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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2026年以来,政府债利息所得税免税调整的讨论多次升温,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亦提出比较利率需还原税收因素。央行是推动调整的主要力量,财政部门、地方政府与银行保险的考量决定调整的路径与节奏,我们认为,基准情形是新老划断、地方债先行、国债随修法跟进。对债市而言,若取消免税,新发10年期政府债收益率或上行10-20BP,30年期上行15-25BP,政金债需要重新定价,期限利差与新老券利差面临走阔压力;银行保险将增配存量免税老券与债券基金,公募基金分红免税问题值得关注。
央行推动免税调整,旨在理顺利率基准
近期政府债利息所得税免税调整的讨论多次升温,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提出比较利率需还原税收因素。制度上,国债利息免税载于《企业所得税法》,地方债利息免税依据财税〔2013〕5号,2025年增值税调整已确立新老划断的做法。我们认为央行推动调整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免税影响国债利率基准作用的发挥;二是利率比较需还原税收影响,按25%税率还原,10年国债应税等价收益率约2.15%;三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地位上升;四是全额免征国债利息企业所得税在主要经济体中并不多见。
各方考量决定路径,地方债或先行调整
财政方面,根据我们的测算,新老划断下取消免税后第1年净增收约210亿元,第10年约1904亿元,收益率上行超过约40BP时净增收转负。地方政府方面,地方债利息由地方承担而新增所得税多归中央与总部所在地,地方本级盈亏平衡点不超过16BP,需要配套转移支付等财力安排。银行保险方面,取消免税后持有新券的净利差明显收窄,其承接能力也是央行关注的重点。综合来看,基准情形是新老划断、地方债先行、国债随修法跟进;地方债调整无需修法,未来数月需关注财税部门公告,国债调整关键在于2027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新发政府债利率或上行,政金债重定价
若取消免税,我们预计新发10年期政府债收益率上行10-20BP,30年期上行15-25BP:一是自营机构完全传导下10年国债收益率需上行约54BP,是上限;二是按国开债与国债利差测算约10BP,是下限;三是增值税新老划断后新老券利差更靠近3%档,应税新券由交易盘定价;四是应税利率债规模扩大后免税资金的承接能力被稀释。政金债失去相对国债的税收补偿,需要重新定价,11月11-13日10年国开债与国债利差由5.2BP走阔至11.0BP,已计入部分税收调整预期。期限利差与新老券利差面临走阔压力,信用债与国债利差收窄。
银保增配老券与债基,关注公募分红免税
银行方面,计入信用成本、税收与资本占用后,取消免税后10年国债与地方债的综合收益率低于国开债,银行配置或将向存量老券、政金债与债券基金倾斜,对超长政府债的配置意愿下降。保险方面,新发30年地方债相对预定利率的税后利差将由约58BP收窄至约6BP,受偿二代资本占用约束难以平移至铁道债与信用债,更可能提高超长地方债的买入利率要求。公募基金方面,自营机构经由基金持有10年国债的税后收益率较直接持有高约42BP,税收扭曲向基金渠道转移,需关注分红免税问题何时提上日程。
风险提示:政策调整超预期,政策推迟或不落地,测算假设存在偏差。
正文
政府债利息免税取消的讨论再度升温
近期政府债利息所得税免税取消的讨论再度升温。11月11日发布的2026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设专栏《国际利率水平比较》,指出国债免征所得税使纳税投资者愿意接受低于应税债券的收益率,比较利率时需还原税收因素的影响。
2024年以来,市场多次出现取消债券投资税收优惠的预期。2024-2025年集中于公募基金免税,2026年8月以来转向国债、地方债利息所得税,其间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审议(公开内容未涉及债券利息免税)、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相继出现。
当前市场的分歧已由“是否取消政府债利息企业所得税免税”转向“如何取消、何时取消、影响多大”。下文先梳理政府债利息税收制度的现状,再分析央行推动免税取消的动因与各方博弈,测算取消免税对债市与机构行为的影响,最后推导政策落地的路径与时间线。
政府债利息税收制度的现状
各类机构投资债券的税负差异
