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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双云,陈绮琪:口语互动应用研究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 语言生活研究

2026年第2期


语言生活研究


作者简介

姚双云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口语语法、互动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


陈绮琪

华中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互动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


口语互动应用研究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姚双云,陈绮琪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提?要?口语互动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探索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提出互动研究的基础概念;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蓬勃期(21世纪初至今),互动语言学理论正式提出,拓宽了口语互动的研究视野。用CiteSpace对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获的4751篇口语互动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口语互动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领域:二语习得、语障诊治、医患沟通、心理干预、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呈现4个特征:重视多学科研究范式的交叉融合,重视基础性研究资源的开发整合,重视口语互动研究成果的产业化,重视语言数据与新兴产业的融合接轨。汉语口语互动研究要想实现良性发展,最关键的是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要瞄准国家战略,紧盯社会需求,将语言及多模态数据与面向应用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及时运用于语言产业,使之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并反哺学科发展。

关键词?口语互动;语言应用研究;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


现代语言学自建立以来,相继经历了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与认知语言学3次革命(王寅2015)。至21世纪初,语言学又迎来“‘新时代’的互动思维革命”——互动语言学(Couper-Kuhlen 2017)。“口语互动”指人类参与的(含“人机互动”)、以口语形式发起的、多场景、多媒介甚至跨时空的交际互动现象,是人类重要交际方式之一。近20年来,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广泛影响下,汉语的口语互动研究势头迅猛,成果丰硕。学者们针对会话中的词汇、构式、句法、韵律及具身动作等多模态协同现象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方梅,等2018)。随着多学科、多领域的参与,口语互动研究热点也逐渐超出本体领域,呈现出转向应用的趋势(李先银,等2024)。为了更好地推动口语互动研究的应用转向,本文梳理口语互动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应用研究的前沿动态,并利用CiteSpace以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对重点领域和发展趋势做出分析研判与预测。


一、口语互动研究理论与发展历程

口语互动研究关注真实自然的口语现象,具有重要价值,其主要方法是会话分析,主要理论是互动语言学。

会话分析是社会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重视对社会秩序、社会惯例与社会行为构建规律的揭示(于国栋2025)。该方法将日常社会的会话描述为一种有秩序的现象,并视其为社会秩序的核心,为研究言谈互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一套严谨的分析方法。

互动语言学以会话分析为重要理论基础,将口语互动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其目标是对语言与互动的相互塑造做出合理的描述和诠释(Couper-Kuhlen & Selting 2001),致力于挖掘语言资源和行为的联系,尤其关注话语结构在动态与在线生成的互动过程中的特征与语言形式产生动因。

基于会话分析和互动语言学理论的口语互动研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探索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提出互动研究的基础概念,互动的研究理念就此萌生;(2)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以会话分析理论的提出为起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3)蓬勃期(21世纪初至今),互动语言学理论正式提出,与会话分析理论并行发展,拓宽了口语互动的研究视野。

(一)探索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

近代口语互动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的。社会学家Garfinkel在研究美国陪审团的审议流程时,开创了研究口语互动流程的民族志方法,以描述人们如何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谈话。另一位社会学家Goffman主张从微观层面研究人类互动,他在没有电子设备辅助记录的情况下观察面对面互动。Goffman(1959)首先尝试运用戏剧理论描述互动现象,其后陆续提出了“互动秩序”“框架分析”和“拟剧论”等人类日常互动研究的基础概念与理论,为语言和社会互动的研究提供了前提与假设。

(二)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

基于民族志方法论互动秩序概念,Sacks、Schegloff和Jefferson共同构建了会话分析理论。20世纪60年代,录音技术的成熟让记录交际细节与反复确认录制内容成为可能,避免了互动研究过程的片面性与主观性。社会学家Sacks在反复播放自杀干预的电话录音时,开始了基于音频的会话研究。1968年,Schegloff发表《会话开端中的序列组织》(Sequencing in conversational openings)一文,奠定了会话分析的研究基础。后续又有《会话结束的开启》(Opening up closings)(Schegloff & Sacks 1973)、《会话中话轮转换组织的最简体系》(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Sacks et al. 1974)等文章陆续发表,强调会话的时间性与顺序性,同时关注谈话的整体结构,呼吁人们关注会话中的话轮转换机制、序列组织分布等互动重要组件。随着会话分析的兴起,人们对会话结构的研究日渐深入,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

