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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本轮人民币升值:特征、逻辑与展望【国盛宏观熊园团队】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 博士

国盛证券宏观分析师,穆仁文


2025年4月以来,人民币逐步走出此前的贬值区间,累计升值幅度达11%,2026年尽管美元阶段性走强,但人民币升值趋势进一步强化。本轮人民币升值也整体运行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贸易收支、企业结汇及跨境资本流动等外汇供求因素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本次专题报告将从国际收支、银行结售汇、跨境资本流动等角度出发,试图重点回答3个问题:1)本轮人民币升值有哪些新特征,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2)未来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将如何变化,升值动力能否延续?3)2027年人民币汇率大致如何运行,本轮升值周期何时可能结束?

核心观点:本轮人民币升值与以往周期明显不同,尤其是2026年美元走强、中美利差持续倒挂的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旧强势、可谓“踩着美元的肩膀”继续升值,我国贸易顺差扩大、企业结汇意愿改善是主支撑,也指向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是人民币走势的关键。展望2027年,预计我国贸易顺差有望进一步扩大,前期积累的待结汇资金仍较充裕,有望继续支撑人民币升值;但跨境资本回流基础尚不稳固,美元走势、国内经济及货币政策仍构成约束。综合判断,202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预计总体震荡偏强、有望至少升至6.5左右,节奏上波动性加大:年初偏强、年中震荡,下半年更多取决于美元走势以及外汇供求变化。总体看,短期内人民币转入明显贬值周期的可能性不大,后续拐点关键取决于贸易顺差和企业结汇支撑能否持续,以及美元周期的趋势。

1、回顾看,本轮人民币升值与过去周期存在明显不同:以往人民币升值通常伴随美元走弱、中美利差走阔和国内经济预期修复等,而本轮人民币在美元阶段性走强、中美利差持续倒挂的背景下仍保持较强韧性,反映人民币汇率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外汇市场供求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2、具体看,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为出口企业带来较为充裕的外汇收入,人民币汇率企稳升值又带动企业结汇意愿改善,推动前期积累的外汇收入逐步转化为人民币即期需求。2026年1—10月我国贸易顺差达到1.04万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银行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达到680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81.9%,反映贸易项下外汇供求明显改善。相比之下,跨境资本流入仍呈现股债分化,境内主体对外资产配置需求较强,资本流出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但贸易顺差和企业结汇形成的外汇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流出的负面影响,成为本轮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支撑。

3、展望2027年,贸易顺差和企业结汇有望继续为人民币升值提供支撑。综合判断,2027年人民币汇率预计总体震荡偏强、但波动可能加大,基准情景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最高有望触及6.5左右。节奏上,年初可能受季节性结汇推动而阶段性走强,年中震荡加大,下半年走势更多取决于美元及外汇供求变化。

>贸易顺差&企业结售汇:一方面,尽管出口增速可能在高基数下放缓,但预计贸易顺差仍将扩大至1.53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前期积累的外汇资产尚未大规模消化,截至2026年10月末,估算潜在待结汇资金仍有4601亿美元。

>跨境资本流动:境外资金增配人民币资产有待确认,境内主体对外资产配置需求也具有持续性,全面回流条件尚不充分。

>外部环境:美国经济短期仍有韧性,美联储高利率可能继续形成约束,但美元中期存在转弱可能,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有望边际收窄。

>国内方面:内需修复仍面临压力,货币政策预计保持适度宽松,央行稳汇率政策也可能限制人民币过快升值。

4、此外,从过去经验来看,人民币升值周期结束通常需要原有升值动力减弱与外部贬值压力增强形成共振。因此,本轮人民币升值周期的拐点,关键取决于贸易顺差和企业结汇形成的外汇供给能否持续,以及美元是否重新进入趋势性走强周期,短期看人民币汇率进入明显贬值周期的可能不大。

报告摘要:


一、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本轮升值呈现出与历史周期不同的定价特征,贸易顺差扩大和企业结汇意愿改善成为主要支撑。

>本轮人民币升值不仅体现为对美元走强,人民币有效汇率也明显上行,且升值表现强于多数主要非美货币。本轮升值始于2025年4月,2026年趋势进一步强化。截至2026年11月19日,按离岸收盘价计算,202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约4.2%,较2025年4月低点累计升值约11%,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较2025年末上升约6.6%。从全球主要货币表现看,2026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明显高于英镑、日元、欧元等多数主要非美货币,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

>人民币与美元指数、中美利差阶段性背离,表明传统外部定价因素的解释力有所下降。历史上人民币升值通常伴随美元指数回落、中美利差改善以及国内经济预期修复,但本轮人民币在美元阶段性走强、中美利差持续倒挂的背景下仍然升值。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衡量,2026年11月17日中美利差倒挂约349BP,较2025年末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却未出现相应贬值,反映传统美元指数和中美利差的解释力有所下降。