机构投资债券主要涉及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方面,2025年8月8日以后新发的政府债与金融债利息已恢复征税。自营机构按6%缴纳,资管产品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3%征收率缴纳,存量券免税至到期;同业存单利息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免征增值税。资本利得方面,自营机构按6%、其他资管产品按3%缴纳,公募基金的价差收入免征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方面,国债、地方债利息收入免税,其他收入按25%缴纳。金融债、信用债利息收入以及各类债券的资本利得,自营机构均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铁道债利息减半征收。公募基金与其他资管产品在产品层面均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区别在于投资者层面:机构投资者从公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从普通资管产品取得的收益则仍需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
国债与地方债免税的法律依据
国债与地方债的免税安排由不同层级的规范分别确立。1)国债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国债利息收入为免税收入,实施条例将其界定为企业持有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这一安排可追溯至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2)地方债依据财税〔2013〕5号,经国务院批准,2012年及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9-2011年发行的地方债依据财税〔2011〕76号享受同样待遇。
免税范围限于利息收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6号规定,企业转让国债取得的收益应作为转让财产所得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有期间尚未兑付的应计利息才可享受免税。
两类免税依据的法律层级不同,决定了调整的程序约束不同。国债利息免税写入法律,取消需要修改《企业所得税法》,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债利息免税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经国务院批准后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文即可调整,无需修法,也无需公开征求意见。
增值税调整与新老划断先例
2025年的增值税调整打破了政府债“双重免税”的第一层。财政部及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4号规定,2025年8月8日起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此前已发行的债券(含其后续发行部分)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至到期。
这次调整确立了新老划断的操作方式。新老划断下,存量持仓的税后收益不变,未出现一次性重估,冲击随新券供给逐步释放;新券与老券之间形成税收利差,老券的稀缺性上升。
央行推动免税取消与各方博弈
央行是推动政府债利息免税取消的主要力量,财政部门、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保险的考量则决定了取消的路径与节奏。财政部门关注净增收与利息成本,地方政府关注利息负担与财力分配,商业银行与保险是取消免税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央行:减少税收扭曲,理顺国债利率基准
我们认为,央行推动取消政府债利息免税,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央行认为免税影响国债利率基准作用的发挥。2025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加强债券市场建设支持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指出:“从税收制度看,债券市场税收制度设计也会对债券市场价格形成和国债利率基准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比如,国债等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税,公募基金和理财资管产品交易价差又有税收减免优势,短期交易意愿也会更强,一些不免税的公司债等还可能对标免税的国债利率水平,进一步加大债券市场收益率的短期波动。”部分不免税的公司债对标免税国债定价,税收利差混入信用利差,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基准的含义不够清晰。从先例看,该专栏发布后不久,政府债利息即恢复征收增值税,央行的表态与政策落地存在先后关系。
