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法家、文学家、清官、孝子的黄庭坚,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所书《戒石铭》在古代长期布置于官署的重要位置,时刻提醒为官者清正廉洁、为民分忧。
字号寓深意 官箴传千古
黄庭坚出生于北宋庆历五年(1045),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据说他的父亲黄庶仰慕北宋官员鲁宗道的为人,为黄庭坚取了“鲁直”这个字。《宋史》赞扬鲁宗道“为人刚正,疾恶少容,遇事敢言,不为小谨”。宋真宗时,鲁宗道任右正言一职,他忠于职守,敢于直言,宋真宗曾在宫殿墙壁上书“鲁直”二字,“盖思念之也”。这个字,寄托了父亲对黄庭坚成长为正直之人的期望。
山谷则是黄庭坚为自己取的号,那已是元丰三年(1080)的事情了,他在赴任途中游览了舒州(今安徽潜山)的山谷寺,爱此林泉之胜,因此自号“山谷道人”。
在黄庭坚的字与号中,藏着他的人生密码,他为官有道,敢于为民请命,亦向往山林,惟愿清风吹衣。
元丰三年,黄山谷踏上的是去江西太和(今江西泰和)的路上,于第二年的春天到任。受到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黄山谷除了要被罚铜二十斤外,仕途亦受影响,从京中的著作佐郎外放到太和任知县。
《御制戒石铭》碑,碑文由黄庭坚书,此碑正文仅十六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古代历史上流传十分广泛的一则官箴,十六个字简单易懂,告诫为官者要记住自己的俸禄源于百姓辛勤劳动的成果,既要对得起百姓,也要对得起上天,问心无愧。
这十六字的《戒石铭》,源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昶制定的九十六字的官箴,四字一句,共二十四句。虽然篇幅更大,但不够通俗易懂,多用典故,如“留犊为规”一句用了东汉时苗留犊的典故,时苗为寿春令时,自带一牛入境,离任时坚持要将所生牛犊留在当地,为千古传诵的清廉美谈。宋太宗赵光义从这九十六字的官箴中,摘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颁行天下。
黄庭坚在太和任内自书《戒石铭》。到了南宋,宋高宗赵构“复以黄庭坚所书,命州县长吏,刻铭座右,至今官府存焉”,这便是黄庭坚书《戒石铭》风行天下的缘由。今天我们游览古代官署旧址时,还时常能见到《戒石铭》以不同方式呈现。如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旧址内,仪门之后、大堂之前,有一座四柱三间式牌坊,正面书“公生明”三大字,背面就是黄庭坚书《戒石铭》。
当《戒石铭》成为古代官署“标配”时,也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它是否只是一个摆设?检验它的功效,须看为官者的言行,那么黄山谷在太和是如何为官的呢?
为政民安之 快阁与鸥盟
《宋史》对黄山谷在太和的治理有简要的记载:“知太和县,以平易为治。时课颁盐策,诸县争占多数,太和独否,吏不悦,而民安之。”当时朝廷正大力推进官盐的销售,严厉打击私盐,江西虔州、南安军原本与江西其他州军都食淮盐,元丰年间却改食广盐,按理说淮盐在江西的配售额度应该减少,但却并未减少,而是将虔州、南安军的额度分摊到其他州军去,旧额不变,又增新额,百姓的负担无疑加重了。
黄山谷作为地方官,一方面有推销官盐的职责,另一方面通过大量走访,得知该政策给老百姓带来了诸多不便。有些地方的官员不顾本地实际,报高官盐销售量,逼迫百姓购买,以便向上级邀功。黄山谷不愿这么做,他尽量减少这一政策对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故而能做到“民安之”。
写于这一时期的多首诗,饱含着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如元丰五年(1082)黄山谷的《上大蒙笼》,写的是他到偏远的大蒙笼推销官盐的见闻。此地百姓对官府的态度不好,黄山谷派人询问何以如此,原来“吏曹扰之至如此”,由于强制销售官盐,“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盐无食米”。诗的最后,黄山谷道出乡民的殷切期盼,“但愿官清不爱钱,长养儿孙听驱使”,大蒙笼乡民愿意听从清官的命令,期望清官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黄山谷在太和任内做到了“官清不爱钱”,也以诗劝勉同僚勿沾染上奢侈的生活习惯。《答永新宗令寄石耳》是他对永新知县寄送石耳的感谢,诗的前半篇赞石耳之佳,后半篇转而写道“吾闻石耳之生,常在苍崖之绝壁,苔衣石腴风日炙。扪萝挽葛采万仞,仄足委骨豺虎宅”,石耳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百姓采摘石耳有葬送生命之风险,“愿公不复甘此鼎,免使射利登嵯峨”,希望友人不要爱上石耳的美味,要以苍生性命安危为念。
苏黄情谊深 家戒重和睦
苏轼早在熙宁五年(1072)通判杭州时,从友人孙觉处读到了黄庭坚的诗文,而孙觉是黄庭坚的丈人。后来,苏轼在《答黄鲁直书》中回忆初读黄庭坚诗文的感受,“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苏轼对孙觉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即便未曾见面,仅仅通过文字,苏轼便看出了黄庭坚是一个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十四年后,黄山谷与苏东坡同在京中为官,终得见面。黄山谷比苏东坡小八岁,两人志趣相投,山谷虽拜在东坡门下,尊他为师,实则与东坡亦师亦友。不论是在诗歌上,还是在书法上,山谷都受到了东坡的影响。
中国书法史上有“宋四家”之称,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史》称黄庭坚“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后人对山谷书风多有推崇,宋高宗赵构将黄山谷书《戒石铭》颁布天下,亦是因为爱其书风。
黄山谷待友以诚,在东坡身处逆境时,有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山谷未尝变更自己的态度,而是通过文字予以抚慰、鼓励。当山谷身处逆境时,东坡亦如是。
那么,山谷又是如何待家人的呢?以下两件事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山谷在京中任职时,一直悉心照顾病中的母亲,直至元祐六年(1091)其母病逝。山谷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送他跟随舅舅李常生活学习。母子情深,山谷侍母至孝,《宋史》记载山谷“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古有“哀毁骨立”之说法,用此来形容在家守制的山谷不为过分。
绍圣元年(1094),山谷已结束守制,著《家戒》以教其子。此《家戒》篇幅甚长,核心只是“齐家”二字。如何齐家,要在和睦。写这篇文章时,山谷已五十岁,经历了许多世事,目睹了许多家族的升沉,一个家族何以壮大,山谷认为“下奉以义,上谦以仁。众母如一母,众儿如一儿,无尔我之辨,无多寡之嫌,无私贪之欲,无横费之财,仓箱共目而敛之,金帛共力而收之,故官私皆治,富贵两崇”。当一个家族不能维持团结,成员各怀私欲,相互争执,其衰败是必然的。有鉴于此,山谷在《家戒》中从各个角度论述齐家的重要性,并叮嘱其子要带头维系家族团结,“吾族敦睦当自吾子起”。
绍圣年间,东坡、山谷都遭贬谪,东坡被贬惠州,山谷则因元祐年间编修《神宗实录》而获罪,朝廷令他进京听候查问。绍圣元年七月,东坡与山谷相逢于彭蠡湖也就是鄱阳湖。此次相聚不过三日,而后各自踏上行程。当时只道是寻常,而后人知道,这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山谷一贬再贬,但他的心境豁达,在诗歌与书法上越加娴熟。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辞世。又过了四年,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在宜州(今属广西河池)辞世。今天距离苏黄的时代,已去近千年。千年过去,戒石之铭依旧振聋发聩,而山谷清风依旧徐徐吹来。
来源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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