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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常,和山河湖海一样宝贵

10月17日,广州阿那亚中心小镇旧礼堂,在这座关于“时间”的教堂里,陆庆屹与读者相遇,与主持人博涵,分享新书《落在我身上的雨》,聊一聊回忆与永恒。

从《四个春天》的影像,到落笔成书的文字,陆庆屹缓缓摊开记忆的褶皱:少年时漂泊的经历,一家几口藏在寻常日子里的宽容,还有亲人离开之后心里那种空洞又纠结的感受。

他说起母亲把自己小时候做的蜡皮和存折、首饰放在一起好好收着;说起父亲用一辈子守住对母亲的承诺;也谈及命运跌宕、性情豪爽的姐姐,以及深深影响自己的哥哥。这种家人之间彼此懂得的相伴,是很难碰上的运气。

“松弛”的家庭底色,容许他不断去尝试,不必被社会既定的人生节奏裹挟。他不把敏感当成包袱,那只是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以下是本次对谈的节选。

【博涵】

纪录片《四个春天》结束之后的这七年,您不太出现在大家的视野。您这七年是怎样度过的?您这次带着新书《落在我身上的雨》和大家见面,跟当时纪录片上映的见面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陆庆屹】

电影跟书的受众有一些差异,可以讨论的技术细节也不太一样,所以在思维方式的呈现上会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我的片子与书的情感内容是相似的,所以内容还是以情感为主。

【博涵】

如果我们先看纪录片,再看这本书,可能会觉得书里的人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形象,能够带入到陆老师家人的面孔。

《落在我身上的雨》共有六章,前后两章写父母,中间四章是讲您青年时期的一些过往经历,以及成长过程中的思考。阅读时就会觉得,原来在《四个春天》的背后,您的家人还有这么多我们没有关注到的故事,也向我们解答了,纪录片里,您的家人为什么会有这样融洽的氛围,包括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为什么会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

所以,看完这本书我是很感动的,也解答了我的一些疑问。想请您聊一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会有意把它作为《四个春天》纪录片的解释吗?您是怎样挑选出这本书里的故事内容的?

【陆庆屹】

这本书的起源跟《人物》的公众号有关。有一次他们去看我哥,当时我也在场,我就聊起了以前九十年代时候的生活,他们觉得特别有意思,问我能不能开一个专栏,就写一写那时候的生活。

我没写过这种东西,没有信心。我有时候会想起我爸,就会记下一些跟他相处的时光,就把这些文字给朋友看,他们看后都很喜欢,说下个月就是父亲节了,让我先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然后就这么开始了。

最开始是没有特别多的任务,但会有一种主题性的东西。中间几篇是以四季作为主题的,所以会去回忆那时候在清华发生的事情,它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是我整个命运的转折,所以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忆。那时候我十五六岁,遇到了很多人,给了我很多帮助,有陌生人有朋友,我都想记下来,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后来,我妈一走,我有一段时间很消沉。但是我妈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也非常坚强的人,所以我每次回忆她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太软弱了。有时我会想,她有些什么地方是可以继承的,或者说值得我学习的。

再后来,有一天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人是不完整的,于是回到老家,打开书柜时,发现写作是她一直掩藏在内心的理想,这让我百感交集。除了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女人,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她为生活、为家庭做出的那些牺牲,让我非常感慨,所以就将母亲这篇的重点放在了这一过程的揭示上。

这本书第一篇放关于父亲的,是因为这篇有很多信息,跟后面几篇是勾连在一起的。因为有了第一篇的信息交代,后面的呈现就不需要太多解释了。结构是这样考虑的。

【博涵】

书中清华的往事里写到,您哥哥的朋友昌熙教您画画,教您怎么构图,这件事情对您来说印象应该也比较深刻。您觉得他给您的指导,对您未来的影响大吗?甚至说,您写这本书或者以后的一些艺术创作,也都有这方面的影响吗?