第二,央行提出利率比较需还原国债免税的影响。2026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国际利率水平比较》指出“投资者按照税后的收益对债券进行定价”,国债免征所得税使纳税投资者愿意接受低于应税债券的收益率,利率比较时需还原税收影响。按25%税率还原,2026年11月13日10年国债收益率1.61%对应的应税等价收益率约2.15%,高于10年国开债收益率1.72%。以免税国债为基准度量,无风险利率被低估,信用利差被高估,央行时隔一年半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反映出央行对此的持续关注。
第三,国债收益率曲线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地位上升。2024年8月央行开始在公开市场开展国债买卖,2025年1月暂停、同年10月恢复,央行成为国债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信号意义随之上升,而免税带来的扭曲使曲线难以直接反映应税机构的资金成本。2026年10月央行设立债市非银大额赎回互换便利,将非银机构的应急流动性支持延伸至债券市场,央行平抑债市波动的工具更为丰富,税收政策调整引发的市场冲击相对可控。
第四,全额免征本国国债利息企业所得税在主要经济体中并不多见。美国国债利息需缴纳联邦企业所得税,只豁免州和地方所得税;英国、日本对境内机构持有的国债利息按正常税率征税;中国香港对政府债券利息普遍免税,是少数例外。地方政府债券方面,美国市政债利息免征联邦所得税,但银行为持有免税市政债而融资的利息支出原则上不得税前扣除,免税优惠向银行的传导被大幅压缩;英国、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与国债同样征税。美、英、日的公募基金在产品层面免税,但投资者取得的基金分配仍按自身税率纳税,旨在避免重复征税,投资者层面仍需纳税。美国1941年《公共债务法》规定1941年3月1日及以后发行的联邦债券利息不再享有联邦所得税豁免,此前发行的债券保留免税待遇,与我国2025年增值税调整的新老划断方式相同。
央行在推动的同时,可能也关注机构的承接能力与市场稳定。商业银行与保险是政府债的主要持有人,若二者持债意愿明显下降、又与政府债集中供给叠加,长端利率的上行压力可能放大。央行可通过国债买卖、降准以及债市非银大额赎回互换便利等工具平抑波动,取消免税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节奏值得关注。
财政:增收有限,净收益取决于利率传导
财政收入处于紧平衡,规范既有税收优惠是增加收入的可选路径。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18.7%降至2025年的12.6%;2016-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债务付息支出由4991亿元升至13491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由3.8%升至7.6%。我国宏观税负持续下降,综合税率处于较低水平,这也是财政部门加强税收征管、清理和规范存量税收优惠的重要依据。
新老划断下,取消免税带来的财政增收随存量替换逐年累积。2026年9月末国债与地方债托管余额合计105.3万亿元,银行间市场口径下,适用25%企业所得税的商业银行、信用社、保险和证券公司直接持有约77.2%。按2026年以来新发国债和地方债规模加权的票面利率1.69%、收益率上行15BP的中枢情形测算,取消免税后第1年增加企业所得税约374亿元,扣除多付的利息后财政净增收约210亿元;第5年净增收约1049亿元,第10年约1904亿元。财政的短期收益有限,长期收益才较为可观,这是财政部门在政策取舍中需要权衡的地方。
财政的净收益取决于收益率的传导幅度,传导超过约40BP时财政净增收为负。取消免税后,新发政府债需要以更高的票面利率发行,财政增收的同时利息支出增加。以每1万亿元新发政府债、票面利率1.69%测算(计入新增票息带来的增值税),若发行利率不变,年增企业所得税约30.7亿元;若收益率上行15BP,增收34.1亿元、利息支出增加15亿元,净增收19.1亿元。公募基金、境外机构等主体不缴企业所得税,所得税的税基还需扣除增值税,财政通过税收收回的利息少于多付的利息,传导幅度越大,财政的净收益越小。按自营机构直接持有比例测算,盈亏平衡点约40BP,若计入非法人产品投资者层面的纳税,约47BP;分券种的测算见下节。
地方政府:多付利息难以收回,需要配套财力安排
政府债利息的成本与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并不对称。国债的利息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债的利息由发行地政府承担;企业所得税由中央与地方按60:40分享,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等缴纳的所得税全部作为中央收入,其余跨地区经营银行的地方分享部分按总分机构所在地分配,向总部所在的发达地区集中。商业银行是政府债最主要的持有人,取消地方债免税后,地方政府多付的利息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中央和发达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收入。
