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都有过书写家庭故事的冲动,那些从小到大的记忆,那些绕缠心间的情感,那些偶然与必然交叉的小径,那些难以言说更难以忘怀的爱、污秽与凄苦。把家庭记忆写成一部自传体小说并不容易,是审视他人的命运,也是面对自我的来处,是剖解家庭的暗流,也是解码时代投下的暗影。下海与股市的浪潮如何冲刷过一个普通中国家庭?
那些个人无法左右的力量如何制造家庭内部的成败亲疏?《空地》是一本浓雾笼罩的家庭相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绘有90一代“中式梦核”画面的时代纪念册。在与《随机波动》的对话中,李颖迪分享了她寻找到的一种适合的语言,能够去凝视、理解和写作家庭,也最终收获了勇气和慰藉。以下是播客节目的摘录,愿我们都拥有跨越过去的力量。
冷建国:你会如何向读者朋友们介绍《空地》?
李颖迪:我给它放在“自传体小说”的分类,跟我的真实经验离得非常近,写的是我的家族故事,但是并没有用非常客观的叙事来写,而是通过我对家族里每一个人的记忆构成。
首先得说,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不太轻松。有很多痛苦,我自己的痛苦,以及很多我的女性亲人,比如我的妈妈、奶奶、阿姨的痛苦,有我想要去理解这些痛苦从什么地方来的尝试。
所以它大体上是由我的情感驱动的一本书,关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自己的家庭,理解代际的冲突和创伤等等复杂缠绕的关系,关于家庭里的爱、恨、污秽和凄苦。
冷建国:和上一本书《逃走的人》不同,当写作者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家庭,似乎一切都不那么清楚,碎片与碎片缠绕在一起。
写过那么多别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主题对你来说是否尤其特殊,或者说,尤其困难?
李颖迪:它可能是我作为写作者必须要迈过去的一步。很多年里,我没有办法也没有勇气书写自己的家庭故事。
《空地》由9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我的父母出生于湖南农村,2000年初迁徙到湖南长沙,正逢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
我爸爸之前是卖油漆的业务员,后来很偶然地参与到了房地产的行业,就像电视剧《狂飙》所展现的那样,他把整个家族的亲戚一起带到外省工地,这个时候意外发生,有一个亲人死在了我爸爸的工地上,他的生意结束了。
意外发生后,我们的小家庭也急转直下,他又碰上2015年股灾,仿佛过山车。我能感觉到家里突然一下子有钱了,欲望变形,突然又没有钱了,我父母离婚,家庭走向瓦解,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无论是之前做记者的时候跟人采访,还是跟身边朋友聊天,我都有意地在留心人们的家庭关系。
我会感觉到,现在痛苦的家庭很多,我看到了很多畸形的关系,有可能是控制,有可能是极端的疏离和冷漠。
当我再往上问,会发现痛苦的根源有一部分遗留自代际——在父母与子女的冲突背后还有父母和祖辈那一代的冲突。《逃走的人》里很多年轻人逃离的深层原因也是与家庭的冲突。
中国很多社会矛盾爆发在家庭结构之中,大家走得太着急,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想。在《空地》里,我想以自己的家庭为样本,去看待家庭里的痛苦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怎么跟痛苦相处。
以前我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目睹,后面做记者和写非虚构,让我更能理解生命和生活,我好像才能找到一个目光去凝视这些回忆,去重新理解这些发生过的事情。
冷建国:很多时候,个体家庭里的伤痛、分离、沉重的记忆,其实跟时代紧紧关联在一起,但因为我们跟家庭成员的感情过于亲近,或受到的伤害过于深切,有时很难看到其中时代的因素,而总是把它们归因到某一个人、归因到某一种关系、归因到某一个性格特质——他是冷漠的,或暴力的,或失败的。而正如你说的那样,巨大的时代的影子笼罩在每个人身上。
《空地》由九个篇章构成,它们并非线性,也不一定全然集中于某个人物,读者在不同的篇目中与同一位家庭成员不断重逢,有时他是一个丈夫,有时他是另一个女人的儿子,有时他是一个男孩的姨夫。
我看作家辽京说,“读《空地》仿佛在薄雾中前行,不知不觉中靠近每个人,倏尔又远离,人影变得易碎而飘忽。”我也有类似的阅读感受。
对你来说,写作是如何开始的?这些家庭记忆碎片又是如何“筛选”和“成形”的?
