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声波:《岭南历史地理探微》各章节撰著缘由及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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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波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6. 9
ISBN 978-7-03-086899-2
原本以为，我从陕西师大博士毕业回到四川大学工作后，便会终老于此，所以很多中长远的学术研究规划，大多局限于四川，至多包括西南民族地区，或者搞一些全国性的研究，如唐宋政区沿革之类，根本没有接触岭南史地的打算。不承想，人生无常，造化弄人。在十七年前（2003年）广州非典型肺炎时期，不少意欲南下的学者暂停脚步，而我却因友人盛情相邀，有了南下的考虑，不久竟然成真，开始了岭南学术生涯，广东成为我的第三个故乡。不可避免地，因参加各种岭南地方学术会议的需要，或因指导研究生之故，写了一些有关岭南史地的论文，算是初窥了中国南大门的门径。十几年下来，仅发表过的也有了近三十万字的规模。适逢新冠疫情暴发，不能外出，宅居书房，加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任务在身，也有必要进行历史时期岭南地区（包括今广东、港澳、海南、广西）人文地理发展演变专题研究，于是分区域编次，对相近题材者，加以整合，大略分为广东、港澳、广西诸篇章，辑成《《岭南历史地理探微》》一书。今就各章节撰著缘由及基本内容略加介绍如下。
第一章
广东历史地理探微
“赵佗陵墓位置新考”一节系 2007 年“南越国遗迹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当时广州考古界一直怀疑赵佗墓最大的可能就在其孙赵眜墓旁边的越秀山下，但始终未能勘探出地下遗迹，不能解开世人关注的千古之谜，而我猛然想起早年翻阅《太平广记》时有篇唐人传奇讲到过赵佗墓的情况，于是参以其他资料，撰成此文，提出“白云山”一说。不想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时，未能入选。之前有人提出过“越秀山”论者，其实我也希望赵佗墓就在越秀山，而且这样确实也更合情理，此文只是想为考古界提供一个反方向的新思路，要么刺激一下他们将越秀山彻查一遍，要么建议他们查一下白云山下那个位置，以便排除唐人的说法，促进谜团的解开。现在看来我到底还是有些书生气，没想到有些谜团解开还不如保持为好，就像尼斯湖怪兽一样。因为在我的文章中，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赵佗墓究竟在哪里，而在于提供的唐人传奇讲，赵佗墓早已被打开。
第二节关于良溪古村的论述，是 2008 年为参加江门市蓬江区委宣传部主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而写。因为正面称赞良溪古村的论著已经很多，很难找到新的切入点，我便试从正反两面论述良溪成为千年古村的原因：崎岖的丘山地貌和紧密的宗族制度，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良溪赖以长期存在的条件，也是限制良溪向城镇发展的因素。这个观点当场受到“良溪—后珠玑巷”观点提出者黄伟宗教授的肯定，他的意思是，我们看问题还是要坚持辩证法，一分为二，而我的文章就属于少数敢于提反面意见的。
在考察珠三角古村落过程中，我发现各大宗族修建了为数众多的宗祠，纂修了大批族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清道光年间成书的《新会县志》里的《图说》部分，对各都、乡、里坊、村落的姓氏及其变迁也做了详细的记载，却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于是在另一次江门学术会议上，我和学生提交的论文对《图说》所载姓氏的分布、良溪罗贵等珠玑巷移民与清代中叶新会县姓氏之关系，以及《图说》的编撰特色等内容进行了探析，是为第三节内容。
