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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NDI宏观周论】章俊、盛中明:地方化债的近忧和远虑(2026年第4期)

核心观点

随着本轮化债政策深入推进,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取得积极成效。已认定的存量隐性债务规模大幅压降,地方债务风险总体收敛。但社会各界依然对化债相关问题有诸多关心:6万亿置换债额度用尽,已认定的隐债化解是否有压力?已认定隐债之外,与政府关联依然较紧密的城投经营债务存量几何?在防风险的同时,如何保障地方政府正常履职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为回答这些问题,通过梳理和测算,我们有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官方已认定的隐债化解总体无忧,既定政策资源足以覆盖。我们估算,截至2026年10月末,官方认定的隐性债务余额可能已降至3.4万亿以下。其中,2万亿元棚改相关债务具有相对明确的安排,且2027-2028年仍有至少1.6万亿元新增专项债额度用于化债。加上其他偿债来源,已认定隐性债务按照既定安排化解完毕具有较强保障。

第二,已认定隐债之外,仍有规模较大的、与政府关联密切的城投经营性债务。根据公开信息推算,2026年6月末,被认定为“融资平台”的城投经营性债务存量约4.1万亿。但我们估算,城投公司与公益性项目关联度较高的债务存量尚存32万亿(2025年末);这部分债务的规模及其偿还基础,值得相关政策进一步关注。

第三,下一阶段推进化债,需要更加关注地方政府三方面能力:一是保障基本民生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重点关注显性债务付息对地方可用财力的挤压;二是稳定地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重点关注债务率管理对地方投资活动的约束;三是有效传导宏观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的能力,关注地方财政压力向企业现金流、营商环境和居民预期的传导。

第四,相关政策可考虑:一是进一步厘清当前城投存量债务的性质和规模,明确分类处置方向,形成清晰稳定的政策预期;二是可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再置换”,用国债置换地方债,优化央地债务承担结构;三是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率考核机制,兼顾风险防控与合理投资需求;四是探索建立中央统筹的城投资产整合与重组机制,推动分散的地方建设资源向中央级专业化经营主体集中,提升存量资产运营效率和跨区域基础设施投资运营能力。

风险提示:

1.数据可获得性和数据口径带来的结论偏误风险;2.对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的风险。

正文

一、已认定的隐债化解无忧,既定政策资源足以覆盖

本轮化债政策集中推进以来,地方债务风险已由局部高压状态走向总体收敛,为地方财政运行、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加稳定的环境。存量已认定的隐债规模大幅压降;我们估算:截至2026年10月末,官方认定的隐债规模可能已降至3.4万亿以下,较2023年末的14.3万亿压降近80%。根据财政部公开的数据,2023年末,官方认定的隐性债务余额14.3万亿,2024年末降至10.5万亿、2025末降至6.5万亿。存量隐性债务能够快速压降,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显性债券置换隐性债务的“一揽子化债”政策,相关政策资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特殊再融资专项债,即2024年一次性新增6万亿限额用于置换隐债的再融资专项债券。这部分已经接近发行完毕,2024、2025年都足额发行了2万亿,2026年1-10月已发行了1.93万亿。

2)特殊新增专项债,即 2024-2028年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用于化债。2024年以来,这类专项债券年度实际发行规模往往超过8000亿元,主要是因为目前专项债券用途更加灵活,除偿还存量隐债外,还可用于清理欠款等。2026年1-10月,这部分专项债券发行约1.16万亿元。2027-2028年,按照既定安排,仍有至少1.6万亿元额度可用于化债。

3)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结存限额发行的再融资专项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债务结存限额是指经批准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扣除实际专项债务余额后的剩余额度。在本轮大规模化债政策出台前,部分地方利用既有债务限额空间,通过发行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的再融资专项债券,筹集资金置换隐性债务。所以,这类债券主要集中在2023年发行,2024年以后相关发行明显减少;2026年1-10月发行额只有21亿元。

