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不曾远去

今天是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

于敏先生诞辰100周年

没留过洋，全靠自己摸索。

他的研究，

曾填补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隐姓埋名28年，

他为我国氢弹突破发挥关键作用。

每当人们谈论起他所做的贡献

他只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在他口中，“集体”是谁？

在他身边共事过的人眼里，

于敏又是什么样子？

一起听他们口述与于敏先生的故事

1

于敏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

——王乃彦 中国科学院院士

老于，你从未离开。

你的精神，正由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

你点燃的火种，依然在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我第一次听说于敏先生，是在1956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的迎新会上。所长钱三强在迎新会上表扬了一个年轻人，说他是国内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

那个年轻人就是于敏先生。

五年后，我们在苏联碰到了。于敏先生去参加国际会议，我当时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其间，负责照顾于敏先生的生活，并担任他的翻译。

那段时间我们慢慢熟了，我开始叫他“老于”，这一叫，就是大半辈子。

于敏和王乃彦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1960年底，在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四〇一就开始了氢弹原理的探索，并组建“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轻核理论组），于敏先生任该组副组长。

1965年1月，于敏先生和组里大部分成员调入九院理论部，参加氢弹研制工作。1965年，我从苏联回国后，被调往青海海晏县金银滩，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测试工作。

这期间，“老于”一直是我最好的老师和朋友。有问题，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请教。每一次，“老于”都谦逊、耐心地解答。

1966年12月28日，新疆罗布泊，氢弹原理性试验引爆成功。随着大部队撤退后，现场只留下七个人，我是队长，要负责去距离爆心500米外的工号取回记录数据的底片。我们在等了七八天后，作为第三梯队驱车前往现场。

到达工号后，我们提着铅罐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去。地下没有照明，我们凭借着无数次演练形成的记忆，迅速将底片装入铅罐。胶卷冲洗出来后，我们到北京汇报。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于敏都高兴得不得了。

于敏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道：“老王，我们现在更有信心了，因为我们知道威力为什么大了，把你们测的关键数据配上，证明比原来想象得要好！”

这个事情之后，我们接触就更多了。1977年一次试验后，邓稼先先生找到我，需要我和团队用解卷积的数学方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数据的原始意义。我带领团队猛攻了半年，却始终攻不下来。

1978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碰到了同样来参会的于敏先生和周光召先生，二人在听说困境后，说：“行，我们给你弄。”开会间隙，两人就在那里推方程。整整一个多礼拜，推了六页纸。

我把推出来的方程拿给王淦昌老师看，王淦昌大吃一惊：“这两个人还真是国宝呀，数学和物理的功底很深呀。”

与于敏先生的接触中，有一件事让我很难忘。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会后我招呼原子能院的人合影，喊了一声：“四〇一的同志们过来一起拍照合影。”

话音刚落，一个声音从旁边传过来：“我也是四〇一的！我也是四〇一的！”于敏先生快步跑过来，站进人群里。

王淦昌先生在旁边笑着说：“老于原来就是四〇一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于敏先生对原子能院那份深厚的情感。

四〇一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小组在北戴河合影—开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 （二排右三为于敏；二排右四女士为孙湘；二排右五为王淦昌；二排右六为王乃彦）

在我心里，“老于”是良师，更是益友。值得用一生去敬仰、去学习。

注：内容节选自《王乃彦：于敏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一文

2

我记忆中的于敏先生

——张焕乔 中国科学院院士

于敏先生一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私奉献，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和国防科技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功绩永载史册。

我们要继承于敏先生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奋勇前行。

我第一次听说于敏先生，是1956年。那年，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刚进所就听说所里新批准了4名副博士和新提升的副研究员，这其中就有于敏。

1957年，日本科学家朝永振一郎来华访问，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于敏先生担任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先生，当时我坐在台下，看他翻译得流畅自如，心中十分钦佩。

散会后，便跑去问他：“您怎么有这本事？”

于敏笑着回答：“因为他讲的东西我都懂。”

