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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 | 固收:化债后半程


核心观点


2023年以来的本轮化债缓释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但并未消除城投债务压力,化债下半程重心正由隐债转向经营性债务。后续化债或更多依赖地方财政、金融资源协调、资产盘活和债务上移,区域与平台分化加深。在此基础上,我们复盘过往地方国企信用风险事件及其处置经验,对城投刚兑边界的可能变化、潜在演化路径及“破刚兑”的市场影响进行展望。


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

我们将地方债务分为以下口径:截至2025年末,(1)法定口径共计54.8万亿元。(2)2018年中央审计认定的隐性债务估测剩余6.8万亿。(3)融资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口径,即2023年6月末地方签字报送的融资平台金融债务清单,预估剩余约5.1万亿元。(4)发债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口径约65.2万亿元。本轮化债大幅压降地方隐债,但市场依然对城投债务风险存有担忧,源于一是政策口径下的“经营性金融债务”,与市场口径存在差异;二是与隐债不同,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并无一一对应的中央化债资金安排,或更多依靠平台退出名单、债务重组置换等化解。


十万亿之后:地方如何接棒化债

后续预计中央支持减少,难以期待再出现大规模、集中式、显性化置换。经营性债务化解或更多依赖地方协调:强区域侧重平台退出后的融资接续,可调动较多省内金融资源;弱区域往往需要更高层级政府介入,如政府牵头协调银行、地方AMC、省级国企等资源,通过贷款置换、资产收购、平台整合等方式,将资产与债务向更高信用层级主体集中。从银行角度来看,国有大行和政策性银行往往谨慎,但在政府统筹下可能深入参与化债;股份行最市场化,对强区域主体投放力度较大,对弱区域则谨慎;城农商行在地方协调下承担较多接续责任,但也受资本充足率等约束。今年评级整治、余额管理等政策落地,临近化债节点,监管端更加关注城投,引发区域利差出现分化。


化债可能成为“破刚兑”的外部条件

“破刚兑”既包括公开债实质违约,也包括技术性逾期、展期、置换、担保代偿和条款调整等广义形式。过往地方国企案例表明,风险通常先从非标、商票、贷款或境外债暴露,再传导至公开债。我们将过往地方国企债券风险事件分为三类:(1)技术性违约后快速补兑,(2)协商展期、担保代偿或部分兑付,(3)实质违约后重整、清算或折价重组。随着隐债化解、平台退名单和融资监管收紧,过去城投债难以“破刚兑”基础正在改变,未来“破刚兑”更可能以渐进式、结构性的形式发生,而非系统性爆发。关注区县级非核心平台,以及业务市场化但现金流弱的平台等融资接续情况。


后续展望与投资建议

2023年以来弱区域城投利差已大幅压降,多数省份利差处于历史低分位,风险补偿有所不足。建议降低区域下沉权重,以强区域高等级、流动性较好的主体作为底仓;弱区域优先选择省级、省会核心平台及承担债务整合职能的高层级主体,并控制久期。可关注地方化债措施落地后转入右侧交易的机会,如陕西近期开始信用修复,但在资产划转、银行授信和债务承接效果充分验证前仍不宜拉长久期。


风险提示:数据统计偏差、政策不确定性。



正文


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

地方债务并不是单一维度,我们将其分为以下几个口径:

(1)地方债务法定口径:

即地方政府公开发行一般债、专项债的口径,截至2025年末共计54.8万亿元,其中一般债余额17.5万亿元,专项债余额37.3万亿元,偿还方式以借新还旧为主。


(2)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口径:

201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27号文)出台,指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中央为了全面摸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隐性债务的统计、上报和审计工作。根据估测,最终2018年认定隐性债务规模约为28.6万亿元。


2025年9月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截至2024年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为10.5万亿元。考虑到2025年已发行2万亿+1.68万亿的地方债用于化解隐债,我们估测,截至2025年底大约剩余6.8万亿隐债。考虑到2026-2028年仍有置换隐债专项债2万亿、特殊新增专项债2.4万亿(8000亿*3年)、棚改隐债2万亿按原合同偿还,我们预估或仅有4000亿隐债存在缺口,且特殊新增专项债仍有扩张可能,预计隐债清退工作能有序完成。


(3)地方融资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口径:

2023年6月30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负责人签字确认报送国务院的融资平台,形成了“地方融资平台名单”。在融资平台名单上报的同时,地方亦签字确认并报送了各省截至2023年3月31日融资平台承担的贷款、债券、非标等金融债务清单,不包括其中的隐性债务和未纳入隐性债务但须有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市场多认为这份地方签字报送的平台名单金融债务清单,即为“地方融资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的口径。


202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曾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2024年末,融资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约14.8万亿元,较2023年初下降25%左右,且约3/4集中在东中部经济大省”。2025年10月,潘行长在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中介绍:“截至2025年9月末,全国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较2023年3月末下降62%”。


据此,我们推算2023年初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约为14.8 / (1-25%) = 19.7万亿元。假设债务压降速度与2024-2025年保持一致,则截至2025年末,全国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或剩余约5.1万亿元。考虑到中央化债资金主要支持隐债,我们预估这部分经营性金融债务的压降方式主要为协商平台退出名单、金融机构支持债务重组等,并非实现彻底的债务出清。


(4)发债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口径:

对债券投资者来说,发债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口径更加直接。根据我们的城投名单计算,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发债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达65.2万亿元。这些债务虽未必都被认定为政府债务,却会影响区域再融资环境和平台偿债能力。


(5)地方拖欠款口径(无息债务):

地方拖欠款数据目前缺少权威、统一的全国统计口径,但近年来也成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注焦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总规模达到27.43万亿元,较2024年的26.0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可以此作为简单宽口径的参考,实际由地方政府承担的额度应相对更低。



基于上述债务口径的区分,政策层主要在化解哪部分债务?

2023年9月以来,本轮化债核心目标为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从政策效果看,隐性债务的完全清退预计有序进展,但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并未实现同步消解。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从中央层面明确提出:“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标志着我国化债工作的重心开始正式由隐性债务领域,转变为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领域。


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如何化解?市场为什么仍然担心城投?

一是因为政策口径下的经营性金融债务,与市场观测到的全口径发债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并不完全一致。市场观测口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投资者在判断区域偿债压力和城投信用风险时,并不会只看政策认定的经营性金融债务情况。二是与隐债不同,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目前并没有一一对应的中央化债资金安排,或更多依靠平台退出名单、债务重组置换等方式来完成。因此,这部分债务的化解效果,更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统筹能力、区域金融资源协调能力等。


也正因此,化债下半程的核心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说前半程重点是“隐性债务如何清零”,那么后半程更关注“平台经营性债务如何滚续”。对于市场而言,城投风险并未消失,而是从政策认定的隐债风险,转化为市场更关注的再融资、流动性和区域分化风险。


十万亿之后:地方如何接棒化债

中央支持走向尾声,后续还有哪些财政工具?

202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标志着新一轮化债周期的开始。2024年11月,“6+4+2”增量化债措施出台,加速推进了地方存量债务的化解进程。


经过近几年的多措并举,地方化债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尚有数千亿级别的隐债和平台经营性债务形成“缺口”,这部分缺口如何补充?如我们在2026年8月15日的《地方化债倒计时》所言,地方债直接扩围置换经营性债务,市场虽有少量讨论,但短期仍存在很大法理障碍与道德风险,落地概率不高。往后看,随着隐债置换收官,地方腾挪空间在慢慢打开,几大工具可以作为应对债务尾部风险的财政“子弹”,按照概率从高到低看:


第一是特殊再融资债,其上限取决于限额-余额空间,2026年底预计约1.16万亿。2025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57.99万亿元,债务余额为54.82万亿元,静态空间为3.16万亿元。2026年新增一般债+新增专项债务限额5.2万亿元,年末总限额升至63.19万亿元。假设今年新增限额和最后一批2万亿置换债足额发行,则2026年末剩余空间约为1.16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空间约5569亿元,专项债务空间扣除最后一批置换额度后约6074亿元。这部分额度的使用不需要人大审批。此外,如果今年有财政资金偿还本金、工程款核减等还会形成新的空间。预计剩余的4000亿左右隐债会通过此部分额度来化解。



第二种方式是从新增专项债中划出专用额度。这一方式的程序难度大于第一种,但过去几年也多次使用。新增专项债额度在年初预算受人大批准,年内划出部分额度用于化债属于国务院与财政部的行政安排,无需另行报批,2024-2028年每年安排8000亿元新增专项债专门化债,正是循此机制实施。且专项债用途灵活也有充分先例:2023年四季度以来多地发行的特殊新增专项债普遍未披露一案两书,实际募投用于偿还存量债务。2025年特殊新增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为1.37万亿,远高于原定的8000亿。专项债用途的调整空间已被反复验证,对决策层而言,该方式不突破年度赤字安排,推出的程序成本相对不高。



