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玉玮 杨旭泽 未来产业和政策研究院
未来产业的阶段性演进规律,决定了监管必须摒弃“一刀切”传统模式,构建梯度化适配的治理体系。美欧日三大监管模式无绝对优劣,仅适配本国战略目标,中国需立足自身制度与市场优势,构建特色化监管体系。当前我国面临制度供给滞后、部门行政壁垒、区域标准碎片化、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四大核心挑战,需从分段管控转向全链条敏捷治理。中国监管体系兼具顶层设计引领与地方实践创新、发展与安全统筹、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协同的核心优势,可实现规范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未来产业监管绝非单一产业管控,需统筹产业发展、风险防控、社会稳定与全球规则博弈,实现多目标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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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全球大国科技与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当前,未来产业呈现出跨领域全链条融合、风险全生命周期传导、技术迭代速度远超制度演化速度的核心特征,传统事后监管、分环节监管、分业监管的模式已难以适配产业发展需求,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在探索适配本国国情的未来产业监管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的阶段性演进规律与八大产业特征,明确了未来产业监管“治理、赋能、平衡”的内涵与目标定位;对比分析美国、欧盟、日本三大主流监管模式的核心逻辑、优劣势与适用场景,明确海外经验的借鉴边界;立足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现实基础与制度探索,重点构建与产业生命周期精准适配的四梯度沙盒监管体系,针对制度供给滞后、部门壁垒、区域标准碎片化、国际规则博弈四大核心挑战,提出全链条、可落地的破解对策。
中国未来产业监管需彻底摒弃传统“管控式”监管思维,转向包容、动态、协同的现代化产业治理范式,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梯度化沙盒监管为核心抓手,统筹发展与安全两大目标,打通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治理堵点,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底座,同时推动中国治理实践向国际规则转化,抢占全球未来产业治理的战略主动权。
一、未来产业的基本发展规律与产业特征
(一)产业生命周期呈现五大阶段性规律
产业的发展遵循从概念提出到成熟应用的阶段性演进规律。本文将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明确各阶段的周期特征、资源投入、参与主体与监管适配逻辑。
从资源投入逻辑看,未来产业呈现清晰的政府托底早期、市场主导中后期的递进规律:概念提出与验证阶段合计投入占比15%至23%,技术不确定性最高、市场回报周期最长,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和引导基金承担试错成本;进入早期市场与快速爆发阶段合计投入占比55%至65%,技术路径逐步清晰、商业化价值显现,风险资本与产业资本成为主力,推动产业完成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跨越;成熟应用阶段则回归企业内生投入,财政资金提前布局下一代技术迭代,形成可持续的创新循环。
从监管介入逻辑看,该框架彻底打破了传统一刀切的静态监管模式,将梯度化沙盒监管的核心要求拆解为可落地的分阶段操作标准:在产业萌芽期最大限度松绑,通过容错免责机制保护创新积极性;在跨越死亡之谷的关键期主动赋能,通过政府首购、场景开放帮助企业打开市场;在产业高速扩张期及时规范,通过反垄断、数据安全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产业成熟期转向常态治理,通过标准对接提升国际竞争力。这种随产业成长动态调优的监管模式,既避免了过早干预扼杀创新,也防止了监管滞后引发的市场失序,为破解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监管困局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二)未来产业具备全链条协同、全周期风险、发展安全双重属性三大特征
未来产业具有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通过商业模式重构实现经济的非线性增长,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这一过程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偏向性变革——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显著提升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同时替代大量常规性、重复性劳动岗位,引发就业结构错配和结构性失业,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重构。《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人才缺口已超1100万,2025年这一数字仍在攀升。
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全链条协同特征。未来产业创新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技术点的突破,而是表现为全链条贯通与跨领域深度耦合。这一特征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被凝练为几个关键战略表述:一是“模芯云用”协同创新,强调人工智能大模型(模)、高端芯片(芯)、云计算基础设施(云)与行业场景应用(用)必须一体化推进,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会形成“木桶效应”。二是“智改数转网联”,即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它要求企业从生产执行系统、供应链管理到用户服务的全部环节实现数据贯通和智能决策,这并非一个企业的单点升级,而是产业链上下游的系统性变革。工信部数据显示,到2025年年末,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了68.6%,开发了一批工业的5G专用芯片、模组以及终端产品,过去我们在工业现场的一些“哑”设备都变成了智能的传感器,这些都为我们工业海量数据的汇聚应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三是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意味着要打破部门、地域、层级间的数据壁垒,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进行全口径整合与统筹调度,形成国家级的数据资源底图和流通利用基础设施。
风险的全生命周期传导特征。与传统的物理产品或化学品风险主要集中在生产和使用环节不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其风险生成和传导具有显著的全生命周期性。在研发阶段,训练数据的偏差或投毒可能导致模型内嵌歧视与脆弱性;在训练阶段,超大参数模型的“黑箱”特性使得可解释性匮乏,风险隐蔽存在;在部署阶段,模型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可能引发对抗样本攻击、虚假信息生成等全新安全威胁;在应用阶段,算法歧视、隐私泄露、深度伪造等问题可能造成大规模侵权和社会信任破坏;进入迭代阶段后,模型的自学习与持续更新又可能带来性能漂移、价值观偏离等“不可逆”影响,甚至形成自我强化的风险闭环。“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正是针对这一特征作出的顶层设计。它强调风险的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必须嵌入技术生命周期的每一个节点,将过去集中事后发力的监管力量前移至研发设计、测试验证等源头环节。
发展与安全双重统筹的要求。未来产业既是经济发展的新驱动轮,也是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二者深度嵌套、不可剥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布局的若干产业充分体现出双重属性。其一,合成生物技术能够在车用燃料、医药中间体等领域开辟全新供给路径;在食品领域,以合成生物制造的新型蛋白来源替代传统农业产出,直接关乎粮食安全与产业链自主可控。但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合成生物体的环境释放也可能引发生物安全与生态风险。其二,零碳工厂和园区的大规模建设,不仅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更是在全球绿色贸易壁垒(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背景下保障能源安全和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其三,容灾备份体系,包括数据中心异地灾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双活架构等,是抵御网络攻击、极端自然灾害、保障经济社会基本运行的生命线,直接关乎网络安全与城市韧性。因此,监管体系必须同时戴上“发展”和“安全”两副眼镜,统筹要建立“底线守得住、上限放得开”的动态平衡机制。
(三)未来产业面临制度适配、部门协调、区域竞争、国际博弈四大挑战
