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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1939年9月1日拂晓，沉闷的波德平原上空，突然划过一片刺耳的飞机爆鸣声。
这是德国空军引以为傲的Ju-87“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群。在它们的下方，是2800辆坦克和58个师近150万人组成的“钢铁洪流”，正在快速穿越德波边境。
7天之后，德军先锋部队兵临华沙城下；27天之后，华沙沦陷。
在后世对二战历史的所有叙事中，德国闪击波兰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希特勒如何签署最终作战指令、波兰驻德大使如何在8月的最后一天做着徒劳的外交努力、英国人和法国人如何象征性地在西线“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以及罗斯福与斯大林，如何各怀心机地关注着欧洲大陆上的瞬息万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希特勒发动战争之际，早已被纳粹统治的德国，其名义上的宪法仍是颁布于20年前的“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这部将民主体制引入德国、为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复苏助力颇丰的一战衍生物，在30年代却一变而为希特勒攀上权力巅峰之路过程中现成的脚手架。这个如脚手架一般的空壳直到1945年纳粹覆亡之后才宣告彻底终结，而此时，从莱茵河谷到易北河平原，600多公里之内，早已是一片焦土。
历史如河，有其宏观的趋势，也常常在细微处猛然转向。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正是这种重重偶然嵌套于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具象。
下面这本由美国历史学会原主席、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戈登·克雷格撰写的德国史巨著，从政治进程、制度建设、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梳理了德国这段充满撕裂的历史，展现了德国走向纳粹主义的必然和偶然。
尽管早在1919年（也就是“魏玛宪法”颁布的同一年）纳粹就成立了，但决定历史走向的最关键的岔路口，应当锁定在1930年~1933年间。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在经济危机对德国造成沉重打击的前提下，本就处于脆弱政治架构中的权力，如何被一群愚钝又傲慢的政治人物一步步亲手交给一个疯狂的、企图摧毁整个世界的恶魔。
《现代德国史：从第二帝国的奠基到第三帝国的毁灭，1866—1945》
[美]戈登·克雷格 著
20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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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现代德国史：从第二帝国的奠基到第三帝国的毁灭，1866—1945》
大批支持纳粹党的群众在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示威游行，而且下午在莱比锡大街还打碎了韦特海姆、格林费尔德等百货商店的窗户。晚上在波茨坦广场上，群众高喊“德国觉醒！”，并且不断被骑马和乘车巡逻的治安警察所驱散……街头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革命前的几天，同样的群众，同样的喀提林式的游行和示威。
——1930年10月，哈里·凯斯勒写于柏林
纳粹党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只能部分归因于国内普遍的经济萧条和人们对魏玛政党体制日益加深的幻灭。纳粹党之所以能成为这些因素的主要获益者，更多还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的特质，以及他在1923年的惨败后重建并栽培的这个政党的性质和吸引力。