第三是新批一轮置换债,概率和必要性都很低,该工具涉及国家预算执行中的债务限额调整,需要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在现有额度尚未完全使用、特殊再融资债仍有空间的情况下,短期再启动一轮人大增批置换债的可能性不高。


总体来看,后续中央支持预计大幅减少,难以期待类似再出现大规模、集中式、显性化的置换。因此,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的化解,预计难以依赖中央资金直接兜底,更多要回到地方自身资源协调,化债下半程的核心变量,将从“中央给多少资源”转向“地方能调动多少资源”。


地方政府如何接棒?区域资源与地方协调能力是重中之重

中央支持逐渐走向尾声,地方政府接棒成为化债主力,区域资源支持的重要性持续抬升。从近期我们的地方调研来看,不同区域的化债路径存在差异:


对于经济财政实力较强、金融资源较充足的地区,化债更多体现为退平台后的融资接续和省内金融资源协调。此类区域自身财力较强,金融机构认可度较高,公开市场再融资渠道通畅。这类地区债务化解的具体方式包括:一是由银行新增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或经营性贷款,接续平台退出后的融资需求;二是通过产业子公司、交通平台、公用事业平台等更具经营属性的主体继续发行债券;三是由省内银行、地方金控或省级国资平台协调资源,置换非标等高息债务,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拉长债务期限。


江苏是这一类路径的代表。2024年以来,江苏提出“三债统管”和“1+7+13”化债方案,将法定债务、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防控纳入统一框架。根据我们2026年3月的调研,江苏部分地区已通过省内银行和省级金融资源协同,对地市和区县平台的高成本非标债务进行置换,其中包括协调省内金融资源参与债务接续。


对于弱区域而言,化债更多体现为“债务上移型化债”。此类区域自身财力有限,土地财政修复较慢,公开市场融资受限,单靠平台自身经营现金流难以完成债务滚续。因此,化债往往需要更高层级政府介入,由省级、市级政府牵头协调国有大行、股份行、政策性银行、地方AMC、省级国资平台等资源,通过长期贷款置换、资产收购、股权划转、平台整合等方式,将资产与对应债务向更高信用层级主体集中。


(1)广西柳州是债务上移型化债的典型案例。柳州作为广西重要工业城市,区域经济地位较高,但近年来债务压力和融资环境受到市场关注。广西层面提出“举全区之力”支持柳州化解债务风险,广西国控等省级平台开始发挥更重要作用。2025年,广西国控由区直国企整合组建而来,并逐步参与柳州市属资产资源整合,包括:


2025年12月,广西国控受让11家股东股权(包含柳州东城等、柳州建投等多家柳州城投主体),以67.44%的持股比例成为柳州银行控股股东;


根据公司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广西国控旗下宏桂集团2025年收购柳州市属企业相关房产,包括启元广场、企业总部、投资大厦B座、东通大厦等,账面价值合计46.26亿元;


2026年3月,广西国控受让柳州产投、柳州经投等多家主体的两面针股权,并成为控股股东,转让总价12.28亿元。


此外,根据我们2025年8月的调研,广西也与国开行、建行、工行等银行协作,为柳州平台置换高息债务。从结果上来看,根据《柳州市全市与市本级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柳州债务结构持续优化,银行贷款、债券、非标比例由5.5:2.9:1.6优化为6.7:2.7:0.6,债券、非标分别减少50亿元、272亿元。2025年6月,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表示,截至2025年5月末,柳州市属融资平台债务平均利率降至4.72%,贷款、债券、非标结构得到优化。



(2)陕西西安近期的政策安排亦有类似特征。2026年8月,西安市委书记先后会见工行陕西省分行及秦农银行、陕国投、陕西金资、陕西长安金资四家省属金融机构。此外,西安市政府拟新设市属国有企业陕西长安资产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首期注册资本50亿、后续逐步扩到100亿,市级出30亿、西咸新区出20亿,用于盘活西咸存量资产、修复信用环境、系统化解债务风险,关注后续政策落地进度。


(3)云南昆明的案例则更能反映弱区域在公开市场融资受限后的债务置换压力。2026年8月12日,昆明城投召开持有人会议,拟提前兑付“25昆明城建MTN003”,或体现昆明部分主体正在推进通过银行贷款置换等形式兑付债券,以解决协会余额管理下无法发债、短端融资受限等问题。