前沿领域制度适配性挑战。当前前沿技术呈指数级迭代,而制度体系遵循渐进式发展规律,二者客观存在的“时间差”,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合成生物等领域尤为突出。部分新兴领域的行业标准仍在探索完善,如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生成式AI内容标识、自动驾驶伦理框架等;部分创新场景的权责划分有待明确,如AI辅助诊疗、自动驾驶事故的多方责任界定等。过去中国可借鉴国际经验实现快速追赶,如今在多个前沿领域已与发达国家并肩进入“创新无人区”,外部成熟监管模板极为有限。这要求我们在保护创新活力的同时,前瞻性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国正积极探索“敏捷治理”新模式,推动监管从传统事前准入向“底线思维、负面清单、动态调整”的全生命周期治理转型,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
部门壁垒与协调挑战。未来产业的跨领域融合特征,与现行纵向分割的部门设置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客观上推高了创新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个典型的横跨项目往往陷入多部门协调的“迷宫”。例如,企业开发融合AI辅助诊断与合成生物数据处理的精准医疗云平台,算法备案需向国家网信办申报,医疗器械软件属性认定需征询国家药监局意见,涉及人类遗传资源数据还需通过国家卫健委及科技部门审批,云平台运营则需工信部许可。各部门管理逻辑与审查标准各有侧重,信息共享和标准对接机制尚在完善之中,企业反复提交材料、等待串联审批的情形并不鲜见。学界对此已有深入研究。周黎安教授提出的“行政发包制”理论指出,纵向发包与横向竞争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在强化激励的同时也带来跨部门协调成本偏高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刊发的研究亦认为,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监管,需从“条块化”管理向协同治理模式转变 。
区域竞争与标准碎片化。当前未来产业政策“窗口期”,各地竞相布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氢能等赛道,纷纷出台产业促进条例和先行先试方案。但由于国家层面统一标准框架和协调机制尚在健全之中,政策“小循环”和标准“孤岛”现象有所显现。以自动驾驶测试为例,不同城市对测试车辆类型、安全员配备、数据回传标准的规定差异明显,全国已建立数十家数据交易机构,但各地在数据确权规则、定价机制、入场标准上各自探索,跨域流通仍存障碍。这种碎片化不仅增加了企业跨区域经营的合规负担,也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分散了本应集中攻关的产业资源,甚至可能诱发区域间的逐底竞争和政策内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两会期间强调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监管体系亟需从“政策竞赛”转向“规则协同”,在国家定底线、定框架的前提下,推动地方经验的互认互用和快速复制推广。
国际规则博弈与社会结构冲击的双重挑战。全球未来产业治理正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疆域。美国依托联邦政策框架强化技术壁垒,欧盟则以《人工智能法案》、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输出其规则标准。中国虽在应用规模和技术指标上居于前列,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平台的标准制定中,美欧仍占据主导地位,部分核心概念直接反映其监管偏好。当这些标准上升为国际规则后,我国企业“走出去”便面临被动适应的“合规悬崖”,甚至遭遇以标准不符为由的市场准入限制。与此同时,国内社会结构也面临技术变革的深层冲击。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加速渗透正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偏向性变革”,制造业质检、装配、仓储分拣及服务业客服、收银、基础翻译等岗位面临较高替代风险,而需要创造力与复杂沟通能力的岗位需求上升,结构性错配可能衍生区域性、行业性失业问题,冲击收入分配格局。对此,“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综合性回应:一方面要求“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在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强化托底;另一方面同步推出鼓励生育及强化人力资本供给的政策组合,如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婴幼儿父母弹性工作制等,旨在长周期筑牢人口素质根基。
(四)未来产业监管需承担五大职能,构建治理赋能平衡的复合体系
未来产业的监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与“限”,而是一种融合了“治理、赋能与平衡”的复合职能。不同于后置式的行政处罚,未来产业监管的核心在于通过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构建一个“包容、动态、协同”的治理生态,在最大限度激发颠覆性技术创新与精准防控潜在系统性风险之间实现有机统一。
1.降低创新链交易成本
未来产业的颠覆性创新往往处于现有法律法规的模糊地带,面临市场准入审批周期冗长、多部门合规标准互认不足、跨领域求偿与协调成本畸高等深层堵点。如果不破除这一制度性障碍,资金、人才等要素就难以顺畅流向高风险的创新活动,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以僵硬的博弈关系为主,创新的萌芽很可能在漫长的流程中被消磨殆尽。因此,降低创新链交易成本是监管职能的首要逻辑起点。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不再是在围墙之外设立高耸的审批门槛,而是营造高水平创新生态的关键制度供给。“十五五”规划纲要直指痛点,强调要“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并明确提出“建立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效便捷准入机制,探索‘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沙盒监管”的内在逻辑,正是通过划定一个安全的创新试验区,将原本高昂的、不确定的外部合规成本转化为政企双方可预期、可承担的有限内部测试成本。广州等地为AI“一人公司”推出不需申请、自动入盒管理的全周期服务体系,正是通过“无感准入”把交易成本压降到最低的生动实践。
2.国家积极介入市场缺失的早期产业建设
未来产业在概念提出与早期市场验证阶段,普遍具有技术不确定性高、市场认知度低、投入风险大的“死亡之谷”现实。在这一阶段,单纯的逐利性市场资本难以完成初始培育,普遍存在要素投入面临的“梗阻风险”与制度性缺位。因此,国家力量必须精准介入“市场失灵”地带,明确“补市场缺位、搭台子、托底、开第一单”的功能定位。政府应率先作为规则设计者与容错者,通过立法、标准与规划为前沿探索提供合法性空间与试错后盾;同时作为“第一单买家”和首批应用方,由政府部门、国企及事业单位带头采购和试用AI大模型、合成生物制品等新技术产品,打通产业化“最初一公里”。在公共平台建设上,政府更要汇聚高校、科研机构与国企合力共建算力调度枢纽、高质量数据集训练基地等产业公共底座。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白京羽在国新办吹风会上所指出的,“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打出了组合拳,围绕“要素集聚”,着重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构建国家基金与地方基金统筹布局、分层解忧的协同投入格局。
3.在安全与创新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未来产业具有明显的全生命周期风险传导特性,若过早地用成熟产业的条框去约束,就会使创新夭折;若一味放任风险无序扩散,则可能造成社会反噬。这要求监管体系坚决摒弃“一刀切”式的事前禁令或事后补救。要准确理解并践行“底线先行、动态适配”的防控理念,既要牢牢守住国家安全、数据安全的红线,又要给技术演化留出充分的弹性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的中国解题思路,正是以构建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为框架,在包容中审慎、在审慎中救助,把监管嵌入到研发、训练、部署、应用、迭代的每一个环节中。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于喆在解读“十五五”规划时指出,对于难以预测未来图景的新业态,如果在早期强行进行事前严格监管,就可能严重阻碍其发育成长;更多应在事中提升韧性,“边走边看边管”。沙盒监管等新型工具,正是将监管力量由简单的拦堵转化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同步演化范式,实现了“包容创新与底线防控”的深度协同。
4.构建统筹协同的治理体系
未来产业的技术底层逻辑是“模芯云用”的全链条协同与“智改数转网联”的全方位渗透,单一的、分段的、条块割裂的部门监管难以胜任。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冲击原有的垂直式管理架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全局性治理是有必要的。在国家层面,需打破科技、工信、网信、卫健等行政壁垒,组建场景创新联合工作组,负责统筹规划、标准协调与监管联动,全面应对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融合型产业的跨界挑战。在全局战略维度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明确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并推,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数智化绿色化为突破口,这一宏观部署本身就是统筹协同治理思路在顶层设计上的最高体现。通过全链条治理取代过去的“分段看管”,实现从“单一职能”向“系统重塑”的能级飞跃。