【陆庆屹】

他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指导我怎么画画、怎么去看这个世界,而是以一种简单的视角去重新凝视身处的空间。

他很喜欢对艺术的感受。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艺术是唱歌、跳舞、写作、画画这些形式,是一个概念。但他启发了我对艺术的理解:当你在生活中放下固有的日常经验之后,看到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最重要:用一种陌生化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看待世界。

【博涵】

特别有印象的一处,是您在书里写到去郊外写生,昌熙让您趴在地上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您的写作视角里,处处饱含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文字大多是很正向的画面式描述,像在看一幅画,有很清晰的细节。我觉得您的感知力特别细腻,这种能力是来自父母的遗传,还是后天习得的?

【陆庆屹】

我本质上是一个比较钝的人。

举个例子,最近身体原因需要控糖,别人建议我吃秋葵。秋葵很长,每次蒸的时候,我还想蒸点别的,锅就放不下,每次挺发愁,一顿早餐得分开蒸两次。后来还是我老婆直接把秋葵切段,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可以这么做。

还有前几年冬天,我住的地方没有暖气,也不烧煤,很冷。十一月份,因为桌子是钢化玻璃的,温度低,电脑经常罢工。我特别冷,就穿上羽绒服,可手在桌子上放一会儿又凉了,后来干脆穿两件羽绒服,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十二月,冷得不行,我每天就悬着手敲字。有一天我哥过来,问我这是什么姿势,这么冷,不会在桌子上垫一块毡子吗?

在生活中我就是这样,不太会转弯。我只会改变自己,从来没有要改变环境的意识。所以我是被人引导的。引导我的人,第一个是我哥,昌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今天还有朋友问我,参加这样的交流活动会不会觉得累,说我看着有点腼腆,会不会紧张。其实我很期待这样的交流。

我真正开始主动思考,是从《四个春天》的路演开始的。很多观众提出的各种问题,触发了我的思维的潜力,指引我往更深的地方去思考。我觉得这更像是一股合力,慢慢激发了我的潜力。

| 窗前作画的昌熙

【博涵】

不知道在场大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有时候,你的悲伤是不会让别人看见的。书中有一个场景,您喊父亲回家吃饭,从修理铺往家走的路上,忽然察觉父亲已在不知不觉中衰老,读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动容。因为有很多读者翻开这本书,都会被勾起对亲人、友人很深的思念和细腻的情感。

有没有网上的哪个读者留言,曾经深深触动到您,甚至影响到您之后的创作或心里的一些想法?

【陆庆屹】

我不太主动去看网上的评论,那些评论可能会干扰我的判断。相比线上留言,我更习惯线下直接的交流,能看见每个人的脸,能感受到大家呼吸的节奏,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网上只有文字,而文字可以有太多种解读。有的读者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并没有恶意,但接收到的时候理解可能已经偏了。不过会有朋友和编辑老师,看到很动人的读者留言会截图发给我。

我自己不会主动去翻,包括片子下面的评论我也很少看。但我会拜托我老婆如果看到中肯的批评一定要告诉我,我想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清楚自己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如果没人点出问题,成长不了,我还是比较渴望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我不那么在意赞扬,不过我也会觉得很感动。对文艺的理解来说,批评更能推着我进步。

【博涵】

您尝试过很多不一样的事,做过画家、踢过足球、当过编辑,还干过矿工。放到现在的环境里,很多年轻人对待职业选择都格外谨慎,大家很担心简历出现断档或者被优化,就算不喜欢当下的工作,也缺少放弃和再出发的勇气。

当时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愿意不断去尝试的?

【陆庆屹】

回想起来,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父母的宽容。他们对我的未来没有太高的期待,并不指望我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一定要养活自己。

对他们来说,我能有份工作就够了,买不买房也无所谓,他们很支持我出去闯荡。所以每当一份工作做得尚可,我因为心里生出新的好奇想要离开,去尝试其他,他们也不会阻拦。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支撑。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被支撑的基础,所以并不是我天生有多勇敢,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有勇气的人,这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惯性,这份惯性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

【博涵】

您说到这里,我一下子想起书里的故事:您母亲当年在麻尾镇当妇女主任,有机会改组到领导层,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还有您哥哥,在清华任教,在外人看来是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也是说放下就放下了。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就是支撑您自由选择、不断去尝试的最大力量?