在1933年后的几年里，人们常常在乡村或城镇小酒馆的墙上看到一幅被裱起来的平面印刷画像，上面有三个脑袋的侧面像：弗里德里希大王、俾斯麦和阿道夫·希特勒。这名受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委托的艺术家显然是接到任务，要通过用图像表现历史连续性的方式来展示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而他的创作或许确实能给那些在喝啤酒时看上一眼的人吃上一颗定心丸，使他们对元首政策的任何怀疑都烟消云散。
1930年代的柏林
但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这幅画的言下之意，他们就错了，就像那些认为希特勒与俾斯麦、威廉二世和施特莱斯曼都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德国历史学家是错误的一样。人们列举思想和行为上的相似之处，以证明希特勒与其他德国政治家存在渊源，或者论证他的政治行为植根于本土，但这些所谓的相似之处都太过微不足道，没有什么说服力。阿道夫·希特勒是独一份的存在，他这股势力是没有真正历史根基的，他所谓的“德意志性”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认同过这种“德意志性”，而且他在失败时就与之彻底划清界限。他是自成一体、自我驱动的，致力于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并且消灭一个他看不顺眼的民族，还要将灭绝这个民族当作自己最大的成就。他的政治构想极其野蛮，他的性格毫无道义可言，这使得他无法真正与其他任何德国领导人相提并论。
在他走向权力的那几年里，这种孤独、这种独特性发挥了一定作用。它在他与党内其他人之间营造了一种距离感，这是他为了从中获得心理上的优势而有意培养的，而这对巩固党内的领导原则、让他个人的支配地位变得无可争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给他的形象笼罩上了一层神秘光环，令许多身边的人五体投地，而不为所动的人屈指可数。它对前来听他讲话的大众散发出魔力，甚至在他开口讲话之前就能将他们俘获并将他们与他捆绑在一起。
对这种控制和催眠听众的能力至关重要的是，他有很强的直觉，这让他能够察觉听众的情绪，揣测出他们的恐惧与渴望，说出他们想听的内容，这些内容就是：他们体会到的被剥夺和受害的感受是正确的；他们的怨恨是合理的；真正的德国人被狡猾且无情的敌人所包围，而最凶险的敌人正在他们中间，伪装成德国人，但这些人的末日将如春天的狂风一样不可避免地到来，他们也将付出代价。后来与“元首”分道扬镳的早期追随者奥托·施特拉塞尔曾说：
希特勒对人心波动的反应就像地震仪一样精密……［他拥有］一种神秘的直觉，可以正确无误地诊断出听众的疾苦……［他］走进一个大厅。他嗅一下空气。他摸索感受一番，察觉到了当时的气氛。他突然间冲上前。他的话就像箭一样正中靶心；他抚摸着每一个人暗处的伤口，解放后知后觉的大众，表达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道出大多数人想听的话。
不同于魏玛时期几乎其他所有政党，纳粹党的宣传工作并没有只针对某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阶层或利益群体。尽管它的名字还叫“工人党”，但其党员1930年时的职业状况显示，工人阶级的比例已经明显不足了。职员（25.6%）、自由职业或个体经营者（20.7%）、公务员（8.3%）、农场主（14%）在党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前两者甚至是全国比例的两倍。而干体力活的工人的比例（28.1%）比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低了将近18个百分点。
由于党员成分如此多样，纳粹党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更容易说清楚纳粹党反对什么，而不是纳粹党支持什么。因此，对这场运动最好的定义或许是1932年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在柏林体育宫的一次演讲中给出的：“民族社会主义就是反对现状！”这个党固然有一份所谓“二十五点”的纲领，但它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伪社会主义诉求的杂乱拼凑，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自相矛盾。元首对纲领中的经济条款不甚关心，在他看来，这些条款本来就是权宜之计，因为他认为内政的目的并非实现某种具体的经济计划或社会计划，而是为德意志民族即将面临的重大外交任务做好准备。
