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火蔓延,由于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随之剧烈震荡、大起大落。这是一场由地缘政治引发的“过山车”行情。
历史上多次地缘矛盾的形成和冲突都与能源“三权”紧密交织,是各国为争夺资源权、通道权和市场权,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价格可控而形成的结果。
供应国军事冲突、政变、政策变化与域外国制裁等地缘扰动因素,会在短期内对能源供给和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中金研究院的新书《地缘经济》深入剖析了当前地缘经济竞争的内涵、形式、载体和影响,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地缘经济》
中金研究院 中金公司研究部 著
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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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地缘经济》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执政的核心纲领之一,能源政策则是落实这一纲领的必要支柱。其核心目标是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在全球范围内维护美国利益。为此,特朗普政府提出了“能源主导”理念,旨在依托页岩革命带来的资源优势,将影响能源供给和价格的能力作为外交武器,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从地缘经济的“三权”(资源权、通道权、市场权)分析框架来看,美国过去在石油市场上主要把控交易制度和海上通道,但欠缺资源权。页岩革命后,美国实现了集“三权”于一身,油气资源因此成为其未来全球外交和经济竞争中的重要“武器”。
为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单边主义措施:包括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加强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出口制裁。
能源生产与出口类措施:核心是加速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加快油气出口审批,同时减少对化石能源的监管。例如,“大而美”法案修改了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提前终止了对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的补贴支持政策。
近期美伊冲突升级,正是特朗普政府运用能源“武器”并影响全球市场的典型案例。冲突导致作为全球能源运输“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国际油价一度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这不仅直接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伊拉克、卡塔尔等主要产油国被迫宣布减产,也加剧了全球市场的动荡。而这一切,恰恰符合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手段影响能源供给和价格的战略逻辑。
对中国而言,这种局势对我国能源产业带来了一些重要影响。
美国的能源政策对中国化石能源行业的益处有两点。
一是油价可能降低,中国油气的进口成本将减少,毕竟中国仍然依赖海外油气。
二是美国扩大油气出口,会与中东等传统油气生产国形成更明显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后者与中国形成更好的关系。但不利之处在于,油价降低会挤压中国海外化石能源项目的经济效益。据2022年底的统计,中国当时在海外有200多个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包括9个千万吨级产量的油气田和10多个200万吨以上产量的油气田。
对于中国绿色产业而言,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同样有利有弊。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退群”后,为中国扩大气候政策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契机,有助于中国绿色产业进入欧盟等其他市场。但是,油气价格降低会扩大清洁能源的“绿色溢价”,不利于清洁能源的推广。
(一)廉价且丰富的能源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能源是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基础要素,一国的工业结构通常要与其能源结构相匹配,由能源成本的高低来决定是否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果能源过于昂贵,高耗能产业的成本竞争力显然有所不足。例如,由于种种因素叠加,2021年欧洲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导致与气价挂钩的电力价格大幅上升,当年的寒冬和2022年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情况,欧盟成员国不得不削减天然气用量。高电价和用气限额导致德国电解铝、钢铁、化工、化肥等能源密集型工业减停产(见下图)。又如,中国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的重要考量之一在于“富煤少油”,煤电丰富而石油缺乏。
在近现代历史长河中,人类经历过几轮能源革命,每一轮革命都会造就与主要能源相匹配的工业。一个国家若能抓住机遇,使本国获得廉价且丰富的能源供给,就有可能发展出先进工业,崛起成为全球强国。如果固守上一代能源,不能提供满足先进工业需求的能源,则有可能落后。
不少学者研究表明,16—17世纪荷兰因泥炭资源丰富、开采便利且拥有发达的水运体系,得以实现低成本能源供应,广泛用于酿酒、制砖等产业,成为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8世纪后,煤炭在欧洲崛起,但荷兰因已围绕泥炭形成制度和技术体系,改造成本高,且泥炭价格短期仍具优势,未能及时转型。随着泥炭资源减少、成本上升,荷兰被迫进口高价煤炭,竞争力下降。
英国则抓住煤炭机遇,凭借丰富储量、低运输成本和港口优势,推动城镇化与工业集聚。煤炭能量密度高,支撑钢铁工业与海军扩张,推动蒸汽动力和煤气照明普及,助力工业革命,并通过全球加煤站网络强化海上霸权。到20世纪初,英国已形成以煤炭为基础的庞大工业体系和利益集团,未能及时转向石油经济。
美国在石油时代占据领先地位,凭借中西部和加州丰富石油资源、管道运输便利及更高能量密度,支撑公路体系、汽车产业及海陆空三军发展,为二战胜利奠定基础。页岩革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能源独立与战略能力。
进入21世纪,人类已拉开清洁能源大规模推广的序幕,新一轮能源革命正加速到来。如果清洁能源能够成功,而美国仍然将自己锁定在油气相关基础设施和产业上,那么它有重蹈当年荷兰和英国因路径依赖而丧失能源领先地位覆辙的隐患。在太平洋的对岸,时代可能给中国带来历史性的机遇。
(二)清洁能源电力重塑“三权”,中国或有竞争优势
