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野人”“快乐大猪”“健壮的牲口”“无所事事的野生动物”……

这些都是徐雯对自己的形容，总之，她已经不“做人”很久了。

2018年，27岁的徐雯从北京一家杂志社辞职，没有固定工作、固定居所，也没有多少钱，背着两个背包在全世界游荡，住过200多家青旅，去过50多个国家。

七年多来，她几乎没再写作，靠不署名的自由撰稿维持生活，偶尔打工换宿扫扫厕所。直到最近，在编辑的积极推动下，她出版了第一本书《一个人的地球派对》。

书里记录了徐雯八年的旅行故事，也有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小事。因为大多时候，她只是在一个地方待着，吃饭、睡觉、走路，观察动物和植物，或是一朵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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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里的钱不会再增长，未来也没有任何确定的保障，但她过得真的很快活。

更有趣的是，她无意在路上寻找和确认什么，没有必须要完成的目标，也不想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用她的话说，是“无用之无用”的生活。

“没有放弃什么，因为丢掉的，原本就不需要；也没有追寻什么，因为留下的，已经足够多。”

难免让人好奇，为什么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如此简单而快乐？这种轻盈和洒脱背后是什么在支持她？

在书的前言里，徐雯讲了一个关于爷爷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要如何度过一生”的故事。

文/徐雯 

2008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爷爷在村里散步。

我们经过了正在生长的稻田，经过了他工作过的五金厂，最后来到了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

1997 年之前，这里没有桥，我们去河对岸，要么摆渡，要么绕几公里去镇上，再绕回来。

我们站在河边看来往的船只。江南水系纵横，河里货船居多，运沙土、运建材，船上升起炊烟，洗过的衣物晾在甲板上，随风高高飘起。

我们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另一条路回家。家家户户都端了桌椅坐在门口吹风、吃饭，夕阳穿过田埂和路边几棵零星的树，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身问我：“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那年我十七岁，在短暂而叛逆的青春期里，最大的假想敌不过是“万恶的应试教育”。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记忆里我什么都没说。

四个月之后，他被确诊为肝癌，我们再没有办法一起走很远的路，又过一年，他去世了。

十年后，我二十七岁，过完春节，我从杂志社辞职。很多因素导致了那次突然的离开，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再无休无止地进入别人的故事，无休无止地使用其他作家的语言了。

做记者的三年，许多思想、主义主动或者被动地进入我的脑子，我有了很多认识世界、认识人的工具，可这好像也让我和世界、和自己离得越来越远。

我在农村长到十五岁才去城里读高中，在知道那些大而美丽的词语之前，我每天相处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事物：田埂上的马兰、秧苗地里的蚂蟥、初夏时树上的野桑葚，还有睡到半夜打在凉席上的月光。我习惯这样直接的相遇，而不是百转千回的描述。

离开北京之后，我过上了我妈眼中的流浪汉生活。没有买房、不再租房，公积金销了户，也不再交社保，全部的家当就是两个背包：一个挂胸口，放电脑、证件、手机，一切贵重物品，另一个背后面，放一年四季的衣服、备用鞋、雨伞、饭盒、吹风机、药品、登山杖、运动用的弹力带和筋膜球。

我仍靠稿费养活自己，只是不再署名，撰写的内容多半也与自己无关，我不再是写作者，而是一个写字的蓝领工人。

我没多少积蓄，大部分时候住在便宜的青旅，小部分时候睡在过夜大巴或机场，当然，除了功能性的衣物、必要的食宿、交通、门票，我也没什么消费。

这样的生活状态，也让我几乎离开了所有的人际关系，没有网络群组，没有社交，再亲密的朋友，见面的频率也以年为单位。

我自然而然地不再谈论以前经常谈论的东西，知识、理念、意识，也不再谈论那些形容词，自由、勇敢、执着，我只是日复一日地吃饭、睡觉、走路，听一些别人的故事，咀嚼一些自己的故事，然后继续吃饭、睡觉、走路。

所以这本书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旅程。一个人口袋里没多少钱，离群索居，在地球的一些角落，像一只健壮又无所事事的动物，晃过来，晃过去。

“它”不怎么讲道理，也没什么道理可讲，但“它”总体是快活的：“它”在塞尔维亚的塔拉森林幽居了半个夏天，然后跑到英国湖区的寺庙打工换宿，每天扫厕所、运木屑，去滩涂上看迁徙的鸟；“它”在泰国学泰拳，把自己练成了一头牛犊，又去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和海狮、鬣蜥、火烈鸟玩无聊游戏；“它”在北极圈永无止境的夏天里搭车徒步，在亚马孙河的慢船上睡三天吊床，等一场暴风雨……新冠短暂地困住过“它”，可“它”又能被谁驯服呢？

旅途的空白时刻，2008 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偶尔还是会潜入脑海。“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终于，2025 年早春，第二次游历南美洲之前，我在迈阿密梦到了爷爷。

过去十五年，梦到他的次数不太多。最后的日子里，他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因此在寥寥数次的梦中，他总在诉说痛苦。这一次，是爸妈带他来找我玩，我说我们去吃火锅吧，然后我问他：“身体怎么样啊？”他笑得很开心，我一转头，说：“哈，气色真不错啊！”

其实我们从来没一起吃过火锅，也从未一起旅行过。我们一起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小学毕业的暑假，去城里的大爷爷家。

大爷爷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那时候的农村啊，家里有一个读书有出息的，第二个就没机会了。我爸常说，几十年后他去镇上看医生，医生还在感慨，你是徐祖培的儿子啊，你爸以前真聪明，过目不忘，可惜了。

我们坐公交车进城，爷爷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带了自己种的青菜和苋菜。城里什么买不到啊，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能将《三国演义》倒背如流，可种地已经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了。他一辈子只去过一次上海，因为从来没吃过自助早餐，他吃太多，坏了肚子，回来就得了急性肠胃炎。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1月6日，希望几十年后再见，我能将这本书送给他。我想跟他讲讲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事，然后让三十五岁的我回答十七岁时的那个问题。

“我不知道活着有没有意义，可我也已经不计较这些了。中国人常讲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法激励我，因为我将时间视为唯一拥有之物，而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过渡。

我想活着也并非理所当然，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时候，存在就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可是在那之前呢，又有多少偶然促成了这个结果？活着本身，会不会就是无限死亡里的一个短暂假期呢？

我不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故乡的那条小路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站在此时此刻站立的地方，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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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本不是什么上班族，而是地球居民，派对动物！”“她的文字里只有人和故事，

真实到你几乎又重新相信地球是一个村。”“提供了关于“另一种可能”的思考，

并因此开阔了一点，明亮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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