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出发,驶过近20公里的蜿蜒山路,就是西河村。
乍一看,这个村子背枕青山,面朝溪流,一派乡野秀色。但在村里略走几步就会发现怪异之处:整个村子,根本看不到一个人。除了坍圮的房子,就是丛生的杂草,和从河流上游冲下来的,无人收拾的垃圾。
这是2013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罗德胤所看到的画面。
2013年的西河村
西河村位于河南新县中部,地处大别山区腹地,是革命老区,也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全村户籍人口350人,实际只有39名老人和孩子留守。罗德胤来到这里,是应当地政府邀请,对全县乡村进行公益设计,助力脱贫致富。
在实地踏勘之后,罗德胤发现西河村的地形很特殊,村落紧贴山脚,河道和民居离得极近。古代这是用地紧张的劣势,但放到今天,就是天然的滨水社区。更难得的是,古人在河岸种了百年枫杨,夏天遮阴、冬天透光,形成了“河道、古树、民居”三位一体的生活空间。
基于这个核心价值,罗德胤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激活河道,让亲水空间回归生活。他坚持最小干预,全村只拆了一栋突兀的红砖房,所有施工都由本地村民完成,最大程度保留原生风貌。设计团队把废弃的老粮库改造成村民中心和茶油博物馆,整治河岸河道,打造滨水步道、休闲平台,让河道重新成为村民的生活中心。
奇迹很快发生了。改造过程成功激发了村民们的主体性,许多外出务工的村民选择回到西河,一开始是帮着干活,后来就顺便开起了民宿、农家乐。一位村民说:“我就想反正我们西河人把西河建好了,受益的还是我们西河人。”
改造后的西河村河道景观和粮库
2016年,中国乡村复兴论坛在西河村举办,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聚在西河,这是此类论坛第一次在农村召开。随后,来自省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到2019年,竟创下30万游客量的纪录,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00万元,顺利实现全体脱贫。
而此时,距离罗德胤造访西河,不过短短六年。
多年来,罗德胤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的乡土村落里,一边调研、记录,一边规划、保护。经他之手的案例,既包括元阳梯田这样的世界遗产,也包括松阳杨家堂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村落。
云南哀牢山区,元阳哈尼梯田的垂直地貌
“乡土建筑遗产在人类的情感和自豪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1999年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中最广受引用的句子。罗德胤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一度被抛却的情感,重新带给乡土中的人们。
今天,借由其新书《大地居所:中国乡土建筑史诗》,我们一起来看看乡土建筑背后的故事。
1992年,罗德胤在广东翁源县参加高考。当时,金融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填报高考志愿时,就有亲戚动员罗德胤去深圳大学的金融系。
彼时的深圳大学还是一所二本,因此罗德胤的志愿表里,第一栏,也就是“重点栏”是空着的。他的高中校长见状就跟他说,“你这个成绩好的人前面不能空着,无论如何要填一个”。罗德胤于是打听了一下上一年比较难考的高校和专业,被告知“清华大学建筑系”,便顺手把它填进了志愿表里。“要么赌一把能上,要么我就老老实实去深圳大学学金融。”
巧的是,因为前一年清华建筑系分数线过高,导致当年的高分考生普遍不太敢报,罗德胤由此被意外录取了。
罗德胤
建筑系的本科学制有五年,最后一年要选择毕设小组。当时,罗德胤对建筑历史比较感兴趣,刚好乡土建筑小组准备去广东做调查,希望能招募几个广东本地懂方言的学生,身为广东人的罗德胤便加入了。
在乡土建筑小组,罗德胤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恩师,时年67岁的带队老师陈志华。他是当时享誉中国建筑学界的人物,曾师从梁思成,学术生涯早期以研究外国建筑为主,在退休后又牵头发起了国内乡土建筑研究,是一位兼具中外视野、擅长以社会学眼光审视建筑价值的学者。
1997年摄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研究办公室,左一为陈志华先生,左三为罗德胤