5.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
未来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极度稀缺的高端智力资源竞争。如果科技评价体系仍拘泥于“论资排辈”或“短频快”产出,人才流动存在绿卡、签证、产学研身份切换等制度性障碍,再大的研发投入也难以沉淀为实质的创新动能。因此,必须以刀刃向内的监管与制度创新,破除人才引进、评价、激励中各类有形与无形的壁垒。在跨境人才流动便利上应给予更大魄力的政策突破。为便利外国青年科技人才来华,中国不仅出台涉及出入境便利的政策,更由司法部会同多部委推动修改行政法规,专门新增K字签证类别。这一面向外国青年科技人才的签证,不仅不要求国内聘用单位预先发出邀请,且为其在入境后的交流、创业乃至商务活动提供了极宽的停留与往返便利,有力打通了柔性引才的全球通道。同时,应深化“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的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长期滚动评价制度,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向战略科学家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赋予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此外,还应积极打破产学研壁垒,支持高校与科研院所人员“带编创业”、企业高级技术专家到高校兼聘,构建人才在科研、教育、产业之间自由切换的旋转门机制,为未来产业的高水平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人力资本底座。
二、全球形成三大主流监管模式,中国需博采众长构建特色体系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全球主要经济体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美国“竞争优先、规制跟随”的去监管化与行政强干预复合模式,欧盟“权利为本、规则先行”的风险分级与合规先行模式,以及日本“协调落地、逐步引导”的部署引导与安全评估并重模式。
(一)美国:去监管化与行政强干预的复合模式
2026年3月,白宫正式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向国会提出系列立法建议,核心内容包括:强调联邦政府对部分州AI法律的优先适用权,鼓励通过监管沙盒等柔性措施促进AI技术采纳,明确反对设立专门的AI监管机构或新增独立监管体制,提出过高的合规成本与法律风险将抑制美国AI产业创新与全球竞争力。美国表面上的“去监管化”本质上是监管权力的再集中——将分散的、程序性的行业监管,转化为联邦政府行政主导的、高度灵活的治理方式。其政策主轴始终围绕“保持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绝对领先地位”这一目标,呈现“竞争优先,规制跟随”的核心特征:以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为最高原则,行政手段成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工具,监管的灵活性与效率优先于制度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同时,美国持续扩张国家安全的监管边界,将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核心技术纳入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范围,以国家安全为由直接干预产业运行,形成“对内去监管、对外强干预”的复合监管模式。
(二)欧盟:风险分级与合规先行的规则引领模式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构建全球首个风险分级监管框架。欧盟于2024年正式实施《人工智能法案》,构建了全球首个基于风险分级的AI监管法律框架,将AI应用划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四个等级,针对不同风险等级设置差异化合规要求,对高风险AI应用实施严格的事前合规、全程追溯与事后问责制度,对不可接受风险的AI应用直接明令禁止。欧盟的路径可概括为“权利为本,规则先行”:以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为最高监管原则,通过制定全球领先的监管规则,塑造未来产业的国际标准,抢占全球规则话语权。该模式通过统一的法律框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清晰的合规预期,其规则体系已被全球多个国家借鉴参考,形成了强大的规则外溢效应。但与此同时,该模式的制度合规成本较高,严格的事前合规要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导致欧盟在AI等未来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持续下滑,面临产业竞争力被削弱的现实挑战。
(三)日本:部署引导与安全评估并重的协调模式
日本内阁府于2025年修订发布《人工智能战略2025》,监管思路为“政府引导、应用先行、渐进规制”。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部署推动AI技术在医疗、养老、制造、政务等场景的规模化应用,以安全评估能力建设与税收激励为核心政策工具,在产业应用过程中逐步形成行业规范与技术标准,避免过早引入强制性法规抑制创新。日本的路径可概括为“协调落地,逐步引导”:以提升技术渗透率与产业应用水平为核心目标,注重监管制度的渐进性与可操作性,通过官产学研协同机制,协调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利益诉求,在技术应用中逐步完善监管规则。该模式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有效推动了未来技术在垂直场景的落地应用,但也存在监管规则缺乏统一法律约束力、规则碎片化、国际规则影响力不足的局限。
(四)三大模式各有优劣,中国需结合国情融合创新
全球三大主流监管模式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其核心差异源于各国的产业基础、战略目标与制度环境的不同,只有适配本国发展目标的模式才是最优选择。三大模式的对比如下。
对中国而言,三大模式均有可借鉴的经验,同时需规避其固有短板。战略目标上借鉴美国“竞争优先”思路,将提升未来产业全球竞争力作为监管的核心导向,避免欧盟过度强调权利保护而削弱产业活力的问题。但与美国“规制跟随”的被动逻辑不同,中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通过前瞻性布局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着力解决美国模式下区域规则碎片化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的短板。制度设计上吸收欧盟“风险分级、底线管控”理念,构建覆盖技术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明确不可触碰的安全和伦理红线。但与欧盟“规则先行”的刚性模式不同,中国采用“分类分级、动态调整”的柔性治理方式,根据技术成熟度和风险等级差异化施策,有效降低了创新门槛和合规成本。实践路径上参考日本“应用先行、渐进引导”经验,通过大规模场景开放推动技术落地与规则完善,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试验田”优势。但与日本“规则约束力不足、国际话语权弱”的局限不同,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主动提出中国方案,逐步提升在未来产业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影响力。
在具体监管工具的选择上,中国的沙盒监管呈现出“日本式渐进、美国式灵活”的混合特征。它既不同于美国完全市场化的灵活试验模式,也区别于日本以政府主导的场景引导模式,而是与中国传统的“监管试点”机制深度融合,形成了“试点先行、梯度推进、底线管控”的独特路径。目前中国正在构建覆盖发现、成长、爆发、成熟的全生命周期梯度沙盒体系,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实施差异化监管,既为创新留出了足够空间,又确保了风险总体可控。关于合规成本问题,结构性的合规压力在人工智能、数据出境等高风险敏感领域已有显现。智能体行业在医疗、金融等强监管场景的合规投入增长明显 。但同时也应看到,国家正通过分类分级监管、“可用不可见”等隐私计算技术推广,探索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可行路径,着力在有效防控风险与不过度增加企业负担之间寻求平衡。
三、中国已形成四大特色监管制度,具备显著制度优势
(一)中国发展未来产业的战略定位与现实基础
1.战略定位: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战略引擎