展望后续,后续城投信用判断或更加关注地方政府实际资源组织能力,包括能否协调金融机构提供稳定长期资金、盘活有效资产、推动债务向更高层级有序集中,以及能否在不引发市场预期波动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尾部平台对公开债券市场的依赖。


银行端如何考量?承接为主,但对区域亦有筛选

化债下半程,银行体系可能是地方债务风险缓释的重要承接方。央行此前多次强调,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融资平台平等协商,通过债务重组降低融资平台流动性风险和利息负担。由此看,银行端参与化债的基本方向仍是“控增量、化存量、降成本、拉期限”。


从贷款价格看,银行对公贷款收益率与化债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方向一致,重点省份尤其明显。2017-2025年,重点化债省份城农商行对公贷款收益率由约6%降至约4%,累计下降123.8BP;非重点化债省份由约5%降至约4%,累计下降121.4BP。二者长期降幅接近,但2023-2025年重点化债省份下降71.5BP,高于非重点化债省份的61.4BP,表明本轮化债启动前后,重点区域贷款定价下降更快。


但银行承接并不等于无差别兜底:

(1)国有大行和政策性银行相对更加谨慎,但在政府统筹下可能更加深入参与化债。国有大行风险偏好较低,对平台贷款更加谨慎,但由于其资金成本低、负债期限长、政策执行能力强,如果地方政府统筹化债,往往更深入地参与风险化解。


从2019-2025年各类上市银行基建类贷款增速来看,国有大行增速由2023年的19%下降至2025年的9%,在四类银行中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我们2026年5月的调研,在平台退出名单后,国有大行往往遵循1年观察期的原则,对给平台新增贷款更加谨慎。


但在地方政府统筹下,国有大行和政策性银行往往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存量风险处置。以陕西西安与广西柳州为例,西咸集团与国开行合作获得非标债务置换贷款,期限延长至15-20年;国开行、建行、工行等银行组成不同银团,为柳州平台置换高息债务。这类支持通常有一定条件:一是需有地方政府组织与背书,例如每笔债务经过专班认定等方式;二是地方政府通常需提供明确的协调机制,包括后续财政回款安排、资产注入、抵质押资源或平台整合等方案,即国有大行和政策性银行更愿意承接的是有政府协调、有资产支撑的风险处置方案。


(2)股份行则更市场化,对资本回报、资产质量和区域信用环境更为敏感,对强区域主体新增贷款动作更迅猛,而对弱区域平台通常会更谨慎。从数据上来看,其基建类贷款增速由2023年的11%下降至2024年的8%,2025年回升至11%,整体低于城商行,也没有表现出持续、单边的扩张趋势,反映股份行会根据项目收益、担保条件和区域风险动态调整投放,而非承担稳定的地方政策性承接职能。


在经济财政实力较强、融资环境较好的区域,股份行可能通过流贷、项目贷、并购贷等方式参与平台转型后的融资接续;对于弱区域,则通常更倾向于选择行政层级较高、资产质量较好的主体。即便参与化债,股份行更多可能作为银团参与者,而非主要组织者。因此,如果多家股份行开始恢复对某一区域核心平台的授信和贷款投放,通常说明其对区域信用环境和风险收益的判断正在改善。


(3)城农商行与地方政府联系更紧密,可能在地方协调下承担更多接续责任,但其自身也受到资本充足率、集中度、资产质量和区域风险暴露的约束。从2019-2025年各类上市银行基建类贷款增速来看,2025年城商行、农商行基建类贷款增速相对较高,分别为24%、17%,或也主因其对本地区平台支持力度更大。但如果区域内城投风险已经影响本地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地方银行继续扩表承接的空间也会下降。如果城农商行持续承接,而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同步收缩,则可能意味着风险被更多留在地方金融体系内部。



因此,银行信贷支持倾向也呈现一定区域分化。一方面,对于经济财政实力较强、金融资源较充足的地区,平台退出后仍可能获得流贷、项目贷、并购贷等贷款,省内银行和地方金融资源能够在政府统筹下参与高息债务置换和平台融资接续。


另一方面,对于债务压力较大的弱区域,银行支持更多体现为“被协调参与”的展期降息和债务置换,而非主动新增风险敞口。银行在参与过程中往往会要求更高层级政府介入,或要求省级平台、市级资产运营平台、地方AMC等主体参与承接,即银行端支持往往不是孤立发生,而是与省级资源倾斜、资产盘活、债务上移和信用修复共同推进。


