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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 | 弱日元与强日股:日本汇率重构、企业盈利及其中国启示

文|曾羽 高庆勇

2012年以来的日元贬值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2012—2015年主要源于安倍经济学和日本央行激进宽松,2021年以后则更多受到美日利差扩大、强美元和套息交易影响。日本经常账户虽然长期保持顺差,但顺差来源已由货物贸易转向海外投资收益,而投资收益并不必然汇回日本并兑换成日元。弱日元增厚了海外收入占比较高企业的日元利润,日经225上涨主要由盈利增长而非估值扩张驱动。对中国而言,货物贸易顺差构成人民币的重要基本面支撑;适度贬值可以改善部分出口企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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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日元经历了两轮较为明显的贬值。2012—2015年的第一轮贬值主要由安倍经济学、日本央行量化宽松及通胀目标推动,日本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由此出现分化。2021年以后的第二轮贬值则更多源于美国通胀上升、美联储快速加息和美债收益率攀升。日本央行长期维持低利率,使美日利差显著扩大,借入低息日元、投资高收益美元资产的套息交易进一步强化了日元的贬值压力。

国际收支可以解释日元走弱的部分结构性原因。日本经常账户仍保持顺差,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已由传统顺差转为逆差,顺差越来越依赖初次收入中的海外投资收益。海外子公司的留存收益和证券投资收入并不一定汇回日本、兑换成日元,因此其对即期汇率的支撑弱于货物贸易顺差。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持续扩大海外直接投资,资金和利润更多沉淀在海外,形成“经常账户顺差扩大、日元却未必升值”的现象。

日本政府对日元贬值的态度具有两面性。适度贬值有助于提高日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竞争力,并增加海外收入折算后的日元利润,因此能够改善出口企业盈利和名义税收;但过快贬值会推高能源、原材料和食品进口成本,压缩居民实际购买力。2022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口头干预、汇率检查以及直接买入日元等方式抑制单边贬值,但并未试图彻底扭转由利差决定的市场趋势。

弱日元是日本企业盈利和股市上涨的重要助力,但不是唯一原因。2012年以来,日经225上涨主要由每股收益增长推动,估值扩张的贡献相对有限,公司治理改革、交易所推动低市净率企业制定改善方案以及股东回报提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日本不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来自货物贸易,对人民币具有更直接的基本面支撑。人民币适度贬值能够改善部分出口企业利润,但境外收入并不等同于净外汇敞口,外币成本、套期保值、海外生产和产品议价能力都会影响最终盈利弹性。

日元与日股对国内的启示

一、日元贬值历史与成因

2012年至今,日元相对美元呈现总体贬值趋势,当前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均位于2000年以来的历史低位。从贬值过程来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2012年下半年至2015年和2021年至今。

第一轮日元贬值周期:2012年末安倍上台后,市场开始交易2%通胀目标,2013年日本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激进宽松和通胀预期重定价触发日元贬值,同时,能源进口增加使得经常账户顺差收窄,削弱了日元的基本面支撑,日本经常账户顺差从2002—2011年十年均值的17.18万亿日元降至2012年的4.76万亿日元,2013-2014年也维持在4.46万亿和3.92万亿日元的低位。

第二轮日元贬值周期:2021年之后的贬值则主要来自美国快速加息、美债收益率上升与日本收益率曲线控制之间的美日货币政策分化。2022年的能源贸易逆差放大了贬值,但2023年经常账户恢复后日元仍然走弱,说明美日利差、强美元和套息交易是这一阶段更持久的主导因素之一。

日本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结构变化也是理解日元长期走弱的重要背景。例如日本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但货物贸易的顺差并非主导,顺差的核心已转向初次收入中的投资收益。初次收入中的投资收益顺差从2012年的14.0万亿日元升至2025年的41.9万亿日元,高于同期32.2万亿日元的经常账户顺差。这与日本积累的大量海外直接投资、证券资产和海外子公司利润相符。但是投资收益可以留在海外子公司,股息可以延后汇回,因而初次收入顺差对日元的支撑弱于传统商品出口收汇。

金融账户的直接投资扩张强化了海外资产沉淀的解释。日本的金融账户体现为对外投资,在2012年之后,金融账户中的直接投资规模和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2012年为9.36万亿日元,2024年为28.5万亿日元,2025年为25.7万亿日元。它与日本企业并购、设厂和扩大海外子公司资本相一致。与证券资产相比,直接投资通常流动性更低。海外资产规模上升,使收入确认、现金回流和日元兑换在时间与金额上更容易分离。

根据国际收支发展阶段理论,一国由债务国向债权国的发展分为6个阶段,“成熟债权国”的特征在于依靠初次收入而非贸易收入来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日本在2012年后也符合这一特征,逐步从“不成熟债权国”转变为“成熟债权国”。当然,经常账户恒等式不能直接当作短期汇率模型,汇率由边际交易定价,存量资产的对冲、预期变化、衍生品仓位和央行政策沟通都可能在短期内主导价格。国际收支不是短期贬值故事的替代解释,而是较长维度政策和市场解释的资产负债表背景。