地方债取消免税可能加重欠发达地区的利息负担。债务重、财力弱的地区发债多、发行利率高,多付的利息更多,而税收更多流向中央与总部所在的发达地区,多付的利息难以通过税收收回,形成财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转移。在化债阶段,压降利息成本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标,取消地方债免税与这一方向相悖。
从我们的测算看,地方本级财政的盈亏平衡点最低。企业所得税不论来自国债利息还是地方债利息,均由中央与地方按60:40分享(四大行等缴纳的部分全部归中央),增值税按50:50分享。按2026年以来新发规模加权,国债票面利率1.44%,全口径盈亏平衡点约33BP;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承担,按中央分享比例测算,中央本级约18BP,考虑四大行等缴纳的所得税全部归中央,实际不低于这一水平。地方债票面利率1.99%,全口径约48BP;地方债利息由地方政府承担,按地方分享比例测算,地方本级不超过16BP,地方债收益率上行超过这一幅度,地方本级财政即由净增收转为净减收。因此,地方债先行取消免税需要配套转移支付等财力安排。
银保: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持债净利差明显收窄
商业银行是政府债最主要的持有人,也是取消免税成本的主要承担者。2026年9月末,商业银行持有银行间市场国债的70.6%、地方债的71.7%,持有国债30.0万亿元、地方债41.2万亿元。
取消免税后,银行持有新发政府债的净利差将明显收窄。以10年国债收益率1.61%、大型银行计息负债付息率约1.3%测算,持有已缴增值税的新券,税后净贡献=票息/1.06-负债成本×(1-25%),约55BP;若再取消所得税免税,税后净贡献=(票息/1.06-负债成本)×(1-25%),降至约17BP,下降约38BP,相当于不含增值税票息的25%。负债成本较高的银行,取消免税后持有新券的净利差接近于零,例如负债成本为1.5%时仅约2BP。
保险是超长地方债的主要买方,取消免税后税后利差将明显收窄。2026年9月末,保险持有银行间市场地方债2.73万亿元、国债0.97万亿元。2026年1月至11月10日,保险净买入10年以上地方债1.63万亿元,为各类机构最高。30年地方债收益率2.21%,较普通型人身险2.0%的预定利率上限高21BP。保险的负债成本可在税前扣除,按税后口径比较,新发30年地方债仅缴纳增值税时,税后利差约58BP;取消免税后收窄至约6BP,若地方债先行调整,保险受到的影响最直接。
取消免税将推升新发政府债收益率并重塑利差
新发政府债收益率或上行10-20BP
若取消免税落地,我们判断新发10年期政府债收益率上行10-20BP,30年期上行15-25BP,主要基于以下四点。
第一,按自营机构完全传导测算,10年国债收益率需上行约54BP,这是上限。自营机构的税后收益率=票面收益率×(1-25%)/(1+6%),增值税是价外税,企业所得税以不含税收入为税基,所得税对票息的扣减约为增值税的4.2倍。以2026年11月13日的收益率测算,10年国债现行税后收益率(仅征6%增值税)为1.52%,取消免税后降至1.14%。若要维持原有税后收益,名义收益率需上行收益率×25%/(1-25%),10年国债收益率需上行54BP,30年地方债收益率需上行74BP。计入负债利息的税前扣除后,这一结论不变:负债成本的抵税效应在取消免税前后均存在,维持原有税后净贡献所需的收益率仍为原收益率/(1-25%)。30年国债和30年地方债对应的价格损失约15%和16%。
第二,按国开债与国债的利差测算,上行约10BP,这是下限。国开债利息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国债免税,二者信用资质相近,利差主要反映所得税差异。我们以(10年国开债收益率-10年国债收益率)/10年国开债收益率计算隐含税率,法定税率25%是其理论上限。隐含税率由2018年1月30日的22.9%回落至2023-2025年年均3.8%-4.4%,2026年10月以来10年国开债与国债利差在2.9-11.0BP之间,11月13日为11.0BP。隐含税率远低于法定税率,原因在于国开债的边际定价者以公募基金等产品层面免税的资金为主。若新发国债的定价向国开债收敛,新发1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约10BP。
第三,增值税新老划断的经验显示,应税新券的定价更接近交易盘。2025年8月至2026年10月,10年国债新老券利差月均约4.8BP。按同期10年国债平均收益率1.77%测算,新券维持与老券相同税后收益所需的补偿,资管产品3%档约5.3BP,自营机构6%档约10.6BP,新老券利差更靠近3%档一线;30年国债新老券利差月均约3.3BP,同样低于3%档理论税差6.6BP。当然,如果考虑到新券的流动性比老券好,实际由税收所贡献的利差要比该数字大一点。但总体上说明税负较重的自营机构倾向于持有免税老券,应税新券由税负较轻的交易盘承接并定价。所得税情形下这一机制同样会发挥作用,新券的定价将更接近下限。