对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引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未来产业发展作为战略任务,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探索新型监管方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等一系列顶层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两大打头阵的战略任务,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为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设定涵盖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等5个方面的20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2.5%,109项重大工程中有28项直接聚焦于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2.现实基础:中国具备发展未来产业的综合优势与短板
优势方面,我国已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绿色低碳等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一定的技术积累与产业规模。已建成北京规模最大、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已投用5000P高性能智能算力,全区规划算力超过3万P,可支撑上千个大模型并行训练;合成生物领域突破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稳居全球首位。我国具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4亿多人口的超大内需市场为未来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化空间;具备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能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资源的战略性集中配置;具备全产业链配套优势,完备的工业体系为未来产业的工程化、产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模芯云用”“智改数转网联”等方向,已形成一批先行先试的实践成果。多地开展未来产业示范工程与监管创新试点,为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积累宝贵经验。
从共性堵点看,国际高端人才集聚能级不足,尤其缺乏兼具技术洞察与产业转化能力的跨界领军人才;区域同质化布局导致资源分散,部分赛道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标准碎片化和跨域规则不统一抬高企业合规成本;监管制度供给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仍不完善;全球规则话语权不足,面临美欧主导的规则壁垒与技术封锁压力。
(二)中国特色的监管政策与制度探索
1.监管沙盒的梯度化设计:构建分阶段适配的沙盒监管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为构建未来产业监管体系指明了方向。沙盒监管,以其兼顾创新激励和风险治理的机制优势,能够有效破解“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监管困局,创设了一个政企协同演化的“安全空间”。
发现梯度沙盒,在未来产业发现阶段,技术处于知识形态向项目形态转化的关键期,核心风险在于技术失败率高、市场认知度低。对处于该阶段的创新主体给予“包容与鼓励”为核心的制度供给,避免以“成熟产业标准”进行监管。具体构想包括:一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设立核心“发现节点”,依托重点高校和产业园区设立垂直领域节点,各节点独立运行、共享失败案例库,避免重复试错。二是给予入盒科研团队及初创项目高包容度——豁免部分前置审批要求,允许以“虚拟企业”形式开展小范围验证,建立快速退出机制,项目失败可简速注销且信用记录不受影响。三是向沙盒内企业提供验证系统、算力支持等公共产品服务,部署AI仿真系统进行低成本模拟推演,智能匹配资本方和技术导师。
成长梯度沙盒,企业已通过概念验证,进入产品开发和早期市场测试,处于跨越“死亡之谷”的关键期。研究者建议以“审慎与救助”为核心导向。核心构想包括:一是在多个典型城市或行业应用场景设立“成长节点”,企业可同时在多个节点开展限定用户规模和交易金额的市场测试。二是设置自动触发的“安全阀门”——当事故率或投诉率超过动态调整的合理阈值时,系统自动暂停该节点测试,触发监管方与企业共同参与的复盘机制。三是设置阈值动态调整机制,确保监管能力与行业成熟度同步进化。四是政府主动开放国企与智慧城市场景,将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优化中的细分需求打包成标准化“任务包”向沙盒内企业开放。
爆发梯度沙盒,产业进入高速扩张期后,产业价值爆发的“黄金窗口”与风险积聚的“深水区”并存。这一阶段的沙盒监管应以“规范与赋能”为核心导向,即通过将规范内嵌于产业发展进程,形成正向制度激励。具体设想包括:企业达成的关键技术指标可折算为税收减免或政府订单优先权,同时实施阈值动态调整机制,确保监管强度与产业成熟度同步进化。沙盒内积累的合规数据与安全评估记录,可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的信用资产与市场溢价,使合规能力成为产业竞争的关键维度。
标准体系的构建是成熟梯度沙盒的制度基础。标准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关键支撑作用。2016年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三十九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在数据领域,2024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标准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为主线,构建涵盖基础通用、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流通、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七个部分的标准体系结构。该指南提出到2026年底基本建成国家数据标准体系的目标,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制度底座。在产业领域,“标准提升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已上升为宏观政策取向,通过纵深推进标准与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联动实施,以先进标准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常态化运行,是成熟梯度沙盒的治理引擎。在产业进入规模化运行后,监管不再依赖专项治理与临时性联合执法,而是通过制度化、清单化、流程化的方式,将跨部门协同内化为治理常态。具体机制包括:厘清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的权责边界,形成标准统一、信息共享、执法联动的协同架构;建立监管数据的跨部门归集与分析机制,以数据流带动业务流的全程贯通。
国际规则对接是成熟梯度沙盒的战略延伸。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格局加速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规则制定,将国内成熟的标准体系与实践方案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当前,我国在国际标准化领域已取得积极进展: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量子技术等前沿方向,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持续选派专家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在数据领域,国家数据局指导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研制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ISO/IECTR25005-2,已由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批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在数据利用领域的方案正式纳入全球通用规则体系。2025年,我国在人工智能、低碳能源、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共向ISO、IEC提交国际标准提案505项,较上年增长15.83%;牵头制定发布285项ISO、IEC国际标准,同比增长26.67%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标准国际化的系统性与可及性,2025年我国编译发布了441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并专门针对北斗导航、智能制造、网络安全及共建“一带一路”推出标准化专项行动。这些举措为我国产业标准从“国内适用”走向“全球通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通道。