【陆庆屹】

家庭肯定是最重要的。我爸妈内心是很渴望自由的,只是他们那一代人,能有的选择和机会太少了。我哥也一样,他也向往自由,在清华那样的环境里,那份工作在专业上已经很难给他继续提升的空间。

还有天性里的好奇心。我总想去试着冒险看看。那时候我特别想知道矿工的生活到底能苦到什么地步,也想试一试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大的锻炼。这一点也是受我妈的影响,她常说:“你不去做怎么知道?”

以前踢球崴了脚,第二天我还是接着去踢,我就想看看到底能有多疼,想知道自己能承受怎样的疼痛。去做矿工的时候也是这样。

【博涵】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那种当时非常亲密无间的朋友,但因为种种原因,各自的道路不同,阴差阳错地分开了。

看书中回忆那段,还是觉得您青年时期的感觉是很轻松活泼的,没有什么烦恼。在清华的校园里,甚至在画家村里,都是非常活泼的状态,尝试很多新的事情,做很多不同的挑战。非常羡慕这样可以不断尝试的机会。

在这一段段不断的尝试里,您是在什么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想继续做画家、不想踢球了,然后愿意转到下一段人生的?

【陆庆屹】

刚到北京时,我读过两所中学,那时候总被欺负而离开学校,那段日子其实挺茫然的。

后来学画画,又慢慢意识到自己或许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有一回去看画展,毕加索的作品还没有那么打动我,可走到门口,看到一幅米勒的作品,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样的画,我一辈子都画不出来。一气之下,我就决定不画了。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不太愿意反悔,就这样自然地放下了。

踢球,我曾经一心想进国家队,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自己当年是有天赋的。但专业队的淘汰率本来就很高,再加上一次很重的伤病,最后被淘汰了。有些转身是我主动的,也有一些是现实条件推着我被动的。

【博涵】

您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很高?画画的时候,看到那幅画,清楚自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便选择放下;踢球的时候,目标是朝着进国家队去的;再到后来拍纪录片、出这本书。

您自认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吗?大部分普通人对“做好一件事” 的标准大概是做到九十分就够了。感觉您心里对 “好” 的标准,是要抵达卓越、称得上了不起的作品。这样形容您对自己的期许,贴切吗?

【陆庆屹】

我没有要求自己,我只是喜欢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在能力范围内做得更好,很过瘾,成就感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每个人心底多多少少都有想要变得卓越的渴望,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去追逐它的条件。对我来说,还是源于那份宽容。正是这份宽容,允许我去做这样的尝试。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生活中幸福感的来源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做成什么事情。只是我也没有太多爱好,也不是特别喜欢美食,对旅游也不热衷。那干吗呢?做事情呗,还能干什么呢?我也想不出来别的,那就让自己觉得更有意思吧。

【博涵】

现在社会好像有一条无形的时间表,该上学的时候好好读书,考上好学校,进不错的单位,拥有稳定的工作,接着结婚生子;到了三十五岁最好能走到中层,不然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压力。这条时间轨迹重重压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身上。

但看您一直很从容,好像不受年龄的束缚,不会觉得到了某个年纪就不能去做某件事。是什么样的心理支撑着您不去被这套框架裹挟的呢?