>贸易顺差扩大和企业结汇意愿改善,是本轮人民币升值最重要的直接支撑;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尚未明显缓解。2026年1—10月我国银行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达到6807亿美元,同比增长81.9%,其中结汇同比增长28.4%,明显快于售汇增长,表明顺差扩大主要来自结汇增长,而非购汇需求明显萎缩。同期出口同比增长22.7%,贸易顺差达到1.04万亿美元,为企业后续结汇提供了资金基础。与此同时,2026年上半年境外对境内证券投资净增加117亿美元,但其中股权投资净增加537亿美元、债券投资净减少420亿美元;境内主体对外证券投资净增加1629亿美元,说明本轮人民币升值主要依靠贸易顺差和结汇改善,而非跨境资本全面回流。

二、2027年人民币汇率仍将受到贸易顺差、企业结汇、跨境资本流动、美元走势及国内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外汇供求仍是核心变量。

>待结汇资金规模回落有限,人民币升值提高企业持汇成本,前期积累的结汇需求仍有释放空间。根据货物贸易项下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和结售汇数据测算,截至2025年末,累计待结汇资金规模达到5001亿美元。2026年以来,尽管企业净结汇规模有所增加,但受贸易顺差及涉外收付款顺差同步扩大影响,截至10月末估算规模仍有4601亿美元,较年末仅减少400亿美元。从持汇成本看,截至10月末,估算留存资金的加权平均形成汇率约为7.05,较当前6.66附近的汇率高约5.8%,在不考虑利息及套期保值收益的情况下,企业持有美元的人民币折算价值有所下降,可能推动后续结汇需求释放。

>贸易顺差有望继续维持高位,为人民币提供基础性外汇供给支撑。全球AI产业链景气、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和出口市场多元化有望支撑出口保持韧性,但2026年高基数、贸易摩擦及海外需求变化可能使出口增速回归常态。进口则可能受到内需修复和AI产业链中间品需求支撑。根据我们测算,预计2027年出口、进口增速分别放缓至10%、8%,但由于出口规模明显高于进口,贸易顺差仍有望由2026年的约1.33万亿美元扩大至2027年的约1.53万亿美元,继续提供较为充裕的潜在外汇供给。

>跨境资本流动仍可能面临一定净流出压力,短期全面回流的条件尚不充分。境外资金能否增配人民币股票资产,仍取决于国内经济预期、企业盈利及资本市场表现能否持续改善,考虑到当前需求不足的问题仍凸出、资产回报预期有待观察,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有待确认。债券方面,即使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中美利差倒挂难以扭转,叠加汇率对冲成本等因素,境外资金大幅增配人民币债券的动力仍然有限。与此同时,企业出海及居民、金融机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仍具有一定持续性,境内资金流出压力难以完全消除。因此,2027年跨境资本流动能否改善仍取决于国内基本面修复及外部利率环境变化,即使边际改善,也更可能体现为净流出压力缓和,而非境内外资金全面回流。

>外部环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能呈现前期约束较强、后期边际改善的特征。美国经济短期仍具备韧性,AI投资和居民消费为增长提供支撑,但经济结构分化可能延续,高利率对传统经济部门的制约也将逐步显现。通胀方面,能源、关税及服务价格可能使回落过程较为缓慢,美联储预计难以快速转向宽松,中美利差倒挂仍将延续。美元走势则可能前强后弱,若2027年美国就业和通胀持续降温,市场逐步下修美联储利率预期,叠加欧洲、日本经济及货币政策改善,美国相对增长和利差优势可能收窄,推动美元指数转弱。整体看,美元中期走弱及中美利差边际改善有望减轻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压力,但考虑到美国经济韧性和通胀反复风险,外部环境更可能体现为人民币贬值压力缓和,而非直接推动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

>国内基本面支撑相对有限,货币政策边际变化与央行稳汇率操作将共同影响人民币升值空间和节奏。国内经济仍呈现供强需弱、结构分化的特征,房地产调整、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偏弱可能制约2027年内需修复。货币政策预计继续保持适度宽松,但受国内利率水平已处低位、进一步降息空间有限等因素影响,政策发力可能更多依靠降准和结构性工具。若美联储逐步结束紧缩周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而国内利率中枢相对稳定,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有望边际收窄,对人民币形成一定支撑。与此同时,我们预计央行仍将以防范汇率单边预期和超调为重点,通过中间价、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引导市场预期。因此,利差边际改善有望减轻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压力,但内需偏弱及稳汇率政策也可能限制人民币单边快速升值。

三、2027年人民币预计震荡偏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有望触及6.5左右,节奏上年初偏强、年中震荡,下半年紧盯美元拐点与外汇供求变化情况。

>整体看,2027年人民币汇率预计震荡偏强,进一步升值仍有一定空间。但实际升值幅度取决于外汇供求与美元走势的变化,年末基准情景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有望触及6.5左右、甚至更低。贸易顺差预计扩大至1.53万亿美元,较2026年增加约2000亿美元,叠加截至2026年10月末仍有4601亿美元的潜在待结汇资金,外汇供求有望继续提供支撑。美元中期可能转弱、中美利差倒挂幅度边际收窄,也有利于人民币升值。但跨境资本流动全面回流的条件尚不充分,境内主体对外资产配置需求及国内基本面偏弱等仍构成约束。参考历史升值周期,本轮人民币累计升值约11.5%,已接近近两轮升值周期的幅度,但进一步升值空间尚未完全耗尽。综合判断,2027年人民币汇率预计总体震荡偏强、但波动可能加大,年末基准情景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有望触及6.5左右、甚至更低;若企业结汇需求持续释放、美元明显走弱,且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改善,人民币可能升至6.4—6.5;若美联储紧缩超预期、美元重新走强,叠加结汇需求减弱和资本流出压力增加,则可能回调至6.75—6.90。