第四,应税利率债规模扩大后免税资金的承接能力被稀释,综合判断新发1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10-20BP。所得税的扣减远大于增值税,交易盘的承接空间更为有限。取消免税后,应税利率债的规模将随新券发行逐年扩大,由政金债的24.4万亿元逐步扩大,长期趋于约130万亿元,隐含税率可能由当前水平回升至6%-11%(大致对应2021-2022年的水平),对应新发1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约10-20BP、3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约15-25BP。
政金债的重定价与向信用债的传导
取消免税将直接冲击政金债的定价。若取消免税,新发国债与政金债在所得税处理上不再有差异,二者的替代性增强,相当于变相增加了政金债的供给。此前10年国开债与国债利差已压缩至10BP以内,11月11日仅5.2BP,新发国债需要对税负作出补偿,若政金债收益率不作调整,将明显低于同期限新发国债,而二者同属利率债,信用资质并无本质差异,这一比价关系难以成立,政金债需要重新定价。假设新发10年期政府债收益率上行10-20BP、11月10日利差5.0BP推算,10年国开债收益率的重定价空间约5-15BP。
近日政金债的调整亦受多重因素影响。11月11-13日,10年国开债收益率累计上行7.5BP,10年国债收益率仅上行1.6BP,10年国开债与国债利差由5.0BP走阔至11.0BP,20年国开债收益率上行7.1BP。政金债调整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使政府债利息所得税的讨论升温,直接冲击政金债的比价;2)市场担忧公募基金免税安排同步调整,公募基金是机构配置政金债的重要节税渠道;3)市场担忧债基赎回,政金债是公募债基的重仓品种,较易承受抛售压力。
从利差水平看,政金债的重定价已部分到位。若新发10年期政府债收益率上行10-20BP,新发国债与政金债的税收待遇趋同,10年国开债与现有国债曲线的利差将升至10-20BP左右,当前利差处于这一区间,政金债已计入部分税收调整预期。后续利差能否进一步走阔,取决于政策进展与基金赎回压力的演变;若政策迟迟未落地、赎回压力缓和,利差也存在回落的可能。
政金债的调整还会间接传导至信用债。信用债定价同时参照国债与政金债,政金债收益率上行会通过比价抬升信用债收益率,叠加近期部分地方国企舆情带动的信用利差走阔,利率与信用两方面的调整相互交织。
取消免税对利差的影响
取消免税将重塑利率债内部的比价关系,期限利差、品种利差、新老券利差与信用利差均会受到影响。我们分别讨论如下。
第一,期限利差:30年与10年国债利差面临走阔压力。取消免税所需的名义收益率补偿与收益率水平成正比,30年国债的理论补偿为69BP,高于10年国债的54BP;叠加久期更长,完全补偿对应的价格损失约为10年国债的3倍。银行与保险是超长端的两类传统定价力量,前者受负债久期与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约束,后者面临税后收益与负债成本缺口扩大,取消免税后二者对超长端的买入利率要求均会提高,超长国债的边际定价更多由交易盘决定,超长地方债则更多由保险决定,30年与10年国债利差的压缩逻辑受到扰动。
第二,政金债与国债利差:短期因政金债重定价而走阔,实施后国开债与新发国债的利差趋于收窄。政策落地前,政金债的重定价可能先于国债,近日国开债与国债利差走阔即是体现。政策实施后,新发国债与政金债的税收待遇趋同,二者的利差主要反映流动性差异,国开债与新发国债的利差将收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读数随新券进入样本而上移,国开债与国债的曲线利差亦随之收窄。
第三,地方债与国债利差:取决于两类债券调整的先后顺序。若地方债先行调整,新发地方债需要对税负作出补偿,而国债仍然免税,地方债与国债利差将阶段性走阔,超长地方债的边际买盘又集中于保险,走阔幅度可能更大;若两类债券同步调整,二者的税收待遇不变,利差主要受供给与流动性影响。但地方债在净稳定资金比例中属于2A资产,折算高于国债和政金债,又失去免税优势,地方债对银行的性价比可能进一步下降。
第四,新老券利差:存量免税老券的稀缺性上升,新老券利差走阔。增值税调整后,10年国债新老券利差更靠近资管产品3%档的理论税差。若新老划断,存量老券继续免征所得税,新发券需要对所得税作出补偿,新老券利差将在增值税税差的基础上进一步走阔,走阔幅度大致对应新发券收益率的上行幅度。
第五,信用利差:信用债与国债的利差收窄,与政金债的利差变化有限。取消免税后,信用债与国债利差中的税收利差将会消失,10年AAA中票与国债的利差为42BP,与国开债的利差为31BP,前者将向后者收敛。信用债与政金债同为应税品种,二者的利差不受本次可能的税收调整的直接影响,但政金债收益率上行会通过比价抬升信用债收益率。
第六,铁道债与国债利差:铁道债的税收优势显现,利差收窄。铁道债利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不受本次税收调整影响,取消政府债免税后,铁道债相对国债由税收劣势转为税收优势,10年铁道债与国债的名义利差为13BP,将随新发国债收益率上行而收窄。需要注意的是,现行铁道债利息减半征收的安排覆盖2024-2027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后续是否续期以及是否随政府债一并调整,也将影响铁道债与国债的利差,需要关注。