4)利用地方政府一般债务结存限额发行的再融资一般债券。其基本原理与上述第三类债券相同,同样是在本轮大规模化债政策出台前的2023年集中发行;2026年1-10月发行额为318亿元。总体来看,前两类债券主要来自2024年以来中央推出的一揽子增量化债政策;后两类则主要是政策出台前地方利用既有债务限额筹集的化债资金。

2026年1-10月,上述各类用于化债及清理拖欠账款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合计约3.1万亿。所以,考虑到2025年末认定隐性债务余额为6.5万亿元,则可以估算截至2026年10月末剩余规模可能已降至约3.4万亿元(6.5-3.1=3.4万亿)。若进一步考虑地方通过安排财政预算资金、盘活存量资产等其他渠道偿还债务,实际剩余规模可能更低。

对于剩余的已认定隐性债务,后续政策资源总体充足,既定化债任务有望顺利完成。剩余约3.4万亿元隐性债务中,2万亿元为棚户区改造相关债务。按照既定安排,这部分债务可以在2029年及以后按原合同偿还,不需要在2028年底前集中化解。因此,扣除这2万亿后,2028年底前需要重点化解的剩余隐性债务约为1.4万亿元。按照既定政策安排,2027-2028年仍有至少1.6万亿元新增专项债额度可用于化债。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地方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偿债资金,现有政策安排也完全能够覆盖剩余隐性债务的化解需求。

二、已认定隐债之外,尚有规模较大的、与政府关联密切的城投“经营性债务”

已认定的隐债可以如期化解完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各界共识。但在此之外,关于“地方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的规模却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为了回答这个稍显复杂的问题,需要区分概念、厘清本质,可以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区分“城投公司”和“融资平台”这两个概念。在日常讨论中,二者往往混用,但在政策语境下,其内涵和政策含义存在明显区别:

地方城投公司是一个市场化、功能性的称谓,作为承担相关职能的市场主体将长期存在。城投公司泛指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运营等特定职能的地方国有企业。目前,公开市场发债的城投公司在3000家左右。无论政策如何调整,只要地方仍然需要有国有企业承担这类职能,城投公司就会长期存在,只是具体业务和经营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识别和监管含义的概念,其政策身份具有阶段性。被认定的融资平台可以大致理解为城投公司中的一部分。根据相关文件(如国发〔2010〕19号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融资平台逐步成为政策重点规范和推动退出的对象;所谓“退平台”,就是指城投公司按照政策要求剥离政府融资职能、退出融资平台监管识别范围,并不意味着企业注销或其存量债务自动消失。目前,官方认定的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都与融资平台的认定密切相关:2023年末认定的14.3万亿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是被认定为融资平台的企业债务中经政策明确、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而“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则是这些被认为为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承担的、但未被纳入政府隐性债务的债务。所以,政策口径下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的减少,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融资平台认定数量的减少。一家城投公司如果不再被认定为融资平台,其债务不管存量几何,就不再计入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二是仍被认定为融资平台的公司,通过自身经营积累、资产处置或其他方式偿还债务。

第二步,明确测算“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的本质目的。如前所述,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的政策统计规模,既受到企业实际偿债情况的影响,也受到融资平台认定范围变化的影响。随着城投公司逐步“退平台”,部分存量债务可能仅因政策身份变化而退出统计范围。因此,我们可能需要避免局限于融资平台这一政策认定口径,识别城投公司本身实际承担的、与地方政府相关项目密切联系的债务:有多少债务因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融资需求而形成,由城投企业作为法律上的偿债主体承担,却没有被纳入目前官方认定的隐性债务。这类债务并不一定都存在偿还困难,但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往往收益有限,部分城投企业自身经营能力又相对不足,因而相关债务的偿还能力值得持续关注。基于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在政策统计口径之外,从不同维度估算相关债务规模。

第三步,测算与“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相关的三个债务余额数字(图3):

其一,政策识别口径:被认定为融资平台的企业,其未纳入隐性债务的经营性金融债务;2026年6月末存量约4.1万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两会”期间披露的数据:2024年末融资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约14.8万亿元,较2023年初下降约25%;2026年11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继续披露:2026年6月末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较2023年3月末下降79%。据此粗略推算,2026年6月末这一口径的余额约为4.1万亿元。