【陆庆屹】

我父母从来没有要求我一定要结婚生子,也没有要求我去买房。他们心里或许会有这样的愿望,但不会把它变成压在我身上、非完成不可的任务。

所以,我的选择空间很大,有很大的余地去试错。再加上我这个人比较有好奇心,既然要做这份工作,我就总想着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乐趣。

乐趣这件事其实挺抽象的,就像有人爱打保龄球,一次次追求全中,而不感兴趣的人只会觉得乏味。写作、创作也是一样,很多人会觉得日复一日坐着很枯燥,但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里面的快乐。

我以前卖过线装书。一开始老板让我做网页,后来安排我做销售,说白了就是接到订单,给客户送书。一开始我不太愿意,觉得只是送书太单调了。但我不想只停留在送货,我愿意主动和客户交流,去理解他们的需求,促成订单。

我从前的生活圈子很窄,和外界的连结不多,恰恰是这份工作帮我打开了视野,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了解大家各自的喜好,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可和我一起共事的同事,每次出去送书都是丧着脸。一件事本身没有那么难熬,关键看你愿不愿意从中去发掘收获,我就很擅长去寻找其中的乐趣。

我做编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这样。

每天看别人的作品,心里也盼着能有自己的文字,但是日常工作挤不出时间写。我就自己创造机会,经常加班到很晚,赶末班公交车回家。坐在车厢最后一排,掏出铅笔头,翻开本子忙起来。看上车的路人,捕捉各种各样细碎的画面,写下来的东西有的现在连我自己都看不懂。

可那个时刻,我是充实的,有一种自我激励的满足感。我会觉得我在做一件特别的事,这种小小的、悄悄完成的事,会让我自己很感动。有时候悄悄努力、悄悄去做喜欢的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所以我很感激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这样的好奇心,让我可以对这个世界保有新鲜的感受。

【博涵】

读您的文字,感受特别明显的一点是不受传统散文写作的束缚。回忆在童年、青年与当下的反思之间来回跳跃,流转自然,一点都不突兀。

想请您分享一下,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刻意去安排、处理这种叙事和文字上的细节呢?是自然的情感流露,还是写完之后回看,发现这一段和那一段能够呼应串联起来?

【陆庆屹】

有一些情绪和情感,读起来感觉比较流畅,这里面肯定是有用心的。写的时候,我是先一口气顺着写下来。修改时就反复读,只要读到哪一处觉得别扭、不舒服,那这里一定有问题,就要调整。

我写作的一个宗旨是,要让文字能够流动起来,同时尽量减少自己对人和事的判断,这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想让“作者” 这个身份介入太多,希望留给读者更多感受和想象的空间。所以后期修改,很多功夫都花在去删掉很多自己的情绪。我不想刻意煽情。

比如母亲离世那段经历……那些细节我原先都写进去了。但后来我再读就想:文章到底要写什么?我个人承受的这点苦楚,其实没那么重要,于是就把这段全部删掉了。最后书里只写诵经一段时间之后,有人扶着我的肩膀,我站起身。我不想让自己过度介入到里面。

【博涵】

我自己也有一段相似的体会,前几年爷爷离开,心里很割裂,一边真切地难过悲伤,一边又会忍不住想,如果爷爷还在,他大概不希望我一直陷在悲痛里。心里就这么拉扯着,想好好难过,又好像不敢放任自己沉进去。您有没有过这样矛盾的时刻?您如何处理这种矛盾的情感?

【陆庆屹】

那几天整个人是很茫然的,脑子里总是萦绕着往日的时光,感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填,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悲不悲伤。

每次跪在母亲遗像前,总觉得还能和她交流。直到后来回到日常当中,某一件旧物、某个瞬间忽然勾起回忆,我才意识到,有些时光再也不会重来。这种人生的无奈会让人感到很虚,存在到底是什么。后来我觉得,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

那段时间我甚至冒出过一个念头:好像只有自己承受巨大的痛苦,才能证明这份思念是真的。有一个观点是说,有时候人渴望一种自我折磨,去证明这种情感,我当时就有点那种感觉。

【博涵】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又不敢在亲人离世之后太快地快乐起来,觉得这样可能又是对死亡不够严肃。

【陆庆屹】

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分神,会怀疑自己“对吗”。这不可避免,每个人都会面对这种时刻。

【博涵】

从您的纪录片和文字里,能感受到您是一个情感细腻、很敏感的人。这份敏感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吗?常常多愁善感,有时候会觉得它是一种包袱、枷锁吗?