>节奏上,2027年人民币可能呈现年初阶段性偏强、年中震荡加大,后期走势更多取决于美元拐点及外汇供求变化的特征。2026年末至2027年初,企业年终结算、出口收汇及春节前人民币资金需求可能推动结汇集中释放,叠加前期积累的潜在待结汇资金,人民币存在阶段性加快升值的可能,升值预期强化还可能形成“结汇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善—进一步结汇”的正反馈。进入一季度末至二季度,随着季节性结汇需求消退,人民币升值动力可能减弱,汇率将更多取决于新增贸易收入和跨境资本流动。下半年则需重点关注美国就业、通胀及美联储政策预期变化。若美元转弱、中美利差边际改善,有望与外汇供求支撑形成共振,推动人民币再度走强;若美国经济保持韧性、美元持续偏强,叠加结汇需求逐步消化,人民币可能转入震荡甚至阶段性回调,全年双向波动或更加明显。

>本轮人民币升值周期的结束,关键取决于外汇供求支撑能否持续,以及美元是否重新进入趋势性走强周期。历史上,2017—2018年和2020—2022年两轮升值周期结束,均伴随原有升值动力减弱与外部贬值压力增强形成共振。对于本轮人民币升值,后续需重点关注三方面变化:一是贸易顺差是否收窄、企业结汇需求是否持续减弱,前期积累的外汇供求支撑能否延续;二是美元是否重新进入趋势性走强周期,美联储政策变化是否导致中美利差倒挂重新扩大;三是国内经济预期及跨境资本流动是否进一步转弱。时间上,2027年年中至下半年是重要观察窗口,届时年初季节性结汇影响逐步消退,外汇供求的持续性将更加清晰。若贸易顺差和结汇支撑减弱,同时美元重新走强,人民币升值周期可能逐步接近尾声。但考虑到贸易顺差仍处高位,周期结束更可能先表现为升值趋势放缓、汇率转向双向波动,而非立即进入明显贬值阶段。

风险提示:外部环境超预期变化;跨境资金流动超预期;数据测算误差。

正文如下:


一、2026年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本轮升值呈现哪些新特征?

1、2026年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与以往升值周期相比呈现新的特征

本轮人民币升值始于2025年4月,2026年升值趋势进一步强化,且不仅表现为对美元升值,人民币有效汇率也明显走强。从走势看,本轮人民币升值始于2025年4月,彼时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等因素影响,4月8日离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度收于7.43,随后人民币逐步转入升值通道,并于2025年末升破7.0关口、收于6.98。进入2026年后,人民币升值趋势进一步延续,9月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降至6.71,最新(11月19日)进一步降至6.69。按离岸收盘价计算,202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约4.2%,较2025年4月低点累计升值约11%。从有效汇率看,2025年末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7.99,2026年11月中旬升至104.43,年内累计上升约6.6%,表明人民币不仅对美元升值,对一篮子货币也明显走强。

从全球主要货币表现看,2026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明显高于多数主要非美货币,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截至11月13日,以2025年末为基准,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约4.5%,同期韩元升值约8.1%、新加坡元小幅贬值0.2%,而日元、英镑、欧元分别贬值1.9%、2.0%、5.9%,泰铢、瑞典克朗分别贬值7.1%、8.5%。整体看,在美元指数走强、多数非美货币承压的背景下,人民币仍保持较强升值势头,明显跑赢欧元、日元及多数亚洲货币,仅弱于韩元等少数货币,指向本轮人民币升值并非主要由美元整体走弱驱动、而是存在一定的独立升值动力。

与以往升值周期相比,本轮人民币汇率呈现两个突出特征:一是与美元指数阶段性背离,二是与中美利差走势明显背离。一方面,人民币与美元指数的负相关关系阶段性减弱。历史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通常伴随美元指数明显回落,美元走弱是推动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外部因素。但2026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与人民币多次出现同向走强,尤其是9月中旬以来,美联储重启加息,美元指数从9月15日的99.6附近回升至11月19日的103.9附近,累计上涨约4.3%,同期人民币对美元仍小幅升值,反映出人民币自身的升值动力较强。另一方面,中美利差与人民币汇率出现明显背离。2022年以来,中美利差持续倒挂,2026年倒挂幅度进一步扩大。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衡量,2025年末中美利差约为-233BP,2026年11月17日扩大至约-349BP,但同期人民币不贬反升,与过去利差收窄通常伴随人民币升值、利差扩大通常对应人民币贬值的经验关系明显不同。