从爆发梯度到成熟梯度的制度演进,遵循着从“特殊监管”向“常态制度”、从“应急响应”向“常态运行”、从“国内规范”向“国际规则”的递进逻辑。爆发梯度在建立规则的同时赋能产业扩张,成熟梯度则以标准化和协同化将规则沉淀为产业生态的底层架构,二者共同构成了未来产业梯度化沙盒监管体系的后端支柱。通过规范与赋能并举、常态与协同融合的制度设计,中国未来产业有望在有序中实现规模化跃迁,在开放中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上述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在于分阶段匹配监管强度与产业成熟度,部分机制在国内已有实践参照。在审批主体方面,现有经验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央行自2019年起推出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采用“持牌金融机构自主申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初审、总行复核”的流程,体现了“央地协同”的审批架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则由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管理规范,地方政府组建测试联席工作组实施审批,形成了“国家定规则、地方做准入”的协作模式。未来产业“梯度沙盒”审批体系,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顺科技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牵头角色,以“节点管委会—部省联审—跨部门联合”的递进结构匹配产业生命周期。
在出盒标准的量化方面,现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已形成可参考的指标体系:企业须累计完成一定里程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且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责任事故,方可进入下一阶段或申请商业运营许可。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中,测试期通常设定为1-2年,企业须在申请时提交明确的测试周期和规模上限。“梯度沙盒”出盒机制在此基础上扩展为“技术验证目标达成”“测试周期届满”“合规记录与安全指标达标”等可量化维度,并将失败项目的简速出盒纳入制度设计,以避免僵尸项目和资源空转。
在监管责任划分方面,北京、上海等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管理规定已明确,道路测试产生的交通违法和事故责任由测试主体承担,监管方负责审批与监督检查。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申报机构须定期报告运营与风险状况,监管机构实施动态监测。“监管沙盒+属地管理”双重责任机制、数据实时接入国家监管平台、以及“谁审批谁负责”的责任链,均可在上述现行制度中找到雏形。考虑到试验事项可能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适用边界,立法对特定区域和领域的试验活动进行临时授权或豁免,是确保沙盒运行于法治框架下的必要制度保障。此外,容错免责与责任不可转嫁原则的平衡,构成了监管责任制度设计的两个支柱:一方面通过特定情形下的监管责任豁免,为创新试错提供制度空间;另一方面明确技术缺陷或管理疏忽导致的消费者损害赔偿责任,始终由入盒企业承担,不得向监管机构或公共财政转嫁。
2.全生命周期风险监管体系实现风险全链条可防可控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是应对未来产业风险特征的关键制度创新。这一体系打破了传统的事后监管和分环节监管模式,构建覆盖研发、训练、部署、应用、迭代全流程的风险监测与防控机制——在研发环节,重点防范技术路线偏差和基础理论缺陷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训练环节,着力应对数据偏见、算法歧视、价值观对齐失效等内生性风险;在部署环节,聚焦安全评估、压力测试和人机交互边界设定;在应用环节,强化运行监测、事故预警和用户权益保护;在迭代环节,防范模型更新引入的新风险以及版本碎片化带来的安全漏洞。
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与梯度化沙盒监管体系,并非两套独立的制度安排,而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耦合关系。两者的共同指向,是构建一个既能匹配技术迭代节奏、又能守住安全底线的未来产业治理体系。其内在逻辑可以这样理解:全生命周期管理是“纵向坐标”,界定的是风险监管应覆盖技术发展的哪些环节;梯度化沙盒是“横向分区”,界定的是不同产业成熟度阶段应匹配何种监管强度与制度工具。二者在纵与横的交汇点上,形成具体的制度设计。如果说全生命周期管理回答的是“何时管、管什么”的问题,那么梯度化沙盒回答的则是“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前者沿着“研发—训练—部署—应用—迭代”的技术生命周期展开,后者沿着“发现—成长—爆发—成熟”的产业发展阶段递进,两者交织构成一个矩阵式的监管架构。在这个矩阵中,每一个坐标点都对应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同样是“部署”环节的风险管理,在发现梯度可能仅需实验室内的原型安全说明,在成长梯度则需限定场景的许可准入,在爆发梯度须经严格的第三方安全评估与认证,在成熟梯度则进入标准化的合规审查流程。这正是“一体两面”的核心意涵——同一风险维度,不同发展阶段,监管工具的强度与形式随之调整,而非“一刀切”式的统一标准。
这种耦合关系亦可从制度功能的互补性来理解。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的是风险识别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未来产业的风险并非静态孤立,而是沿着技术链条传导、累积和放大,可能在应用阶段演化为大规模算法歧视;迭代环节的版本管理失序,可能引发部署侧的安全漏洞。因此,必须将风险管控嵌入技术演进的每一个环节,形成全链条的可追溯、可审计、可问责体系。梯度化沙盒提供的则是制度响应的阶段适配性与动态弹性。产业从萌芽到成熟,其风险类型、风险规模和风险承受能力都在动态变化,监管制度若不能随产业成熟度同步演化,要么因过早介入而扼杀创新,要么因介入过晚而酿成系统性风险。梯度化沙盒通过预设的阶段转换机制,当产业跨越某一梯度阈值,监管强度、审批主体、合规要求自动切换,实现了监管能力的“按需供给”。
以人工智能为例,可更直观地展现这一矩阵架构的实际运作。研发环节,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在模型架构设计阶段即嵌入安全考量,而梯度化沙盒在发现梯度的制度供给则是研发风险预警和学术同行评议,监管强度以“包容”为基调。训练环节,全生命周期管理聚焦数据质量和算法公平性审查,在成长梯度则需完成部署前的安全评估与偏见测试,监管强度升级为“审慎”。部署与应用环节,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运行监测和事故预警,在爆发梯度则启动动态监测、算法审计和安全阀门机制,监管强度提升至“规范”。迭代环节,全生命周期管理关注版本管理和模型更新风险,在成熟梯度则建立持续审计与事故溯源体系,监管进入“常态协同”轨道。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风险识别能力越强,梯度化沙盒的阶段切换就越精准;梯度化沙盒的制度弹性越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落地阻力就越小。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从更深层的治理哲学看,这套“纵向覆盖、横向分区”的耦合架构,本质上是在回应未来产业治理中的一对根本性张力——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全生命周期管理追求的是规则的确定性:企业需要清晰知道,在技术的每一个环节,监管要求是什么。梯度化沙盒追求的是规则的灵活性:监管应当根据产业的不同发育阶段,匹配不同的制度温度。单一强调全生命周期管理,容易滑向僵化的“全流程审批”,重蹈传统监管的弊病;单一强调沙盒,则可能沦为碎片化的个案豁免,缺乏系统性的风险覆盖。两者的耦合,正是试图在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以全生命周期为骨架,建立不可逾越的风险底线;以梯度化沙盒为血肉,赋予制度自我调适的生长能力。
在发现梯度,技术处于从知识形态向项目形态转化的初期,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点是研发环节。这一阶段应设置研发风险预警机制:对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进行同行评议,对训练数据的来源合法性和质量进行初步审核,将技术失败风险控制在实验室内,避免有缺陷的技术原型过早进入应用领域。监管强度以“包容”为基调,风险防控重在预警而非拦截。在成长梯度,企业进入产品开发和早期市场测试阶段,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点延伸至训练和部署环节。应建立部署前的安全评估与认证制度,包括算法公平性测试、数据偏见审查、对抗性鲁棒性评估、以及限定场景下的压力测试。这一阶段的制度安排,既要防止未经验证的产品大规模流入市场,又不能因过度审查将创新扼杀于“死亡之谷”。在爆发梯度,产业进入高速扩张期,产品大规模推向市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心移至部署和应用环节。应强化运行中的动态监测与算法审计:建立事故率、投诉率、数据泄露事件等关键指标的实时监测体系,对算法决策进行定期审计和可解释性评估,设置自动触发的安全阀门——当风险指标超过动态阈值时,系统自动暂停相关应用,触发监管与企业的联合复盘。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以风险分级为核心,本质上是“强全生命周期管理、弱阶段差异”的路径——即无论产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均以统一的风险等级分类适用相应规则。美国则偏向“弱全生命周期管理、强产业竞争导向”——以保持竞争力为优先,全流程监管相对宽松,重点在出口管制和国家安全层面设限。中国正在探索的路径,是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纵向全覆盖”与梯度化沙盒的“横向阶段适配”相结合,既吸收欧盟风险分级的制度理性,又借鉴美国竞争导向的灵活性,同时立足自身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走出一条兼具系统性与弹性的未来产业监管道路。
