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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孩子的成长既是一个生命的变化历程，也是背后父母乃至一个家庭需要一生来共同陪伴的时间旅程。身处AI时代，孩子与父母该如何应对迅疾的变化和海量的信息来共同成长？
近日，阿信邀请《要有光》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与御风集团董事长、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结合《要有光》进行对谈，共同探讨：人生成长路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父母与孩子之间如何更好地理解彼此？
冯仑：
您的新书《要有光》里涉及三类不同规模的地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县城。其中，大城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高控”。您在不同城市中看到的孩子和家庭的问题有什么差别吗？
梁鸿：
我在书中记录了三个地方，这是因为中国的生活层次非常复杂。孩子们看起来都在经历焦虑、抑郁、休学、退学等问题，但背后的原因并不一样。你刚才提到的“高控”这个词，在书中的“京城”是最为明显的。京城的家长的期待，是孩子一定要考上非常好的大学。这就使得对孩子的时间管理要求极为严苛。
我曾经看到一个短视频，一个妈妈带孩子从一个补习班赶往另一个补习班，中间有四十分钟车程，她很骄傲地说，这四十分钟也不能浪费，要让孩子在车上听英语、背英语。我当时正在写这本书，也采访了很多孩子。看到这个视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孩子太可怜了，连四十分钟放松的时间都没有。
我并不是说孩子完全不需要补习，而是我在采访中发现，很多补习背后并不只是孩子的学习需要，还夹杂了一些来自父母的恐慌、投射和不自信。有些父母没有思考过该怎样培养孩子，也不知道怎样安排孩子的空闲时间。于是，把孩子送进补习班似乎就成了最保险的办法。至少那几个小时里，孩子有人管着，也好像在学习。长此以往，孩子会经历漫长而且被动学习的时光。在18岁之前，他们几乎没有自我创造的时间。
我还遇到认为自己安排特别妥当的家长：我成功了，你凭什么不成功？我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条件，你凭什么不优秀？这对孩子是一种单向压抑。我们并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也很少真正去关注孩子的内心已经走到哪里。
县城是另外一种模式。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除了一部分父母是本地公务员，有稳定工作、可以陪伴孩子之外，相当多孩子是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情况下长大的。这一代县城孩子出现情绪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亲密关系的极度缺失。
很多打工家庭即使可以在中等城市落户，也很难支撑一家人在城市生活、租房和让孩子上学，再加上工作时间不允许，孩子还是只能放在老家县城、农村或镇上。这让孩子长期处于和父母分离的状态。
乡镇上的中学又是另一种状况。很多乡镇中学变成了全封闭学校。因为乡镇教育普遍落后，很多孩子被封闭在学校里，某种意义上就是被“圈养”到18岁。很多父母的想法是，孩子只要在学校不惹事，安安全全到18岁就好了。这意味着他们对教育、对孩子考大学，已经没有太多期待。
梁庄有一个孩子，上高中后坚决不愿意再读。他说“大家最高也就考两百多分，又考不上大学，我待在那里干什么”？后来他17岁出去打工，进了一家电子厂。因为读到高二，有一定思考能力，很快掌握了一点技术性的东西，一个月能拿六七千块，过得还不错。他说如果继续待在学校，会发疯，因为完全不知道每天要干什么。
但我采访到的很多孩子，情况更糟糕。书里写过一个女孩，曾经几次问老师：我学习不好，不知道上学有什么意义，还花家里的钱。她读寄宿学校，费用比普通公立学校高，父母在外打工，又生了弟弟，弟弟跟着父母生活，她没有跟着。所以她心理负担很大。老师按一般方式安慰她，觉得她可能只是考前紧张，但没有意识到她的情绪已经崩溃。后来她喝药自杀。事后大家才去问寄宿家庭和同学，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她的内心世界。
所以我觉得，在乡村和县城谈家庭教育时，有一点特别重要：任何人在未成年阶段都是需要家长的，只要你在他身边，这本身就非常重要。
冯仑：
现在AI很发达，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教育。孩子刚出生时只是一个自然人，一个生命体。“养”解决的是生命延续的问题，而“育”解决的是知识、观念、技能和社会角色的形成问题。
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有一个很长的青春期，也就是成人化过程。多数孩子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路读到大学，甚至硕士毕业，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二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人要学习三类成人规则：第一是技能；第二是伦理关系，也就是遵循社会已有的道德人伦；第三是社会角色，这也是最重要的。
问题在于，家长往往只当孩子是自己的延续，想把孩子培养成自己满意的样子。但孩子不是你的延续，也不是只为你而存在。学校有自己的教材、制度和教育目标，要按照社会要求培养人。家长如果只想把孩子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会和更大的社会系统发生矛盾。