李颖迪:写完《空地》回头看我是从哪里开始的,我觉得我的方式像画画,根据意象来组织文本。
我第一个完成的篇目是《内蒙古的夏天下雪了》,写在2023年,故事是2006年我妈妈带我去内蒙古,当时她怀了我妹妹,为了躲避政策,我们从长沙去到呼和浩特。
爸爸当时是一个卖油漆的业务员,要参加很多应酬。有一天他喝多了,我跟我妈在呼和浩特街上到处找他,看见他倒在地上,抓着一把沙子开始吃,沙子从他嘴边流下来,他说,“内蒙古的夏天怎么会下雪?”
2023年,我一遍遍想起这个画面,觉得非得写下来不可。
《空地》这篇写的是我们长沙老房楼顶有一块空地,我妈妈在上面种菜,她做家庭主妇很多年,没有什么价值感,被身边的人羞辱,那片空地是她精神痛苦时的一个支撑。
童年的夏天,我们一家人会到楼顶铺一张凉席睡觉,我也把怀旧情绪赋予在了这个意象上。
冷建国:我喜欢《空地》这个书名。你在书里提到了几片空地或土地,奶奶执着于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楼顶空地构成了妈妈的某种精神空间,当我们这代人不再真正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你用写作来维护自己的女性的领地。
冷建国:整本书着力最多的人物是爸爸李建海,关于他的故事、细节和评判不可避免都更多一些,而感情是最稀薄的。
我读的时候会感到,“我”对这个人物的审视比对其他人更凌厉,对妈妈奶奶表兄表姐姨妈的理解和共情,似乎并没有施加在李建海的身上,“我”和他从始至终有些疏远。
在写作的时候,你是如何一边感受和反刍、一边观察和书写自己对父亲的复杂情感的?
李颖迪:不管是妈妈、奶奶还是表堂兄姐,过去三年每次回家,我都像做采访一样跟他们聊了很多,去挖掘我的视角之下感知不到的东西。
爸爸确实是全书唯一一个我没有与之深入对话的人,我写的是印象中和记忆里的他,碎片感更明显,写他变成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有时候会变成家庭里其他人痛苦的一个来源,可能不只有我们家是这样。当我以第三人的视角去看待父亲的人生,我又能理解到他身上的软弱与恐惧。
书里有一篇叫《幸存者》,指向的是我父亲和我被送走的三堂姐。
我的伯伯一家生下三个女儿,面对计生压力以及生儿子的愿望,他们在我的第三个堂姐出生之后就把她送人了,很多年后听我奶奶说,堂姐被香港一户人家收养。
我的爸爸是他那一代兄弟姐妹里唯一被教育改变命运、离开农村成功迁徙到城市的人,他把财富带回到家族,在村里盖起大房子,去证明他自己。我奶奶相信土地会给她带来回报,我的爸爸就是回报之一。
我爸爸也想把这个逻辑延续给我,他经常说“做父母的从来不指望孩子给你什么回报”,但潜台词是他在我的教育上投入了大量金钱,我理应像他一样给家族带来更多物质回报,就像我奶奶跟土地的关系,一种投资和回报的逻辑。他可能是有一点后怕的,他原本可能像我姑姑伯伯一样在工厂打工。
就像安妮·埃尔诺把自己的处境形容为“阶层叛逃者”,当一个人脱离了原生阶层,他会出现一个很复杂的视角。
这是我尝试去理解父亲的部分,另一方面我也有难以和解和原谅的部分。
挪威作家克瑙斯高写《我的奋斗》,第一本就是从父亲的葬礼写起,他说“我的父亲是个混蛋”。
他写的也是对父亲的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有怜悯,另一方面他确实做了糟糕的事情从而伤害了别人,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一切?
这两年我一直尝试理解的另一件事,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秉持着两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我的爸爸相信人必须要向上走,人一定要获得成功,这个理念可能是他当时能够走出贫穷、离开农村的核心动力,他很多时候要以一种极端实用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要建立在利益之上,不能带来利益的人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去交往。
我的妈妈有另外一套语言,她很柔软,天然偏向弱者,更相信人情,但她又很脆弱,状态越来越不好,我也不禁思考,是不是做一个弱者就一定会被践踏?
这两套价值观一直在我们家打架,那作为孩子,我究竟应该选择谁的语言,我是否能摆脱他们两人的影响?