二、政府对日元贬值态度与操作

在2012—2015年贬值周期中,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实质性的日元买入干预。相反,安倍经济学和日本央行超宽松政策构成了日元贬值的主要推动力量。政府对贬值的态度总体偏容忍,政策关注点是结束通缩、改善企业盈利和通胀预期,而不是维持特定汇率水平。一定程度上,贬值也被视为再通胀政策的一部分。

2022年1月,日本央行《经济与物价形势展望》专栏对汇率传导进行了计量分析。报告认为,日元贬值提高日本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和海外业务折算后的日元收入,并改善国际收支中的收入余额;同时,海外生产比例上升后,出口数量对汇率的弹性已经下降。日本央行时任总裁黑田东彦在2021年末称,在当时低通胀且不存在资本外逃担忧的条件下,贬值对日本经济总体净影响为正。

但是,随着近年来贬值因输入性通胀和居民购买力损失加大,政策态度出现明显转向。2022年美联储快速加息,而日本央行继续维持负利率和YCC,美日利差急剧扩大。美元兑日元由年初约115一度升至接近152。日本政府采取了逐级升级的操作:先后召开财务省、金融厅和日本央行三方会议,加强口头干预并实施汇率检查,随后直接卖出美元、买入日元。2024年干预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退出负利率。2024年3月,日本央行正式结束负利率和YCC,将短期利率引导至0—0.1%左右,但由于美日利差依然很大,日元继续贬值。日本财务省随后展开干预,2024年全年买入日元规模明显超过2022年。

三、权益市场走出长牛

虽然日本GDP增速平平,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GDP增速在2012-2025年多数年份低于2%(剔除受疫情低基数效应影响的2021年),但以权益市场为观察维度,日经225在2012年之后却走出一波企业盈利上行带来的慢牛。从2011年末到2024年末,日经225从8455点升至39895点,上涨371.8%。同期指数EPS增长312.6%,PE从16.5倍升至18.8倍,仅增长14.4%,EPS贡献335.0个百分点,约占累计涨幅的90%;PE贡献36.8个百分点,约占10%。

当然,日本股市走牛由公司治理改革、高端制造业红利和外资流入等因素共同推动,但日元贬值或也是放大企业盈利的因素之一,尤其是日本头部企业大量的业务来源于海外,外币利润折算日元直接增厚财报。以日本五大商社之一的住友商事为例,2025财年日本本土收入约2.58万亿日元,占比仅为35.44%。

四、国内汇率与上市公司营收特征

中国与日本虽然均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但顺差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属于典型的货物贸易顺差国,制造业出口形成的货物顺差不仅覆盖服务贸易和初次收入逆差,而且构成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在同等规模的经常账户顺差下,中国货物出口形成的即期本币需求,通常比日本未汇回的投资收益更明显。这种国际收支结构也是支撑人民币稳定的重要因素。

但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实际上,在2023-2024年出口强的阶段,人民币则呈现双向波动加大、总体略有贬值。因此我们认为,经常账户顺差决定人民币基本面支撑,但利差和预期决定这种支撑何时反映在汇率上。当前国内政策重点是防范短期大幅波动和“羊群效应”,防止汇率超调,而非推动单边行情。近期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11月15日起生效),正是为了打破单边升值预期、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从国内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根据2025年年报数据,在披露境外业务收入的3876家非金融上市公司中,中位数为15.2%,按营业收入加权的平均值为24.1%;1218家公司不低于30%,640家公司不低于50%。利润弹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情景公式观察:净利润增幅约等于境外收入占比乘人民币贬值幅度乘有效净外汇敞口比例,再除以净利润率。若境外收入占比50%、净利润率4%、有效净敞口20%,人民币贬值1%对应净利润约增加2.5%;贬值3%对应约增加7.5%。当然,上述只是方向性测算。海外采购、外币人工与资本开支、自然对冲、远期和期权、美元定价调整、客户降价要求都会削弱弹性。单边贬值预期还可能推升输入性通胀,并加大资本流出压力。

全球通胀和美联储政策路径超预期,可能引发美元及美债收益率大幅波动;日本央行政策正常化、财务省外汇干预以及套息交易集中平仓,可能导致日元快速反转;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冲突可能恶化日本贸易条件,并抬升中国企业进口成本;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或海外需求下行,可能削弱出口企业收入。上市公司的境外收入不等同于净外汇敞口,外币成本、套期保值、定价调整、税率和利润汇回安排均可能使实际盈利弹性偏离测算结果;历史数据及历史关系不代表未来表现。

曾羽:中信建投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研究发展部总监。四川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金融硕导。曾从事房地产监管及市场分析工作,现深耕固定收益研究领域,对地方政府债务及房地产债务有长期深入研究。多年新财富、水晶球等评比最佳上榜分析师,其中2016年新财富固定收益第一名。

高庆勇:中信建投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同济大学与巴黎高科高等工程技术大学双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信用债、可转债、中资美元债、另类投资等。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其他:弱日元与强日股:日本汇率重构、企业盈利及其中国启示》

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6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曾羽 SAC 编号:S1440512070011

高庆勇 SAC 编号:S144051908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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