教育拧巴的地方在于，“养”相对简单，更多是让孩子吃好、穿好、活下去；但“育”要复杂得多。县城和二、三线城市的家庭，可能更重视孩子的实用技能；大城市父母眼界更宽，往往更关注孩子未来的成就和社会角色。教育不仅是在培养一个会考试、会工作的孩子，也是在塑造一个未来能被社会接纳、使用甚至变现的人。
所以，我读《要有光》时一直在想：教育到底是做什么的？我的理解是，教育就是把人社会化。但问题在于，孩子究竟要按照什么方向被社会化？谁在定义这个方向？谁出钱、谁制定规则，孩子最后就很可能被塑造成谁需要的样子。这也是今天家庭教育最拧巴的地方。
梁鸿：
确实，现在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产品，不管是谁的产品，最后都还是被放到某种目标里去塑造。
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教育专家聊天，他谈到AI时代对教育的挑战。现在知识获取已经没有那么艰难，甚至变得太容易。那么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到底还要做什么？他的判断是，未来教育的任务肯定不只是传授知识。学生更需要学习人际关系、交往模式、情商、修养、审美和创造力。一个人有没有独特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过去那种依靠背书、刷题得到的分数，未来可能会逐渐失效。
冯仑：
未来学习存量知识的时间可能会缩短。过去大学毕业前，尤其数理类学科，大部分学的都是存量知识；到博士阶段，才可能创造一点增量知识。
所以现在也有一种说法：AI时代以后，文科反而更有价值。哲学训练思维逻辑和思考方法，文学训练想象力、表达能力、情感能力，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感知能力。但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学校教育恰恰更重视存量知识，包括编程和技术。可未来这些东西可能不需要再花那么长时间去学，那人的技能就要重新定义。
回到教育，如果把它理解为儿童、少年的成人化过程，技能这一块大家分歧不大。更重要的是，孩子未来要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家长能给孩子的，可能是三观、视野和机会。
比如让孩子离自己近一点，还是走远一点。很多独生子女家庭希望孩子留在身边，但如果一直留在身边，父母的认知就可能成为孩子的天花板。孩子在学校里可能被教成一个“工具人”，比如去考公、考编。但他也可能没考上，最后变成自己的主人。这个过程，教育初期解决不了。孩子“出厂”以后，社会还会给他很多家长无法预料的机会。所以家长不要对孩子未来期待得太具体。除非是考公、考编，路径相对可预见；否则，大多数人生不是父母能提前规划出来的。
梁鸿：
家长希望孩子“规则化”，早点适应规则，是因为觉得这样更安全。但孩子未必想这样做。这里有一个矛盾：家长追求的是安全感，可孩子需要的并不只是安全。一个人的生命，也不可能只靠安全来展开。至于这种“规则化”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全，也值得再想一想。
冯仑：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家长要的是可预见性：当科员、处长、局长，或者从助教、讲师到教授，这些路径他们都能看见。但一旦偏离这个轨道，他们就没法预见了。人的社会角色变化，往往是在社会提供新的选择空间之后发生的。所以家长真正管不了的，是孩子进入社会以后，社会变化带来的选择空间。
每一次社会变化，都会对每一个孩子带来新的选择空间。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考公、考编？也是因为其他社会角色的空间变小了，或者风险变大了，大家才会选择更稳定的路径。
家长很难预判这么多变化。我的观点是，家长应该放低预期，把孩子的“出厂设置”做好，不要出大问题，剩下交给社会，让他自己选择，而不要用自己认知里的未来去框定孩子真正的未来。
梁鸿：
其实这和我在书中对一位心理咨询师的采访是异曲同工的。他和很多心理咨询师都会提到一句话：如果家长放松，孩子可能就会好很多。也就是说，家长不那么紧张、不那么控制，放低一点自己的诉求，孩子反而可能更自由，也更有创造力。
家长没有办法替孩子完成社会化，你的认知也不等于孩子的认知，因为真正经历这一切的是孩子，不是你。很多家长有很高的期待和很强的控制欲，可能是因为一旦成为父母，就突然觉得自己掌握了权威，甚至产生一种幻想：我是父母，所以我是正确的；我是为你好，所以我就是好的。但家长往往忽略了，自己的认知是有限的，自己也是有缺点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生命，他不会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成长。
冯仑：
我有时候会想，教育到底是集中好，还是个体点对点好？私塾和家庭教育有点像个体教育，学校则像是在集中教育：统一教材、统一话术、统一作息，解决的是大批量培养的问题。
这种方式能保证一个基本，但如果要提高质量，就涉及个体教育。而个体教育对家长要求太高了，因为孩子在学校是集中教育，回到家以后，就取决于父母各自的经验、能力和认知。
未来到底是集中教育更好，还是个体教育更重要，本身就是一个课题。AI出现以后，可能给个体化学习带来新的可能。即便家长认知有限，孩子也可以借助AI自己学习，解决很多过去家庭教育解决不了的问题。
梁鸿：
AI的到来确实可能给教育提供新的学习模式。比如一个孩子在家学习，想学数学或别的内容，AI可以很快帮他整理出一套从浅到深的课程。这种方式有时可能比课堂更适合个体。课堂面对很多孩子，老师不一定知道每个孩子具体学到哪里，只能遵从一个公约数。