3.法治保障与协同治理
法治是未来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协同治理是破解跨领域创新难题的关键路径。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合成生物、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这些新兴技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跨领域融合性和颠覆性特征,对传统的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治理体系不能及时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要么会因为监管缺位导致风险失控,要么会因为过度监管扼杀创新活力。中国正立足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优势,加快构建立法引领、制度支撑、部门协同、地方试点的四位一体治理体系,努力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为未来产业发展营造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这一治理体系的构建,不仅是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未来产业治理规则制定的重要基础。
重点领域立法进程正在全面加速,为产业发展夯实制度基础。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最稳定的预期。对于未来产业而言,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规范行为、防范风险,更在于明确发展方向、稳定市场预期、保护创新成果。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其立法工作受到了全球各国的高度关注。欧盟于2024年正式生效了全球首部综合性人工智能法案,韩国也在2026年初正式施行人工智能基本法,美国则采取了分散式立法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中国的人工智能立法工作坚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同时注重体现中国特色。2026年,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已进入关键阶段,司法部部长贺荣在全国人大会议 "部长通道" 上明确表示,将加快研究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草案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部法律将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既明确不可触碰的安全和伦理红线,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又为产业发展预留充足空间,避免过度监管对创新活力造成不必要的抑制。在国家立法稳步推进的同时,地方层面也在积极探索先行,多地已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纳入立法工作计划。
以杭州市为例,其出台的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构建了覆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应用赋能、安全管理的全链条制度体系,创新推出了编码追溯、沙盒监管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制度安排,为国家层面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除人工智能外,低空经济、量子信息、合成生物等其他未来产业的立法工作也在同步谋划推进。低空经济作为融合了航空、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新兴产业,其发展涉及空域管理、安全监管、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需要专门的法律制度予以规范。量子信息和合成生物则涉及国家安全和人类伦理等重大问题,同样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发展边界和责任主体。各项立法工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产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注重制度的系统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数据要素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为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数据确权难、流通难、保护难等问题一直是制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瓶颈。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也就是“数据二十条”,创造性地提出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为破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三权分置”制度打破了传统绝对产权的僵化模式,承认了数据在生产、流通、加工、使用等不同环节存在不同的权利主体和利益诉求,通过产权结构性分置实现了数据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价值共享。依托“数据二十条”确立的总体框架,中国正加快细化落实相关配套制度。国家数据局持续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建设,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多地已率先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发放了首批数据产权登记证书,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奠定了基础。在完善数据基础制度的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在不断健全。知识产权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对于技术密集型的未来产业而言尤为重要。
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一全球版权领域的前沿问题为例,中国司法机关已展开积极探索,确立了以独创性投入为核心的审查路径,明确了不同创作模式下的版权归属原则。这一审查路径既保护了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又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同时,司法机关也明确划定了以AI为工具实施侵权行为的法律边界,强调AI并非侵权“挡箭牌”,利用AI技术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业自律也在不断加强,多家权威单位联合签署公约,确立AI语料使用的基本原则,倡导“先授权、后使用”,从源头遏制侵权乱象。在算法监管与侵权责任方面,中国正构建能够穿透 "算法黑箱" 的监管体系,强化算法备案与可解释性要求。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应用场景适用差异化的归责原则,对于一般应用场景可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医疗、自动驾驶等高危领域则参照高度危险作业适用严格责任,同时探索建立强制保险制度分散风险。这种差异化的监管和归责体系,既能够有效防范高风险领域的安全隐患,又能够为低风险领域的创新留出足够空间。
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正在逐步健全,着力破解“九龙治水”的体制性难题。未来产业的跨领域融合特征,决定了其治理不能依靠单一部门,必须构建多部门协同的治理格局。传统的按行业划分的政府管理体制,在面对跨领域创新项目时,往往会出现职责交叉、监管重叠、标准不一等问题,导致企业面临多头审批、重复检查等制度性交易成本,甚至出现“不管失职、管多抑制”的两难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从顶层设计入手,不断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研究审议国家科技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中央科技委员会的成立,从根本上解决了跨部门协同的领导体制问题,形成了科技工作全国“一盘棋”的基本格局。
在中央科技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形成部际协同、央地协作的工作格局,围绕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专业领域制定专项政策文件,形成完备的未来产业政策体系。在具体操作层面,各地正在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通过流程重塑和数智赋能,将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一次办”。针对融合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与合成生物数据处理的精准医疗云平台这类跨领域创新项目,部分地区已建立“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的联合审批机制,企业只需提交一次材料,即可完成所有相关审批手续,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各地还在探索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负担。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跨部门协同效率,为未来产业发展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政务环境。
