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辞职的新闻,已经接连好几天霸占了各家媒体的头条。就在过去24小时,这一事件又有了新进展:一方面,有消息源称“黄仁勋考虑重返英伟达”;另一方面,英伟达董事会则表示“不考虑让黄仁勋回归”。
执掌英伟达33年的黄仁勋,无疑是过去十年间人工智能革命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饶是这般人物,却被卷入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里,在多方口诛笔伐中进退维谷,黯然离场。
一个身经百战的弄潮儿,最终却覆于大潮之中。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个经典的辩题:
“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对于熟读历史的国人,这个话题可谓再熟悉不过。《三国演义》中有两个著名的句子: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同一个“天下”,既有“大势”,又有“英雄”。整部小说乍一看是乱世之中的豪杰之争,本质上讲的,却是英雄与时势之争:
一个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走势,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历史走势所影响?
《三国演义》剧照(1994),星落五丈原
纵观古今中外,有太多历史纷纭可以被置于这个框架之下:
如果荆轲刺秦成功,中国历史会完全不同吗?
没有安禄山,还会有安史之乱吗?
如果宋高宗没有杀岳飞会怎样?
古巴导弹危机时,如果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真的误判了,会爆发三战吗?
特朗普当选总统,是意外还是必然?
……
面对这些“如果”,人们常常会有针锋相对的答案。有人说,历史本质上是由多数人所决定的,英雄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人物,不如说是在时代之中的一个特定的位置,只是恰好这个人坐在了上面;也有人说,历史是由少数人所决定的,同样一个位置,换一个人或者这个人换一个选择,后续发展可能完全不同。
这种历史观的分歧,也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人类大历史”研究奠基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近年来所尤为关注的问题。
在其新书《财阀、先知、主帅与君王》中,他从政治、商业、体育、宗教四大领域着眼,结合田野调查、学术数据与海量史实,辨析两种核心变量:一是领导者的自主决策空间,二是时代、资源、地缘等客观环境,将“英雄还是时势”的价值判断问题,具体化为领导者究竟在何种时空、何种制度下,才能真正改变历史走向的可量化检验的问题。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的每一个结果,都需要一个理由。
《财阀、先知、主帅与君王》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202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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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历史观
我们先从两句唐诗说起。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时年27岁的王昌龄过河陇,出玉门,赴安西,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边塞游历。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唐玄宗率百官封禅泰山,外邦客使随行,规模空前;第二件事,于阗王勾结突厥和诸胡谋叛,被安西副大都护发兵捕杀。
在唐玄宗的治下,开元年间的大唐,文治武功璀璨无两,文人纷纷赶赴边塞,谋求建功立业的机会,王昌龄也是其中一员。在《出塞》一诗中,他意气风发地写下: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龙城飞将”说的是汉代名将李广,在汉朝与匈奴的作战中屡屡建功,广受时人与后世爱戴。王昌龄说,只要像李广这样的英雄人物在,胡虏就不敢南下犯边。很显然,这句诗里流露出浓烈的英雄主义情结,这种情结,我们也能从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作品中看到,它是开元盛世之中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心理。
但这一代人最终等来的,是一场历史的剧变。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王昌龄彼时身在黔中,去京千里。由于叛军阻隔,他只能绕道江淮以还乡,却未曾想因妄议朝政得失,最终被亳州刺史所袭杀。
电影《杨贵妃》剧照(1992)
自安史之乱而后,唐代的社会风气与唐人的精神面貌可谓一落千丈。横行于世的不再是英雄式的能臣良将,而是暴虐的军阀、凶蛮的流寇与麻木的饥民。
晚唐社会的混乱和崩裂,在黄巢起义期间达到巅峰,江淮一带,惨如炼狱。一位年届五十的无名诗人曹松,被迫避乱江南,在那里,时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多次战胜黄巢军队,并以此邀功于唐僖宗。
从史书看,高骈似乎是又一个郭子仪般匡扶唐室的英雄,但目睹了这一切的曹松并不这么认为。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他有感于江淮战事与高骈所为,写下《己亥岁感事》一诗,其中有一句千古名句: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曹松在诗中直指高骈的所谓“功绩”,其实是以数以万计的普通士卒的生命作为代价:没有遍野的怨魂枯骨,何来朝中的百战英雄?