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是他的对手中最有实力，也是最危险的。这位典型的办公室将军（Bürogeneral）很有教养，富有魅力和玩世不恭的聪明，能够逢迎讨好五花八门的人。他的明显弱点是，他更愿意在幕后活动，依赖其他人来执行他的意图。这让他容易受其代理人的弱点影响，并且无法对他发起的精密行动有百分百的掌控。此外，他忘记了有“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回事，最终反倒栽在了素来精于算计的名声上。
施莱歇尔让布吕宁（编者注：1930年-1932年任魏玛共和国总理）迅速倒台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这位政治家错误地试图通过正面进攻来消灭希特勒，而这帮助了纳粹党的元首在1932年4月的各州选举中取得了成功；纳粹党此时在除了巴伐利亚的各州的议会都是第一大党。对付他的有效方式是诱使他成为一个广泛的全国性执政联盟中的一员，他在其中必须为不得不做出的决定分摊赞誉或罪责，长此以往，就能系统性地剥夺他现有的权力资源。施莱歇尔一手炮制的巴本政府就旨在成为这样一个执政联盟的核心。
在敦促兴登堡任命弗朗茨·冯·巴本接替布吕宁时，施莱歇尔认为他提名的人不会有自己强烈的想法，可以任他摆布。他知道巴本的长处在于人脉而不是智力；当一个朋友评论这位新总理并不以聪明的头脑闻名时，他回答说：“他不需要有。他有一顶帽子！”施莱歇尔对巴本的同僚人选也有很大的发言权，这些人并不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加亮眼；他们大多是在议会里没有人脉或缺乏议会支持的人，是持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观点的贵族和官僚。
布吕宁政府曾经倚靠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国会的默许迁就；为了让继任者有时间坐稳位子，施莱歇尔从纳粹党的领导人那里争取到了类似的迁就承诺。代价就是承诺进行新的选举，并且撤销禁止冲锋队和党卫队公开活动的法令。恩斯特·台尔曼说，后一项代价就是给谋杀开绿灯。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里，光是在普鲁士一地，趾高气扬的冲锋队就与他们盯上的敌人发生了近500起械斗，造成99人死亡和超过1000人受伤。
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充满了讽刺，其中之一就是，这些暴行反倒成了发难的借口，矛头并未指向肇事元凶，而是对准了德国民主最后的坚实屏障。1932年7月20日，巴本以无法维持公共秩序为由，通过法令罢免了普鲁士政府，并且担任对该州拥有全权的国家专员。被罢免的部长、警察和国旗队都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普鲁士人对正式法律的尊重和对丢掉工作的恐惧让巴本坐收渔利，而且他通过这场突然袭击终结了普鲁士与国家之间存在已久的二元主义，接管了这个最大联邦州的资源，外加全副武装的9万警察部队。
巴本的行动受到了陆军的欢迎，他们一直认为二元主义在社会民主党主导普鲁士政局的那些年里给他们带来潜在危险。施莱歇尔有充分的理由与他的新总理弹冠相庆，后者不仅让作为巴本内阁国防部长的他全权决定在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上要采取何种策略，而且如果希特勒以4月州议会选举的胜利为基础在普鲁士组建政府的话，巴本的政变也有望剥夺希特勒与国家作对的资源。这一非常手段还能是一种力量的证明，或许能说服希特勒考虑与巴本联手，从而让施莱歇尔可以将希特勒拿下。
但希特勒并不想加入政府，除非按照他自己提的条件。作为让希特勒容忍巴本的代价，联邦国会选举在7月31日举行，将纳粹党的席位从107个增加到230个。尽管其普选票自第二轮总统选举以来并没有增加，而且一些观察者说纳粹党已经到顶了，但当施莱歇尔邀请其领导人于8月5日在菲尔斯滕贝格会面时，后者还是理直气壮地要求获得全部的权力：自己担任总理，内政部、司法部和农业部都交给他的党，还有普鲁士的州长和内政部长，以及一部允许他通过法令进行统治的授权法。施莱歇尔不置可否，而希特勒似乎把这当作同意了。8月13日，施莱歇尔和巴本拒绝了他的所有要求，只提出让他担任当前内阁的副总理，并给了他一个空洞的承诺，说巴本将在一段合适的时间后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而在同一天下午，冯·兴登堡总统在问他是否有意支持政府并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对他进行了有关责任的说教，更糟糕的是总统还把会面内容透露给媒体，其中这位元帅的不悦跃然纸上。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