其二,城投债务总量口径:2025年末,2600余家样本城投公司的存量有息债务约68.6万亿元。我们将2688家数据较为完整的城投公司作为统计样本,2025年末样本企业有息债务余额约75.1万亿元;扣除同期末约6.5万亿元已认定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剩余有息债务约68.6万亿元。但这一口径的统计范围相对宽泛,其中包含相当一部分具有正常经营现金流、可以依靠市场化经营活动偿还的债务,不能将其全部视为与政府关联密切的债务。

其三,政府关联度口径:城投公司有息债务中,与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项目关联度较高的部分;2025年末存量约32万亿。我们根据各家样本城投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收入的占比,近似估算其有息债务中与相关项目关联度较高的部分。加总结果显示,这部分债务规模约为38.8万亿元;扣除其中约6.5万亿元已被认定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估算2025年末与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项目关联度较高的城投有息债务约为32万亿元。需要强调的是: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只是债务项目关联度的近似指标,不能完全替代对债务资金具体投向及偿债来源的识别;也不意味着相关债务均应由政府承担偿还责任。但这一口径或许更接近我们希望识别的债务范围:因地方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融资需求而形成,由城投企业承担偿还责任,但项目自身经营性现金流可能不足以覆盖债务本息,且未被纳入官方认定隐性债务的存量债务。这部分债务的规模及其偿还能力,值得相关政策进一步关注。

三、进一步推进化债工作,可重点关注地方政府的三个能力

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可以有效降低短期偿债压力,缓释流动性风险,为地方政府腾挪财力、恢复发展能力创造条件。随着此前认定的隐性债务化解工作接近尾声,下一阶段化债工作可能需要聚焦于维护地方政府正常履职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具体而言,可以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保障基本民生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重点关注预算内债务付息压力。债务置换能够缓释短期偿债风险,但并未改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量债务形成的利息支出仍然对地方可用财力构成持续挤压。此前,我们已在《及时关注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付息压力》中测算:2025年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付息支出约1.5万亿元,利息负担率(利息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之和)约为8.5%;2026年前8个月,利息负担率进一步升至10.1%,部分省份已接近20%。面对刚性债务付息压力,地方政府普遍优先压减建设类支出,以保障基本民生和公共服务。但如果利息负担持续上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也可能面临更大压力。特别是对于利息负担率已经较高的地区,需要关注债务付息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挤压效应,确保地方政府具备基本的履职和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二是稳定地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重点关注债务率考核对地方投资的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率是衡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重要指标,其基本定义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综合财力之比。一般而言,债务率越高,地方政府新增融资和项目建设面临的约束越强。这一机制有助于约束地方过度举债冲动、压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责任。从各省情况看,地方政府债务率普遍有较大幅度上升(图4)。按照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余额与综合财力的比值测算,2025年超过80%的省份债务率较2023年上升30个百分点以上,超过50%的省份上升50个百分点以上;2025年,债务率超过200%的省份达到17个,而2023年仅有2个。

高债务率地区的投资增长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下行压力(图5)。按照2025年债务率将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低、中高和高债务率三个组别,比较各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均值。结果显示,2025年,中高债务率组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值降至-2.2%,高债务率组更是降至-8.2%。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等财力来源明显收缩,部分地区债务率上升并非完全源于债务增长,也受到综合财力下降的影响。如果地方政府仅通过压缩新增融资和投资来应对债务率上升,而投资不足又进一步制约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就可能形成债务率上升、投资能力下降、综合财力进一步收缩的负向循环。因此,推进化债工作需要统筹考虑债务风险防控与地方合理投资需求,在约束过度举债的同时,保障地方政府必要的投资融资空间,避免债务约束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正常投资活动形成过度挤压。