从投资视角来看,银行态度也成为了判断区域安全边际的重要指标。银行是否续贷、是否新增贷款、是否参与债券或非标置换,以及贷款期限和利率是否实质改善,是判断区域信用的重要信号。如果区域内出现银行抽贷、停息挂账、贷款展期舆情、授信压降等情况,说明风险已经在信贷体系发生。


监管端的动向:强化接续风险的前置关注

2026年以来相关政策及窗口指导密集落地,监管端存在收紧迹象:

(1)2026年3月,监管部门启动AAA评级虚高专项整治,评级机构开始全面排查存量AAA等级发债主体,部分城投平台被评级下调。


(2)2026年5月,交易所对新增债券发行加强财务指标方面的要求,包括平均总资产报酬率、近一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正、一年内是否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等。


(3)2026年7月,交易商协会收紧城投主体短端融资,要求城投新发债券原则上不低于2年;针对退名单及名单内主体,要求核查其截至目前的债务融资工具余额较2023年3月31日是否有所增加;发行人及其全部子公司存在逾期、违约、失信被执行人情形,或对外担保债务存在逾期、违约,以及被担保方存在逾期、违约等情况的城投主体,基本需要增加专业担保等外部增信措施。


(4)2026年7月,交易所原则上不鼓励城投债2年期以内产品发行;对名单内及退名单主体暂停其名下及并表产业子公司的债券新增申报;允许部分主体的境内债用以偿还境外债。


如何理解今年的政策意图?我们认为,化债临近关键节点,监管对城投债接续风险前置关注,对过往短债滚续、期限错配、弱资质主体加杠杆、评级虚高等问题加强约束。本轮化债以来,在政策支持和流动性宽松环境下,市场对城投标债刚兑形成较强信心,尾部主体利差也被持续压缩。


但一方面,机构对平台资质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判断分歧可能在敏感时点重新放大,部分依赖短债滚续的平台仍可能面临阶段性流动性压力,故监管端压降短端产品发行,有助于降低化债关键节点前后的集中接续风险,并推动短债融资多的尾部主体逐步降低债券市场依赖。另一方面,评级整治、期限约束、余额核查、增信要求等政策信号连续释放,也有助于重新强化市场的风险识别和分层定价功能,引导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资金率先退出尾部城投债市场。


映射到债券市场,今年以来的政策收紧对城投债产生哪些影响?我们选取了部分指标进行观察:

(1)一级发行端

从一级发行端看,政策影响首先体现为部分地区转为净偿还。2026年7月,城投债净偿还90亿元,部分省份如安徽、云南、广西、贵州自6月以来连续三月维持净偿还状态,6月以来分别净偿还84亿、76亿、60亿、59亿。


从期限来看,相比去年同期,城投债发行期限结构有所拉长。2026年6-7月,城投债发行期限结构上,1年及以下品种占比为22%,较2025年同期的28.8%下降7.0个百分点,短期限发行占比明显回落;1-3年、3-5年品种占比分别为30%、39%,较2025年同期分别上升2.7、2.9个百分点。


发行成本方面,城投债票面利率低位小幅波动,尾部主体高利差发行压力有所显现。全国城投债加权平均票面利率由2026年6月的1.89%小幅升至7月的1.93%,8月回落至1.91%,整体仍处于低位。高票息发行数量仍处于近两年内低位,2026年7月发行利率高于同期限国债100BP以上的债券合计32只,与6月的34只基本接近;其中高于国债200BP及以上的债券为7只,较6月增加4只,显示低利率环境下整体融资成本仍可控,但尾部主体的高利差发行压力有所显现。



(2)二级成交端

二级成交方面,高估值偏离成交有所增多,且主要集中在部分舆情扰动较多或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区域。2026年7月1日至8月14日,我们统计了城投债高于估值成交偏离30BP以上339笔:分省份看,偏离成交笔数较多的区域包括山东、陕西、云南、江苏、湖南,分别为53笔、49笔、29笔、26笔、25笔;从偏离幅度看,云南、陕西、江苏、湖南等区域中位数相对较高,分别为62BP、69BP、67BP、59BP。从个券表现看,偏离幅度较大的成交主要集中在昆明、广西港发、曲江、西咸相关主体及部分地市平台。