8月13日的事情当然是施莱歇尔精心安排的，毫无疑问地刺激了希特勒，他报仇雪恨的欲望让他陷入了严重的误判。9月12日，他撕毁了与巴本的休战默契，这位总理为了避免一场不信任投票，被迫解散联邦国会。在1932年11月6日的新选举中，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该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甚至在被认为是纳粹党铁票仓的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倒戈，他们不得不让出了34个联邦国会席位。在施莱歇尔看来，这样的结果几乎必然会有两种影响，要么让希特勒更能接受分享权力的提议，要么诱使他党内的某些势力在为时已晚之前与政府达成协议。
1932年12月，施莱歇尔出任总理，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距离获得他梦寐以求的权力只有两个月了。当然，这个元首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在这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做一件对任何身处看似不断恶化的环境中的政治家都最难的事：抵挡追随者要求及时止损、见好就收的压力。党员们厌倦他的固执并离他而去，是一直有可能发生的事。
施莱歇尔所指望的就是这样的事。他能察觉到希特勒的追随者已经开始不耐烦了。自从8月以来，他就与纳粹党机关受人欢迎的领导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进行接触，后者对基层党员的焦虑心知肚明。施莱歇尔早就听到了施特拉塞尔准备另立门户的风声，而且此事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他不会是光杆司令一个。这有望给施莱歇尔酝酿了一段时间的想法带来实现的机会，即组建一个得到陆军支持的劳工团体联盟，它不仅能进行一场政治革命，还能进行一场健康的精神革命。
一开始，这位将军与各工会的接触还是成功的，但在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胡戈·布赖特沙伊德给党内同志泼了一盆冷水，提醒他们说施莱歇尔支持巴本消灭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警告他们这个人不能相信，在那之后，工会就不太可能给予这位总理任何明显的支持了。
更要命的是，联合施特拉塞尔的计划也破产了。施莱歇尔再度被他的联络人背刺，因为施特拉塞尔不仅犹豫不决，而且在政治上相当笨拙，以至于当他最终决定与希特勒分道扬镳时，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跑到意大利度假，而不是竭尽全力煽动大批党员脱离纳粹党。
关键时刻，希特勒再度“出山”。经过几个月的蛰伏，其将心里积攒的“激情”与张力以可怖的方式全部释放了出来，他吓得那些心有疑虑的同志纷纷臣服，废除了之前由施特拉塞尔把持的党的中央行政机构政治局，并且成立了一个由鲁道夫·赫斯领导的新中央党务办公室，确保他可以得到一个团结的党的支持。
施莱歇尔的宏大计划就这样失败了。但他并没有立刻认输。他为人勇敢固执，他推出了新的公共工程项目来缓解失业状况，并且重新启动了布吕宁时期提出的土地改革计划，试图动员劳工支持他。这些措施并没有打动目标受众，他们认为这是旨在争取选票而非改善状况的狡猾权宜之计，而且商业选民和地主选民还被彻底得罪了。施莱歇尔显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1933年1月23日不得不去找兴登堡，承认他建立一个新的多数政府的努力已经失败，并且请求解散联邦国会，同时颁布法令取缔纳粹党。兴登堡指出，这么做只会造成这位将军两个月前才描述的紧急事态（编者注：指罢工危机与波兰方面的军事威胁），而且事态是武装力量的能力无法遏制的，因此他便拒绝了。施莱歇尔在五天后再度提出这一请求，结果又遭到了拒绝。在此期间，这位总理得知总统已经在与巴本就组建新政府一事进行秘密谈判，于是他指责兴登堡背信弃义，愤然辞职。