机构增配存量老券与委外,公募基金免税问题或提上日程
取消免税后,银行、保险与公募基金的配置行为或将出现分化。银行与保险是取消免税成本的主要承担者,配置将向存量免税老券、政金债与债券基金倾斜,对新发政府债的定价要求提高;公募基金在产品层面免税,相对优势上升,税收扭曲将向基金渠道转移。
银行:利润渐进承压,配置向老券、政金债与债基倾斜
新老划断下,取消免税对银行利润的影响渐进但长期可观。假设银行按现有比例持有应税新券、新发票面利率上行15BP,银行首年多缴企业所得税约321亿元,相当于2025年商业银行净利润2.38万亿元的1.3%;第5年约1605亿元(6.7%),按线性替换的简化假设,约11年后升至3084亿元左右(13.0%)。
仅考虑税收,取消免税后不受调整影响的品种相对价值上升。以自营账户测算,取消免税后10年国债税后收益率由1.52%降至1.14%,低于10年国开债的1.22%。铁道债利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不受本次可能的税收调整影响,10年铁道债税后收益率1.44%,相对10年国债由低8BP转为高30BP;30年铁道债税后收益率1.85%,高于取消免税后的30年地方债1.56%。同业存单利息免征增值税,1年AAA存单税后收益率1.06%,与取消免税后10年国债的税后收益率仅相差9BP,长久期政府债对自营机构的税后期限补偿明显压缩。
综合考虑信用成本、税收与资本占用,取消免税后政府债对银行的相对优势明显收窄。银行配置各类资产时,需要同时考虑信用损失、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风险权重对应的资本占用。我们以(收益率-信用成本)/(1+增值税率)×(1-所得税率)-资本占用成本计算银行视角的综合收益率,其中资本占用成本=资本利润率×资本充足率×风险权重,按2026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资本利润率7.72%、资本充足率15.26%测算,100%风险权重对应的资本占用成本约1.18%。以新发券测算,取消免税后10年国债的综合收益率由1.52%降至1.14%,低于10年国开债的1.22%;10年地方债一般债和专项债分别由1.46%、1.34%降至1.06%和0.95%,低于10年国开债和10年铁道债;30年国债由1.94%降至1.46%,低于20年国开债的1.52%。
即便取消免税,政府债的综合收益率仍高于同业存单、信用债和一般贷款,银行配置政府债的需求不会消失。
银行配置政府债的需求刚性较强,政策更可能通过过渡安排缓释冲击。国债零风险权重、地方债低风险权重,以及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对高流动性资产的要求,使银行即便税后收益下降也难以大规模减持政府债。银行更关注过渡安排是否采取新老划断以及过渡期的长短。
银行的配债行为或出现以下变化:1)存量免税老券的稀缺性上升,银行持有老券至到期的意愿增强,老券在银行之间的流转减少,OCI兑现浮盈的情况也会减少;2)参与新发政府债一级投标时,银行将要求更高的发行利率以补偿税负,新券发行利率上移;3)超长政府债的税后收益下降更多,叠加负债久期与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约束,银行对超长政府债的配置意愿进一步下降,配置向中短端集中;4)在利率债内部,政金债与铁道债的相对价值上升,银行配置向政金债倾斜,同时通过增配债券基金获取产品层面的税收优势。
保险:税后利差收窄,超长地方债定价要求上移
保险的负债成本刚性,取消免税将压缩其配置超长政府债的空间。如前所述,新发30年地方债相对2.0%预定利率上限的税后利差将由约58BP收窄至约6BP,存量保单的负债成本高于新单预定利率,覆盖存量负债成本的难度更大。保险是超长地方债的主要买方,若地方债先行调整,保险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
保险更可能提高超长政府债的买入利率要求,向替代品种平移的空间有限。以每100亿元敞口、200%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测算,30年地方债换为30年铁道债,税后增厚29BP,但最低资本增加5.17亿元,增量资本回报仅约2.8%;10年地方债换为10年中票AAA的增量资本回报为1.0%,均低于8%-10%的资本成本假设。偿二代下的资本占用限制了保险向信用债和政金债的平移。
保险的配债行为或出现几方面变化:1)提高超长政府债尤其是超长地方债的一级买入利率要求,超长地方债发行定价上移,30年与10年利差的压缩逻辑受到扰动;2)增配存量免税老券,锁定税后收益;3)偿二代下的资本占用限制了向铁道债、政金债和信用债的平移,替代配置的规模有限;4)居民企业之间连续持有满12个月的股息红利属于免税收入,取消政府债免税后,高股息股票相对超长政府债的税后吸引力上升,保险的权益配置可能进一步向高股息资产倾斜。
公募基金:委外需求上升,关注分红免税何时提上日程