区域先行先试与制度创新蓬勃开展,为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和发展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指导下,鼓励地方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先行先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未来产业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新兴领域,通过地方试点探索不同的治理模式,既能够降低全国层面制度设计的风险,又能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当前,各地正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制度创新实践。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具有雄厚的基础。北京亦庄布局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基地,创新引入监管沙盒机制,让数据在安全合规中高效流通,同时成立北京人工智能标准化研究院,以标准引领产业规范发展。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正着力打造国际数据港,聚焦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着力构建规则互认、载体赋能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在人工智能应用和制度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杭州出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创新推出编码追溯、沙盒监管等制度,在坚守安全伦理底线的同时为技术创新预留了充足的试错空间。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对此评价称,这一地方性法规的出台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许多条款正是基于对产业发展痛点与难点的精准把脉。
以广州为例,广州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周期监管服务体系,实现无感准入、轻装上阵。企业开办手续最快0.5天即可办结,显著提升了办事效率。此外,3月18日上线的AI版市场监管在线服务平台,实现智能化审批,审批效率提升90%,将智能化服务深度融入市场监管工作,以“广州速度”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助力全国一体化营商环境建设。除了这些一线城市外,其他地区也在结合自身优势开展特色化的制度创新。宁波宁海创新推出“沙盒监管”模式,将监管沙盒引入涉企行政检查,实现企业从被动迎检到主动“点单”的转变。郑州在全国率先试点推行企业公示信息“沙盒监管”新模式,以精准分类监管实现对守信企业“无事不扰”、对失信行为“精准亮剑”。这些各具特色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全国未来产业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未来产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治理体系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来产业治理模式,为全球未来产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未来产业面临三大挑战,需通过迭代治理、跨部门协同、区域规则统一精准破局
当前,技术迭代速度与制度演化节奏之间存在结构性落差。合规标准长期空白导致企业“不敢干”、监管部门“不敢放”,且中国在多个前沿领域已步入“并跑”“领跑”阶段,外部可参照的成熟监管模板极为有限。针对这一困境,应坚持“阶段适配、规则跟随、底线先行”的总体策略,将制度供给本身视为随产业演进同步迭代的动态过程。未来产业的监管不宜追求“一步到位”的完美规则体系,而应采取“迭代式治理”路径,在确立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与伦理红线的基础上,根据产业发展进程逐步完善配套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于喆指出,“未来产业内部的基础经济特征存在差异性,市场规模有大有小,生命周期有的刚起步、有的已到快速发展初期,技术复杂度各异,需要根据其特征维度进行差异化实践指引”。
未来产业的跨领域融合特征与纵向分割的部门管理体制之间存在深层摩擦。跨界创新项目常需在多个部门之间串联审批,制度性交易成本高昂。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跨部门联合治理机制,实现“一个口子对外”。周黎安教授的“行政发包制”理论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分析框架——纵向发包与横向竞争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在强化激励的同时,也导致跨部门协调成本偏高 。在制度设计上,应建立跨部门联合治理专班或协同平台,作为未来产业准入与监管的统一对外窗口;实行首问负责制,由首个接洽部门牵头协调全流程审批;推行并联审批,将串联链条压缩为平行推进;强化信息共享,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施“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机制,减少重复检查。在权责界定上,通过清单化管理明确每个环节的牵头部门、配合部门与兜底责任主体,消除“谁都管、谁都不兜底”的治理真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效便捷准入机制”,正是从准入端对这一问题作出的系统性回应。进一步推动跨部门协同从临时性专项协调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架构,将协调成本内化于制度设计而非转嫁给创新主体 。
各地在未来产业布局上的积极行动,在推动先行先试的同时,也衍生出政策标准不统一、试点成果难以跨区域复用的碎片化问题,企业跨区域经营需额外承担合规适配成本。对此,应坚持国家定统一框架与底线规则、地方在框架内细化落地的总体原则。学术研究指出,破解标准碎片化的关键在于建立“中央定底线标准、地方差异化探索、区域间互认互通”的多层次标准协调机制 。具体而言,国家层面应聚焦安全底线、核心伦理准则以及跨区域互认的基础性标准,如自动驾驶测试车辆类型分类、数据回传基本要求、低空飞行安全间隔等核心参数,为地方探索提供统一参照系。
地方则负责差异化场景探索与具体落地路径的设计,例如,北京可侧重复杂城市道路的自动驾驶测试,深圳可聚焦无人机物流配送的低空经济标准,上海可探索跨境数据流动的分类分级管理,各地经验经评估论证后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同时,应建立规范的区域间标准互认机制,防止标准差异演变为隐性市场壁垒。推动城市群联动发展、流域经济协作等模式,实现区域间监管政策协同与产业分工协作。202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已有代表委员建议“国家层面明确粤港澳大湾区为‘国家人工智能制度型开放试点区’”,并“创设人工智能监管沙盒与风险容错机制”,这种以区域一体化推进规则统一的思路,为从分散竞争转向协同创新提供了制度路径 。
(四)中国监管思路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中国未来产业监管体系的构建,遵循“顶层设计锚定方向、地方试验提供经验、全国推广形成制度”的渐进式路径,形成了“自上而下”战略引领与“自下而上”实践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在顶层设计维度,“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以国家战略文件的形式为新型监管工具的探索提供了最高层级的制度授权与政治合法性。这一顶层安排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它确认了“沙盒监管”等新型工具不再是地方性的临时政策创新,而是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取向,为各级监管部门提供了明确的行动依据;其二,它并不以统一立法的方式过早固化为单一模式,而是为地方的差异化探索预留了充分的制度弹性空间。在地方实践维度,各先行地区已围绕新型监管方式形成了多维差异化的试点经验,且呈现加速迭代态势。