陆军在1933年1月保持中立，坐视这个它自从1918年以来就支持并尊重，而且承诺予以捍卫的共和国被交给一个显然决心将其摧毁的人。唯一试图阻止希特勒成为总理的军人就是兴登堡，他并不喜欢这位下士，而且希望他中意的巴本能够回到他身边。但巴本自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政府想要强大到足以恢复稳定和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就必须得到纳粹党的支持，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予希特勒他所觊觎的职位。
德国政治的最新动向并没有在国际媒体上引起大的波澜；比起在柏林发生的事情，国际媒体更感兴趣的是富兰克林·D. 罗斯福入主华盛顿以及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大会的筹备工作。那些写到新任德国总理的记者显然没有想到有重大的变化即将发生，对未来更是没有任何预感。他们大多强调纳粹党在新内阁里只获得了3个席位，认为这样的权力基础太不牢靠，无法确保长期执政。那些斗胆进行预测的人似乎觉得，尽管希特勒在过去摆出了一副闹革命的姿态，但他当个几年官就会学乖了，而且不管怎样，由巴本、胡根贝格等人领导的保守派集团会把他小心翼翼地约束起来的。
新内阁里的非纳粹党成员也是这么评估局势的，他们相信在给予希特勒总理职位时，他们给他的是权力的幻影而非实权，同时他们所处的位置让他们得以掌控他的运动并让他为己所用。“我们雇用了他！”巴本向他的一个朋友吹嘘道，还对另一个对此表示怀疑的朋友说：“你还想怎样？我有兴登堡的信任。两个月内我们就能把希特勒逼到墙角，让他只有求饶的份儿！”
希特勒不打算在内阁同僚的圈套中坐以待毙。他决定不仅摆脱他们的约束，还要让整个国家机器服从于他自己的意志与指挥，与此同时，他也要粉碎一切可能阻碍他实现建立第三帝国的野心的独立部门与机构，因为它们拥有一种内在的自主性。巴本以为两个月就能干掉这个新总理，而事实上，希特勒只需这两个月便能为那种征服与控制的过程奠定基础。在随后的几年里，一个极权国家的结构将在其上拔地而起。
2月4日，德国颁布总统法令，授权取缔“攻击或藐视国家机关、机构、部门或主要官员”或者散布可能“危害国家核心利益”的虚假信息的报纸或公开集会。讽刺的是，这个横扫一切的法令是希特勒的前任们在位时起草的，想的是对希特勒自己的党的活动进行管制，而此时在这一法令的授权下，戈林不仅着手镇压共产党的媒体，还对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全国及地方性报纸进行伤筋动骨的限制。
2月27日，转折性的“国会纵火案”发生了。有关纵火主使者的争论依然在进行，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得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了。由伯尔尼大学的一个国际委员会搜集的证据强烈地表明，这场大火就是一个冲锋队/党卫队特别小组在希姆莱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和普鲁士内政部警务司司长库尔特·达吕格的指使下放的。不管怎样，这场大火的原因并没有它的结果来得重要。希特勒和戈林当即将罪名扣在了共产党头上，并且利用这一指控来为对民主制度的残余进行致命一击涂脂抹粉。在28日凌晨，4000名共产党干部和党员被逮捕，另外还有一些得罪了纳粹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其中有的没能熬过等待着他们的磨难。那位总统大受震动，听信一场共产党革命近在眼前的谎言，希特勒在中午之前就诱使他签署了一份紧急状态法令，这份法令是他签署的所有法令中最具有决定性的。
这一法令在紧急状态持续期间中止了公民的所有基本权利，如果任何联邦州政府在必要时不能或不愿恢复公共秩序与安全，国家政府获准接管该州的全部权力，并且对一系列犯罪行为定罪，其中有一些罪名是刚发明的，例如叛国罪、袭击政府人员罪、公共建筑纵火罪、煽动暴乱罪以及抗拒法令规定罪，犯罪者会被处以死刑或监禁。内阁里的民族人民党成员同意授予那位纳粹党领导人如此非常的权力，再度表明了他们的无能与不负责任。这一法令并没有国家内政部长的规范性规定作为配套，其解释权被留给了各州的内政部长，这一安排让赫尔曼·戈林在普鲁士获得了骇人听闻的生杀大权。更糟糕的是，这部法令并没有任何规定保证被羁押人员可以及时受审并且有权获得辩护、上诉和抗诉。正如阿诺尔德·布雷希特后来写的，这是“一个可怕的疏忽”。
2月28日的法令为纳粹的“正常秩序”创造了重要的一面。它的规定和实践，以及这些规定和实践所形成的制度——仅凭嫌疑抓人，监禁却不开庭，以及开始像恶性疾病一样在德国扩散开来的所有与集中营相关的恐怖活动——会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覆灭。