1996年深秋,小组一行8人来到广东梅县的侨乡村,正式开展乡土建筑调查。调研的对象,是客家人典型的居住建筑类型之一——围龙屋。正是这趟南国之旅,令罗德胤真正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与老一辈建筑学者强调单体建筑的结构、材料、工艺不同,陈志华更感兴趣的是人与建筑的社会关系。除了对村中的几十座围龙屋开展测量、拓印、制图,他还带领学生们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们促膝长谈,查阅族谱,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人文和家族迁徙播衍的状况。
这些看似与建筑本身关系不大的调查,是陈志华研究路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989年乡土建筑小组成立之初、他在浙江建德新叶村调查(同时也是全国第一个乡土建筑课题研究)时,就提出了“整村保护”的思路,即不仅要保护那些高价值的单体古建筑,也要保护在功能上与其衔接的磨坊、粮仓、祠堂、家塾、戏台等等,更要保护这些古建筑所依存的村落布局、历史风貌、自然环境、民俗文化。他将这一理念浓缩为高度精炼的七个字——“要有人,要有生活”,常常把它挂在嘴边。
新叶村“山-村-田”布局,楼庆西摄影
多年后,罗德胤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感慨万千:
“在那个秋天,我感觉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了乡土建筑这本‘史书’,体会到建筑与历史、社会结合所产生的巨大魅力。那是一种远超形式与技术的、深沉而广阔的知识吸引力。”
说到底,这种吸引力的根源在于与人的联结。转过年来的那个春节,罗德胤趁返乡的机会再度赴梅县做补充调查。等再回北京,他的包里已经塞满了侨乡村村民送给小组成员们的礼物——客家人特有的年节食品油炸果,满满好几口袋。
这次在梅县的调查,最终汇集成一本资料丰富、记录翔实的《梅县三村》,其中还包括了一张由小组全体成员共同绘制的、近5米长的侨乡村总平面图,这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尚属首例。
侨乡村总平面图局部,取自陈志华、李秋香著《梅县三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此后,罗德胤在清华建筑系一路攻读,从硕士到博士,又从讲师到副教授。他继承了陈志华的衣钵,开始带领清华乡土组的成员下乡探访。接手的第一个大课题,是跨度长达4年的“仙霞古道”研究。
这是一条沟通浙闽的千年古道,沿线散落着丰富的乡土聚落和建筑。四年下来,他的团队积累了大量的测绘图纸、访谈记录和地方文献,最终形成了5本书稿,包含关于这条古道方方面面的信息。罗德胤自认为这些书稿做得颇为扎实,可结题时拿给陈志华先生一看,却遭到他的“当头棒喝”:
“这套成果像‘志’,不像‘史’。”
罗德胤反复咀嚼老师的这句话。自古以来,编志者芸芸,而修史者寥寥,前者是资料的堆砌、现象的罗列,而后者则需要有灵魂、有主线,有对内在逻辑的洞察和梳理。罗德胤认为,自己对仙霞古道的调查工作确实详尽,但缺乏一根能将所有材料串联起来、揭示出聚落变迁背后深层动力的“金线”。
陈志华的这次批评,后来被罗德胤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令他从满足于“描述”开始转向追求“解释”。
罗德胤与陈志华先生合影,2008年摄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研究办公室
2010年,在一次田野调查中,这根“金线”终于清晰了起来。
那是在山西清徐的清源城,汾河与白石河在此交汇,冲刷出一片开阔的谷地。这里是山西中部交通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北距太原仅30公里,正好处在吕梁山区与太原盆地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明清时期,商业颇为繁荣,甚至后来还衍生出了火药产业。
站在汾河之畔,罗德胤一遍遍思考这些资料之间的联系。吕梁山下的冲积平原、悠久的粮食种植史、发达的酿醋业、城墙一半包砖一半裸露夯土的独特现象、明末突然出现于城内的东湖、依托东湖而兴起的土盐和火药制造业……
所有线索一点点拼凑,直到某个瞬间,灵光突然闪现,一条“从洪水到火药”的“金线”,终于浮出水面。
从白石沟看清源城。白石河永远是清源城的“悬河”
一切的一切,都肇始于河流周期性泛滥的洪水。洪水让原本高盐碱度的土壤变得肥沃,由此带来发达的农业,吃剩的粮食就拿来酿醋。与此同时,洪水还令部分土地出现“脱盐”和“返盐”现象,使其表层土盐分浓度升高,甚至析出“白毛”。在官盐昂贵的年代,当地百姓就拿这些土来熬煮炼盐,其副产物火硝就是制作火药的关键原料。
想明白这些,这座古老的城池,终于开始在罗德胤眼中鲜活起来,从静止的对象物,展开成一部绵延的乡土社会史。
自此,“挖特征、抓主线”的思维成为他研究工作的核心方法,于是就有了开头在西河村的那一幕,也就有了新书《大地居所》的核心思路。
粮食、安全、组织、信念如何从乡土建筑中还原出一个乡土社会的独特命运?
