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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一桩持续发酵的丑闻，终结了黄仁勋长达33年的英伟达CEO生涯。
当地时间11月12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即刻生效。公司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接任临时CEO。
消息披露后，英伟达股价应声下挫，盘中一度暴跌14.3%，市值一度跌破4万亿美元。
连日来，针对该起事件，美国国内多家媒体对黄仁勋展开了持续发难与围剿。《经济学人》发文称，“黄仁勋必须离开”，且“他不应该是唯一一个被撤职的人”；《大西洋月刊》发文称，“丑闻远不止黄仁勋一人所为”。这些文章话里话外都在指责黄仁勋出卖美国国家利益，并暗示与其过从甚密的特朗普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媒体如此高调密集的批判，放在当下这个共和党刚刚中期败选的节点，尤其值得玩味。
与媒体的口诛笔伐相反，在黄仁勋最终决定辞职前夕，多位科技巨头与风投机构高管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呼吁英伟达董事会保持克制。
Atreides Management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Gavin Baker提出“调查结束后由股东投票”方案，马斯克对此以“正是如此”回应；另一位用户评论称：“你或许会以为，从史蒂夫·乔布斯和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经历中，我们应该已经明白：创始人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取代的……”马斯克回应称：“说得没错。”
站在黄仁勋一边的还有英伟达的大多数员工。11月12日当天，匿名职场社区Blind发表的一份小范围调查显示，88%的英伟达员工希望黄仁勋留任，11%希望他主动辞职，只有1%希望董事会将他罢免。另据凤凰网报道，在英伟达内网中表态“希望黄仁勋留任的投票人数占比超过了97%”。
很显然，对于利益休戚相关的英伟达员工，也对于全球投资者，他们对于黄仁勋的去职更多的是悲观——无论是英伟达将被卷入更大的政治纷争，还是作为一家顶尖科技企业，就此失去了他长达33年的“灵魂”。
坊间一直流行这样的说法：“黄仁勋就是英伟达，英伟达就是黄仁勋。”他既懂技术，也懂商业，几乎以一己之力奠定了英伟达的企业根基，使其多年来立于科技行业的不败之地。
在《英伟达之道》一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黄仁勋作为CEO的种种特质，并援引多个科技公司新任CEO流于平庸、最终导致公司走上下坡路的案例，为我们判断失去黄仁勋之后的英伟达将如何发展提供了翔实的参考。
无论你是关注英伟达的投资者，还是追踪这起事件走向的大众读者，下面这篇内容，都值得你认真品读。
《英伟达之道》
[美]金泰 著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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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英伟达之道》
科技公司需要技术型CEO
激进投资者卡尔·伊坎有一个理论：美国大部分企业在选择新CEO的过程中存在管理混乱。他称之为反达尔文主义——与自然选择的残酷过程完全相反，后者只允许最适应的物种生存和繁衍。
伊坎观察到，有能力的高管经常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更讨人喜欢但能力较差的人，这个现象源于公司内部的行为激励机制。那些晋升到公司高层的人，就像大学兄弟会的会长一样。他们与董事会友好相处，对现任CEO也不构成威胁。他们不是天才，但他们和蔼可亲，尤其当你心情不好时，他们总能陪你喝一杯。正如伊坎所说，这些人物（他们大多是男性）“不是最聪明的，不是最机灵的，也不是最佳的，但很讨人喜欢，也还算可靠”。
CEO希望自己能长期留在公司。因此，很显然，他们不愿带领一个更聪明且有可能取代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倾向于选择一个略逊色于自己的人。当CEO最终离职时，善于逢迎的高管往往会因与董事会的关系融洽而被提升，延续“劣币驱逐良币”的循环，这位新任CEO也开启了类似的周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见过多个有商业背景而非技术背景的高管成为大型科技公司CEO的例子，结果却通常是平庸的，甚至更糟糕。
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鲍尔默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宝洁公司的市场经理，后来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然后于1980年加入微软。他是比尔·盖茨雇用的第一位业务经理；他曾担任运营、销售和企业高管，但在技术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