这句话，让我对于敏先生心生敬意，也备受激励，让主修俄语的我在后来的英语学习和科研工作中增添了信心。

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阿格·玻尔来华访问，于敏先生参与接待并担任翻译，还与玻尔进行学术讨论。玻尔觉得于敏先生很有才华，当场邀请他访问哥本哈根，评价他是“sharp”（思维敏锐）的年轻科学家。

左起王乃彦、于敏、张焕乔

1987年，我在实验中观测到一异常现象——垒下重离子熔合裂变角分布的碎片各向异性异常。当时除了向胡济民先生、杨立铭先生请教外，我想到还可以向于敏先生请教，便打去电话希望登门请教这一问题。

于敏先生在电话那头说：“你们来吧，不过我已多年不做基础核物理研究了。”我和刘祖华一同前往于敏先生家中，在书房里汇报实验工作。于敏先生听得很认真，边听边问。

那天，于敏先生对于我们的研究汇报并没有提出负面看法，这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此次登门，于敏先生待人平易谦和，让我印象深刻。

1991年，我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是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利用氘束轰击氘团簇靶，在常温条件下观测到产生中子和质子的两个反应道，分支比接近1。当时冷聚变说法广为流传，我对此存疑，但这项实验结果看起来值得关注，一时间难以判断。

我想请于敏先生从理论层面给予分析，便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他，我本以为于敏会打电话简单交流几句，没想到于敏先生专门回了一封信，信中做了认真的推导计算。

于敏先生给张焕乔院士的推导计算回信

这段往事让我记忆犹新，在我心中，于敏先生是学问做得深、做得实，触类旁通的大科学家。于敏先生关心后学、治学做事一丝不苟的品格，让我感动、钦佩。

注：内容节选自《张焕乔：我记忆中的于敏先生》一文

3

追忆于敏先生高尚品德

——萨本豪

重温于敏先生的事迹，回顾他的品格和精神，这是我们对先生百年的最好纪念。

同时期望后辈科研人能够读懂老一辈科学家奋斗的历程，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向，立大志做好人，为国为民多做贡献，也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增光添彩。

1958年，我第一次见到于敏先生。那年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核反应堆物理设计大组，主要从事原子核反应堆物理设计工作，大组长是黄祖洽。于敏先生是原子核理论大组的组长。那时我们并没有直接的业务接触，但他依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有学者风度，气度沉稳，学问精深，是我由衷尊重的前辈大师。

1960年秋，中央决定：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氢弹理论预研组，我有幸入选成为成员。此后大约半年，于敏先生受钱三强所长的委派，到预研组担任副组长。同在预研组，我与于敏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更难得的是，当时我兼任预研组保密员，得以与于敏先生、何祚庥先生一同在12号楼二层东侧的215房间办公。

坐得近了，看得也清了。

在我看来，于敏先生做科研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沉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他研读文献的方式与别人不同，每次查阅之前，都抱有明确的目标，带着拟定的研究方向和具体问题去研读文献、梳理资料，筛选有效信息。阅读科技书籍，也是为解决实际科研难题而阅读。

当年王承书先生从美国带回一本流体力学著作，于敏先生钻研得透彻细致，真正读懂吃透书中要领，并运用到氢弹理论设计、内爆组件研发工作中。

左起何祚庥、黄祖洽、于敏

我非常有幸，在于敏先生和何祚庥先生指导下完成了人生首篇论文——《高温等离子体状态物质中辐射的Rosseland平均自由程》，得到了两位前辈的肯定：“文章很好地展现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逻辑。”这也是我从于敏先生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我平生撰写学术论文时，始终以此为准则，终身受益。

看望于敏先生（左起萨本豪、于敏、苏宗涤）

于敏先生调入九院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变少了，但我每年春节都会和苏宗涤一同登门拜年。有一年拜年时，我们聊起于敏先生在氢弹攻关中的核心贡献，先生依旧十分谦逊，主动说：“你参与氢弹理论预研比我还早半年。大量基础研究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奋力完成的。”

