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股权财政”潜力城市筛选:哪些城市可能具备复制“合肥模式”的基础?
1)从财政承载、产业基础到资本能力的综合衡量:a)从综合得分看,在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重庆、天津两个直辖市后,综合得分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为苏州、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青岛、宁波、合肥、厦门和西安。b)驱动相关城市进入前列排名的核心因素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苏州、杭州、南京在财政、产业和资本平台之间相对均衡;成都、武汉、合肥和西安的优势则更多体现在产业组织、科教资源与资本平台的协同;而青岛、宁波、厦门则以相对良好的财政能力作为主要支撑。c)因此,地级市是否具备复制“合肥模式”的基础,或应同时观察区域内是否具备持续出资能力、是否具备足够的产业资源供给以及是否具有专业的资本组织平台。换言之,复制合肥经验或并不存在单一“最优模板”,更关键的是三类条件能否与本地优势产业形成匹配。
2)承接基础:财政、产业与资本平台缺一不可:a)财政承受力首先决定地方政府是否具备长期参与产业培育的资金基础。以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财政自给率衡量,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处于样本池前列,青岛、宁波、厦门、无锡等地同样具备较强的财政造血能力。尽管较高的财政自给率并不意味着产业投资回报必然更高,但通常意味着地方在保障基本财政支出的同时,拥有更大的资金调配弹性,也更有能力承受硬科技项目早期回报较慢、追加投入频繁的特征。b)产业资源进一步决定地方政府“投什么”,即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国有资本的可投方向及项目。基于我们以境内上市公司数量、近5年IPO数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构建的产业指数显示,苏州、杭州、宁波等地的本地可投资企业和产业链节点的相对密度更高,南京、成都、青岛等城市亦已形成各具特点的产业资源组合。这一指标虽难以直接评价技术壁垒、估值水平或单个项目质量,但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关地方是否拥有足够厚的企业基础,使政府资本可以更多沿既有产业链进行补链强链,而非跨赛道“从零造链”。这一地方国资的参与方法与“合肥模式”较为契合,一方面更有利于发挥区域产业的规模效应优势,更易吸引新企业入驻的同时降低地方政府的试错成本,另一方面避免区域间过分竞争并造成“过度内卷”,最终降低各区域的投资效益和效率。c)资本平台则决定地方政府“如何投”,即地方政府可参与股权投资的资金载体的数量、体量以及成熟度。我们采用政府引导基金数量与认缴规模来反映样本地级市的股权投资基金网络密度和资本组织能力,可以发现苏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的相关指数表现较优,均已形成较成熟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但资本组织模式有所差异。
?股权财政发展路径:应如何理解“合肥模式”的可复制性?
1)可复制机制:从合肥长鑫的经验来看,首先可以尝试复制的因素为产业研究前置;其次是专业化、市场化的项目决策能力;再次是长周期资本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最后是形成“投入→培育→退出→再投入”的资本循环。
2)复制边界:a)地方政府国有资本能够改善融资期限、协调土地与基础设施并带动产业链集聚,但无法替代企业家能力、核心团队、知识产权积累和市场化客户验证。“下一个长鑫”的评估或需将地方政府的资本运作能力视为提高科技领域项目成功概率的一组条件,而非项目成功的充分条件。b)具体的复制边界或主要包括真正难以由地方政府短期塑造的五项因素,即企业与团队、资本承受力、既有产业基础、国家战略及外部环境、产业周期。其中,先进制造项目的技术路线选择、工程化能力和客户导入高度依赖稀缺团队;重资产项目可能经历多年亏损和多轮追加投资,对地方财政和国资资产负债表提出较高要求;补链强链通常比跨区域、跨赛道“从零造链”更具确定性;国家级资本、政策协同以及设备材料保障可显著影响地方资本的杠杆效应;而行业景气度高低又决定项目的盈利兑现速度和再融资环境。换言之,真正难以复制的不是某一项条件,而是上述因素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可形成较好的共振组合。
3)可复制的是机制,难复制的是条件组合:a)“下一个长鑫”或难以通过扩大基金规模或复制招商条款机械产生。其中,可以复制迁移的是产业研究前置、专业化决策、长期资本安排、投后赋能和市场化退出等组织能力;难以复制迁移的是特定企业和技术团队、与目标赛道相匹配的产业基础、国家战略窗口以及全球产业周期。b)地方政府的信用与其政策、战略稳定性可为科技项目提供长期赋能,即在基于地方政府信用搭建的轨道上,以国资先行投入撬动市场化资本的接续,最终托举可适应当地资源环境的优质科技项目落地和成长,换言之,地方政府信用在由新动能行业引领的“股权财政”中的加持效果或更优于过去旧动能行业相关的“土地财政”,在新旧动能切换过程中扮演着转换枢纽的关键角色。c)因此,对于其他城市而言,真正值得学习的或不是某一次“押中项目”的结果,而是不同城市应围绕自身产业禀赋选择差异化路径,以“补链强链”替代脱离本地产业基础的跨赛道追逐,凭借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叠加稳定财政基础、持续产业资源积累和专业资本平台运作,来提高地方产投平台识别并培育科技领域股权投资项目的成功概率。