历史上人民币升值往往是美元走弱、中美利差改善以及国内基本面修复共同作用的结果,本轮则更多表现为外汇供求因素的独立支撑。回顾2017—2018年和2020—2022年两轮较为典型的人民币升值周期,2017年人民币升值主要伴随美元指数明显回落、国内经济企稳以及跨境资本流出压力缓解;2020—2021年则主要受益于中国经济率先从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中修复、出口高景气、中美正向利差以及美元走弱等因素,人民币资产相对收益优势较为明显。相比之下,本轮人民币升值所处的宏观环境明显不同:国内需求修复相对偏慢,货币政策保持宽松,中美利差持续倒挂,美元指数也并未始终走弱,但人民币仍保持较强韧性。换言之,过去人民币升值往往是外部环境改善与国内基本面修复的共同结果,而本轮升值在缺乏上述因素全面共振的情况下仍能持续,说明国际收支及外汇市场供求变化正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为何持续升值?贸易顺差持续维持高位、企业结汇需求增加是主要驱动

贸易顺差持续维持高位,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基础支撑。近年来我国出口保持较强韧性,贸易顺差规模持续处于高位,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外汇收入来源。2026年出口表现进一步增强,1—10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22.7%,累计贸易顺差达到1.04万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进一步扩大。出口高增长主要有三方面支撑:一是全球AI投资持续扩张,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等相关产品出口高增,2026年1—10月出口金额分别同比增长111.1%、60.6%;二是出口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增长较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三是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能力较强,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较高景气度。出口韧性推动经常账户顺差进一步扩大,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30.9%。持续较高的贸易顺差为境内外汇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潜在外汇供给,并通过企业结汇转化为人民币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资本流出压力,使人民币在中美利差持续倒挂的情况下仍保持较强韧性。

企业结汇需求增加,是推动本轮升值的重要直接因素。贸易顺差并不必然带来等规模的人民币升值,关键还取决于企业是否将获得的外汇收入兑换为人民币。2022年以来,受人民币阶段性贬值、美元利率维持高位等因素影响,部分出口企业更倾向于持有美元资产,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收入并未全部转化为即期结汇需求。随着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逐步企稳升值,市场预期改善,企业持汇与结汇行为发生边际调整,外汇供求进一步向人民币倾斜。数据显示,2026年1—10月银行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达到680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81.9%;其中结汇规模同比增长约28.4%,售汇规模同比增长约10.7%,表明顺差扩大主要来自结汇增长,而非购汇需求明显萎缩。同期银行代客货物贸易项下涉外收付款顺差达到903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4.8%,反映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入进一步扩大,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较强支撑。

从传导机制看,出口企业获得外汇收入后,既可以选择直接结汇,也可以以外币存款等形式持有。当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美元资产相对回报下降时,企业结汇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使此前积累的外汇资产逐步转化为人民币需求,形成“人民币升值—结汇意愿改善—外汇供给增加—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阶段性正反馈。因此,本轮人民币升值既受到新增贸易收入的支撑,也可能受到存量外汇资产结汇行为调整的影响。

3、跨境资本流入呈现股债分化,资本流出压力尚未明显缓解

从资本流动看,仍呈现外资配置股债分化、境内资金持续对外投资的特征,整体资本流出压力尚未明显缓解。从资本流动看,本轮人民币升值并非建立在跨境证券投资资金全面回流的基础上,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仍存在明显结构分化。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境外对境内证券投资净增加117亿美元,其中股本证券投资净增加537亿美元,债务证券投资净减少420亿美元,反映外资对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资产的配置方向并不一致。与此同时,境内主体对外证券投资仍较为活跃,上半年净增加1629亿美元,表明境内资金仍在持续增配海外证券资产,形成一定的资本流出压力。

这一现象也为中美利差与人民币汇率背离提供了解释。传统利差传导机制主要通过人民币与美元资产的相对收益变化,影响跨境证券投资,尤其是债券资金配置。当前中美利差持续倒挂,境外资金配置人民币债券的收益吸引力相对有限,相关资本流出压力并未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贸易顺差形成的持续外汇收入、企业结汇需求增加以及部分股票投资资金流入,共同改善了境内外汇市场供求,抵消了部分利差倒挂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本轮人民币与中美利差的背离,并不意味着利差因素已经失效,而是外汇市场不同定价力量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过去人民币汇率更多受到美元周期、中美利差和国内经济预期的同向影响,而2025年以来较高的贸易顺差提供了持续的外汇收入,企业结汇需求改善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即期需求,部分资本流出压力也得到对冲,推动人民币在美元阶段性走强、中美利差持续倒挂的背景下保持升值。因此,判断2027年人民币能否延续强势,关键不仅在于美元与中美利差如何变化,更在于高额贸易顺差能否持续、企业结汇需求还有多少释放空间,以及跨境资金流动能否进一步改善。

二、2027年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将如何变化?