会话分析研究主要可分两种类型:一种重点观察会话进程中的固定部分,如话轮转换机制与电话交流的阶段模式;另一种关心会话过程中的社会行为与实施惯例(Sanders 2004)。会话分析为口语互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发现了许多先前未曾注意的口语现象,成为研究口语互动的基础研究方法。

(三)蓬勃期:21世纪初至今

会话分析理论主要关注语言建构的社会组织,而非语言本身,难以满足部分语言学者聚焦互动实施中的语言结构的需要。于是,注重语言本体研究的学科——互动语言学应运而生。互动语言学由Couper-Kuhlen & Selting(2001)首次提出,它在会话分析[1]的前期成果之上充分吸收了语境化理论与语言人类学理论,研究目标是对语言和互动的相互塑造做出合理的描述和诠释。互动语言学的研究理念得到众多学者认可,经过10余年的发展,《日常会话中的语法:构建回应性行为》(Grammar in Everyday Talk: Building Responsive Actions)(Thompson et al. 2015)等重要著作相继出版,社会行为与语法格式的关联、敏感位置、互动中言谈动因等专题探究备受关注。由Couper-Kuhlen与Selting共同撰写、系统性介绍互动语言学20年成果的经典著作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于2018年面世。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大量跨语言材料,堪称皇皇巨著,其中译版《互动语言学:在社会互动中研究语言》也于2024年出版。2021年,Mushin和Pekarek Doehler等人主编的专刊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创刊,该刊旨在关注语言在社会交往的动态和多模态生态中的使用情况,标志着互动语言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1] 由于互动语言学建立在会话分析之上,与会话分析的研究目标重合较多,人们很难清楚界定会话分析与互动语言学的界限,Couper-Kuhlen & Selting(2018:18)建议:“与其在它们之间划清界限,不如将两者视为交叉学科,为那些在语言和社会互动方面有共同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合作研究的空间会更有成效。”据此,本文将会话分析与互动语言学都视为口语互动的研究基础,后文不细分两者差异。

口语互动研究以会话分析与互动语言学两种基本理论为理论基础。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从行为出发与从形式出发、在线产出、话轮构建和序列组织、立场表达、韵律与多模态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李先银,等2024)。因时(enchrony)理论框架的提出(Enfield 2022),多模态研究方法的介入(李晓婷2023),使口语互动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有了新的突破。


二、口语互动应用研究的进展

会话分析作为口语互动研究的早期理论基础,对言谈互动(talk-in-interaction)这一应用语言学感兴趣的议题做出过巨大贡献。会话分析创立初期,Sacks研究对象是机构会话录音,而后逐渐转移至日常会话上。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会话分析研究者们才再一次把研究对象转移到了机构性谈话上(于国栋2008)。这段时期,基于会话分析的教学、医疗等机构环境中的口语互动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研究发展迅速。此时研究者们对口语互动研究已持有不同理解。Heritage(1997)从研究重点出发,将口语互动研究切分为两类,一类为针对互动实体的研究,另一类为针对社会机构通过互动处理事务的研究;ten Have(1999)将两者分别定义为“纯粹会话分析”与“应用会话分析”。至此,应用会话分析得以正名,既有“发现意义”,又有“指导意义”(Richards 2005);既可解释机构谈话的运行机制,也能提供服务改善建议。

Antaki(2011)将数十年口语互动应用研究划分出6种类型:基础型、社会型、交际型、诊断型、机构型和介入型。前5个类型的研究通过会话分析解释社会现象,帮助交叉学科的研究人员了解口语互动现象;介入型研究旨在改善口语互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其中,发展最成熟的是基础型、社会型与机构型研究(Kasper & Wagner 2014):基础型研究通过会话分析实证方法,重设其他学科领域的原有概念;社会型研究重点在于社会问题的阐释与解决;机构型研究关注机构环境中日常互动产生、维持与转变的过程。