?风险提示:
债市超预期波动;数据统计偏差;数据统计偏差;产业政策与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
正文
在2026年9月9日发布的报告《为何合肥长鑫科技可以成功?》中,我们分别从微观战略、中观格局和宏观环境三个维度,即基于公司自身发展、合肥地区产业及人才基础、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本接力、人才输送和行业周期,来解释长鑫能够在合肥落地并实现产业化的主要因素,而本报告将进一步依据以长鑫科技为核心案例来拆解出的成功因素,通过城市财政、产业资产和资本平台等指标以及国内存储项目对照,探讨这些因素能否在其他城市再现,探究“合肥模式”的可复制性;同时通过厘清地方政府在重大硬科技项目培育中能够发挥作用的环节及其边界,尝试挖掘何类机制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何种地区更具备培育类似产业龙头的基础。
我们将不直接以单个项目成败来判断“合肥模式”的可复制性,而是将其拆分为两类条件:一类是地方政府可以主动塑造的承接能力,包括财政承受力、产业资源供给和资本平台基础;另一类是难以通过短期政策复制的外部条件,包括核心团队、技术路线、既有产业基础、国家战略和产业周期。基于此,我们将先对可比城市的产业投资承接基础进行评分形式的量化筛选,再结合对照案例讨论复制机制和边界。
需注意的是,测算主要用于比较城市的产业投资承接条件,并仍存在两项数据可得性限制:一是部分城市土地出让收入记录缺失,相关样本已从土地依赖度判断中剔除;二是政府引导基金采用认缴口径,尚不能直接评价实缴、投资和退出绩效。因此,综合得分仅用于识别城市的相对承接条件和基础,而非对项目成功概率或财政投资收益的直接预测。
1. “股权财政”潜力城市筛选:哪些城市可能具备复制“合肥模式”的基础?
1.1 评价体系:从财政承载、产业基础到资本能力的综合衡量
为尽量将“能否复制”从定性判断转化为可比较的定量指标,我们对351个原始地级市记录进行清洗,保留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有效,且在上市公司、近5年IPO、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至少具备一项有效记录的地级市,最终形成264个可比样本,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财政能力、产业资源和资本平台三项指数:财政能力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财政自给率刻画,产业资源由上市公司、近5年IPO、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刻画,资本平台则由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和认缴规模刻画。各指数在全体可比地级市中进行Min-Max标准化,并对三项指数等权合成综合得分,据以观察不同地级市承接长期科技领域产业项目的相对基础。
从综合得分看,在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重庆、天津两个直辖市后,综合得分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为苏州、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青岛、宁波、合肥、厦门和西安。需要注意的是,驱动相关城市进入前列排名的核心因素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苏州、杭州、南京在财政、产业和资本平台之间相对均衡;成都、武汉、合肥和西安的优势则更多体现在产业组织、科教资源与资本平台的协同;而青岛、宁波、厦门则以相对良好的财政能力作为主要支撑。
除综合排名前10的城市以外,我们亦选取无锡、常州和嘉兴作为延伸观察样本,原因在于三地均位于长三角制造业核心区域,但产业结构和资本平台特征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无锡财政能力和上市公司基础较强,常州新能源产业链辨识度突出,嘉兴则兼具制造业平台和产业基金体系。这一组样本或可用于观察在省会和一线城市之外,制造业基础较好的地级市是否同样具备承接长期产业资本的条件。
总体来看,地级市是否具备复制“合肥模式”的基础,或应同时观察区域内是否具备持续出资能力、是否具备足够的产业资源供给以及是否具有专业的资本组织平台。换言之,复制合肥经验或并不存在单一“最优模板”,更关键的是三类条件能否与本地优势产业形成匹配。
我们将进一步从该三个维度拆解各地级市的科技领域产业项目承接能力。
1.2 承接基础:财政、产业与资本平台缺一不可
财政承受力首先决定地方政府是否具备长期参与产业培育的资金基础。以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财政自给率衡量,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处于样本池前列,青岛、宁波、厦门、无锡等地同样具备较强的财政造血能力。尽管较高的财政自给率并不意味着产业投资回报必然更高,但通常意味着地方在保障基本财政支出的同时,拥有更大的资金调配弹性,也更有能力承受硬科技项目早期回报较慢、追加投入频繁的特征。