三是有效传导宏观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的能力,重点关注地方财政压力对政策执行和营商环境的影响。地方政府处于宏观政策传导的关键环节,直接面向企业和居民,也是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实施主体。地方政府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财政支出能力,还需要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落实各项政策、推进改革、回应市场主体和居民需求。如果地方政府长期受到各类制约,宏观政策向微观主体的传导效果也会打折扣。一方面,地方财政和化债压力可能通过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现金流链条向市场主体传导。财政资金拨付节奏放缓、政府采购和工程款支付周期延长等,都可能增加企业应收账款和资金周转压力,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投资安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用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制度改革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资源与精力也可能受到挤压。无论是落实惠企政策、保障企业合法权益,还是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都需要地方政府具备相应的财力和履职能力。若地方政府长期处于财力紧平衡状态,不仅可能影响政策落地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不利于稳定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预期。

四、政策思考

下一阶段推进地方债务化解,既要有序压降存量债务风险,也要避免地方政府履职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受到过度挤压。政策目标在于形成更加清晰、稳定的政策预期,在明确政府与企业债务责任边界的基础上,统筹维护地方政府保障基本民生、支撑合理投资和有效传导宏观政策的能力。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分类厘清城投存量债务的性质和规模,形成清晰稳定的政策预期。前文测算显示,已认定隐性债务之外,城投企业可能仍有约32万亿元与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关联度较高的有息债务。这部分债务规模较大,且与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职能密切相关,但目前尚未形成与其规模、性质相匹配的系统性政策安排。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债务的统计监测和分类识别,区分企业自主经营形成的市场化债务、与地方公益性项目相关的债务。研究制定分类处置和政策引导方案,明确不同类型债务的责任边界、处置方向和政策预期,避免因政策口径变化或责任边界不清形成新的不一致预期。

二是可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再置换”,用国债置换地方债,优化央地债务承担结构。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于承担国家重大战略、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及央地协同任务的过程中,相关项目具有超越地方行政边界的公共属性,不能简单将全部偿债责任归于项目所在地。可系统梳理存量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背景、资金投向、项目收益及实际受益范围,在厘清央地责任和债务性质的基础上,对具有全国性、跨区域公共属性的相关债务,研究通过国债置换、中央财政支持等方式优化债务承担结构,降低地方政府付息负担。

三是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率考核机制,兼顾风险防控与合理投资需求。债务率是地方债务风险防控的重要工具,应继续发挥约束地方过度举债、强化风险管理的基本功能。但与此同时,也应根据地方债务形成背景、财政条件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优化债务率评价方式,提高风险识别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一方面,对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地方配套债务,可考虑在债务率考核中按照一定比例予以区分或扣除。另一方面,结合土地市场变化,适度优化债务率风险预警和监管机制。可考虑在综合评估土地市场变化基础上,动态调整债务率风险预警标准,避免因短期财力收缩导致地方投融资能力受到过度约束。对于经济基础较好、产业发展潜力较强、资产质量较优的地区,可适当增强政策灵活性,引导其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保持合理投资强度。

四是探索建立中央统筹、专业机构参与的城投资产整合与重组机制。城投企业承担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职能,具有较强的系统关联性,但目前资产和业务分散于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平台主体,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专业化运营能力。可参考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对于具有一定经营现金流、具备市场化重组条件的城投企业,由中央层面统筹协调,将不同地区具有经营价值、业务关联度较高的资产和经营资源进行跨区域整合,组建层级更高、资产规模更大、业务布局更完整的专业化经营主体,使其在更大范围内统筹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承接跨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五、风险提示

1.数据可获得性和数据口径带来的结论偏误风险;

2.对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的风险。

如需获取报告全文,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谢谢!

本文摘自:中国银河证券2026年11月13日发布的研究报告《【CGS-NDI宏观周论】地方化债的近忧和远虑(2026年第4期)》

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S0130523070003

研究助理:盛中明

评级标准:

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6到12个月行业指数(或公司股价)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北交所市场以北证50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

行业评级

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10%之间。

回避: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公司评级

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20%以上。

谨慎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20%之间。

中性: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回避: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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