介入型研究历史较短,是值得关注的最新议题。可应用于初级医疗服务、言语治疗等多个领域,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能够为多机构从业人员提供建议和指导,提高工作成效(李枫,于国栋2017)。介入型互动应用研究的出现,表明围绕口语互动的研究从单纯描述现象步入干预实际问题的阶段,体现出口语互动研究潜在的社会效应。此类研究能够发挥口语互动研究的学理与应用双重价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与良性互补。


三、口语互动应用研究的重点领域

我们使用CiteSpace对口语互动[2]及相关领域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对所得条目的所在领域及其关键词进行了统计,以得到关键领域、热点研究及前沿趋势等重要信息。论文数据来源于国际公认的多学科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WOS)中的“核心合集”(core collection),检索式为:(TS=(“conversation analysis”) OR TS=(“conversation interaction”)),检索时间为2023年8月3日。剔除无关文献后,获得有效文献共4751篇。通过对关键领域的聚类,本文发现,国际口语互动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语习得、语障诊治、医患沟通、心理干预和人工智能共5个重点领域。

[2] 具体分析中,与口语互动的大致等价的术语包括“会话分析”“会话互动”等均被纳入调查范围,存疑文献进行人工甄别。


(一)二语习得

以二语习得为主题的口语互动研究主要体现在课堂互动和二语互动能力两个方面。

语言教学是较早与口语互动应用研究相结合,且结合程度较为深入的分支领域。Lerner(1995)对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话轮设计研究具有重大影响。此后,以课堂互动话语及行为分析为中心的口语互动应用研究逐渐兴起,包括影响课堂互动的因素分析、课堂互动话语模式、IRF(Initiation, Response, Feedback,启动—回应—反馈)课堂话语结构特征,以及近期逐渐受重视的基于移动学习、智慧课堂的互动研究。总体而言,基于互动理念的二语教学研究在师生、生生互动关系,与在线课堂、移动课堂等教学互动场景中,得到不少富有启发的发现。

现有研究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互动应用研究与支撑课堂教学的教学体系、教学大纲、教学资源未能同步发展,导致一线教学需求与后方资源供给极不匹配;再如“基于用法(usage-based)”的教学理念虽被广泛认同,然而教学的语法体系仍是“基于规则”的,口语互动的最新成果未能及时应用于口语教学实践。

国际中文教学也存在类似问题。提高学生汉语水平的最佳方法是接触真实的语言使用并沉浸在现实的互动活动中(Tao 2011),因此要解决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脱节的问题。教学语法尤其是口语教学语法系统亟待革新,当务之急是构建基于互动理念的、以社会行为为纲的口语语法教学体系。教师虽难以为学生提供完全真实的环境,但可以根据利用真实会话语料编写的教材来设计教学活动,进而习得“真实”而“实用”的汉语口语。具体而言,可以构建“以行为/活动为纲”组织架构的语法体系,编制“场景化”的语法阐释条目(李先银2020;张文贤2022;姚双云,王杰2024)。

近年来,二语互动能力的发展同样受到了重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二语学习者互动能力的评估及测试。互动能力指会话参与者共建共享语境并成功交际的能力,它已成为衡量二语能力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互动能力与语法关联甚密(Pekarek Doehler 2018),因此,今后需要加强语法与其他互动资源交互关系的研究。汉语二语互动能力研究目前尚处探索阶段,其概念界定、研究范式、测试研发及应用分析都有待完善。得益于视频会议技术、虚拟环境和口语对话系统的发展,未来互动能力测评模式也将发生改变,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测评将成为可能(王华,甄凤超2023)。在互动语言学与口语测评的共同发展及新测评技术的推动下,汉语互动能力研究有望成为一个新的、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二)语障诊治