但新的教育模式带来的挑战，不只是给孩子的，更是给家长的。孩子毕竟还是孩子，尤其在十岁以前，他很大程度上仍然按照成人提供的模式生活，自主选择能力有限。所以家长给他什么样的空间，提供什么样的生命教育、知识教育和社会化教育，会变得非常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长什么都不管”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甚至有点像丛林逻辑。但现在大多数家庭并不愿意这样。我们还是希望给孩子一点基本托举，让他在成长过程中不至于完全孤立无援。
工具可以弥补一些缺失。曾经有公益基金会找我，说能不能开发一个AI机器人，截取父母的声音，让它每天晚上陪孩子聊天，或者用父母的声音给孩子读书。这样的工具成本很低，也确实可以实现。
但如果我们都用AI机器来培养孩子，没有父母真实的拥抱，没有活生生的人在场，终究还是不一样。也许未来人会进一步异化，但至少对我这样一个比较顽固的“生命主义者”来说，生命本身仍然重要。人需要面对活的人，父母真实地在孩子身边，让孩子知道有人看见他、陪着他。
冯仑：
说回教育，其实有时候把视野拉开，反而能更清楚地看见：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父母、做家长？我想到鲁迅写过一篇文章，谈“今天怎样做父亲”，实际上是谈我们到底要怎样教育孩子？
所以我觉得您这本书特别好。它让我们所有人重新思考今天如何做父母。父母不只是管孩子吃喝，而是通过陪伴、教育、引导和托举，帮助孩子更好地完成社会化。等他能够进入社会，某种意义上，家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其实也是和您这本书的标题与内容呼应上。
梁鸿：
《要有光》这本书的书名是最后才出现的。我写书时，大部分书名都是写完以后再想。一开始我想过一个名字，叫“别吹灭那光”，后来想到“要有光”就觉得很敞亮。
它既是一种祈求，也是一种愿望，同时又是一种敞开式的表达。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内部，都能有某种光亮。这不只是说父母要给孩子照亮一束光，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有光。
最关键的一点是：你的孩子不是你。你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你自己的生活才会更健康，孩子也才可能更健康。成年人活到30岁以后，很容易变得顽固，也容易自恋，这个时候更需要让自己的生命里重新有一点光。
冯仑：
《要有光》讲的是给孩子带来光，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家长自己得先有光。如果家长自己很昏暗，或者已经放弃了，孩子其实也感受不到光。
AI时代，怎么做父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看过几代人，发现很多家长最后都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自己受过很好教育，读了硕士、博士，但孩子躺平在家，不上学、不工作，父母又不能打、不能骂，最后只能不断忍让、妥协，觉得自己也很失败。
按理说，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应该更懂教育，更有光，但现实中不一定。我们有师范学校培养老师，可大多数家长在成为父母之前，并没有接受过真正训练。如果在生孩子之前，父母双方都接受一段系统培训，学习怎么做父母，会不会对未来的家庭教育有所改善？
梁鸿：
我觉得“家长学校”确实应该存在。当然，不是说要强制所有人都必须怎样，而是从我这么多年的调研和自身经验来看，做父母真的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他不是你的员工，是你的孩子。爱越深，恨越切。
书里有一个家长，孩子不上学以后，他非常愤怒，始终无法释怀。有一天他下楼散步，看到邻居家的一个女孩也很久不上学了，他反而很温和地鼓励她：你出来晒晒太阳很好，慢慢和阳光接触，可能就会好一些。可他自己也说，一旦面对自己的孩子，他就无法原谅。
所以做父母很复杂。不是说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就一定比别人做得好。亲子关系和父母的情感方式、家庭氛围、夫妻关系，都有很大关系。
我还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时代裹挟的一代。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变化太快了，很多人自己也焦虑、抑郁，承受着工作和生活的高压。然后我们又把这些焦虑一览无余地传递给孩子：你必须考上大学，否则一生就完了；你必须结婚，否则就完了；你必须生孩子，否则就完了。
但这些真的是孩子能承受的吗？我们是不是只是在把自己的焦虑转嫁给未成年人？如果你认为孩子健康、温暖、乐观，哪怕上普通大学、做普通工作，也可以很好，也算成功。你的认知决定你的行为。你怎样理解社会，怎样理解自己的生命，就会怎样对待孩子。
冯仑：
很多家长的认知并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而是别人塞到脑子里的。你接受了这些既定观念，又拿它去限制孩子的发展。好的家长不应该用自己的认知去框住孩子，更不能把未经反思的观念，当成孩子必须遵守的人生答案。
如果家长不去观察、不去发现，只用自己既定的传统观念影响孩子，孩子就很难走出你的世界，也很难进入更广阔的世界。你如果希望孩子未来超过你，就要允许他自己去探索。能生孩子，只能说明身体健康，并不说明你就是教育家。但很多家长都试图扮演教育家，把孩子塑造成一个完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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