冷建国:之前看到颖迪的非虚构写作经验分享。你提到,采访的本质是进入对方的日常,更是理解对方如何成为他自己。在回看、思考和写作家庭历史和成员的时候,是否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理解对方如何成为他自己”的过程?跟家人做采访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李颖迪:整体来说肯定比跟陌生人做采访更容易,家人之间天然会更加信任。
书里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的核心家庭,另一部分是更大的家族,大家族的故事相对来说更好写,因为视角更远。写核心家庭对我来说更困难,怎么才能不变成情绪的宣泄?
我写过一些失败的文本,后来又改了很多版,才找到合适的书写自我的距离。我觉得安妮·埃尔诺特别厉害,能以完全他者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经历。
我在很多年里跟妈妈很疏远。18岁那年,我处理了父母的离婚协议,之后就不太想回家了,本能地想要逃避。
当我开始写作之后,想起曾经的事情,我会被困在情绪里面。后来,我决定将这一切写下来。我回家的次数变多了,跟妈妈聊天的时间变多了,我想要去理解她。
我妈妈永远很焦虑,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埋怨她,就好像她的一部分永远遗留在了我身上,我也总是很容易焦虑,没有安全感。
当我想要去理解她的童年,我才知道外婆自杀是在37岁,在农村的河边,喝农药。
那个时候我妈妈18岁,还在读书,翻山越岭赶回来。没有人知道外婆是因为什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想这一切给我的妈妈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无。
在那种贫穷和匮乏之中,她自己都没有感受过母爱,我怎么向她苛求一个她都没有感受过的东西呢?
她26岁的时候生下我,人生才刚刚开始,生我妹妹的时候她36岁,在那个阶段她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也会想,作为女儿,我的出生,是否曾经成为了妈妈的累赘或者说代价?
书里还写到了我的爸爸再婚,我和妈妈、妹妹是在某一天里突然得知的这个消息。那时候我正好在读费兰特的《烦人的爱》,费兰特写的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那时,我感觉我们三个同时被抛弃了。
我妈妈只说了一句话,她要离开长沙,回到县城一个人住。我说,县城人越来会越来越少的,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妈妈说,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在长沙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
我才意识到,她本质上并不适应城市生活,她一直在怀念她的村子和乡土,她是因为家庭和两个孩子才不得不在城市里生活了接近二十年时间。
很感谢记者这个职业,让我能以旁观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经验。去年我们去香港旅行之前,我跟她在她出生的村子里面走,我就像曾经采访别人、理解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那样,去看我妈妈的来处,她童年住过的房子、看露天电影的地方。
妈妈说村里曾有一棵好大的槐树,她就坐在树下看电影,现在槐树一下子变得这么小了,我突然意识到妈妈变成了一个老人,生命确实短暂而有限。
在接近母亲的过程中,我确实也能看到母女关系的复杂。当然是有爱的,但上一代女性确实吃了很多苦,我也会察觉到母亲一些很微妙的情绪,有时甚至可以称为嫉妒,我也在慢慢地理解她的愤怒从何而来。
冷建国:虽然《空地》是关于原生家庭的故事,但整本书应该并没有出现原生家庭这样的字眼。
这个词好像获得了无限大的“解释力”,而想到我们的现代性经验是如此高度压缩、不同代际的人几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验里,又觉得原生家庭说起来是如此单薄无力。
李颖迪:不仅是年轻人,我觉得我妈妈也被这种说法影响到。我爸爸再婚之后,我妈妈给原来的家庭微信群聊改名字,就把“一家人”改成了“原生家庭”,我后来常拿这个事情开玩笑。
社交媒体始终有简化很多东西的倾向。我写《逃走的人》的时候跟袁长庚老师聊,他提出了一个对我比较有启发的观点。
他说,父母一代跟子女一代出现很严重的冲突,是他们各自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经验,这也许说明代际的差异不是来自价值观,而是认识和体验上的难以调和,是生活经验的不可通约、不可交流、不可共筑。
这对我写《空地》很有启发,我希望通过家族里每一个人的经验,去回答冲突到底来自何处。我们不能忽略过程,也不能忽略每个人具体的感受。
冷建国:我一直对自传体小说(autofiction)的概念很感兴趣,它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悖论——“事实是真的,但这是一本小说”。fiction不一定发生在事实的层面,它的小说性不是指“假的事件”,而是对生活的重新构形、对事实和记忆的新的排布与叙事。
颖迪提到的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以及安妮·埃尔诺非常多的作品,还有这些年我们喜爱的蕾切尔·卡斯克、玛吉·尼尔森的作品,都有自传体小说的成分。
不同的文类或体裁,不仅仅指向这本书该放在书店的哪个书架上,或者它可能获得哪个类别的写作奖项,我觉得也指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阅读契约。
如果《空地》是一本回忆录/非虚构,读者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阅读它;如果《空地》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读者会以另一种方式阅读。你同时作为读者和写作者,对此有什么经验和感受吗?