语障诊治包括语言障碍的检测与语言康复两个方面。语言障碍是语言能力缺失的重要表现,而语言能力是衡量身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当前,语言障碍人群占人口比例很高,以美国为例,其成人语言障碍发生率约为10%(Morris et al. 2016)。以往语言障碍的诊断多依靠有经验的医生通过临床问诊判断或使用心理量表进行检测,如使用《MacArthur-Bates沟通发展量表》检测儿童是否存在孤独谱系障碍(Fenson et al. 1993),人力成本高。相较而言,利用患者真实的口语产出语料进行检测,不仅成本更低,且诊断数据易于数字化记录。这种基于语料资源的检测方式,可有效对接自动语音分析(Automated Speech Analysis,ASA)技术,通过算法对语音信号进行特征提取与模式识别,从而大幅减轻人工临床负担。常见的ASA工具在判断语言障碍儿童的言语可懂度、障碍程度及错误归类的应用上,准确率高达80%,媲美人工检测效果(McKechnie et al. 2018),具有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以中国儿童群体为例,为延缓或避免语言障碍发生,学界应考虑中国家庭祖辈深度介入、独生子女居多、“非自然二孩”的特殊结构(贾红霞,李宇明2022),加强儿童语言输入,基于“评价活动的知识环模型”(饶宏泉,李宇明2021)研发并普及便携式检测产品,可在家庭内追踪儿童语言能力发展情况,以尽早干预发展障碍。

目前,语言障碍检测已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对语言障碍与相关疾病的关联度研究仍不够充分,患者容易错过关键介入期。以往检测所用的心理量表更关注语义和记忆力维度特征,偏好使用诱导性测试,但这种检测模式涉及的参数特征过少,检测效果难言满意。今后的检测将充分利用自然语言共时特征数据与多模态历时发展数据,纳入语用维度,进行量表的编制与优化(黄立鹤,等2019;黄立鹤,朱琦2019;黄立鹤,杨晶晶2022)。

语言康复是通过诊断、评估和干预,帮助语言障碍者恢复或改善其语言能力的过程。随着世界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龄群体的语言康复面临巨大考验,应对社会老龄化已是全球日常议题。解决语言失蚀老龄群体语言障碍问题,理想的治疗方案应综合运用临床医疗手段(如药物治疗等)与语言干预手段(如语言训练等)。以老年人脑卒后出现的失语症为例,对应的康复实践通常强调利用患者残存的能力灵活地替代言语表达,比方说,应用交流效果促进疗法[3]以及结合交际手段的干预方式,以提高患者的接受和表达能力。然而,如何提高接受与表达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因此有必要借鉴医疗领域开展的口语互动相关研究成果。

[3] 交流效果促进疗法(promoting aphasics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PACE)是一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实用交流训练法,指训练中利用接近实用交流的对话结构,信息在语言治疗师与患者之间双相交互传递,使患者尽量调动自己的残存能力,以获得实用化的交流技能。该疗法需要遵循交换新的未知信息、自由选择交往手段(不限于口语表达的残余能力,如手势和指代)、治疗师与患者平等分担会话责任、根据信息传递的成功度进行反馈的治疗原则。

我们认为,完整的语障诊治在操作层面上应该涵盖评估与干预两个紧密衔接的阶段,前者侧重监测与诊断语言障碍,后者侧重实施相应的康复方案。以往从事这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者多为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员。要形成有效的干预手段,提出完善的康复策略,需要语言学尤其是口语互动研究者的参与。当前,亟须开展采集真实自然、类型丰富的汉语互动样本的工作,为建设可应用于人工智能的语言障碍数据库奠定基础。

(三)医患沟通

医患沟通指医患双方在疾病诊治过程中进行的交流,是口语互动应用研究发展较早的领域。有效的医患沟通是建立治疗性医患关系的核心(Ha & Longnecker 2010),它贯穿整个诊疗活动,是推进医疗过程的载体(顾曰国2021)。医患沟通是否顺利将影响医疗决策的准确度和患者的满意度。对医患沟通开展会话分析,可以弥补先前研究中互动过程的细节性缺失(Heritage & Maynard 2006)。医患沟通的研究议题包括言语行为、会话者身份、权势关系、交际策略等,具体探讨的内容涉及对患者诊断和治疗选项的解释、患者对病情的描述、提问及担忧,以及医生或患者的语调、节奏及非言语模态表现等。国内不少研究从话轮序列角度切入(马文,高迎2018;王亚峰,于国栋2021),旨在发现并解决潜在的沟通障碍,避免冲突,提高医患之间的沟通效率与患者满意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下医疗资源挤兑和地域分配不均的问题可望通过在线医疗缓解。相较于线下面诊,在线医患沟通受文字、声音、图片等交流形式的限制,医疗信息冗杂,面诊困难更大,需要做好智能技术干预、医护人员培训、患者数字扫盲等准备工作(Patra et al. 2024)。在线医患沟通会话满意度也与医生回复的及时度、建议的明确性与详细度、情感支持、话轮顺利转换显著相关。为了提高诊疗能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患双方应增加双向互动,优化会话结构,实现共情赋权沟通并弥合信息差异(陈子璇,等2023)。