1、企业结售汇:潜在结汇需求仍有释放空间,季节性因素可能强化人民币升值

贸易顺差维持高位,前期积累的待结汇资金规模回落有限,仍为后续结汇提供一定基础。根据货物贸易项下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和结售汇数据测算,并按照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总体占比进行调整,2022年以来累计待结汇资金规模逐步增加,截至2025年末达到5001亿美元。[1]2026年以来,尽管企业净结汇规模有所增加,但由于贸易顺差及涉外收付款顺差同步维持高位,待结汇资金规模并未明显下降。截至2026年10月末,我们估算规模仍达到4601亿美元,较2025年末仅减少400亿美元,降幅约8%。整体来看,前期积累的潜在结汇资金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尚未出现大规模消化。

【1】这里测算过程中,货物贸易涉外收支同时包括人民币与美元,由于缺乏数据,我们直接利用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在货物贸易涉外收支中的占比统一估算,未区分收入、支出各自占比。因此,测算出来的待结汇资金规模与实际值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人民币持续升值提高企业持汇的汇兑成本,前期积累的潜在结汇需求仍可能进一步释放。从持汇成本角度看,截至2026年10月末,我们估算留存资金的加权平均形成汇率约为7.05,较当前6.66附近的汇率高出约0.39,意味着在不考虑美元存款利息及套期保值收益的情况下,企业持有美元的人民币折算价值较形成时下降约5.8%,部分抵消了美元存款的利率优势。若后续人民币继续升值,持有美元的汇兑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从而推动企业加快结汇。不过,实际结汇意愿仍取决于美元存款收益、人民币汇率预期、企业经营性外汇需求及套期保值安排等因素。因此,前期积累的潜在结汇资金仍可能为2027年人民币提供一定支撑,但实际释放节奏和规模存在不确定性。

年末至年初的季节性结汇需求可能集中释放,成为人民币升值正反馈的重要触发因素。从历史经验看,企业结汇具有一定季节性,年末至次年年初通常是结汇需求相对集中的时期。四季度出口收汇陆续到账,叠加企业年终财务结算、税款缴纳及工资奖金发放等需求,12月结汇规模通常有所增加;年末积累的结汇需求也可能延续至次年1月,具体强度受到春节时间及工作日安排影响。考虑到2027年春节在2月6日,1月工作日相对完整,年末结汇需求可能延续至2027年初。如果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季节性结汇需求集中释放可能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美元供给,推动人民币加快升值;而人民币升值又可能强化企业对后续汇率走势的预期,促使尚未结汇的企业加快结汇,从而形成“季节性结汇增加—人民币升值—升值预期强化—进一步结汇”的正反馈。因此,年末至2027年初的季节性结汇可能成为本轮人民币升值正反馈形成的重要触发因素,推动人民币在年初阶段性走强。

2、贸易顺差:高额贸易顺差有望延续,继续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进出口仍有望保持韧性,但高基数下增速可能明显放缓。从出口看,全球AI产业链景气仍可能延续,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能力较强,叠加出口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有望支撑出口保持一定增长;但2026年出口高增形成较高基数,贸易摩擦、海外供应链调整及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仍可能带来扰动,明年出口增速预计明显回落。从进口看,随着扩大内需政策逐步显效,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有望边际改善,叠加AI产业链对高端芯片、电子元器件等中间品的进口需求,进口仍有望保持一定增长,但同样面临高基数约束。我们预计2026年我国出口、进口分别同比增长24%、29%,2027年分别放缓至10%、8%,进出口增速均可能回归相对常态化水平。

贸易顺差仍有望温和扩大,继续为人民币提供较强的外汇供给支撑。尽管进出口增速均可能放缓,但由于我国出口规模明显高于进口,贸易顺差未必随之收窄。根据2025年实际进出口规模及对今明两年增速的预测测算,2026年我国贸易顺差预计约1.33万亿美元,2027年有望进一步扩大至1.53万亿美元,较2026年增加约2000亿美元。彭博预计2026年和2027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均为3.6%,也反映国际收支顺差有望维持较高水平。整体看,高额贸易顺差仍将为人民币提供持续的潜在外汇供给,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资本流出压力。

3、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动有待观察,短期全面回流的条件尚不充分

外资增配境内股票资产的趋势有待观察,能否持续流入仍取决于国内经济和资产价格表现。2026年上半年,境外对境内股本证券投资净增加537亿美元,同比增长90%,显示外资对境内股票资产的配置意愿有所改善,但外资股票投资具有较强的明显的顺周期属性。展望2027年,若国内经济预期逐步改善、企业盈利修复,叠加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推进,人民币股票资产的相对吸引力有望增强,境外资金可能继续增加对境内权益资产的配置。尤其是此前低配中国资产的全球配置型资金,若国内经济和资本市场表现持续改善,可能带来一定增量资金。因此,预计2027年外资对境内股票资产的配置可能边际改善,但能否形成持续、大规模的资金流入,仍取决于国内经济和资本市场能否形成较强的盈利与估值修复预期。