中债估值变化方面,我们选取了存量城投公募债作为样本,截至7月末,近一月估值收益率上行较大的城投公募债样本主要集中在云南、陕西、山东、天津、河南等省份。我们选取了部分省份的样本债券如下表所示,其中云南样本主体集中在昆明,中债估值抬升前10只债券的余额合计98.2亿元,7月估值平均上行62BP。




化债可能成为“破刚兑”的外部条件

如何定义“破刚兑”?讨论城投债是否会“破刚兑”,首先需要区分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层面,通常指公开市场债券本金或利息发生实质性违约。广义层面的范围则更宽,包括非标逾期、商票逾期、银行贷款展期或重组、债券置换、场外协调兑付、技术性逾期等。对于城投债而言,狭义公开债违约尚未出现,但广义“破刚兑”实际上已经在部分弱区域和弱资质主体中逐步发生。


因此,不能将“公开债暂未实质违约”等同于“城投信用风险消失”,广义“破刚兑”可能会向狭义“破刚兑”进行传导。从信用风险演化顺序看,公开债通常是最后一道防线。在公开债违约之前,风险通常会先在约束更弱、信息披露更不透明、协商空间更大的债务品种中暴露,例如非标、商票、银行贷款和境外债。若这些债务持续展期、降息或重组,公开债虽然仍可按期兑付,但市场已经会重新评估主体真实偿债能力,进而反映为二级估值调整、流动性下降和一级发行难度上升。



如下表所示,我们梳理了过往地方国企债券风险事件,包括技术性逾期、条款调整、协商展期、担保代偿、实质违约及破产重整等情形。总体来看,地方国企“破刚兑”并非只有到期本息未兑付这种形式,亦有技术性逾期、回售延期、债券置换、担保代偿等方式。按照风险程度和处置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技术性违约后快速补兑,如“07宜城投债”、“17兵团六师SCP001”、“19兰州城投PPN008”。此类事件最终未造成实质损失,但并非没有意义:技术性违约往往暴露资金归集、内部管理、短债压力或区域协调能力不足,事后也可能影响主体评级、后续发行和投资者信心。尤其是如果发行人已出现非标、票据等债务风险,债券兑付延迟是流动性紧张在公开市场的进一步体现。


第二类是协商展期、担保代偿或部分兑付,如“16呼和经开PPN001”、“17沈公用PPN001”、“20永煤SCP003”。这类案例更接近广义“破刚兑”,公开债投资人未必最终发生本金损失,但兑付节奏、偿债顺序和流动性已经被改变,债券不再是无条件、无摩擦的兑付,对同区域国企债造成了抛售、信心损失等较大影响。


其中,“16呼和经开PPN001”采取小额持有人优先兑付、部分大额持有人展期的方式缓解当期压力,意味着不同投资者的兑付节奏已经出现差异;沈阳公用进入破产重整后,两只PPN因提前到期而触发发行人层面的违约,最终由担保机构代偿,此时投资者能否获得兑付取决于担保人的履约能力,而非发行人自身信用;“20永煤SCP003”违约后,持有人同意先兑付50%本金、剩余本金展期270天,尽管最终完成全额兑付,但债券原有期限和兑付安排已经被改变。


“15青国投MTN002”则是另一种风险演化路径:发行人不行使永续中票赎回权并不直接构成违约,但其此前已经公告拟赎回,临时变更的操作冲击了市场预期。此后,持有人会议将该债券由永续中票变更为普通中票,并通过分期除本方式完成兑付,本质上是发生在实质违约之前的债务重组。这说明,地方国企信用风险未必首先表现为本息逾期,也可能从永续债不赎回、回售资金延期、持有人会议修改条款和分期偿还开始。


这类案例共同表明,“最终全额兑付”并不等同于刚兑预期未被打破。刚兑不仅意味着本金最终能够收回,也隐含按期、足额、无条件兑付的预期。一旦发行人需要通过政府协调、债券展期、担保代偿或修改合同条款完成偿付,债券的时间价值、流动性和信用责任均已发生改变,投资者实际承担了延期风险、交易损失和不确定性。


第三类是实质违约后重整、清算或折价重组,如广西有色、东北特钢、青海省投、天津物产、华晨等。与前两类相比,这类事件不仅改变兑付时间,而且可能直接形成本金损失,地方国企身份不再能够保证债权人按原合同获得清偿。