他在科技领域的声誉不佳。《华尔街日报》的前专栏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曾讲述了他与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的一次谈话。莫斯伯格坐下来准备采访乔布斯时，乔布斯却先问起他最近一次去微软采访的情况。乔布斯饶有兴致地询问他，鲍尔默是否仍然牢牢掌控着这家软件巨头公司？当莫斯伯格予以肯定答复时，乔布斯停顿了一下，然后振臂高呼道：“太好了！”莫斯伯格进一步解释说，虽然乔布斯非常尊重盖茨，但几乎毫不尊重鲍尔默。
乔布斯是对的。在鲍尔默的领导下，微软错过了转型至移动计算的契机，还进行了一系列糟糕的收购，包括aQuantive公司和诺基亚。在鲍尔默担任CEO的14年里，微软的股价下跌了30%以上。
此前，苹果公司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公司CEO同样是商业背景多于技术背景。乔布斯在1985年被苹果公司董事会排挤出局，取而代之的是百事公司前营销专家约翰·斯卡利。斯卡利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他提出了以越来越高的价格销售越来越好的电脑的战略。但随后他在科技产品上做出了一系列错误决策，例如，推出个人数字助理“苹果牛顿”，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Mac选用了PowerPC处理器。技术创新的停滞使苹果公司在10年后濒临破产。
尽管鲍尔默和斯卡利比任何人都更擅长销售不同版本的Windows系统或昂贵的PowerBook笔记本电脑，但他们无法预知技术的下一步发展方向。苹果公司甚至无法将其操作系统升级到现代标准，直到后来收购了乔布斯的NeXT，后者的技术成为Mac OS X的基础。
英特尔则是另一个案例。鲍勃·斯旺于2016年加入英特尔并担任首席财务官，2年后他升任CEO。斯旺是财务背景出身，他之前在eBay公司以及IBM前销售员H. 罗斯·佩罗创立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担任首席财务官。在斯旺的领导下，英特尔在向更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和下一代处理器发展过程中屡次延误，导致其落后于竞争对手AMD。更糟糕的是，斯旺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执行数十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和发放数十亿美元的股息上，以此来抬高公司股价，这导致研发投资的资金被抽调。
事实证明，斯旺也是一位糟糕的经理和资源分配者。与英伟达类似，在2010年代末，英特尔在AI方面投入巨大。但英特尔缺乏连贯的战略，并且同时开展了多个独立的人工智能相关芯片项目，反而分散了资源和注意力。
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旺对英特尔的技术业务并不熟悉。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他无法就公司的发展重点做出明智的决定，也不知道谁应该真正负责这些决定。相反，据一位英特尔前高管说，他太容易受精彩演示的影响，即使这种演示没有任何现实依据。
2021年，斯旺辞去了英特尔CEO一职，他的继任者是帕特·格尔辛格，后者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背景。格尔辛格上任后的首要决策之一就是停止股票回购。
CEO数学
英伟达之所以能规避类似的陷阱，是因为它拥有一位技术型CEO——黄仁勋。“当你遇到黄仁勋，就算市场上还有其他几十家图形公司，你也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想与之合作的人，”英伟达的早期投资者之一，至今仍在董事会任职的坦奇·考克斯说，“他之所以出色，是因为他是工程师兼计算机科学家。”
前产品经理阿里·辛纳德回忆起自己曾参与开发的一款Wi-Fi产品，这款产品一直没有发布，部分原因是黄仁勋的极度严谨。
“黄仁勋令人敬畏，”辛纳德说，“你去参加产品会议，但他对产品的了解比你还多。”在产品会议期间，黄仁勋明确表示，他了解各种Wi-Fi标准的所有技术细节。虽然该产品对英伟达的战略并不关键，但黄仁勋仍然抽出时间掌握了相关技术和规格。“他了解一切。在我们参加的每次会议上，他可能都是准备最充分的人。”
黄仁勋活跃于英伟达内部众多主题电子邮件讨论组，通过这种方式跟上趋势、扩展知识。在“深度学习”邮件列表中，工程师会讨论人工智能的最新技术发展，黄仁勋则习惯转发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你很清楚黄仁勋在想什么。”英伟达前高级研究科学家利奥·塔姆说。