这也许是有唐一代的所有诗歌里,最直言不讳的反英雄主义的表达。平心而论,相较于同时代其他军阀,高骈在民间的口碑实属上乘,但他最终并没有力挽狂澜,而是被叛变的部队所擒杀,一如残唐五代屡屡发生的那样。
无独有偶,同处唐末的诗人罗隐,在一首点评诸葛亮的诗里,更鲜明地指出了时代背景对人的制约: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电影《刺客聂隐娘》剧照(2015)
我们可以看到,盛唐与晚唐,仅仅相隔150多年,诗人们的历史观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折,从少数人的历史转向多数人的历史,从“英雄造时势”转向“时势造英雄”。
有意思的是,这场转折本身,也作为历史素材进入这一辩题的讨论中。“时势造英雄”者认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像曹松这样的非著名诗人能有千古名句传世,正是拜彼时的时势动荡所赐;“英雄造时势”者则认为,晚唐诗人的观点远在彼时主流意识形态之先,这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色彩,最终在赵匡胤的时代获得了迟来的回声。
这两种历史观,从此长期绵延,彼此纠缠,从两宋之交到明清易代,从《水浒传》到《三国演义》,再到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次转折关头,英雄与时势之辩,始终在庙堂与江湖中流传,难有公论。
两种研究方法
其实,这并不是只有中国人关心的话题。随着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史料与历史研究范式不断被更新,西方思想界对此的探讨也愈发丰富和深入。
比如,“英雄造时势”论者的代表,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就曾激进地说过:“所谓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伟人的生平史而已。”他认为,少数杰出的英雄领袖主导着历史的结局。
另一方面,“时势造英雄”论者的代表,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则在《战争与和平》里把这些英雄领袖比作“历史的奴隶”,认为“他们的一举一动……皆为某种永恒法则所预先决定”。
电影《战争与和平》剧照(1966)
此外,戴蒙德在书中还提到一种折中的观点,既避免把问题简单化为“领导者能否带来改变”,也避免为自己预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
真正的问题在于“领导者在何种情境下最有可能带来改变?”这种另类主张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下,一个卓越的个体能够达成某种成就,但能够达成类似成就的个体可能不止一位,当然,不同个体之间实现成就的路径或许是不同的。例如,马克·扎克伯格在2004年推出脸书,但在脸书面世前后,从来不乏其他一些创业者,他们也在做类似的尝试,创立各类社交媒体网站。因此,没有扎克伯格就没有社交媒体,这个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扎克伯格是一位独具特质的人物,正是他引导着社交媒体走上了一段区别于其他可能路径的发展进程。
尽管如此,这些结论似乎都不能让大多数人信服,也并不能消除历时已久的争论。人们仍然会去怀疑,一个落榜美术生最终成为邪恶的策源中心,是否是20世纪30年代的必然?如果他在1944年的那次刺杀中身亡,还会冒出来第二个希特勒吗?战后的历史又会有何改变?
在戴蒙德看来,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对此问题莫衷一是,很大程度上是受既有的研究方法所限。
传统的史学研究当中,关于领导者问题,主要采用的是“传记研究法”:研究者先推定一位领导者,并针对这个领导者撰写传记,描述其独特品质,论证这些品质导致了历史的最终走向,再判断同时代中是否有人能取得类似的成就。
然而,这种传记研究的方法存在一大难点:如何能够在现实中一个不落地准确找出有可能替代这个领导者的人选,又如何能够对这些潜在的备选者加以验证,以考察他们能达成何种历史成就呢?