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所经历的重大变革导致土地相关收入下降,原本多数地方政府所依赖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促使地方财政寻找收益更为可持续、更为稳健的优质资产的必要性上升。2021-2024年期间,纳入比较的13个重点地级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青岛、南京、厦门、嘉兴在此期间的降幅分别约为78.7%、62.4%、60.4%和55.4%;西安、武汉降幅相对较小,但亦分别下降约16.8%和24.4%。从2024年土地出让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的比重来看,常州、西安、武汉、无锡等城市对土地市场的变化更为敏感。但需要注意区分“转型压力”和“投资能力”,即土地财政压力较高或仅说明该地寻找有收益来源的新资产的必要性更强,而真正形成长期股权投资能力,仍需稳定的财政收入、可投资的产业资源和专业资本平台共同配合。
产业资源进一步决定地方政府“投什么”,即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国有资本的可投方向及项目。基于我们以境内上市公司数量、近5年IPO数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构建的产业指数显示,苏州、杭州、宁波等地的本地可投资企业和产业链节点的相对密度更高,南京、成都、青岛等城市亦已形成各具特点的产业资源组合。具体而言:(1)苏州依托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形成了“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的产业生态,聚集了亨通集团、旭创科技、博众精工等一批产业链企业,为地方资本围绕产业链补链强链提供了丰富标的;(2)杭州以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企业集聚见长,依托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龙头企业,形成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产业生态,同时持续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为产业基金投资未来科技领域提供项目储备;(3)宁波制造业基础较为突出,围绕绿色石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方向形成产业集群,拥有吉利汽车、均胜电子、拓普集团等代表性企业,适合地方资本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投资布局;(4)南京依托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科研资源,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型电力、软件信息等领域形成较强创新基础,具备科技成果转化和早期科技项目培育优势;(5)成都依托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资源和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形成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拥有京东方、英特尔成都等产业项目,为地方产业基金布局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硬科技方向提供支撑;(6)青岛兼具先进制造业基础和特色产业资源,围绕智能家电、轨道交通、高端装备、海洋科技等方向形成产业集群,拥有海尔、海信等产业龙头,具备通过产业投资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标虽难以直接评价技术壁垒、估值水平或单个项目质量,但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关地方是否拥有足够厚的企业基础,使政府资本可以更多沿既有产业链进行补链强链,而非跨赛道“从零造链”。这一地方国资的参与方法与“合肥模式”较为契合,一方面更有利于发挥区域产业的规模效应优势,更易吸引新企业入驻的同时降低地方政府的试错成本,另一方面避免区域间过分竞争并造成“过度内卷”,最终降低各区域的投资效益和效率。
资本平台则决定地方政府“如何投”,即地方政府可参与股权投资的资金载体的数量、体量以及成熟度。我们采用政府引导基金数量与认缴规模来反映样本地级市的股权投资基金网络密度和资本组织能力,可以发现苏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的相关指数表现较优,均已形成较成熟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但资本组织模式有所差异。具体而言,(1)苏州较早探索市场化产业基金模式,形成“市级引导基金+区县产业基金+市场化子基金”的多层次体系,代表性平台包括元禾控股、苏州市创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等。