【陆庆屹】

我确实有点敏感,我挺享受这种感觉。我喜欢沉浸在情感的世界里,很容易陷入回忆里。我喜欢这种状态,而且不觉得它跟生活是分开的。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我的精神世界是有的,物质世界也是有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求。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是高敏感的,只是大家敏感的方向不一样。有的人对光线、声音很敏锐,像我就是视觉上对光线格外敏感,有的人则更容易捕捉气味、味道的变化。

我们创作者,不过是刚好把自己这一份生命体验呈现出来而已,并非我们比旁人更加敏感。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也能发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敏感的方式,每个人抒发情感或精神的出口不太一样。

【博涵】

在这本书里,您写到姐姐的笔墨不算多,可其中一段特别打动我。就是《冬日恋歌》那一章,您要去英语老师家过年,日子过得拮据,姐姐给您寄来了一件皮衣,那种收到礼物时雀跃的心情,想来很难忘掉。再联想到《四个春天》里姐姐的样子,我对她这个家庭成员也很好奇。

为什么在这本书里,关于姐姐的内容会写得相对少一些呢?

【陆庆屹】

我姐大我十岁,大概我三岁的时候,她就去县城读初中了。在那之前,基本是她把我带大的,大家都说我是她的跟屁虫,我也只愿意听她的话。后来到了我叛逆的时期,很多父母想跟我说的话,都会托姐姐转达,他们知道直接和我说我会炸毛。

但是后来我写我姐的时候,发现我对她的了解比较同质化。

我们见面基本上是假期,我只熟悉她回到家里的样子,她的学生生涯、在沈阳读书和工作时面对的生活,我知道得不多。她经历过哪些困境,又是怎么解决的,心态是什么,这些我都不清楚。她又是姐姐,很少会把我当成同龄的朋友来交流这些,所以我对她的了解没那么丰富。

但是有一点,我姐去世那天的晚上,将近二十位她在沈阳的朋友专程赶来送她最后一程,那一幕特别震撼我。我当时就想,如果是我死了,会有一个北京的朋友到老家去送我吗?

从侧面上来说,这能够体现出我姐的性格和魅力,我很为她骄傲。因为对她的一手经验材料太少,如果我要写她,就得去寻访她中学、大学还有工作后的朋友拼凑故事,这样很难写成非虚构。我是想以小说的方式来写她的人生,她的人生也是比较跌宕的。

【博涵】

您家里的女性角色都不是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形象,反而都是有事情可以冲在前面,女子能顶半边天的。

【陆庆屹】

不是顶半边天,是家里的顶梁柱。很多事情是没办法的。我父亲也承担着他那一部分,家里不少家具都是他亲手打的,在这些事上他也是支柱,愿意倾尽心力去做。

但我说的是遇上家里的大事的时候。比如家里失火那次,当时只有我和爸在家。望着烧得黑乎乎的屋子,我们俩只剩茫然,最多只能去找柴火想办法生火做饭,这差不多就是我们的上限了。

等我妈回来,她第一时间先问照片、信件有没有被烧掉。大概二十秒后,她马上就着手找人,想把房子重新修好。这是能力上的差别。我和我爸做不到这一步,没有这样的思维。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不太会想着去改变环境,只会下意识调整自己,比较能忍。但我妈不一样,她是忍不了的。

【博涵】

我还记得书里的有张照片,是您妈妈住院时,您剪蜡皮给她做擦针。读到那段特别触动,妈妈还把这件小小的手工,收在放贵重物件的盒子里好好珍藏着。

【陆庆屹】

是和存折、首饰放在一处的,在她心里这是很珍贵的东西。我还记得我把那蜡皮做的小东西递给我妈的时候,她哭了。那时候她正在住院,刚经历手术,这也会让人产生新的感受。

可能她觉得我这么小就有要对家里有一些帮助的想法,很感动,于是珍藏了起来。我自己都忘记这件事了。后来重新看到它时,我一整夜都没能睡着。那一瞬间就觉得,从前和父母争执的那些矛盾,全都特别无聊。我根本就不懂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本身很容易有负罪感,所以总是会去责问自己为什么。

【博涵】

会不会觉得这样过度追究自己的问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很沉重的心理负担?