第四节至第六节，是我接受澳门学发起者之一的暨南大学汤开建教授邀请，为参加他主持的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举办的系列年会而写。澳门乃弹丸之地，外围湾澳、岛屿极多，相关地名基本上都是由明清广东地方古籍记载的，其中很多与澳门历史关系密切，却与现今地名对不上号。但相对而言，澳门外围地名演变要比澳门城内地名演变线索简单一些，要进入澳门历史地理研究的殿堂，最好先理清澳门外围广东各县岛屿名称的演变过程，就如“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一样。于是发现，在珠江口南部，岛屿越大、距大陆越近，得名越早，“双屿”名称存在以大带小现象，因海陆变迁出现岛名消失现象，特别是明万历元年析东莞县置新安县后，因文献记载体例及作者因循旧志、辗转传抄等原因，出现了以东莞县城为坐标的道里资料和以新安县城为坐标的道里数据并用、混用的情况，由此引发了一些地名的混乱，主要是一名多地，或地名南移，清康熙年间对新安县的短暂撤销与恢复也对此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几篇论文的写成，奠定了日后展开港澳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
第七节至第九节，是我与指导的研究生合作写成的，涉及明清以来广东海防建设、生态环境、农业地理各方面，也是我多角度进行广东历史地理研究的尝试，目的是全面熟悉广东历史地理演变，便于指导研究生展开各种专题研究，并为接受广东地方研究项目打下基础。
第十节，是关于我参与主编的《广东省行政区划图志》得失总结，谈谈《图志》的继承性、创新性及圈层结构理论在历史地图编纂中的实践。
第二章
港澳历史地理探微
首节是关于澳门早期地名“Macao（Macau）”在地图中何时出现的研究。我在进入澳门城区历史地理研究后，发现中国文献特别是古地图对澳门城的标绘多半是示意性的，客观而言，其准确性和景观描绘、符号注记及地名容载量，远不及同期西方文献及相关地图。因此，我从“全球地图中的澳门”视野出发，考察了中西地图对澳门地名的标注变化，于2008年发表《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一文，指出 1560 年无名氏所绘《从暹罗湾到日本的远东海图》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西方人最早标出澳门地名的地图。这个发现，比当时流行的1570年说推前了约十年。另外，还确认葡萄牙人西奥多·拜耶所绘之《澳门平面图》，绘制年代为 1598 年，而非 1607 年，它是西方人所绘最早的澳门城市景观图（又称地志画），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
第二节是关于早期澳门城市地图的研究，论证以前不太为人所知的 17 世纪荷兰绘图师芬彭士制作的《澳门城》鸟瞰图、《澳门城平面图》和《澳门城形制图》（反转图）系列地图具有一定的军事实用价值，特别是前两图，对于复原澳门早期城市建筑分布和街道格局，判断澳门城市建筑、机构的建成史，估算城市人口，研究环境变迁等，更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在澳门地图绘制史上堪称双璧，希望学术界对此系列地图予以足够重视，展开积极的研究。
第三节关于香港地区岛屿名实演变的探讨，也是为进入香港城区历史地理研究扫清外围，做一些铺垫。
第四节至第七节，则是在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过程中，围绕清代以来澳门城市道路、填海工程、绿地建设、商业街区的开拓及发展过程进行的专题研究成果。我们一方面考察了近代澳门半岛北部道路体系的建立过程，认为澳葡当局通过此举强化了澳门老城区与关闸外中国内地的陆路联系，使澳城的规模突破了几百年的界限，迅速扩展。另一方面，澳门街区要突破狭窄山间凹地的限制，填海工程也势在必行，西部空间较小，但近于居民区，得以先填，东部空间较大，但远离居民区，故填海在后。城区扩大之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随之而来，绿化建设呈现私宅花园绿地面积越来越小，公共花园绿地从低处往高处迁移，不同类型的绿地有不同的树种，不同类型的绿地有不同的管理方式等趋势与特点。我们还观察到，近代澳门商业中心街区的数量和面积与人口数量和密度不完全同步，商业中心街区的位置与地势和交通环境密切相关，商业中心街区的扩展方向和速度滞后于城市地域扩展，商业中心街区的辐射范围参差不齐，商业中心街区的行业功能与顾客对象密切相关。
第八节“澳门华人华商及相关地名研究”，是 2010 年为参加澳门民政总署与澳门大学举办的“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而写。通过统计、分析澳门历史地名，发现从 16 世纪中叶澳门开埠到 1849 年澳督亚马留非法强占整个半岛，以人名命名的地名绝大多数是葡人地名，华人华商地名的明显增多，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特别是 90 年代的澳门回归“后过渡期”，原因应当为华人华商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所致。