当前医患沟通仍存在很大的问题,[4]医疗纠纷、医患冲突甚至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开展医患沟通研究极具现实意义。为缓和不和谐医患关系,医生沟通能力培训方面已探索出一些较为成熟的方法,如Comskil模型培训流程(Brown & Bylund 2008)、真实工作场所中医生沟通能力培训周期模型(Giroldi 
 et al. 2017)等。中国借鉴了多种培训方法,比较成熟的培训方式是线下课程培训,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未常态化等因素的影响,医患沟通的培训工作未能落实到位(过爱,王沛2021),培训效果有待加强。

[4] 医患冲突极大程度影响了医师就业环境与就业压力,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的恶性事件。美国急诊医师学会(ACEP)称,50%的急诊医生表示受到过人身伤害;英国医疗保护协会(MPS)2022年的调查中,56%医生表示曾遭受暴力。在中国,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62%的医师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医疗纠纷。在伤医问题上,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绝大多数为偶尔的语言暴力(51%),说明当前医患关系的问题多出现在沟通层面上。

当前,医患互动模式正从“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向“以患者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在建构与完善医学生的培训体系时,需要在考察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把沟通互动能力纳入考察范围,并在特定课程及培训手册中以量化指标直接反映出来。汉语口语互动研究可以应用于建立医务工作者沟通互动能力考察标准,也可以在跨语言及方言服务、安宁疗护、人工智能的辅助诊疗、超融合架构医院、第三方陪同诊疗等方面发挥作用。

(四)心理干预

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性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约有八分之一的人患有精神障碍。就心理干预而言,当务之急是高度重视青少年群体。调查表明,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严重的青少年化倾向,[5]且存在针对精神疾病的医疗成本高昂、服务严重不足以及精神卫生服务污名化的情况。中国同样存在心理健康问题青少年化[6]与整体诊治不足[7]的情况。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干预尽管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然存在综合防治体系尚未健全、早期识别能力薄弱、治疗留有短板、专业人才缺口巨大等问题。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各专业医学人才之外,也需要语言学人才的参与。精神障碍患者大脑机能紊乱,会在言语交流中表现出思维紊乱及语言异常(丁红卫2021)。观察、描写和分析患者的语言特征、互动行为,能为改善心理健康提供有力支持(Yu et al. 2013;Cummins et al. 2015;Kim et al. 2019),也能为全面的心理干预体系建设提供有效参考样本。

[5] 全球10—19岁人群中,有七分之一患有精神障碍,抑郁症、焦虑症与行为障碍是青少年患病和残疾的重要因素。

[6]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的调查数据,中国14.8%的青少年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其中4.0%的抑郁得分较高,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

[7] 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同样存在诊治不足的情况,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的调查数据,心理咨询获取率不足六成。

针对心理健康的青少年化问题,互动语言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1)构建全面防治体系。做好对青少年群体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其自检与干预意识;激活“家庭—学校—社区”的联动机制;设置场景化、机构化的青少年语言暴力与心理问题预警系统;打造线上、线下多平台的言语与药物搭配治疗途径。(2)建立早期识别机制。提取心理疾病言语特征,区分不同人群对自伤、自残、自杀行为的评价态度;构建语义区分量表,建构会话特征集;完善心理健康筛查和分级管理制度。(3)优化治疗评估框架。建立并细化干预流程框架;构建以契约性、限时性、平等性为核心内容的咨询师与咨客的信任关系;构建基于量化指标与内容指标的标准化参考框架,规范咨询流程;提出基于互动视角的心理干预的策略。