尽管有了这一切因素，希特勒的政党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还是远远没有得到一场绝对的胜利。它与内阁盟友虽然在联邦国会赢得了明显的多数议席，但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依然坚挺，与平时赢得的议席相差无几，甚至就连德国共产党也得到了近500万张选票和81个议席。如果内阁保持团结，它还是能让一般的立法过关的；但它无法通过合法程序修改宪法，因为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其他政党依然有能力阻止。
但3月5日后的诸多迹象表明，它们没有这样的意愿。纳粹党媒体将这次国会选举的结果以及该党在联邦各州议会选举中得票的大幅增加歌颂为一场革命，而该党地方组织庆祝这一结果的方式就是大肆抓人、洗劫犹太人的百货商店、攻击反对派媒体以及街头暴力。在选举结束后的两个星期里，政府以地方当局无法维持秩序——秩序其实主要是被喝得酩酊大醉的冲锋队和党卫队打手破坏的——为由，派遣军队或冲锋队和党卫队单位进入符腾堡、巴登、不来梅、汉堡、吕贝克、萨克森、黑森和巴伐利亚，并且以保卫魏玛宪法为借口，用国家专员取代那些依法成立的政府。
这些成功让那些曾经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人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天命难违”的感觉。共和派组织国旗队的成员开始申请加入钢盔团；全德工会联盟领导层在3月宣布，他们准备与社会民主党切断联系，并与新政府进行合作；成千上万的中间派政党成员加入了纳粹党。因此，甚至在希特勒正式要求国会授予他全部权力之前，潜在的反对声音就被致命地削弱了。
3月21日，自3月11日起担任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竭尽精力与才能，策划了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希特勒与那位年迈的总统并肩站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里，这座教堂的钟声教导一代又一代的士兵要忠诚敬神——
始终保持忠诚与诚实，
直到你走向冰冷的坟墓。
而且丝毫也不要，
偏离神的恩典。
它还教导他们象征性地向过去的传统与价值观宣誓效忠。希特勒要求两天后在克罗尔歌剧院召开的国会为《授权法》表决，这场闹剧就旨在让人们为此做好心理准备；但为了避免出岔子，前几天还庄严整齐地在波茨坦列队的冲锋队和党卫队此时就像一帮嗜血的雇佣兵，他们封锁了通往该歌剧院的所有道路，空气中充斥着他们恶狠狠的咆哮声：“我们要《授权法》——不然有你们好看的！”在这样咄咄逼人的“伴奏”声中，希特勒要求通过一部有效期四年的法律，授权政府在为解决国内问题而制定法规时免于宪法的形式与限制，他承诺这部法律只用来向德国人民确保政府的能力与稳定，不会采取破坏联邦国会、联邦参议院、总统及各州权利的行为。
尽管81名当选的德国共产党议员都没有出席，还有26名社会民主党议员被阻止进入会场，但就算加上民族人民党盟友，纳粹党也没能凑齐通过议案所需的三分之二的议席。由于奥托·韦尔斯（Otto Wels）的勇敢讲话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会坚持立场，因此决定权就在中央党及其伙伴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手里了。海因里希·布吕宁后来宣称，中央党同意的条件就是对2月28日的法令进行修改，而且直到希特勒同意了才投出赞成票，只是后来希特勒食言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两个天主教政党在3月23日的态度与卡斯蒙席在党内会议上提出的说法是相符的，即如果希特勒不能通过《授权法》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会通过更加难看的手段来获得，所以让步并希望获得回报更为明智。
最后，只有94名社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授权法》，希特勒以58票的优势，在1933年3月23日成为“民主制度设立、由议会任命”的独裁者，不受他的内阁同僚甚至总统的任何实际控制，并且有权按照他的意志塑造德国的政府制度和社会制度。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写尽现代德国80年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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