
编辑：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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