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蕾 编辑 彭玮
今年9月的一则新闻让我印象深刻——甘肃一名18岁女孩被父母包办婚姻、强制辍学,她逃至深圳务工后又被父母追踪、强行带走,最终获警方解救。震惊之余,我也想知道,在婚姻自由早已写进法律、已成普遍共识的当下,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名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这起事件,成了我采写《逃婚者身后的救助断点》这篇深度报道的契机。
事实上,关于逃婚女孩的新闻近年来偶有出现。2023年,四川一名16岁女孩逃婚到广东打工,被男方找到后强行带回,她中途报警才获解救;2020年,广东茂名一名17岁少女举报自己的父母,称他们要将她嫁给邻村男子。
一个细节是,上述甘肃女孩是在网上求助后,由公益组织安置在深圳一家咖啡厅务工,才得以暂时脱离家庭。我采访了关注相关现象的公益人士、民间志愿者和律师。在他们的介绍下,我了解到,一些16岁左右的年轻女孩,早早辍学,被父母拉入婚姻轨道,这样的事在一些地区并不罕见。千千律师事务所的项目主管林丽霞告诉我,这两年接到的类似求助比以前多了。她觉得,这些年,一些偏远地区的女孩接触了互联网,对外界的认知更多了,她们的观念与上一代产生差异,有些人选择逃离,在互联网上发声。
在现实中,早婚的情况可能很难获知。因为没有达到法定婚龄,无法领结婚证,所以没有准确的统计。而我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看到,在关于育龄妇女生育状况的统计中,乡村15-19岁女性生育率为12.5‰。这一数据或许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女性的早婚状况。
选题操作过程中,我发现很难采访到有被强迫结婚经历的女孩本人。她们当中,有的得到了志愿者的帮助,但最后还是被带回了老家,不再与志愿者联系;也有的因为逃离家庭身心俱疲,存在心理、情绪上的压力,不想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
愿意接受采访的俐俐,在报道发出后被一些读者质疑,认为她自身存在问题。但我们更想表达的是,像俐俐这样29岁的女性,因不堪催婚压力逃离家庭后,也会被追踪、被强行带回,更何况是那些18岁上下、没有社会经验和经济能力的女孩,她们可能更加无助。
对于一些年纪较小的女孩,当她们的观念、想法和生长环境相冲突,当她们不想重复上一代仍固守的婚姻观念,她们如何求助,如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逃婚女孩的经历让我想到“出走的娜拉”,她们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出走之后怎么办?再次回去后问题能解决吗?
一些逃婚女孩获解救的新闻发生后,媒体往往会追问“接下来怎么办”,这也正是我们想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如何向前一步,补上那些“救助断点”。
在公开报道中,逃婚的未成年女孩大多最终会回到家庭,当矛盾回到家庭内部,外界的介入也可能到此为止。我采访的律师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救助链条,设立有力的组织机构提供帮助。此外,相关部门也应改变父母与子女的矛盾是家事的观念,在接到求助和报警时,能识别出需要帮助的年轻女性,联合相关机构或民间组织展开救助。
今年早些时候,千千律师事务所的汪姝文律师曾对我说,类似被强迫婚姻的情况,可以纳入反家暴法的框架处理,比如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此前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过,改变已在发生。她后来告诉我,法院为逃婚的18岁甘肃女孩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想,这是那名女孩被看到后,司法保护往前进的一步。
发稿后,我把报道转给几位采访对象,以及在做这个报道过程中给过我帮助的人们。有人说,谢谢你让这些女孩被看到了。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是这篇报道的初衷。
更根本的或许是改变传统的婚俗观念。近年来,不少地方倡导移风易俗,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正因如此,才更需要让更多陷入困境的女孩被看见,让她们可以表达出她们的声音,得到相应的守护。
本期编辑 徐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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