【陆庆屹】

我接受。

【博涵】

我觉得您这句话特别好,很洒脱,能够接受这些不完美的地方,接受自己有一些事情是无法做到的,这其实有时候挺难的。

【陆庆屹】

不难。比如你没有到一米八,没那么帅,这些就是客观的。谁不想完美呢?但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很虚空。对我来说,只要能够尽可能丰富地去体验我的生命,就已经很满足了,无论体验到的是什么。

【博涵】

我最早认识您是通过《四个春天》。当时我会好奇,家里突然架起一台摄像机一直拍摄,镜头下呈现出来的,会不会未必是家人最松弛自然的样子?后来看书才知道,父亲很早就习惯记录家里的点滴过往。

这种愿意留存记忆,喜欢用影像、文字记下生活的氛围,还有这份洒脱,可以说是从父母那里一代代传递到您身上的吗?

【陆庆屹】

一定是会有的。我觉得成长的路径当中,最初的童年到少年的阶段是比较重要的。那是人寻找世界、观察世界的阶段,是塑造世界观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吧。

我觉得我爸妈没有那种负担,也是因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投入,大的事情小的事情都沉浸在其中。摄像机摆在家里,无非就是我们家又多了一个玩具,而这个玩具的操作人是我。

【读者】

非常开心今天能见到您。陆老师、陆导演,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合适,说来我们也算同龄人。您是89 年 7 月到清华,95年春天离开去画家村的,对吧?那段时间我也在清华,更巧的是,91 年春天我还上过您哥哥的音乐欣赏课,那堂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还带了一封信,希望您能够转交给陆老师。当年他在主楼西阶梯教室上课,教室里放着一台钢琴。当时只当寻常,现在回头看,很幸运当年能遇上陆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难忘的课。

我觉得您的家庭真的是太完美的家庭,您父母几十年彼此欣赏、互相认可,我觉得这样的关系美好得甚至有点不真实。这是所有人都向往的状态,可大多数人的婚姻都充满了冲突和妥协。

您是纪录片导演,观察过很多人的人生。在您看来,像您父母这种亲密互相欣赏的关系,是很难得的小概率,还是其实生活里本来就有不少这样的关系,只是我在生活中没有见到呢?

【陆庆屹】

我回答不了太多,但可以讲一个小故事。有的人,是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一句承诺的,我爸就是这样的人。

刚才聊到家里的顶梁柱,而我爸身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守信用。当年他和我妈相识两个月,我妈带他去见外公。离开的时候,外公跟我妈说,这位老师人真的很好,就是身子太单薄瘦弱,怕以后养活不了你。在那个年代,家里的一切都要靠双手。我妈忍了两三天才把这番话告诉我爸。

我爸当时就跟她说:“你放心,我这辈子不会让你受委屈。”后来这一生,他真的没有和我妈红过一次脸。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他从初中起就要求我们不要迟到,所以从初中到现在四十年,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有的人愿意玩这种“偷偷摸摸”的游戏。

说到底,就是人生看你怎么去选择。所以我觉得,我爸妈能拥有这样的相伴是一种幸运,是双方的幸福。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这份幸运。

【读者】

想听听您对永恒的想法。

【陆庆屹】

永恒是到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天,这是我对永恒的理解。

但是我始终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儿,我们在看书,很多事,从人类开始寻找食物,慢慢开始有了劳动能力和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文明,都是从细节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如果是我们能贡献一点点东西,就像我们去捡起一个烟头扔到垃圾桶里面,每天都可以有这样的意识去做这个事情,可能这世界会不太一样,这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特别喜欢父母,我喜欢观察他们,在我的感知里他们从做人角度上来说是完美的,所以我就是希望这种完美能够去感染一些有同感的朋友。这就是我认为有责任去做或者说应该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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