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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编者按：
《经济学人》杂志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之间的争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持续引发经济学界热议。《经济学人》发文批评阿西莫格鲁的研究“缺乏说服力”，而阿西莫格鲁则回应称该文章为一篇刻意针对他的“攻击性文章”。
围绕这一事件，我们此前发表了唐志军教授的深度评论文章，从阿西莫格鲁的理论体系内部出发，探讨了其贡献与局限。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经济学教授、《大侦探经济学》作者、《凯恩斯文集》译者李井奎，他从经济学研究的路径与范式出发，继续对这一事件展开深度分析。李井奎教授认为，《经济学人》对阿西莫格鲁的批评是来自学术共同体以外的批评，它折射出现代经济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而恰恰是这种差别，致使现代经济科学屡遭质疑，尽管这些质疑很难具有实质上的建设性。
这大半年来经济学界颇不宁静。
人们纷纷从外部和内部质疑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而质疑这门学科到底能够给这个世界提供什么，或者经济学的当前研究潮流能够给这个世界提供什么。
最近英国著名的老牌时政周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公开发文质疑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达龙·阿西莫格鲁的学术研究，让我们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某一个国家存在的现象，虽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外部现实条件。
《经济学人》挑选阿西莫格鲁，应该是有备而来。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是质疑阿西莫格鲁的研究缺乏说服力，实际上也是在质疑整个经济学界。虽然经济学这门学科使用的数学越来越精深，计量的技巧越来越繁复，但对这个世界的解释能力却越来越贫乏。只不过，这种质疑在阿西莫格鲁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25年前，我刚到浙江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时，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在这场会议上，一位海外经济学者在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教授的经济史研究时，指出后者缺乏制度如何塑造增长的实证视角，他便引述了达龙·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和罗宾逊当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关于殖民地经济增长的制度起源的文章。言语之间，这位海外学者对此文充满敬意，我也从此知道了这位在之后二十五年大红大紫的当代经济学家的大名。这篇文章奠定了此后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基调，它被引用了超过23000次，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我的科普著作《大侦探经济学》中“欧洲殖民者的意外死亡”一章）。2024年，这篇文章的三位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因研究制度如何塑造繁荣而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并不是质疑阿西莫格鲁的经济研究质量，更不是质疑他学术不端。迄今，阿西莫格鲁已经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即便是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仍然笔耕不辍，仅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发表了十数篇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往往都发表在经济学界的顶级期刊上。他的这些文章催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全世界以此为生的学者不可胜计。除了这些文章之外，他还撰写了至少七本著作，这还不算他的几本流行教科书，如《现代经济增长导论》。《经济学人》要质疑的，是阿西莫格鲁在经济学界顶端的声誉以及知识影响力是否配得上他的学术成就。
《经济学人》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阿西莫格鲁这样一位社会科学巨匠来说，他的论文给出的各类观点，似乎显得平平无奇，他由之出发对美国政治的批评也缺乏新意。
不得不说，《经济学人》对阿西莫格鲁的批评是来自学术共同体以外的批评。虽然文中也提到了学术界中的一些人士对其研究的不同意见，但“研究结论平平无奇”这样的结论，不会是共同体本身的判断。学术共同体要保证的，是阿西莫格鲁每篇学术论文的模型逻辑是否成立，数据处理以及计量方法是否准确，以及这样的论文放在文献脉络中是否增进了新知。至于结论是否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虽然学者们在文章中也经常鼓吹，但正像著名经济学家阿里尔·鲁宾斯坦所说，删掉它丝毫不影响论文本身，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共同体要关心的事情。因为学术共同体自认为从事的乃是科学的事业，而结论具有多大现实意义和价值则是一个伦理判断，很可能言人人殊，缺乏标准。
