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不少消费者发现,在电商平台租赁相机等电子设备时,所谓的“免押租赁”却演变成了“隐私抵押”。除了常规的身份证、手机号和家庭住址,部分商家还以“风控需要”为由,强制要求承租人提供通讯录、微信好友列表、微信流水记录乃至工作群聊录屏。
必须承认,电子设备租赁客单价高、流转环节多、损毁纠纷频发,商家确有风控压力。但核实身份、评估信用,与索要通讯录、微信好友列表、工作群聊录屏之间,隔着一条清晰的“必要原则”红线。所谓“风控需要”,不过是把“我想多要”包装成“我不得不”。消费者交出隐私时,商家信誓旦旦“仅用于风控”;一旦出现逾期或纠纷,这些信息立刻“跨界”变身催收工具。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在租赁场景中,商家核验身份、确认联系方式、查询平台信用分、留存租赁合同和物流信息,通常已能服务于基本履约判断。相比之下,通讯录、工作群聊录屏、微信流水等敏感信息,与设备能否按期归还之间缺乏直接必要性。商家将这些信息与租赁目的强行捆绑,实质上是在消解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越界行为正在透支整个“免押租赁”模式的信用。对消费者而言,交出通讯录意味着把亲友同事一并置于骚扰风险之下;对行业而言,少数商家的过度索证会让公众对信用租赁产生信任危机;对法治而言,以催收之名行施压之实,是对民法典关于私人生活安宁保护的公然违背。
治理这一乱象,需要多管齐下。平台不仅要敦促商家避免高风险交易,更要建立信息采集清单,强化审核监督,禁止强制索要无关信息,并对违规商家采取管控措施。监管部门应明确租赁场景下的信息采集边界,规范催收和代扣行为,建立删除机制,让“风控需要”回归合法、必要、最小化的轨道。
完善信用机制,满足消费需求,增强信用意识,促进市场繁荣,是一个需要用户、商家、平台和社会多方面共同努力的长期问题。“免押租赁”的初衷,是用信用降低消费门槛,而不是用隐私替代押金。只有把信息采集限制在合法、必要、最小化的边界内,把催收、代扣、纠纷处理纳入明确规则,“免押租赁”才不会从便利创新滑向隐私透支。
责编|翟巧红 编辑|赵雯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金台岩,原标题《人民锐评:“免押租赁”,怎么成了“隐私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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