当代前沿科技产业都由电力驱动,如AI、智能汽车和机器人等。中金公司在《AI经济学》中做过测算,AI产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可能会在2030年前上涨10倍,而且对绿色电力的需求量更高。按照历史上能源与产业革命的关系,如今拥有廉价且丰富的电力供应量的国家可能会具备发展这些前沿产业的能源成本优势。理论上,可再生清洁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满足电力供应的需求。勒莫因提出“能源阶梯”的概念,认为人类经济发展是从一种资源过渡到另一种能源投入产出回报率(EROI)更高的资源,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电力来驱动机器,机器制造风机和光伏板,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电力,实现较高的EROI水平,使人类能源迈上更高一级的阶梯。问题在于,中国未来能否低价、稳定、充分地输出清洁能源电力,且比美国的火电综合成本更低。
在清洁能源时代,能源的“三权”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制造实力。
在资源权方面,与化石能源资源禀赋高度集中不同,清洁能源的资源禀赋广泛分布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上,只是资源必须通过特定设备才能转化为电力。
在市场权方面,以交通为代表的终端用能电动化与各式储能技术减少了消费国对资源国的依赖,增强了在市场上的能动性。终端电气设备和储能设备的制造国在这方面也有优势。
在通道权方面,未来的能源通道不仅是管道和轮船,还包括跨境输电网络。当前全球多国电网需要大规模改造和新建,电缆和变压器产能不足。由此可见,不论是绿色电力生产、运输还是消费,设备的角色都不可或缺,具备设备制造实力的国家有望在清洁能源电力时代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中国具有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制造实力,决定了电力资源丰富、发电成本低。从地理空间结构来看,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拥有多样化的地形地貌,包括高原、丘陵、平原、沙漠等多种资源禀赋区,可支持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的布局发展。而且,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大、建筑密度高,具备更广阔的分布式光伏资源利用空间,从而能够进一步提升新能源系统的空间效率。
从制造实力看,中国的规模化生产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度电成本比煤电低(见下图)。
尽管由于储能、调峰和电网基础设施等配套成本的存在,清洁能源的系统成本仍然较高,但这些配套技术同样具有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属性。我们预计,将来可再生能源的综合成本或低于煤电。例如,2024年全球电网侧锂电储能系统的交钥匙成本同比下降了40%,从275美元(/kWh)降至165美元(/kWh);而储能系统成本中电芯成本占比约60%。随着电池技术进步和产业化程度提高,储能单元成本不断下降,从而可逐步缓解系统成本负担。彭博新能源财经在2025年初的估计数据显示,若都按配置50%储能估算,中国的陆上风电和光伏系统度电成本已低于美国的联合循环发电技术(CCGT),更低于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成本(见下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数据同样显示中美可再生能源度电成本差异(见下图)。所以,我们认为绿色电力将是中国在前沿科技产业竞争的有利条件。
此外,中国的绿色转型有望使中国大幅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降低弱石油市场权的不利影响。2021年至今,国内原油表观消费量一改过去多年不断上涨的局面,转为高位波动,2021—2024年的原油表观消费量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45,相关性较弱。这表明,国内宏观经济增长乏力不能完全解释原油消费量下降,事实上交通领域的清洁转型不可忽视。我们根据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折算因此减少的汽油和原油消费量,再把这部分减少的消费量加回到真实的表观消费量,得出一个虚拟的表观消费量。该虚拟的表观消费量与GDP的相关系数上升至0.70,相关性明显增强。这表明,如果没有交通电动化,原油消费量与经济增长依然密切相关。一些学术文献和研究报告都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中石化《中国能源展望2060》预测,交通用油已经达峰,“十五五”期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维持在不超过8亿吨的平台期上。
(三)中国以技术创新引领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合作
展望未来,中国首先要从供给侧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清洁能源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中,例如风机走向大型化、光伏组件从P型向N型技术转换、固态电池和锂硫电池等多样化电池技术路线仍在探索,必须依靠持续的创新升级来支撑。因此,中国应强化研发投入,特别是投入突破式创新基石的基础研究。2023年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到整体研发支出的7%,占比远低于海外发达国家。未来应更多投向物理、化学、材料等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鼓励产学研协同攻关,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在推进自身技术创新的同时,还应构建积极、包容的全球合作供应模式。若现有清洁能源产业的供给集中于中国等少数国家,可能会面临地缘经济风险,甚至带来国际贸易摩擦。为加强本土供应链保护,美国与欧盟等主要市场相继对来自中国或中国转出口产品的光伏组件、逆变器和电池实施“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与安全审查,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也对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建议参考日本20世纪80年代构建东亚供应链共同体的经验,从“产品输出”转向“利益绑定”,构建“中国技术+本地制造+联合融资”的新型合作网络,如宁德时代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开发镍资源,建设“采矿—冶炼—电池”一体化基地。日本当年还向海外提供贷款,旨在帮助日本企业对外投资和出口。中国可借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区域多边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绿色制造业提供融资支持,带动利益共享。
最后,如今清洁技术的全球市场空间受到挤压,中国还需以国际合作激发对绿色产品的稳定需求,夯实绿色转型的市场基础,为全球清洁产业创造更大发展空间,例如,可寻求与欧盟在公共采购、补贴、技术标准等需求侧展开合作,共建全球绿色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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