社会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身处其中的人的各种需求。作为最直观的人造物,存续于乡土社会中的各类建筑,与人们的需求息息相关。因此,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大地居所》的分析框架,那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些乡土建筑,究竟是为了解决彼时人们的什么问题?
罗德胤将其切分成了四个彼此紧密衔接的部分:粮食、安全、组织、信念。社会心理学中有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上述框架结构可谓与其紧密对应。
在书中,罗德胤为这一框架选择了16个极具代表性的古村落,予以详细解读。
河北蔚县古堡,曾是罗德胤在博士期间首个独立承担的完整乡土研究课题。这里地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属农牧交错地带,气候干旱,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条件几乎达到极限。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里的聚落诞生出了以粮食为核心的高效生产体系,暖泉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暖泉镇因泉水得名,也因泉水而兴盛,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几乎全都仰赖于此。聚落空间因而以泉水为中心,形成两条主要轴线,在轴线周围,密布着围绕水源和粮食而生的各类建筑:祈雨的龙王庙、交易的米粮市、护泉的华严寺,以及缸房、油房、水碾房等加工生产空间。
暖泉镇的水碾房不同于别处,它不以河流为动力,反而依靠水渠引来的泉水。在镇南,坐落着7座水碾房,在满足粮食加工基本需求的同时,还产出胡麻油、麻糁等副产品。
泉水对暖泉镇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对泉水的管理深入到了社会结构和日常规范之中。为平衡用水需求,镇上形成了灌溉轮序制度,清明节后引南渠水浇菜地,立夏后开东渠灌溉白麻,由村长协调用水纠纷。甚至,在泉水下游还设置了专门的沤麻池和洗衣区,以避免污染水源。
暖泉镇平面图
在满足温饱需求之后,就是对安全的需求。在广东高要,西江稠密的水网孕育了平坦肥沃的农田,也带来洪灾的巨大威胁,甚至有“十年无三收”之说。黎槎村是当地人应对这种洪水威胁的典型案例。
黎槎之“槎”,本义为木筏。在常年遭受水灾的黎槎村,许多人家都备有木船,一旦涨水就划船到地势较高处避难。为此,黎槎村在村落布局和建筑技术上生发出了独特的防灾策略。首先,不同于广府地区常见的梳式布局,黎槎村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一圈圈排屋沿着岸线平行建造,逐渐向内收缩;同时,建筑采用耐水的青砖砌筑,并使用造船用的密封材料进行黏结,最大限度减少房屋被水浸泡后坍塌的危险。
黎槎村最有意思,也最颠覆我们对传统村落常规想象的一点,是它“分散建筑”的安排。一般而言,一户人家的房子总是造在一起,独门独户,但在黎槎村,每户家庭的居住与生产功能却被分解至多个独立房间,并有意散布在村落高、中、低的不同高程上,相当于从你家这间房间出门,走上数百米,又是你家。
这种安排使得每户家庭在低处房屋被淹时,仍能利用高处空间维持生活,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村民之间相互走动和交往的机会,有助于保持整个家族乃至村集体的团结和凝聚力。这一点,在频发的洪水面前显得尤为重要。
黎槎村鸟瞰,徐晓东摄影
由此,安全的需求也进一步衍生出对社交和组织的需求。调查“仙霞古道”期间,罗德胤在浙江江山发现了一个掩映于仙霞岭深山之中的古村,三卿口。这是一个少见的“瓷窑村”,整村为同姓聚居,把“建窑烧瓷”作为家族事业,利用当地丰富的瓷土矿、茂密的松林柴山和湍急的溪流,修建瓷窑,发展瓷业,繁衍生息。
瓷业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手工业,在三卿口村,这种组织是通过宗族来实现的。早期的瓷窑由全族人一起使用,在族谱中记载着极为详细的管理规定:窑工们需要一起承担燃料的成本,而装窑、烧窑这些最关键的环节,则由家族里少数几个技术熟练的人来主导。
由于烧窑对木材需求极为旺盛,族规中还记载了另一条引人注目的规定:严禁偷砍祠堂风水山上的树木,“日获罚钱四百文,夜获罚钱五百文,到祠报者赏钱三百文”。换言之,在伦理教化功能之外,三卿口村的祠堂还兼具了管理经济和公共财产的功能。