除个体治疗外,口语互动研究也可协助多成员的关系调节,达到预防与辅助治疗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效果,如改善家庭间关系的心理治疗形式——亲子关系治疗。家庭冲突、关系不和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危机的一大诱因,家庭治疗能有效缓解其心理问题,拉近家庭关系,减少问题行为(Dillman Tylor et al. 2011;Carnes-Holt & Bratton 2014;Teymouri et al. 2017)。目前国内家庭治疗研究仍停留在“引进”阶段,且很多实证研究仅对某一问题进行简单干预,缺少对具体过程的深入追踪。口语互动研究可优化家庭治疗方案。互动研究者可通过深入分析家长与孩童的多种关系对(王亚峰,于国栋2023),了解亲子互动的深层机制,为解决特殊儿童[8]的成长障碍提供参考。此外,开展对夫妻等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的家庭治疗研究,也能应对未来少子化、老龄化、跨种族化、多元化新型家庭关系变化带来的挑战,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

[8] 此处的特殊儿童指与正常儿童在各方面有明显差异的儿童,区分的标准包括身体、智力因素(如身体和智力等低于正常发展水平的儿童),也包括成长环境因素(如留守儿童)。

(五)人工智能

人类已经进入了“人机共生”新时代,“人–机–机–人”交际已成为交际常态(李宇明2023)。近几年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具有“语言能力”的“AI助手”全面进入人类生活,人–机互动日趋频繁。搭载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逐渐亮相,基于人工智能支持的口语互动应用转化也已初见成果。

人工智能大飞跃背景下,语言学研究应积极拥抱和投身于数据密集型的第四范式,以及计算密集型的第四/五范式(袁毓林2023)。从口语互动的角度来看,人–机互动与人–人互动的语言特征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人–机互动多由自然人侧发起会话,发布具体的指令(多表现为具体的社会行为),然后由机器人按要求完成指令。但机器人在人–机互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会话失误的问题(Tian & Oviatt 2021)。初步分析表明,导致人–机会话失误的因素主要有三:(1)基于口语会话的底层数据匮缺,如词典、语料库、知识图谱,这些都是语义识别算法模型的基础;(2)互动规则缺少相应知识支持,如关于话轮构建、话轮转换、序列组织、行为设计、话语投射等方面的规则;(3)意图识别缺少相关研究成果,如自然人与机器人之间共同基础的构建等。

解决以上技术问题需要语言研究者的参与,具体来说,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以下工作:(1)升级数据集,对原有的各种语言数据做更新、换代处理,[9]增强跨领域数据集的整合,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2)输入话轮构建、话轮转换、序列组织、行为设计、惯例安排、话语投射等会话互动规则(姚双云2024);(3)构建语境模型,整合语境信息,为模型算法迭代服务;(4)引入多模态互动信息,如语音、面部表情、手势等,帮助模型更准确地理解人类的语言和行为;(5)辅助人工反馈,当模型给出不恰当的回应时提供正确的回应作为训练数据,帮助模型进行修正。

[9] 以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典为例,现有的词典主要是基于书面语归纳与总结出来的词条形式、句法特征及相应释义,这样的词典在处理口语语料时会遇到很多困难。比方,口语中话语标记使用频繁,地位重要,但现有词典并未收录这类语法范畴的词项。

除解决技术问题外,还需要转变研究理念。现行的人–机互动评估通常以人–人互动为参考标准,但自然人与机器人会话地位不平等。未来研究应适当提升机器的会话地位,不能一味地让机器人适应自然人语言规则,自然人也需要熟悉并掌握机器的语言规则。


四、口语互动应用研究的趋势性特征

结合上述对口语互动应用研究重点领域的考察,我们研判未来的口语互动应用研究在发展趋势上具有以下四大特征。

(一)重视研究范式的交叉融合

20世纪的口语互动研究发展迅速。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行为学等相关学科对互动语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科的多样性也是互动语言学最大的优势之一(伊丽莎白·库珀–库伦,玛格丽特·塞尔廷2024)。今后,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将进一步凸显,未来的研究需要吸收更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继续走学科交叉的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运用多模态理论与方法对话语进行多层次剖析(张德禄2009)。当前,多模态研究范式已受学界重视,今后相关研究会更加标准化、精细化。随着先进仪器与新技术的使用,很多肉眼难测的多模态信息也会逐渐被纳入考察范围。如运用呼吸感应体积描记术来测量呼气与吸气与话轮的关系(Rochet-Capellan & Fuchs 2014),借助眼动仪精确测量注视的方向与时间(Kendrick & Holler 2017),通过记录皮电反应与心率及心率变异性来判断立场一致性变化(Stevanovic et al. 2019),等等。口语互动的多模态研究未来亟须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计算机媒介交流相结合,如将互动研究与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多模态互动3D工程建模研究,将互动研究成果与智能机器人技术相结合的人机互动研究和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以及互动研究和虚拟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姚双云,李晓婷2023)。互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促进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今后我们应充分把握这一大趋势,不仅要进一步促进互动语言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的融合,更要积极加强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自然学科的整合,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研究服务。