李颖迪:《空地》的编辑提议放在“散文”类别,我想放在“自传体小说”的门类。编辑搜了一下发现,在中国,自传体小说图书目录里只有上世纪一些很奇怪的书。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自传体小说在欧洲是一个很成熟的门类了,在国内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概念。
首先,我对创作完全虚构的作品不是很兴奋,目前阶段的写作还是在重组那些已发生的经验。为什么《空地》不是“非虚构”而叫做“自传体小说”呢,我认为区别在于,小说是一种艺术形式,这意味着它要经过作者高度个人风格化的变形。我有文体上的追求,虽然不知道是否实现了,但有想要去尝试的心愿。
我感觉自己的阅读喜好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在AI发展如此迅捷的当下。当你发现AI在3分钟之内可以给你写一个小说,虚构能力被无限膨胀,我对于虚构越来越不信任。我现在阅读一本书,会想知道那作者在哪里、作者的情感在哪里、是否与作者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
冷建国:围绕自传体小说的另一个讨论焦点是叙事权力——谁有权力像这样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如果其他人不认同这份叙事呢?
前些年挪威作家Vigdis Hjorth写了一本《遗嘱与遗产》(Will and Testament),主人公、家庭成员和现实事件几乎可以完全对应,为了反驳这本书,她的妹妹Helga Hjorth随后写了一本小说《Free Will》,从另一个家庭成员的角度重新讲述同一家庭。
《纽约客》将此称作挪威围绕virkelighets-
litteratur(“现实文学”) 展开的争论,并指出这种文学的问题恰恰是:它足够接近现实,以至于现实中的人可以被辨认,却又以 fiction的名义获得了文学的自由。你是怎么思考叙事权力的问题的?
李颖迪:《空地》的写作动机确实是从自我出发的,我想解决我自己的痛苦,面对家庭给我带来的伤害。
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也是一位自传体小说作者,他在一个访谈里说,是伤害先发生,他因此获得了写作的豁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我的意义也是一样。一本书是否有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也许会,但我觉得现在不太能通过一本书垄断叙事权,我妹妹再写一本书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哈哈。
我在后记里感谢了三个作者,一个是安妮·埃尔诺,一个是托芙·迪特莱弗森,一个是普鲁斯特,我很虔诚地感谢这三位作家。
安妮·埃尔诺把自己抽离出来的第三者的目光,是《空地》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我在向她学习。托芙·迪特莱弗森的《哥本哈根三部曲》中文版前年出版,分类是回忆录,我读起来觉得更像自传体小说。
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是很社会学的,而托芙是更高度诗意的写法,审美取向完全回到个人层面,在审美上我更喜欢托芙这类写法。读《哥本哈根三部曲》像是看她一路下坠,在我理解自己所经历的黑暗时获得了一些慰藉,好像我们能够通过文字把人类有限的情感的保留下来。
这两年我集中地阅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非常喜欢,他的整个写作主题就是记忆。
《空地》的原名是《家庭记忆》,后来被否掉,因为有点普通。我很想去探索记忆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一次又一次回到记忆里,时间又是什么,为什么在物理意义上归零之后仍在记忆里不断再现,好像获得了永生。
普鲁斯特确实在写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常常感到,作为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能读到这么好的书已经值了。
冷建国:你提到写作过程中自己也在经历一些黑暗时刻和情绪震荡,写作《空地》更多是创伤还是治愈?
李颖迪:对我来说,写作肯定是治愈,因为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经验、所有的创伤已经发生和凝结,现在能做的就是重新去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
书里提到了一些人的死亡,我们怎么去面对死亡和丧失,可能也只能通过写作去达到一些有限的理解,获得一些有限的慰藉。
在写下来之后,我不会再想起这些事情了——好像是找到了一个盒子,把记忆抽出来放到盒子里,记忆就脱离你了;好像所有那些伤害或很重的情绪,你把它凝结成结晶,它就不再由你自己承担了,觉得自己身上轻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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