所以，这就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人士对这些质疑的反应迥异于外部人士的情况。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约翰·李斯特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力挺阿西莫格鲁，认为《经济学人》的批评有失偏颇，阿西莫格鲁不仅推进了多个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进展，而且他的这些论文都经过了学术共同体的公开辩难，使这些结论有了科学上经得住检视的根基。阿西莫格鲁也致信《经济学人》杂志，不仅抗议该杂志对其本人研究的敌意，更是反驳《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的论点，认为这些论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不能认为阿西莫格鲁遭受的批评只是一个特例，只与他个人有关。事实上，有关当代经济学到底能够给人们提供多少真知这样的问题，早已被提出过不止一次。前几年，白营和贾瑞雪等人合作完成的一篇发表在经济学顶刊上的文章，论证曾国藩利用其湘军集团的个人精英网络镇压太平天国后，大力提拔亲信，使权力向湘军故旧倾斜，削弱了中央集权，从而影响了晚清的国家能力。这篇文章回应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王朝晚期税收可能增加，但国家整体能力却因精英集团崛起而被侵蚀。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张泰苏教授公开质疑，认为白营和贾瑞雪等人的文章使用复杂的计量方法，只是证明了史学界早已形成的共识和常识，对增进新知又有什么贡献？
不过，这样的争论和质疑，似乎对经济学界激不起多少波澜。我相信，这次《经济学人》对阿西莫格鲁的质疑也一样会被经济学界迅速忘记。这样看来，经济学界，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自我繁衍、体内循环的封闭系统。
如果我们真是如此来看待经济学研究者共同体，其实是有失偏颇的。无论是阿西莫格鲁的文章，还是白营和贾瑞雪等人所代表的量化历史研究，都代表着学术共同体的一种努力结果，它们经受住了在这个时代最严苛的同行审查，是这个时代所能推进到的具有科学根基的认知边界。
在经济学进入科学化时代之前，人们信奉的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经济学。比如亚当·斯密提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却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所得到的效果还要大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统一的论证，很可能只是斯密的自然秩序思想的表达，而这种表达的根基并不是理性，而是他秉持的自然神学观念。形而上学的经济学与科学的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是可错的（或可证伪的），需要经验事实加以验证，而前者则全然是观念的展开，观念不错，结论就不会错。形而上学经济学的论证方法虽然已经被科学经济学扬弃，但事实上，在当今经济学界，仍然活跃着各类形而上学的经济学。比如，以米塞斯的经济理论为圭臬的国内奥地利经济学派，他们便是这样一群形而上学经济学人。
那么，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所谓社会科学，有没有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也成为具有坚固知识基础的学科呢？亚当·斯密当然认为这是可能的，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是对牛顿力学体系的模仿，这是连他自己都不讳言的事情。时间来到19世纪后半叶，以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和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兴起，他们把经济学建立在若干人性之上，经由微积分构建起现代经济科学。在那个时代，这被认为是最接近真理的事业，至少，边际革命的创始人们是坚定地这样认为的。虽然有许多波折，但经济学的这番数学化运动，到了20世纪中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以及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为经济学赢得了“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的美称。
虽然科学的标准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但近七八十年来，经济学的这份科学荣誉始终得以保持，这是其他社会科学不能望其项背的。虽然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从业者，比如社会学家，经常批评经济学，但他们除了提出更加宏大的充满着形而上学色彩的名词，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准确定义的模糊概念之外，在科学意义上，很难经受住科学哲学最高标准的检验。当然，这并不妨碍社会学成为显学，因为社会学充满想象力的社会概括能力，很容易吸引大众的情感和意识共鸣。而严格的科学标准却常常远离大众，对真知的推进远不如唤起人民群众的情绪那么受到世人的追捧。
于是，经济学家就成了学术界的蝙蝠。他们想让自己的学科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具有最高科学根基的学问，同时，他们研究的却是与他们的假设格格不入的世俗之人。他们假设行为人理性自利，但现实中的行为人往往在利益计算中混杂着各种情感，这些情感既倾向于掩盖利益诉求而抬高行为人的道德形象，又以是否符合这些情感来褒贬一切理论。当经济学说穿人们的这些心事时，所能得到的当然只能是嘲笑。所以，外界对经济学的批判，经济学界往往嗤之以鼻，倘若不能撼动经济学界秉持的科学标准，就很难对其产生实质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套科学标准是否就代表了追求真理的正确路径呢？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首先，如果从一个终极真理出发来构建社会科学，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论调，是反科学的。其次，所有科学结论都是暂时的归纳结论，都是可错的，而我们通过探究得到的每一个结论，并没有根本的理性基础，大卫·休谟早在18世纪就揭示了这一困境。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得到的任何知识，其最终的逻辑根基都是毫无理性可言的吗？本质上讲，确实如此。