不同案例的回收结果差异较大:广西有色重整失败后进入破产清算,债权回收主要取决于剩余资产处置;东北特钢引入战略投资者完成重整,普通债权中一定金额以上部分可选择债转股或按照约22.09%的比例现金清偿;青海省投境外债曾以约面值36.75%-41.19%的价格进行要约收购,境内债则随破产重整进入统一处置;天津物产通过交换要约和折价现金回购重组境外债,不同债券的现金退出价格约为面值的37%-63%;华晨汽车虽然拥有华晨宝马等优质合资资产,但由于优质资产现金流难以完全归集至母公司,集团本部仍进入重整。


这些案例体现,债券发生实质违约后,决定回收率的已不再是发行人的国企身份,而是可处置资产价值、现金流归属、债权偿付顺序、股东救助意愿、区域可协调资源以及重整投资人的出资能力。尤其需要注意如今较多地方产投平台“子强母弱”的情形:发行人合并报表中拥有优质上市公司股权或产业资产,并不意味这些资源能够及时、足额用于母公司偿债。



放到城投债上看,过去城投债难以“破刚兑”,主要源于三点:

(1)城投平台长期承担地方政府融资和公益性建设职能,平台债务与地方政府信用难以完全切割;

(2)公开债违约外溢性较大,可能冲击区域融资环境和地方金融稳定;

(3)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平台之间存在较强协调机制,能够通过财政回款、银行续贷、非标置换、资产注入等方式维持公开债兑付。


但本轮化债之后,上述基础正在发生边际变化。首先,隐性债务逐步清退后,政策层面已经尽可能将政府应承担的债务显性化、规范化,剩余平台债务更多名义上已被纳入经营性债务框架。其次,传统基建扩趋缓,叠加平台退名单推进,城投原有业务逐渐被剥离,平台信用需要更多回到自身资产、现金流和再融资能力。再次,监管通过余额核查、短债限制、评级整治和增信要求,部分尾部城投平台主动退出债券市场,更多产投类、公用类的类城投平台出现。


地方政府在救,为什么未来城投债仍可能“破刚兑”?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救的是系统性风险、区域信用和核心平台,并不必然救所有平台、所有债务和所有投资人。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有排序的救助”:公开债优先于非标,核心平台优先于边缘平台,省级和地市核心主体优先于区县尾部主体,公益性和战略性平台优先于普通经营性平台。地方仍会通过银行贷款置换、省级平台承接、资产盘活等方式稳定大局,但救助方式或从无差别刚兑转向有条件托底。


因此,城投“破刚兑”更可能是渐进式、结构性发生,而不是系统性爆发。第一步,非标、商票、银行贷款等非公开债务先出现展期、降息或重组,公开债继续维持兑付;第二步,市场开始重新定价同区域、同层级平台,表现为估值折价、成交偏离扩大和一级发行受阻;第三步,部分主体通过债券置换、场外协调、提前兑付后转银行贷款等方式弱化一次性兑付压力;第四步,在极端情况下,个别低层级、非核心、外溢性较低主体可能出现技术性逾期甚至公开债实质违约。


从主体选择看,刚兑边界更可能先在几类平台上打开:

(1)区县级非核心平台,行政层级低、资源协调能力弱,风险外溢性有限;

(2)债券存量小、机构持仓分散、市场关注度较低的主体,地方救助压力相对较小;

(3)业务市场化但现金流弱的平台,例如贸易、类金融、低效产业投资等业务占比较高,但与地方主战略关联度有限;

(4)非标、商票、银行贷款、境外债舆情反复出现的平台,说明风险已在公开债之外提前暴露;

(5)退名单后新增融资无法接续、债务高度短期化的主体,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及时协调,易在监管收紧和债券滚续受限时暴露流动性缺口。


结论上,我们倾向于认为,城投债并非不会“破刚兑”,而是其形式会更隐蔽、节奏会更渐进、对象会更分层。公开债实质违约可能仍是最后一步,但广义“破刚兑”已经在部分弱区域和弱主体上发生。随着化债周期进入尾声、平台退名单推进、债券融资监管收紧,尾部城投公开债刚兑边界被打开的概率正在上升。后续城投债投资,或不能只看是否“城投身份”,更要看区域资源、平台排序、银行态度、债务结构和融资接续能力。


如果城投公开债刚兑边界被打破,如何判断影响?刚兑预期一旦被打破,影响往往不局限于违约主体本身,而会向同区域、同层级、同属性平台扩散。例如,2020年永煤违约后,河南区域国企债、部分煤炭债和弱资质城投债均出现抛售,一级取消发行增多,二级估值大幅调整。为应对赎回压力,机构被迫抛售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导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内亦出现上行。由此可见,地方国企违约虽然属于信用风险事件,但在市场持仓集中、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也可能通过赎回和资产抛售影响利率债市场。


