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投资端承压、财政收支背离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土地出让金下行导致的一本账调入收入缺口。2025年以来进入化债周期以来,地方财政“腾挪”空间有限,卖地收入回落的影响进一步显现,税收收入因而更多承担补缺口功能。“8.28新政”影响下,土地出让金收入或延续下行,真正面临财政压力的未必是传统弱资质省份,反而可能是经济大省。
文:国金宏观宋雪涛/联系人张馨月
一、财政的矛盾不在收入,而在支出
1、投资走弱与财政收支背离同时出现
2025 年三季度以来,投资端的压力逐渐显现,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负增长。进入2026年,投资端先是阶段性修复、随后再度承压。2026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仍增长1.7%,实现了温和开局;但二季度以来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前三季度累计同比下降7.2%,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21.5%、-4.2%、-2.1%。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投资的走弱并不仅仅受到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拖累,基建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放缓同样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财政收支的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本账(一般公共预算,下同)支出 = 一本账收入 + 赤字 + 调入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通常情况下,年内的赤字、调入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规模和年初预算较为接近。因此,财政收支的走势基本趋同,支出放缓主要源自收入缺口。其中,2022年和2023年一本账支出较年初预算减少的规模,与一本账收入的缺口大致相当;2024年一本账收入较年初预算较少4215亿元,通过超额调入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支出仅较预算减少884亿元。
但2025年以来,这一同步关系被打破,财政收支出现明显背离,整体呈现出“超收”、“减支”并存的态势。2025年一本账收入较预算仅减少3800亿元,但一本账支出较预算减少的规模达到了9762亿元,二者的轧差达到6000亿元,这也导致当年一本账支出的执行进度仅有96.7%,为历史最低水平。2026年一本账收入和支出的偏离加剧,前三季度一本账收入较预算增加4810亿元,但一本账支出较预算减少7020亿元,二者轧差接近1.2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分化更加明显。2026年前三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仅增长0.2%。这意味着中央财政的积极取向并未改变,约束主要集中在地方。
2、地方“少花钱”的根本原因
当前市场的共识是合格项目和支出意愿同时偏紧,导致了投资的走弱和财政收支的背离。在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部分行业产能相对充裕的环境下,能够满足收益平衡和全生命周期绩效要求的项目减少。随着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持续深化,以及4月15日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地方对低收益、弱现金流和重复建设项目更加审慎。
更深层的约束来自土地出让金的下行对地方财政空间的掣肘。
税收和非税收入决定第一本账的本级收入,但地方的财政支出支出并不只依赖当年本级收入。土地相关收入在过去既支持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和土地开发等第二本账(政府性基金预算,下同)支出,也通过跨账调入、结转结余影响第一本账。
从预算科目看,土地出让收入属于第二本账,并不直接进入第一本账,由此容易形成一个错觉:卖地收入下降只影响第二本账,与第一本账的“三保”和公共支出关系不大。
但实际上,一本账支出 = 一本账收入 + 赤字 + 调入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其中,调入资金的来源包括:从第二本账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从第三本账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以及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当土地出让金超预期下行,会导致来自二本账的调入资金存在缺口,从而影响一本账支出。以2025年为例,一本账支出较预算减少的9762亿元中,仅有3800亿由一本账收入缺口贡献,其余的4800亿缺口是因为卖地收入承压导致调入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由年初预算的20555亿元收缩至15754亿元,这才是一本账支出回落的主要原因。2025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4.7%,较年初预算减少7130亿元。从时间节奏看,土地出让金自2025年9月起快速回落,而基建投资增速的下行和财政收支的背离也始于这一时点。
二、土地收入如何穿透“两本账”
由于土地成交、合同缴款和财政资金入库并不同步,土地收入下降还可能削弱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的资产扩张及融资能力。对地方而言,真正影响当期支出的不是某宗地在账面上成交了多少,而是扣除征拆等成本、按照规定用途安排并实际入库后,有多少资金能够跨账统筹、能够形成当期支付。