(二)重视基础性研究资源的开发整合

口语语料资源建设是口语互动研究的基础。以英语为主的多模态语料库项目有ISLE、HUMAINE、SIMILAR、CHIL、AMI、VACE、CALLAS等(Martin et al. 2008),转写体系成熟(包括杰斐逊转写法、Du Bois转写法、GAT等多种转写法),互动资源整合度高。相比之下,当前汉语自然会话语料资源开发整合工作开展难言乐观,语料建设的规范问题和技术问题尚未解决,适用于汉语的转写体例规范尚未完善(乐耀2021)。今后需要加强自然口语语料库建设,尤其是多模态口语语料库建设,并对各种口语语料库进行整合。在资源整合过程中,要尽量做到多样性、规范性、无缝性。多样性主要解决语料库的平衡性问题,要求口语语料尽可能话题多样、题材多样、活动类型多样、互动场景多样,以提高资源库的整体平衡性,涵盖各种口语互动现象,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规范性主要解决熟语料库加工问题,当前不同语料库加工使用的分词规范、词性标注、转写符号均不统一,学界亟需制定统一的规范;无缝性主要解决不同语料库的兼容问题,要求不同语料库的格式通用,在便利传统研究的同时也为及机器分析提供保障。

(三)重视口语互动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语言能力、语言制度与劳动者收入及就业(Grenier 1984)、市场交易成本(Ku & Zussman 2010)密切挂钩,语言产业可为新经济与新业态赋能。口语互动研究应用前景广阔,我们应该重视相关研究成果的产业化,促使与口语互动相关的语言产业创造更显著的经济价值,使语言产业成为数字经济的一方支柱(李宇明2020)。与口语互动相关的语言产业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和服务活动,因此,为了打通口语互动研究成果与社会应用之间的壁垒,我们应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产品、提供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宏观与微观各个层面。在宏观层面,应该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各界在医疗健康、教育培训、涉外商贸、网络游戏、影视娱乐、文化旅游、体育赛事、交通运输等行业对语言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求我们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精准服务,以满足不同行业从业者语言服务消费的需求。在微观层面,应该将口语互动研究的各项成果及时转化到应用领域,如将话轮转换多模态特征运用于语言教评、医患沟通、心理治疗等具体的软件产品中。在语言学研究成果产业化的具体过程中,可遵循“语言数据—语言数据资源—语言数据资产(产品)—语言数据商品—语言数据资本”5个基本环节(王海兰2022)。为进一步加快口语互动的产业化,需制定语言产业的战略性纲领,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四)重视语言数据与新兴产业的融合接轨

在数据作为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时代,“语言数据”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李宇明,王春辉2022)。语言数据是语言信息处理的根基,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驱动因素,汉语研究要重视数字化转型(陆俭明2021),并及时与新兴产业融合。就口语互动研究而言,今后应当重视研究数据与新兴产业的融合接轨,以满足市场对个性化、多样化语言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也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差异化研发提供宝贵的样本资源。与此同时,从数据资源储备看,随着数据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语言数据产业正在崛起为新型的支柱产业之一,而口语互动研究所产生的多模态、跨领域语言数据,为语音标注、模态标识等领域提供了优质的处理和学习对象,可以进一步推动语言数据与新兴产业的紧密融合。


本文梳理口语互动研究理论的发展历程和其应用研究的前沿动态,并利用CiteSpace软件以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口语互动应用研究的重点领域、发展趋势做了分析研判与预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口语互动应用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5个领域与未来研究呈现的4个特征。综合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汉语口语互动研究要想实现健康良性发展,最关键的是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要瞄准国家战略,紧盯社会需求,将语言及多模态语言数据与面向应用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及时运用于相关语言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使之能够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并反哺学科的发展。

该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6年第2期,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来源。

编排:韩   畅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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