那该怎么办？答案只能是回到共同体，真理只能作为极限存在，是一代又一代探究者在无限延伸的探究后最终会达成的意见。科学结论之所以有效，不在于它能被终极证明，而在于基于它给出的方法能够取得暂时的成功，基于它的预测能够暂时应验。从这个实践意义上，科学方法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可靠的工具，科学标准自然是知识的最可靠标准。这就是当年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现代逻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给出的方案，也是如今被广泛接受的方案。
问题在于，皮尔士这套方案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探究者共同体最终达成的意见才是真理，但这个“最终”只是极限意义上的“最终”，这个条件意味着我们所处的每一阶段，都无法得到这个真理。而在这个无限延伸的探究链条中，很可能有某些阶段会明显地偏离真理，虽然这个探究的无限序列最终仍然是收敛到真理上去的。而这种结果，与外部人士对一门科学的要求显然相去甚远。当然，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受到的批评会比社会科学少得多。
我们现在回到《经济学人》对阿西莫格鲁的批评。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批评明显是无效的，因为结论平平无奇不代表结论不满足科学标准。当这一“看似平平无奇”的结论没有经过探究者共同体的科学方法审视时，它便不具有知识的资格，最多是这位《经济学人》文章作者的个人判断。同样，张泰苏教授和史学界认为的共识，未必是经济学界认可的共识，因为双方秉持的科学标准未必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这些批评虽然很有吸引力，却不具有建设性。我们想当然以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我们对自身经验的盲目自信，或者是对传统权威的无意识跟从，或者是对某种形而上学论证的沉迷，而唯有经过最严格的科学方法检验的知识，才值得信赖。这些批评只有撼动了经济学界秉持的科学方法本身，才能对共同体的探究产生实质意义上的推进作用。
我们对经济学的诸多不满，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当年也是因为有许多对它的不满，才使它变成今天这样的科学经济学状态。我阅读经济思想史，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时代，人们都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不满意。李嘉图不满意斯密，杰文斯不满意李嘉图，马歇尔不满意杰文斯，凯恩斯不满意马歇尔，卢卡斯不满意凯恩斯，今天，我们又对卢卡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传统极为不满意。我相信，这样的不满意还会延续。不同的是，这些不满意前人的学者，革新了经济学这门学科。
我们希望当代经济学能更有人文意蕴，希望它能少些数学，少些计量，多些历史，多些思想。但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当年那些很多历史、很多所谓思想的经济学，会让位给今天这样让人生厌的沉闷学科呢？
一百年前，经济学的从业者人数是很少的，经济学也不是一门可以直接指导实践的学问，它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思想出现的。但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人们对“相信”这件事，走过了权威时代，走过了形而上学时代，走进了今天这样的科学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经济学要想获得人们的“相信”，再诉诸那几乎代表着上帝信仰的“看不见的手”，已经无法取得坚实的信念基础。最顶尖的那群知识精英，他们的信念已经转移，正是他们在定义知识，而不是普罗大众。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外部人士对经济学的不满？我们普通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我们不是按照经济学的科学标准在生成我们的信念，实践我们的行为。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有些人按照那些经济学的教条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时遭遇了挫败，这才让他们对经济科学充满了失望。当然，这其中有些失望也许会激发某些经济学家推进经济理论和方法的革新，但也有很多失望只不过是对经济学探究者共同体当前这一阶段的表现的一种表达个人心绪的叹息。因为这个共同体的发展自有它的脉络和逻辑，而这些脉络和逻辑并不与尘世生活完全平行。
现代经济学面临批评，它当然不是不能被批评，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但我们要分清，哪些批评是一种个人的怀旧情绪，哪些批评是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哪些批评是科学标准与现实复杂性之间始终存在的鸿沟所致。而作为经济学者，面对批评的最佳应对姿态，应该是做出更多能够回应批评的优质研究工作。
勉乎哉，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们！
2026年8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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