土地出让金下行带来的真实财政压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当年卖地收入的下降幅度。而是在年初编制预算时,一本账的支出在扣除收入和赤字后,有多少需要从二本账调入资金进行填补。一旦卖地收入下行,这部分的缺口将真实暴露出来,其背后的传导链条是:土地出让金下行→二本账调入资金存在缺口→一本账支出收缩→投资承压。因此,2025年下半年以来,土地出让金较预算的偏离、一本账财政收支的背离、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保持同步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自2022年起进入下行区间,尽管2025、2026年的下降幅度并非历年最大,但其对财政收支和投资端的影响却高于此前的年份。这背后的原因在于,2022-2024年面对土地出让金下行压力时,地方财政仍有较多“腾挪”空间,但2025年以来地方财政的“缓冲”能力有所减弱。
其中,2022年的应对举措包括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表外融资,以及年内安排了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1.65万亿,并将其中的9000亿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用于补充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2023年则是在四季度增发了1万亿国债,将年内赤字率由预算的3.0%提高到3.8%左右。
2024年赤字率仍保持在3%左右,尽管当年发行了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但这笔资金归属于二本账,不能通过调入的方式弥补一本账缺口,因此当年地方的“三保”压力有所增加,非税收入中的罚没收入增速也相对较快。但此时“调入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仍能发挥财政收支“缓冲垫”的作用,年内实际调入和使用的资金规模达到25410.5亿元,较年初预算增加4470亿元,从而在一本账收入较预算减少4216亿的前提下,仍带动一本账支出基本完成年初预算。
但2025年进入化债周期以来,地方财政资源更多被“固定”,可动用的存量资金、可盘活的优质资产以及表外融资空间都已不同程度消耗。拆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来源,无非是由税收收入、非税收入、赤字、调入和使用结转结余资金这几项构成。其中,赤字的扩张受到财政可持续性的制约,而非税收入随着2025年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深化,增速也逐渐回落。因此,当2025年起调入收入存在缺口时,税收收入更多起到了“补缺口”的作用,这也是2025年下半年以来税收收入增速相对较快的原因之一。
三、“8.28 新政”:土地财政谢幕进入“倒计时”
2026 年 8 月 28 日,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及配套融资政策发生系统性变化。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出让土地以及已出让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明确加强预售资金监管。
新政改变的不是某一个销售环节,而是整个开发链条的资金时间分布。过去高周转模式下,房企可以较早取得预售回款,再将同一项目或跨项目资金投入拿地,土地价格的形成依赖快速周转和持续上涨预期。预售门槛提高、按揭发放和项目回款后移、开发资金封闭管理后,房企需要先投入更多自有资金,并更长时间承担建设和融资成本。
土地价格由此更接近项目现金流的剩余价值。在房价、建安成本和去化速度给定的情况下,资金占用时间越长,房企可承受的土地报价越低。拿地的核心指标也会从规模、货值和周转速度,转向单项目峰值资金投入、现金流回正时点和压力情景下的安全边际。在此背景下,土地市场未必表现为所有地块同步降价,更可能呈现出普通地块底价化、核心地块仍有竞争的态势,但整体的卖地总收入仍面临下行压力。从土拍溢价率的变化看,多数城市自10月下旬以来基本保持底价成交。
土地价款分期缴纳是现房销售改革的配套安排,对房企是现金流缓冲,对地方财政则是收入时点后置。《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房地产开发企业须用自有资金购地,可按国家规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具体缴纳比例和时限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其中,北京的细则允许符合条件的住宅用地在合同签订后 30 个自然日内缴纳不低于 50%的首期款,剩余价款最长两年内缴清且不计利息;上海、广州则主要采用“1+1”的分期安排。不同城市、不同地块的执行条件仍有差异。对于地方财政而言,即使土地成交金额保持不变,但分期缴款仍将导致地方当期可使用的现金收入减少,从而带来二本账调入资金的缺口。
这意味着土地收入难以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高房价、高周转和高杠杆持续扩张,也难以稳定承担地方财政增量资金来源的角色。土地仍然有价值,核心城市仍可能出现高价地块,但其对地方财政的意义将从普遍、快速、可预期的现金流,转为分化、滞后且不确定性更强的收入。
整体看,受“8.28新政”影响,2027年土地出让金收入或延续下行趋势,从而导致一本账支出面临潜在的缺口。但真正的预期差在于,调整压力较大的可能并非传统弱资质省份,经济大省的财政支出敞口反而更值得关注。
要衡量地方土地财政的真实依赖度,合理的方法是测算各地二本账调入收入占一本账支出的比重,这对应着一本账的支出有多大比例仍暴露在卖地收入下滑的风险敞口之下。
从这个角度看,有三类地区的暴露度都相对较低:
第一类是税源基础较强、对第二本账调入依赖相对较低的地区。北京、上海等经济活力较强的地区,新兴产业、金融和服务业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税源,一般公共预算自身收入对支出的覆盖能力较强。同时,直辖市财政层级和下辖区域结构与省份不同,需要承担的基层财政保障链条相对较短。