此外,一些极端的反例也让这种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希特勒的上位史就是一个典型。在传记研究的叙述中,30岁之前的希特勒在“独特品质”方面几乎乏善可陈,他后来的反犹主义、演讲能力、战术狡黠和冒险倾向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在当时,他不过是一个羞怯、古怪、毫不起眼的失败者。
这就会引向一个反直觉的结论:既然一个没有表现出任何独特品质的青年希特勒最终极大左右了历史走向,那么是否意味着那些潜在的备选者——即同时代年龄相仿的普通德国年轻人——也会成为“第三帝国”的领袖?
即便是“时势造英雄”论的拥护者,面对这一夸张的结论,也会产生伦理上的抵斥。
对此,戴蒙德提出了另一种研究方法:“自然实验”。
这种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当中的那些严谨的操纵性实验,通过控制变量,以精确验证某一指标的变化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及其程度。迁移到社会科学就是:
假想我们拥有一台时间机器,我们就可以将现代德国历史重演20次,其中10次让希特勒在1930年3月13日的车祸中丧生,另外10次则让他幸免于难,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比较这20种结果,并以极高的统计显著性来确定希特勒对德国历史的影响。
我们当然没有时间机器,但令人惊讶的是,现实世界常常自然地为我们创造出许多近似自然科学实验的场景。现代政治领袖中,有数十位遭遇刺杀,其余数百位则至今安然无恙。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与本杰明·奥尔肯进行了一项全球范围的统计,他们统计的时间范围是1875—2004年,共记录了298起针对国家政治领袖的刺杀图谋,其中有59起刺杀行动最终成功。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广泛的统计,检验领导者在开启和终结战争方面的作用。
大样本下的检验结果是:刺杀成功相比于刺杀未遂更能推动大战的提前终结,但即使是成功的刺杀,也并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新战争的爆发。
戴蒙德进一步指出,这个看似二元化的结论,实则蕴涵着对“时势与英雄之辩”的一个更具修正性的解释: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领导者(无论其天赋优劣)才能带来改变。
换句话说就是,在大尺度的历史中,时势限制或约束着英雄;在小尺度的历史中,英雄则能动地左右着时势。
书中所提到的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成吉思汗。这位一统草原、驰骋欧亚的君王,有着同时代下顶级的战略眼光,与极为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如果换成其他部落领袖,蒙古诸部未见得就能统一,南宋也不见得就会在13世纪末覆灭。
然而,戴蒙德指出,从更大尺度的历史来看,成吉思汗崛起壮大的那数十年时间,正是草原降水最为充分,湿润天气持续最久的时期。雨水丰沛,就能够滋养更广袤的草场,牧草繁茂,就能使牛羊加快繁育,有更多的牛羊肉可食,更多的马奶可饮,也能供养更多的战马,抚养更多儿童,日后他们长大成为骑马征战的将士。
换句话说,如果成吉思汗早出生20年,他的才能或许就将无处施展。而对于自己正生逢合适的时间与地点,成吉思汗和历史上大多数领袖一样,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重新理解领导力
戴蒙德此书,并未将视野局限于政治人物,正如历史并不只有王侯将相的家史那样。商业更迭史、体育竞赛史、宗教沿革史,均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列。
之所以选择这些领域,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社会生活当中相对集中地体现领导力的领域之一:一个著名的商业精英(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黄仁勋),一个资深的球队教练,一个创造性的宗教领袖,在领导力的呈现方式上,具有某种惊人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分享着同一套人类社会组织、运行的根本逻辑。
相较于其他历史学著作,在《财阀、先知、主帅与君王》中,你不需要先掌握一套专业术语才能跟上这些故事。戴蒙德会先提出一个熟悉的问题,再带着你看人物当时拥有的条件、身边还有哪些可能的人选,以及后来发生了什么。政治人物、企业家、教练和宗教领袖的故事各有不同,却都能让人思考:在这些故事中,个人做了哪些选择,时代又替他打开或关上了哪几扇门。
正如戴蒙德在序言中所说:“我希望各位读者也能如我一般,感受到这些领导力问题的独有魅力,能够认识到领导力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因为,即便大势不可扭转,我们每个人仍然可以在某个具体的时间里,成为自己的英雄。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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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历史发展由谁决定的经典问题
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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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11.17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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