前市场营销高管凯文·克鲁韦尔回忆起在路上遇到黄仁勋的情景，当时他们都前往参加2016年12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机器学习和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会在这个学术会议上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会议不像计算机图形图像特别兴趣小组年会或游戏开发者大会那样为公众所熟知——可以说，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更加专业、硬核。
克鲁韦尔知道会议并没有安排黄仁勋发言，便问他来参加会议做什么。黄仁勋回答说：“我是来学习的。”
英伟达的CEO并没有指派别人代表他出席会议并做笔记，而是亲自出席会议来了解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他想深入参与这一领域，便参加各种会议，与演讲者、学生和教授交谈。后来，他开始聘用许多在会议上认识的人。
黄仁勋曾多次表示，如果对技术本身没有深入了解，他就无法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必须理解技术的基本原理，这样你才能直观地了解行业将如何变化，”他说，“我们的推断能力和前瞻性非常重要，因为技术日新月异，但我们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来打造一个优秀的解决方案。”只有具备各领域的专业知识，才能决定支持哪些项目，估算这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合理分配资源以获取最佳的长期回报。
过于深入细节也有一个坏处：可能导致决策瘫痪。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及时做出决策，即使决策不够精确。黄仁勋很早就在一门工程课程中学到了这一点，这门课程由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唐纳德·阿莫特教授负责教学。阿莫特在上课时总是使用整数。
“我讨厌这样，”黄仁勋说，“我们使用指数和现实世界中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的数字。”然而，如果过于精确会使阿莫特变慢，所以阿莫特拒绝这种精确；例如，他会将0.68四舍五入为0.7。他教导学生不要忽视大局。“这曾经让我抓狂，但多年来我学会了，虚假的精确毫无意义。”
黄仁勋把整数法则也用于英伟达的运营中。他的员工半开玩笑半亲切地称之为“CEO数学”。这使他能够进行大局战略思考，而不为细节所困扰。他可以快速确定一个新市场的规模，以及其为英伟达带来利润的潜力，然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分析竞争格局和制定进入策略等更复杂和直观的任务上。正如坦奇·考克斯所指出的，“用电子表格获得任何你想看到的东西很容易，但黄仁勋能熟练使用‘CEO数学’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长”。
黄仁勋对数学的处理方式——直接、简洁，并面向大局——也是他与英伟达员工进行更广泛沟通的方式。由于英伟达的一切都在他的职责范围内，因此他必须高效地对外传递信息。根据杰夫·费希尔的说法，“他的电子邮件简短而优美。有时甚至太短了”。
“他的电子邮件就像俳句一样。”布赖恩·卡坦扎罗认同道。
这个比喻恰如其分。这种三行的诗歌体，常常难以理解或模棱两可——这对新员工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难以适应黄仁勋电子邮件沟通的简洁性。即使是资深员工，也经常要花费数小时讨论黄仁勋的某封电子邮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他们无法在内部达成一致时，他们会去找黄仁勋问清楚。
然而，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正是黄仁勋所希望的。英伟达大多数高层领导者认为，黄仁勋希望员工能对他的指示做出正确的判断。他并不想控制每一个决策；事实上，过分详细的规定可能会扼杀他想要培养的独立性和行动倾向。相反，他希望确保他们已经尽职尽责，并考虑了所有可能的影响。卡坦扎罗强调，黄仁勋的方法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喜好。
“我们都很忙，”卡坦扎罗说，“我们的电子邮件多得看不完。我们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你应该对你工作汇报的对象抱有同理心。不要只是把所有东西都扔给他们，而是要以一种能激发他们兴趣的方式给他们，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询问更多的细节。黄仁勋正在试图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公司，并谨慎占用彼此的时间。如果你想在一个大型组织中发挥影响力，就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
你必须让自己对工作着迷