短期影响方面,我们预计不会局限于违约主体本身,而会沿着区域、行政层级和平台属性迅速扩散。具体表现为相关债券成交折价扩大、流动性下降和一级发行受阻;随后,机构可能进一步排查其他弱区域、低层级等相关平台。若事件涉及债券存量较大、机构持仓集中或级别较高的主体,还可能触发产品赎回和被动减仓,使信用冲击向其他地方国企债乃至利率债传导。


市场反应还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如何处置首批事件,地方可能会优先采取协调补兑、担保代偿、债券置换、银行贷款承接或省级平台收购等方式,避免单一事件演化为区域融资危机。但即使投资者最终获得全额兑付,技术性逾期、展期或合同条款调整也会削弱原有刚兑预期,市场不会简单回到事件发生前的无差别定价。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核心平台在地方资源集中支持下保持融资能力,非核心平台利差持续走阔,部分主体逐步退出公开债市场。由此看,化债的意义并非保证所有平台永不违约,而是通过提前债务置换、拉长期限,将可能的无序、系统性风险转化为相对有序、可隔离的个案处置。



投资建议

2023年以来城投债已经历充分修复,弱区域利差压降幅度明显,当前信用利差或无法完全反映各区域实质风险。2023年初至2026年8月21日,青海、贵州、云南城投公募债信用利差分别压降955BP、700BP和565BP,辽宁、天津和吉林分别压降421BP、401BP和377BP。当前除陕西外,各省城投利差基本处于历史低位,贵州、青海、云南、重庆、辽宁等省份的历史分位数均已降至历史最低位,多数省份也处于10%以下,弱区域利差水平难以对其未来潜在波动提供风险补偿。


从边际变化看,城投债行情正由普遍压缩转向区域分化。贵州、青海等重点化债地区在2025年初以来分别继续压降129BP和164BP,但2026年初以来的压降幅度已明显收窄;与此同时,陕西年初以来利差上行17BP,近1个月上行11BP,黑龙江、西藏也出现小幅走阔,海南、广西和内蒙古近一个月利差有所上升。这意味着中央化债政策走向尾声,未来弱区域间相对更难出现同步收敛。



或可降低依赖区域利差下沉获取收益的权重,关注强区域中高等级、流动性好、存量规模大的品种,或部分转型成果较好、业务具备稳定现金流的主体,在债市调整与个券估值波动期间择机布局进行交易。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强区域当前利差仅为19-25BP,历史分位数普遍较低,继续压缩空间有限,但其财政金融资源充足、银行融资接续能力较强,仍适合作为组合的流动性和防御性底仓。弱区域配置应优先选择省级平台、省会核心平台及承担债务整合、资产运营和金融协调职能的省级主体,并适当缩短久期。


此外,亦可关注有地方化债利好的区域:以陕西为例,虽然陕西公募城投债年初以来利差上行17BP,当前历史分位数偏高,反映市场此前担忧,但近一周利差已出现压降,或与西安市推进设立长安资产投资运营管理公司有关。若后续长安资管资本金到位、资产划转和债务承接方案明确,并进一步带动金融机构新增授信、存量债务置换,则陕西可能由前期的左侧博弈转入右侧阶段。投资上可优先关注直接参与债务整合、资产盘活的省市级平台,以中短久期品种为主,控制长久期信用敞口。


对于区域禀赋较弱、转型方向模糊、新业务前景不明朗的主体,建议审视其业务拓展潜在风险,控制期限,防范估值波动与信用风险抬升的双重压力。在监管层积极鼓励科创债的背景下,部分转型方向与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相对契合的城投平台,或迎来较多发债机会。可关注科创债下相关平台的债券新增机会,除传统信用分析外,还关注后续投资项目质量、相关产业投资基金收益与退出情况等。


风险提示

1)数据统计偏差。本报告采取华泰城投名单口径,部分主体信息披露口径不一。

2)政策不确定性。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市场出现估值波动。



文章来源


研报《化债后半程》2026年8月28日

张继强     S0570518110002    研究员

仇文竹   S0570521050002  研究员

文晨昕   S0570520110003 | SFC BSF414  研究员

向怡乔   S0570526020002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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