还有一次聊起周光召先生。于敏先生坦言：“论专业，我和周光召水平相当，但论行政管理能力，我远不如他。”在我看来，于敏先生清醒，客观，既不抬高自己，也不贬低他人，充分彰显出他刻在骨子里的谦逊。

注：内容节选自《萨本豪：追忆于敏先生高尚品德》一文

4

五十余载追随忆前辈

——申庆彪

于敏先生没有留下多少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却以一位伟大的天才的爱国科学家的形象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中。

我最早知晓于敏先生，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求学期间。

1961年夏天，原子核理论讲习班在成都举办。由于敏先生和北京大学物理系杨立铭先生主讲。讲义被印刷成教材，名为《原子核理论讲义》，署名“夏蓉”。

1962年，为我们讲这门专业课的，是张宗烨和王德焴两位老师。他们是于敏先生在原子能所的科研助手。

《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3年7月，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二部（代号四〇一）第四研究室（4室）理论组工作。

1963年9月，随着新一批大学生到来，4室理论组整体人数翻了一番多。4室党支部书记吕广义为我在内的新来的大学生挨个介绍室里专家：包括彭桓武、朱洪元、金星南、黄祖洽、于敏。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于敏先生，他待人十分和蔼，双目清亮有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由于增加了很多新同志，根据工作性质把4室理论组分成了3个小组，我被分到中子输运方程、群常数、核数据小组，自此开始在于敏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我印象中于敏先生对年轻人要求很严格，但是在回答年轻人问题时又是和蔼亲切的。

1964年中子输运方程、群常数、核数据小组部分成员（前排左起：李明寿、盛家田、申庆彪；后排：陈云尧）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久，上级决定把四〇一的氢弹理论预研组合并到九所。1965年1月，30多位同志跟随于敏先生和黄祖洽先生去了九所，只留下六七个人。当时吕广义书记找我谈话——因为我未婚妻在反应堆线工作，组织上考虑让我留下。为此，事后我偷偷大哭了一场。

1988年以后的某一天，上级单位到四〇一检查核数据工作，于敏先生与钱绍钧先生一同前来。先生一见到我，就马上叫出了我的名字，也同时叫出了另一位同事张竞上的名字。

讨论会上，当提到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可用于计算裂变后核数据的模型理论时，于敏先生回过头来说：“申庆彪、张竞上，你们搞理论的是不是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我答：“努力吧。”

这一句嘱托我始终记在心里。

后来，我与夫人田野共同完成一部专著——《平衡态复合核裂变后理论》，第一次提出属于量子力学范畴的常规核反应模型理论的裂变理论。2023年，中英文专著分别由科学出版社和Springer Nature出版社出版，目前该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祝贺于敏院士七十寿辰学术报告会”请柬

1996年8月16日，于敏先生70岁寿辰之际，我应邀参加“祝贺于敏院士七十寿辰学术报告会”。会后合影，还特意和原子能院有关同志单独拍了一张。

祝贺于敏院士七十寿辰学术报告会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第一排左起：储连元、卓益忠、何祚庥、王淦昌、彭桓武、于敏、孙玉芹（于敏夫人）、郑绍唐、张宗烨、余友文

第二排左起：萨本豪、蔡少辉、苏宗涤、张国平、孙永盛、申庆彪、刘恭樑、陈云尧、李沄生、韩文述、赵恩广、陈乐山、赵维勤]

回望与于敏先生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隐姓埋名、为国奉献的赤诚初心。

注：内容节选自《申庆彪：五十余载追随忆前辈》一文

谦逊、严谨、温和、

淡泊名利、不居功自傲……

这些不是谁总结的标签，

是与他相处过的人，共同的记忆。

于敏曾写诗：

“愿将一生献宏谋。”

2019年1月16日，

于敏逝世，享年93岁。

同年9月，获颁首批“共和国勋章”。

他用一生，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

他走过的路，后辈正接续前行。

来源 | 中核集团、原子能院

编审 | 宣传文化中心

编辑 | 刘   雨

校对 | 陈思成

审核 | 罗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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