北京亦庄布局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基地,创新引入“监管沙盒”机制,推动完成“监管沙盒”3.0版迭代,发布全国首个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累计开放200余个高质量数据集、覆盖20个行业,并设立大模型生态服务站,面向企业提供公益大模型备案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将企业大模型备案周期压缩50%以上。杭州则从立法层面切入,出台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地方性法规——《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共七章50条,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定义,探索建立编码管理制度与沙盒监管模式,为这一前沿产业构建起覆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应用赋能、安全管理的全链条制度体系,被业界视为具有标杆意义的立法实践。广州出台《人工智能OPC沙盒监管实施方案》,为AI时代“一人公司”定制全周期监管服务体系,新增OPC主体“无需申请、无需推荐、自动入盒管理”,以“无感准入”将制度性交易成本压至最低。上述地方实践表明,中国式政策试验的独特优势在于通过在有限地域和特定行业进行风险可控的制度试验,能够以较低试错成本验证新型监管工具的有效性,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复制推广,实现制度创新的规模经济效应。这种“局部试点—经验萃取—全国推广”的路径,与美国各州分散立法可能导致的统一市场割裂、欧盟“先立法后实施”面临的产业竞争力削弱相比,展现出更强的制度韧性与实践适配性。
发展与安全统筹推进。中国未来产业监管的理念在于摒弃“为安全牺牲发展”或“为效率放任风险”的两极思维,构建一套能够在约束条件下实现动态最优的制度架构。发展与安全并非零和博弈中的对立变量,而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制度体系中的内生变量。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为框架,监管的介入时点与强度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梯度化调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健全覆盖安全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在概念验证与早期市场阶段,以“包容”为导向,重在为创新“松绑”;在高速扩张阶段,以“规范”为导向,重点防范算法歧视、数据滥用、消费者权益受损等系统性风险;在成熟应用阶段,以“协同”为导向,实现标准体系与国际规则的全面对接。
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中国未来产业治理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在于能够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性需求,灵活配置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功能边界,实现二者的互补性协同而非简单替代。在市场失灵显著的早期阶段,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平台、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政府发挥“补位”功能,是产业萌芽期的关键制度供给者。具体而言,政府承担三重角色:规则设计者与容错者,为处于监管灰色地带的前沿活动提供合法性空间;首单购买方与首批应用方,由政府部门、国企及事业单位率先采购尚未形成市场规模的创新产品,打通产业化“最初一公里”;公共平台建设者,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算力调度枢纽、高质量数据集、检验检测中心等产业共性基础设施。
在资金供给层面,2025年12月,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中央财政全额出资1000亿元,存续期20年,预计将撬动万亿投资资金。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数量2178只,总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产业类和创投类引导基金数量为2023只,总规模突破10万亿元。已出台的《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的工作办法》在国家层面首次对政府投资基金的布局和投向作出系统规范,要求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聚焦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领域,明确了政府资金的战略导向功能。进入产业化成熟阶段后,政府则主动收缩直接干预边界,从“全能监管者”转变为“规则设计者+容错者+搭台者”,将更多资源配置空间让渡给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其活力与创造力,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协同投入格局。这种动态角色转换机制,是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核心标识,它追求的不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而是政府与市场在不同阶段的精准耦合。
制度创新与产业政策深度融合。中国未来产业监管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监管制度创新并非独立于产业政策之外、对产业形成外部约束的单向工具,而是内嵌于产业政策设计逻辑的核心要素,与产业政策之间构成了深度耦合的共生关系。这种融合体现在三个关键制度安排上。
其一,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从政策逻辑演变来看,2024年提出“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2025年要求“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解决资金来源与持续性投入问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标志着制度设计从解决“谁来投、投多少”的阶段,迈入统筹解决“投下去之后,风险谁来分担、失败如何消化”的深水区。这一机制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多元且接续的资金支持体系与风险分担网络,将产业发展激励与安全保障机制融为一体:一方面保障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足额资金供给,另一方面通过风险分担解除创新主体的“后顾之忧”,降低“不敢投、不愿投”的制度性抑制。数据表明,2026年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已进入加速期,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以及政府投资基金投向指导体系的完善,正推动形成覆盖从种子期到成熟期的多元接续资本链。
其二,监管沙盒的梯度化体系。沙盒监管的设置遵循产业生命周期进行梯度化设计,将监管强度的调整节奏与产业成熟度的提升节奏相校准,实现制度供给的时效性与精准性。这种梯次设计使监管本身成为一种产业发展助推力量——在发现阶段“松绑”、成长阶段“护航”、爆发阶段“规范”、成熟阶段“赋能”,将“监管即成本”的传统范式转换为“监管即竞争力”的新范式,使规范的力量从企业对冲的约束转变为产业升级的内驱。
其三,数据“三权分置”的产权制度安排。“数据二十条”创造性地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跳出传统所有权思维定式,将治理焦点从“数据归谁所有”转向“谁对数据享有何种权利”。这一制度创新的产业意义在于:以持有权保护持有秩序与数据控制安全,以使用权规范内部加工处理行为,以经营权激励数据流通交易与价值变现,三项权利相互配合、相互制衡,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权配置体系。对企业而言,“三权分置”显著降低了数据流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无需纠结于抽象的“所有权”归属,只需明确具体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即可开展交易,在不转移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价值变现。这一制度既解决了数据安全的底线约束问题,又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奠定了产权基础设施,是“在规范中发展”的典型制度范本。
(1)既有政策落地效果及后续增量政策出台进展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到位。(2)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基本面下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剧。(3)战略性行业发展周期长,政策性红利出尽后市场预期降温,可能导致短线大幅震荡。(4)美国资本市场波动增大,A股市场面临潜在情绪面冲击。(5)关税及国际贸易争端升温,国际经贸不确定性加剧。地缘政治摩擦仍未彻底解决,全球安全风险仍未完全解决。
胡玉玮:首席政策分析师。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杨旭泽:中信建投政策分析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财政政策、金融监管等。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未来产业监管模式研究:国际比较与中国路径》
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6月6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胡玉玮 SAC 编号:S1440522090003
SFC 编号:BWP409
杨旭泽 SAC编号:S144052507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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