境外机构持续减持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短期内大规模回流的条件仍不充分。从历史走势看,境外资金对人民币债券的配置与中美利差具有较强相关性。2020—2021年中美利差维持较高正值,人民币债券相对收益优势明显,境外机构持续增配;2022年以来中美利差转为倒挂并持续扩大,境外机构债券投资明显转弱,资金流出压力增加。从最新数据看,截至2026年9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23万亿元,较2025年末的3.5万亿元下降约7.8%,但9月持债规模与8月基本持平,前期持续减持的趋势有所缓和。展望2027年,若美联储加息周期逐步结束、美债收益率回落,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有望收窄,叠加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善,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可能逐步恢复。不过,考虑到国内货币政策仍需维持适度宽松,中美利差短期内难以明显收窄,境外资金还需权衡汇率风险及套期保值后的实际收益,预计债券资金更可能呈现边际改善,而非大规模回流,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作用相对有限。

境内主体对外证券投资仍较活跃,但随着国内资产吸引力改善,资金流出压力可能有所缓和。近年来,居民和金融机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较强,境内资金持续增配海外金融资产。2026年上半年境内主体对外证券投资净增加1629亿美元,其中对外债券投资净增加1199亿美元,是主要流出方向。往后看,海外资产配置需求仍具有一定持续性,但若国内经济预期改善、人民币资产回报率提升,叠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境内资金增配海外资产的意愿可能有所减弱,证券投资项下的资金流出压力有望边际缓和。此外,直接投资项下仍存在一定净流出,但规模相对有限、且近年来持续收窄。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来华直接投资净增加6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净增加1077亿美元,直接投资净流出47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的809亿美元有所收窄。考虑到企业出海和全球产业链布局仍将持续,2027年对外直接投资预计仍有一定韧性,但随着来华直接投资逐步修复,直接投资净流出压力有望进一步缓和。

总体来看,2027年跨境资本流动仍可能面临一定净流出压力,全面回流的条件尚不充分。境外资金能否增配人民币股票资产,仍取决于国内经济预期、企业盈利及资本市场表现能否持续改善,考虑到当前需求不足的问题仍凸出、资产回报预期有待观察,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有待确认。债券方面,即使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中美利差倒挂短期较难扭转,叠加汇率对冲成本等因素,境外资金大幅增配人民币债券的动力仍然有限。与此同时,企业出海及居民、金融机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仍具有一定持续性,境内资金流出压力难以完全消除。因此,2027年跨境资本流动能否改善仍取决于国内基本面修复及外部利率环境变化,即使边际改善,也更可能体现为净流出压力缓和,而非境内外资金全面回流。

4、外部环境:美元前期偏强、后期可能转弱,对人民币约束有望边际减轻

美国经济仍具备较强韧性,AI投资有望继续支撑增长,但经济内部结构分化可能延续。当前美国经济仍受到AI资本开支、企业投资及居民消费支撑,2026年三季度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增长3.4%,较二季度的2.2%明显加快,其中私人国内最终销售增长4.9%,反映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仍具有较强韧性。展望2027年,AI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及半导体等领域的资本开支预计仍将保持较高景气,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但随着前期投资规模扩大,AI投资增速可能逐步放缓,同时高利率环境对房地产、传统制造业及居民消费的制约仍将持续。美联储9月经济预测显示,2027年美国GDP增速中位数为2.4%,较2026年的2.3%基本持平,意味着美国经济仍有望维持温和扩张,但增长动能更多依赖AI投资等少数领域,传统经济部门修复相对偏弱,整体增长的广泛性仍然不足。

美国通胀回落可能较为缓慢,美联储货币政策预计难以快速转向宽松,中美利差倒挂可能延续。2026年9月美联储重启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00%,10月会议则维持利率不变。美国10月CPI环比上涨0.4%,核心CPI环比上涨0.3%,通胀回落仍不充分;美联储9月经济预测中,2027年PCE和核心PCE通胀中位数分别为2.3%和2.5%,均高于2%的政策目标。往后看,能源价格、关税成本及服务价格等因素可能使通胀回落过程更加缓慢,限制美联储快速降息的空间。美联储对2027年末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位数为4.1%,与2026年末持平,也反映政策利率可能在较高水平维持较长时间。因此,2027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呈现高利率维持与边际转松并存的特征,中美利差倒挂格局短期内也难以快速扭转。

美元指数可能呈现前期偏强、后期转弱的走势,重点关注美国经济走弱与美联储政策预期变化带来的拐点。美元走势不仅取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还受到美国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优势、欧美日货币政策分化以及全球风险偏好的共同影响。短期看,美国经济仍具有韧性,AI投资支撑企业资本开支,美联储维持较高利率也能够支撑美元资产收益率,叠加全球避险需求,美元指数仍有一定支撑。进入2027年后,随着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滞后影响逐步显现,若就业市场持续降温、通胀进一步回落,市场可能逐步下修对美联储后续加息及高利率维持时间的预期,美债收益率随之回落,美元资产的相对收益优势可能减弱。同时,若欧洲、日本经济表现改善、货币政策进一步正常化,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和利差优势也可能收窄,推动国际资本重新调整美元资产配置。因此,2027年美元走弱的关键拐点,可能出现在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持续转弱、市场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之时。不过,若美国经济韧性超预期、通胀反复,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元仍可能维持强势,走弱时点也可能相应推迟。