黄仁勋工程背景的最纯粹体现是他看似无限的工作能力。在他看来，在商业中，职业道德比智力更重要。“你有多聪明并不重要，因为总会有人比你更加聪明。”他说。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你的竞争对手不会睡觉”。
黄仁勋也不会松懈。作为领导者，他在战略眼光、对图形学和加速计算的理解以及管理组织的能力等方面越来越成熟，而且在他担任CEO的30年间，始终不变的是他对长时间工作和最大努力的承诺。
一位运营高管声称，英伟达并不是一家7×24的公司，而是一家8×25的公司。“我不是开玩笑。我凌晨4:30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10:00，”她说，“这是我的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另一位产品经理指出，许多员工不愿意接受这种磨炼，几年后就会离开。这位产品经理倾向于在上午9:00之前到达办公室，很少在晚上7:00之前离开。回家后，他每晚10:00 ~11:30都保持在线状态，从而确保与全球合作伙伴交谈。“周末时，如果你不能在2个小时内回复电子邮件，那就必须告诉团队你无法回复的原因。”他说。当回顾自己的日程时，他发现在过去一年中，几乎有一半的周末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办公室加班。
英伟达的极端工作文化来源于CEO黄仁勋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他对任何不尽职的人都不以为然。“实际上，我不知道有哪位成功人士对待工作的态度是‘这只是工作。我从上午8点工作到下午5点，我就要回家了，下午5:01我就放手不管了’。”黄仁勋曾说，“我从来不知道有谁凭这样的状态也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你必须让自己对工作着迷。”
每当黄仁勋难得休假时，员工们反而更加提心吊胆。因为他往往会坐在酒店里写更多的电子邮件，给他们带来比平时更多的工作。在英伟达早期，迈克尔·哈拉和丹·维沃利曾试图对这种情况进行干预。他们给黄仁勋打电话：“伙计，你在做什么？你在度假！”
黄仁勋回答说：“我正坐在阳台上，看着我的孩子在沙滩上玩耍，同时写电子邮件。”
“出去和你的孩子一起玩吧！”他的下属坚持道。
“不，不，不，”黄仁勋拒绝道，“这正是我可以完成大量工作的时候。”
黄仁勋说，他去看电影时从来记不住电影内容，因为他一直想着工作。“我每天都在工作。我没有一天不工作。如果我不在工作，我就在想着工作，”黄仁勋说，“对我来说，工作就是放松。”
黄仁勋对任何工作量不如自己的人都缺乏同情心，他也不认为自己因为全心投入英伟达而错过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2024年，《60分钟》节目采访了黄仁勋，当被问及有员工说黄仁勋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替他工作要求很高且很不容易等话题时，他没有反驳，而是表示同意。
“本该如此。如果你想做非凡的事情，那就不会轻松。”
在我多年的商业报道生涯中，无论是作为一名咨询顾问、分析师，还是作为一名商业作家，我从未见过像黄仁勋这样的人。在图形学领域，他是先驱；在残酷的科技市场中，他是幸存者。他已经担任CEO超过30年——截至本书撰写时，他是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目前任职时间第四长的CEO，仅次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沃伦·巴菲特、黑石集团的苏世民和再生元的伦纳德·施莱费尔。在科技行业，黄仁勋在英伟达的任期比杰夫·贝佐斯在亚马逊的27年、比尔·盖茨在微软的25年，以及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的第二任期14年还要长，而且他们都已经不再担任CEO。黄仁勋正逼近由拉里·埃里森在科技领域创下的纪录。埃里森是甲骨文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甲骨文公司担任CEO 的时间长达37年，2014年后又回到了首席技术官的职位。
使黄仁勋与几乎所有其他竞争对手区分开来的因素容易被理解，但很难被复制。他挑战了以往对高管角色的划分——要么是精通技术但商业素养不成熟的CEO、创始人，要么是有商业头脑但缺乏技术专长的经营者。黄仁勋则展示了一个人可以同时担任这两种角色。事实上，在技术含量极高的半导体行业，他的双重角色可能是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他与英伟达几乎是共生关系的原因。在许多方面，他就是英伟达，而英伟达就是黄仁勋。英伟达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数万名员工和数十亿美元收入的跨国公司。
当然，这一现实引发了一个问题：当黄仁勋和公司不再合而为一时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不会得到答案，但这毕竟迟早会发生。
-End-
2026.11.13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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