最后，笔者提议编绘《澳门历史地图集》，并详细论述了编图的意义，认为现有中外历史文献已基本上能够满足编纂《澳门历史地图集》的需要，并就图集内容、体例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澳门回归以前，关于澳门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相当贫乏，即便是澳门史，也多属风物掌故之类，真正的史书屈指可数，只有瑞典学者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葡籍学者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较有影响，但他们引用的史料多系西文，中文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严重缺乏，观点失之偏颇。至于西文舆图资料汇编，以《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较为重要，这本书是一本地图集，收集影印了 100 多幅世界各地所藏 16—17 世纪大航海及地理大发现时期西人所绘世界地图、亚洲地图和澳门地图，多属难得一见的珍稀版本，我国历史地理学者以前甚少加以利用。该图集既然要反映东西方交汇，却基本未收中文地图，也是其不足之处。笔者在本书中有选择地参考引用了上述西文文献，还有其他西方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关于澳门地区的珍稀古地图，目的仅在于与明清时期所绘澳门地图进行比较，理清澳门及澳门周边地名的历史演变过程，弥补中西文献各自的缺环、纠正各自的错误。笔者并不赞成他们某些带有偏见的观点立场，对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部分，也进行了说明、批判和纠正。
第三章
广西历史地理探微
首节是关于一桩岭南学术“公案”之己见：自汉至陈苍梧郡治广信县究竟是在广西梧州还是广东封开（古封川）？笔者发现“封川说”最重要的观点是将汉武帝时戈船、下厉两军出发地“零陵县”解读为治在今湖南永州的“零陵郡”，于是“下离水”的戈船军顺湘—漓线抵达梧州，“下苍梧”的下厉（濑）军是顺潇—贺线抵达封川。其实西汉零陵郡治在今漓水上游的零陵县，即今广西兴安北，东汉时零陵郡治才移到潇水上游的泉陵县，即今湖南永州。因此，我在 2015 年参与主编《广东省行政区划图志》时，发表了这个观点，一改 1995 年《广东历史地图集》的“封川说”，将广信重新画在梧州，随后指导学生将此想法扩充成本节内容。
“唐初左右江地区州县建置及其历史意义”一节，统计了从秦举岭南到唐武德末平定天下的八百多年间，在左右江地区建置的统县政区、县级政区、羁縻政区数量及分布情况，认为这些举措反映了唐代南方边疆地区经略方式的重大转变，奠定了桂西民族地区疆土管理的政治基础，体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圈层政区结构特点，并且众多的州县建置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曾于岭南道置岩州，然而除《新唐书·地理志》《文献通考·舆地考》载有起置年代外，唐、宋诸地志多不载其置废沿革及地望，今人所编各种中国历史地图，即使是堪称最有权威的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均未画出岩州。岩州的下落在五代以后就没有人提到，好似失踪一般。笔者在“唐五代岩州、常乐州钩沉”一节中对岩州沿革及其地望进行了详细考查，基本复原了岩州建置、地望及其迁移、罢废情况。
以上各章节次，在此次结集出版中虽然根据新近研究成果或新发现史料进行了一些增补、修订，但仍然可能存在不当或错误之处，尚祈识者有以教之。
本书出版同时得到由本人工作单位暨南大学执行的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特此致谢。
同行好友王均先生家世与王羲之有些渊源，出版之际，请他仿王氏体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摘编自《岭南历史地理探微》（郭声波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6. 9）一书“前言”，全文照录，未作删改，仅调整分段，标题及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86899-2
责任编辑：郝莎莎
本书详细探讨历史时期岭南地区（包括今广东、港澳、海南、广西）人文地理发展演变。研究对象涉及政区、地名、海防、城乡、街道、植被、地图、文献等方面，根据翔实的中外历史文献、地图及考察调研所得，逐一考证了粤港澳大湾区星罗棋布的岛屿地名演变，提出了近代港澳地区依托外岛海防，以港口、道路拓展带动商业繁荣，明清广东农村经济不平衡发展，唐代广西以羁縻州建置巩固边防等观点。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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