外部环境对人民币的影响可能呈现前期约束较强、后期边际改善的特征,但难以单独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元指数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人民币汇率:一是利差与资产配置渠道,美国维持较高利率将使中美利差倒挂格局延续,影响境外资金配置人民币债券的相对收益,也提高企业和居民持有美元资产的机会收益,对人民币形成一定约束;若美联储后续转向降息,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收窄,则有助于改善人民币资产相对吸引力,缓解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二是美元定价与全球风险偏好渠道,美元走弱通常直接带动人民币对美元被动升值,同时改善全球美元流动性和新兴市场风险偏好;反之,美元走强及避险需求上升则可能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综合来看,2027年美国经济相对优势可能逐步收窄,美联储紧缩周期有望接近尾声,美元中期存在一定走弱空间,外部环境对人民币的约束或较2026年有所减轻。但考虑到美国经济仍有韧性、通胀回落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降息空间可能有限,外部环境更可能体现为人民币贬值压力缓和,而非直接提供持续、强劲的升值动力。

5、内部环境: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支撑仍然偏弱,政策取向影响升值节奏

国内经济仍面临内需偏弱、房地产调整等压力,2027年修复力度存在不确定性。当前我国经济仍呈现供强需弱、结构分化的特征,出口保持较强韧性,但消费、房地产和民间投资仍相对偏弱。展望2027年,尽管稳增长政策有望继续发力,但在房地产市场尚未企稳、居民部门加杠杆意愿偏弱、地方财政约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内需能否明显改善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及部分高技术制造业支撑,传统需求端的修复相对缓慢。由此看,国内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可能仍然有限,若经济预期改善不及预期,也可能制约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及境外资金配置意愿。

国内货币政策预计仍将保持适度宽松,但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有望边际收窄,对人民币升值的约束减轻。当前国内经济仍面临内需偏弱、物价水平偏低等问题,货币政策仍需兼顾稳增长和价格合理回升。央行202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往后看,国内货币政策预计仍将保持支持性取向,但考虑到当前利率水平已处于相对低位,进一步降息空间可能相对有限,政策操作或更多通过降准及结构性工具支持实体经济。中美利差方面,若美联储2027年逐步结束紧缩周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随之回落,而国内利率中枢基本保持稳定,则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有望逐步收窄。尽管利差绝对水平可能仍处于倒挂状态,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收益优势难以完全恢复,但利差边际改善有助于缓解境外资金配置人民币债券面临的收益约束,降低企业和居民持有美元资产的相对收益优势,从而减轻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外部压力。需要注意的是,若美国通胀反复、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时间超预期,中美利差倒挂幅度也可能重新扩大。

央行稳汇率政策仍将以防范单边预期和汇率超调为重点,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的空间、节奏可能受到一定影响。随着2026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市场单边升值预期有所增强,央行对汇率过快波动的关注也相应提高。11月3日,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4%上调至6%,自11月15日起实施,是近五年来首次上调,反映政策层面开始适度调节外汇市场流动性,缓和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后续央行预计仍将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政策重点并非维持某一固定汇率水平,而是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防范汇率超调风险。如果人民币短期升值过快,央行可能通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中间价及宏观审慎管理等工具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单边升值预期自我强化;如果人民币面临阶段性贬值压力,政策也可能通过相应工具稳定市场信心。整体看,稳汇率政策有助于维持人民币双向波动,降低汇率超调风险,但也意味着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可能面临一定政策约束。

三、2027年人民币汇率将如何演绎,升值空间与节奏如何判断?

1、人民币仍有望延续温和升值,进一步升值空间取决于外汇供求与美元走势

整体看,综合前文五方面因素,2027年人民币仍具备较强的外汇供求支撑,美元环境也有望边际改善,但跨境资本流动和国内基本面仍存在一定约束。贸易顺差预计维持高位,前期积累的潜在结汇资金仍有释放空间,尤其是年末至年初企业集中结汇可能推动人民币阶段性走强,并通过强化升值预期形成正反馈。跨境资本流动方面,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可能边际改善,但境内主体对外资产配置需求仍然存在,资金全面回流的条件尚不充分。外部环境方面,美国经济短期仍有韧性,美联储维持高利率可能继续形成约束,但随着紧缩周期逐步结束,美元中期存在转弱可能,中美利差也有望边际改善。国内经济仍面临内需偏弱、房地产调整等压力,货币政策预计保持适度宽松,央行稳汇率政策也可能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

从升值空间看,本轮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较为可观,但进一步升值仍有一定空间。2017—2018年和2020—2022年两轮人民币升值周期,累计升幅分别约为11.5%和13.7%;本轮从2025年4月高点的7.43附近升至目前(2026年11月19日)的6.69附近,累计升值约11%。若2027年进一步升至6.55、6.50和6.45,对应本轮累计升值幅度分别约为13.4%、14.3%和15.2%。这意味着人民币进一步升至6.55附近,累计升值幅度将接近2020—2022年一轮的水平;若突破6.45,则需要较历史常见升值周期更强的资金供求或美元环境支撑。结合外汇供求变化,2027年贸易顺差预计扩大至1.53万亿美元,较2026年增加约2000亿美元,截至2026年10月末估算潜在待结汇资金仍有4601亿美元,新增贸易收入和存量结汇需求仍可提供支撑。但贸易顺差并不直接等于实际结汇,潜在待结汇资金也未必全部释放,实际升值空间仍取决于企业结汇意愿、跨境资本流动及美元走势能否形成共振。