第二类是能够通过第三本账或其他国有资源收益分摊压力的地区。陕西、云南等资源型省份,可以通过国有资源资产收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渠道补充可统筹财力;安徽等国有资本实力较强、第三本账调入比例较高的地区,也有机会分散第二本账的压力。根据2026年各省的财政预算安排,上述地区一本账从二本账和三本账调入的资金规模已较为接近。
第三类是本级财力较弱、但中央转移支付占比较高的地区。东北地区和中西部省份基本归属于这一范畴。由于其土地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一本账支出原本就更多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财力保障,“8.28新政”带来的土地收入变化对其预算平衡的边际影响相对有限。
真正面临预算调整压力的,其实是过去最能够把土地变现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地区。部分经济大省产业和人口基础较好,即使在全国房地产市场调整期间,核心城市土地仍能保持一定成交规模。过去第二本账相对充裕,地方在编制预算时也更有条件安排调入资金,用于民生、公共事务和项目建设。土地收入继续下降后,这种过去的优势会转化为较高的预算敞口。
经济大省的投资责任也更重。这些地区往往同时承担重大项目建设、城市更新、产业配套和基层公共服务等多重任务。土地相关财力收缩时,如果中央转移支付和地方新增财力不能补足,最容易被压减的仍是可延后的项目支出。因此,土地财政调整可能导致经济大省的投资增速放缓,从而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四、税收财政如何接棒?
面对明年土地出让金潜在的调整压力,全年的财政安排可能面临两种可能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中央承担更多支出责任,通过转移支付弥补二本账调入资金收缩带来的财政支出缺口。这一方式能够避免地方在收入下行时被动压缩支出,通过中央适度加杠杆来稳定地方“三保”和有效投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的约束,2027年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的上限区间或在4.5%左右,对应新增赤字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基本可以弥补潜在的收支缺口。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历史经验看,党代会召开当年赤字率通常保持稳定,这也意味着中央加杠杆的空间仍面临潜在约束。
第二种情形是,中央财政保持既有赤字安排,更多依靠地方增收和支出调整消化缺口。在此情形下,税收收入的补位将成为财政的核心思路,地方层面或通过强化税收征管、盘活存量资产、提高国有资本收益调入和压减低效支出来维持平衡。这一方式更加符合“财政可持续”的思路,但如果税收增长无法覆盖土地收入下降,投资端压力就可能延续,且不同地区的调整程度会进一步分化。
土地财政谢幕之后,政策目标不是寻找另一项同等规模的收入,而是重新匹配收入、债务与支出责任。中央适度承担更多跨区域和基础性支出责任,地方培育稳定税源,国有资本收益按制度调入,存量债务空间用于缓解阶段性缺口,同时以零基预算和绩效管理压减低效支出,可能比单纯调整某一税率或扩大赤字更可持续。
从这一意义上说,土地财政的终点,也是央地财政关系再平衡的起点。过去依赖土地增值和房地产高周转支持地方扩张的模式正在退出,新的财政模式需要更多依靠稳定税收、合理债务和清晰的事权划分。转型过程中,财政对投资的支撑可能弱于过去,但只要中央与地方能够更合理地分担成本、支出结构能够减少对低效投资的依赖,土地收入下降带来的挑战仍能得到化解。
风险提示
财政支出节奏不及预期;经济超预期承压。
团队介绍
宋雪涛: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发表有CF40专著、学术论文、央行工作论文等。上榜金牛、21世纪、Wind、上证、新浪、IAMAC、水晶球等评选,新财富23年第5。
政策研究:
赵宏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负责重大战略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
张馨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负责经济政策和财政研究。
宏观经济:
孙永乐(中央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负责国内宏观经济和货币流动性研究。
钟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负责海外经济和全球货币政策研究。
产业研究:
厉梦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区域规划硕士),负责贸易政策、企业出海、产业趋势和宏观ESG研究。
资产配置:
陈瀚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金融学硕士),负责海外市场分析和大类资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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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报告:《土地财政谢幕之后》
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6日
报告发布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分析师:宋雪涛
SAC执业编号:S1130525030001
邮箱:songxuetao@gjzq.com.cn
证券分析师:张馨月
SAC执业编号:S1130525070016
邮箱:zhangxinyue@gj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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