取消政府债免税只能消除券种之间的税收差异,投资渠道之间的税收差异依然存在。财税〔2008〕1号规定,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亦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取消政府债利息免税后,自营机构直接投资政府债的所得税税负由零升至25%,经由公募基金投资的税负仍为零,直接投资与基金投资之间的税负差距反而扩大,税收扭曲由免税券种与应税券种之间,转移至直接投资与基金投资之间。
直接投资与经由公募基金投资之间的税负差距扩大。取消免税后,同一只10年国债,自营机构直接持有的税后收益率为1.14%,通过公募基金持有、仅缴纳3%档增值税的税后收益率约1.57%(未计管理费与托管费),相差约42BP;30年国债的差距约54BP。这一差距是银行、保险等自营机构增配债券基金的直接动力。
银行、保险等自营机构的委外需求可能上升,税源存在经由基金渠道流失的风险。债券基金对应税新券的承接能力随之提升。但自营机构将原本需要纳税的债券投资转为经由基金持有,取消政府债免税带来的增收将有一部分经由基金渠道流失。
因此,需要关注公募基金分红免税问题何时提上日程。如前所述,海外投资者取得的基金分配仍需纳税,我国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与海外的主要差异。若取消政府债利息免税,为避免税源经由基金渠道流失、维持税制的一致性,机构取得的基金分红免税安排可能成为政策调整的下一个方向。2026年1月,证监会通报基金公司协助机构借分红避税的违规行为,监管已从规范分红入手,若仍难遏制避税,取消机构分红免税的必要性上升。若公募基金分红免税同步调整,银行自营增配债券基金的税收动力将减弱,基金承接应税新券的能力下降,新券的隐含税率回升幅度可能高于中枢假设,收益率上行幅度相应更大。
取消政府债免税的路径与时间线推导
新老划断与地方债先行的基准情形
综合各方考量,我们认为基准情形是新老划断、地方债先行、国债随修法跟进。这一判断基于三点:1)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存量一并征税对银行利润的冲击过大,参照2025年增值税调整与美国1941年的做法,新老划断是大概率的过渡安排;2)地方债调整无需修法,经国务院批准后财税部门即可发文实施,政策部门可以较快推进,取消地方债免税新增的所得税多归中央,中央也可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地方的利息负担,但地方本级的财政账难以算平,转移支付等配套安排是地方债先行的前提;3)国债调整需修改《企业所得税法》,节奏将慢于地方债。
新老划断下,冲击随新券供给逐步释放。新发券按应税债券定价,国债与地方债的收益率曲线读数随新券进入样本而逐步上移,财政增收与银行多缴税的影响在存量替换的过程中逐步累积。
从政策节奏看,公告阶段与实施阶段的收益率走势可能相反。参照增值税调整的经验,2025年8月1日公告至8月8日实施前,10年国债存量老券收益率下行约3BP,存量免税券因稀缺性受到增配;实施后至8月18日,10年国债老券收益率上行约10BP,30年国债上行约15BP,该阶段同时受风险偏好回升、债基赎回等因素影响,不宜全部归因于税收政策。
需要关注的时间节点与会议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态与政策落地之间存在时差。2025年5月9日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发布,约12周后的8月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即公告恢复征收政府债利息增值税。2026年11月11日三季度报告专栏再次讨论国债免税,机械参照上述时差,未来数月是需要关注的窗口,但所得税调整比增值税复杂,实际时差可能更长。增值税先例从公告到实施仅7天,地方债调整的时点不确定性最大。
国债免税调整的关键在于立法安排。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11月2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公开内容集中于征管措施、执法规范、纳税人权益保护与法律责任,未涉及债券利息免税;2026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也未列入企业所得税法修改,国债免税短期落地的概率较低,关键看2027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风险提示
1、政策调整超预期:若政府债叠加公募免税同步取消,市场影响可能更大。
2、政策推迟或不落地:若政策推迟或不落地,市场预计仍以情绪交易为主,实质性影响不大。
3、测算假设存在偏差。
文章来源
研报:《政府债免税调整:缘由、路径与影响》2026年11月14日
张继强 S0570518110002 | SFC AMB145 研究员
仇文竹 S0570521050002 研究员
吴宇航 S0570521090004 研究员
朱逸敏 S0570526070009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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