综合判断,2027年人民币汇率预计总体震荡偏强、但波动可能加大,年末基准情景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有望触及6.5左右、甚至更低;若企业结汇需求持续释放、美元明显转弱且跨境资本流动改善,人民币可能进一步升至6.4—6.5;若美联储紧缩超预期、美元重新走强,叠加结汇需求减弱及资本流出压力增加,则不排除阶段性回调至6.75—6.90。需要强调,历史升值幅度仅作为预测区间的辅助校验,未来汇率仍主要取决于外汇净供给和美元环境的实际变化。

2、节奏上,可能呈现年初偏强、年中震荡、后期取决于美元变化的运行节奏

节奏上,2027年人民币可能呈现年初阶段性偏强、年中震荡加大,后期走势更多取决于美元拐点及外汇供求变化的特征。2026年末至2027年初,企业年终结算、出口收汇及春节前人民币资金需求可能推动结汇相对集中,叠加前期积累的潜在待结汇资金仍有一定规模,人民币存在阶段性加快升值的可能。若升值预期进一步强化,还可能促使部分企业提前结汇,形成“结汇增加—人民币升值—升值预期强化—进一步结汇”的正反馈。进入一季度末至二季度,随着季节性结汇需求逐步消退,人民币升值动力可能有所减弱,汇率走势将更加依赖新增贸易收入及跨境资本流动变化。进入下半年,需要重点关注美国就业、通胀变化及美联储政策预期调整带来的美元走势拐点。如果美元如期转弱、中美利差边际改善,有望与外汇供求支撑形成共振,推动人民币再度走强;若美国经济和通胀维持韧性、美元持续偏强,叠加前期结汇需求逐步消化,人民币可能转入震荡甚至出现阶段性回调。整体而言,2027年人民币全年未必延续2026年较为持续的升值节奏,不同阶段的主导因素可能发生切换,汇率双向波动或更加明显。

3、本轮升值何时结束,关键取决于外汇供求与美元走势是否发生趋势性反转

历史经验表明,人民币升值周期的结束通常并非单纯因为累计升值幅度过大,而是原有升值动力减弱与外部贬值压力增强形成共振。2017—2018年人民币升值周期于2018年4月前后结束,主要受到美元指数反弹、美联储持续加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因素影响,国内经济预期转弱、中美利差收窄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2020—2022年升值周期则于2022年一季度末至二季度初结束,当时美联储开启快速加息、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叠加国内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经济预期转弱,外部压力最终超过出口及结汇形成的支撑。两轮历史经验表明,汇率趋势反转通常需要多个驱动因素发生同向变化,而非某一单独因素触发。

对于本轮人民币升值,未来需要重点关注三个信号:首先是外汇供求是否出现趋势性变化,尤其是出口与贸易顺差明显走弱、企业结汇率持续下降,以及银行结售汇顺差明显收窄。其次是美元能否重新进入持续走强周期,如果美国经济和通胀韧性超预期、美联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中美利差倒挂重新扩大,将增加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最后是国内经济及跨境资本流动是否进一步承压,若国内经济预期转弱、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下降,境内资金对外配置需求可能进一步增强。如果上述因素形成共振,本轮人民币升值周期可能逐步接近尾声。

时间上,2027年年中至下半年可能成为判断本轮升值周期能否延续的重要观察窗口。届时年初季节性结汇需求已逐步消退,新增外汇供给和跨境资本流动能否继续支撑人民币,将更加直接地体现出来。如果美元走弱与结汇需求仍能形成共振,人民币升值周期可能继续延续。反之,若外汇供求改善的动力明显减弱,而美元重新持续走强,人民币可能逐步由趋势性升值转向震荡甚至贬值。不过,考虑到2027年我国贸易顺差预计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即使结汇需求边际减弱,人民币也未必立即进入明显贬值周期,更可能先表现为升值斜率放缓、汇率转入双向波动。因此,本轮人民币升值周期的结束,核心并不在于累计升幅是否接近历史水平,而在于贸易顺差和结汇形成的外汇供求支撑能否持续,以及美元是否重新进入趋势性走强周期。

风险提示:

1、外部环境超预期变化:美国通胀反复、美联储政策转向超预期,美元走势可能偏离判断。

2、跨境资金流动超预期:国内经济修复不及预期或资本流出加剧,可能削弱人民币汇率支撑。

3、数据测算误差:待结汇资金及进出口预测受统计口径、模型假设和数据修订影响,可能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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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国盛证券研究所已于2026年11月20日发布的报告《本轮人民币升值:特征、逻辑与展望》,具体内容请详见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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