每每开始烧窑之前,族人们都会举行仪式祭拜“窑公菩萨”,祈求“这一窑碗都不要烧坏”。每年农历七月,三卿口村都会“迎菩萨”,全村停止烧窑十天,杀猪祭祖。祠堂还会请人来演戏,戏台上下都非常热闹。
三卿口村鸟瞰,沈天法摄影
从物质层面的组织管理到精神层面的行为规范,祠堂作为纽带,联结起一个高度内聚的宗族社会。这一点,在迁徙史占据宗族叙事中心的客家人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罗德胤最初在梅县的考察,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学术理论的阶段性终点。
围龙屋是客家宗族制度最直接的空间表达与物质载体。其建筑形制以祖堂为核心,将中轴对称的厅堂与横屋布局、半月形水塘与弧形围龙相结合。围龙屋的空间分配严格遵循长幼尊卑的原则,是宗法观念在居住层面的固化。
随着客家人逐渐在岭南站稳脚跟,土客矛盾逐步过渡到人地矛盾,围龙屋的防御功能遂逐渐弱化,而生育信仰功能则逐步提升。每年正月初八到十九,围龙屋内会举行独特的“赏丁”仪式,在祖厅中悬挂特制的花灯,又在夜晚把成千上万的孔明灯升上天空,以此向天地报告家族添丁的喜讯。
据2009年的统计,仅广东兴宁一地,就保存有2400多座围龙屋。其能大规模保存下来,与这项传承数百年的仪式对空间的依赖密切相关,它必须依靠祖厅的特定布局和空间氛围才能完成。
侨乡村鸟瞰,梅县南口镇政府提供
16个古村落,16种乡土社会与生活。它们打破了现代人的一个思维定式,告诉我们:古建筑不等于宫、庙、塔、陵。中国历史上99%的人,他们住的是窑洞、土楼、围龙屋、三合院、吊脚楼。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活过、挣扎过、繁衍过的普通人,他们居住、生活的那些建筑,也值得观看、欣赏。
这些建筑让抽象的历史和思想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物质空间。乡土建筑将地域知识、民间信仰、工艺美学和生活方式凝固于砖瓦木石之中,成为一部部“无字史书”。
如今那些精致、庄严的宫殿寺庙变成展品,只供人们参观。但乡土建筑是“活”的。福建土楼里还有人在做饭,祠堂中还在举行祭祖仪式,哈尼梯田边还有人在唱歌,黄岗侗寨的鼓楼下还有老人在议事。它们不是被保护的文物,而是依然在运转的生活。
坐落于山坳之中的黄岗村
一座房子,不只是四面墙。它是中国人如何在山河间生活的全部答案。
正视我们的乡土但遗憾的是,在过去数十年间的现代化进程里,绝大部分古村落都未能像西河村扭转自己的命运。它们所面对的,是愈趋严重的“空心化”问题。
在罗德胤看来,导致村庄空心化的首要原因并不是人的离开,而是公共生活的缺失。村民们从旧的生产生活关系中退出,村庄里,只剩下完全个体化的家庭生活与完全陌生化的市场生活。人们普遍将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视作贫穷落后的象征,一栋栋新房拔地而起,原有的格局随之灰飞烟灭。
佛寺、宫殿,可以作为建筑本身继续存在,但乡土建筑不能。失去了人的参与,它们就是一具具无聊的样板空壳。
在《大地居所》的后记中,罗德胤这样写道:
“如今,城市化浪潮席卷神州,许多曾经调研过的村落已面目全非,甚至消失不见。每念及此,心中不免泛起一丝怅惘。但也正因如此,记录、研究并阐释这些珍贵的乡土遗产,显得愈发紧迫和重要。它们不仅是中华文明多样性的活化石,更蕴藏着应对当代乃至未来挑战的古老智慧。”
从陈志华到罗德胤,从新叶村到西河村,一代代乡土建筑学者始终在探索让现代生活与乡土空间得以共存和有机结合的方法。最简单,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难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观念,正视我们的乡土。
都市生活匆匆忙忙,但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回得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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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2026.7.31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扫码报名点「在看」,给阿信加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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