其中,苏州市创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采用“母基金+子基金”模式,截至2020年已累计撬动子基金规模近288亿元;元禾控股则长期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战略产业,累计投资包括旭创科技 、纳芯微、信达生物等科技企业,并通过资本投入推动产业集聚。以信达生物为例,元禾控股早期参与其融资,并持续提供资本支持,助力企业成长上市,体现了地方资本从“资金提供者”向“产业培育者”的转变。(2)南京的资本体系则依托江苏省级产业基金和市区两级国资平台协同,重点围绕集成电路、软件信息、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布局。例如,中电科(南京)产业投资基金由江北产投集团、中电产业基金等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30亿元,已投资南京新芯电子、南京国博电子等半导体企业,其中南京国博电子已登陆科创板,体现了政府产业基金参与硬科技项目培育的能力。(3)武汉的政府资本体系主要依托武汉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市属平台,围绕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产业开展投资。其中,武汉东湖高新区长期采用“政府引导基金+产业资本+社会资本”的模式,设立光谷产业投资基金等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光电子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产业;同时依托湖北省级长江产业投资基金体系,形成省市联动的产业资本网络。(4)成都则依托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国资平台,形成覆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基金体系。其中,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承担产业资本运营和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职能,并围绕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方向布局专项基金;同时,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区域基金较为活跃,例如成都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京东方、通威等产业链项目发展。(5)西安市及西安高新区围绕半导体、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持续完善产业资本体系,以产业引导基金为抓手开展资本招商,并通过基金直投、产业子基金等方式强化对硬科技产业的股权资本支持;与此同时,先后推动三星闪存芯片、奕斯伟硅产业基地等重大半导体项目落地,逐步形成“产业基金+重大项目+产业链招商”的产业培育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认缴规模并不等同于实缴金额,更不代表已形成投资或退出收益,因此资本平台的比较更适合用于判断地方政府的资本组织能力,而不能直接视为地方政府的产业投资绩效。
2. 股权财政发展路径:应如何理解“合肥模式”的可复制性?
2.1 可复制机制:复制的是组织能力,而非单个项目
从合肥长鑫的经验来看,首先可以尝试复制的因素为产业研究前置。地方政府应优先识别本地既有产业链、终端需求和关键缺口,再决定重点赛道、项目和资本工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投资基金的相关政策亦强调尊重产业发展规律、结合地方产业基础,防止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因此,复制合肥经验的起点并不是寻找“另一个长鑫”,而是建立能够持续更新的产业图谱和项目筛选机制,使重大项目的落地建立在产业邻近性和真实需求基础之上。
其次是专业化、市场化的项目决策能力。长期产业投资需要形成产业判断、商业尽调、财务法务评估、估值谈判和投委会决策的完整链条,并通过外部专家、负面清单和责任边界减少行政决策对单一项目的直接替代。例如苏州等城市较早通过政策文件完善股权投资体系和退出渠道,表明制度供给与专业投资机构的建设可以同步推进。
再次是长周期资本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战略性新兴产业通常存在研发投入高、盈利兑现慢和阶段性估值波动等特征,政府产业类基金的资金期限和出资节奏均需要与产业周期匹配,并通过分期出资、里程碑考核、风险预算和持续投后评估来提高容错的可执行性。长鑫案例表明,所谓“耐心资本”并不是降低风险约束,而是在程序合规和持续评估基础上延长资本等待技术兑现的时间。
最后是形成“投入→培育→退出→再投入”的资本循环。股权投资只有在分红、减持、并购或基金清算后形成实际现金回款,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国资收益并支持下一轮产业投资。因此,评价一座城市的产业资本运作能力和潜力不应仅考量基金数量和认缴规模,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实缴比例、投后赋能、退出回款和再投资能力。
2.2 复制边界:政府资本并非充分条件,技术与外部环境决定项目上限
对照其他存储芯片项目或可发现,地方政府国有资本仅是重大硬科技项目成功条件之一。例如长鑫科技聚焦DRAM,长江存储聚焦3D NAND,二者均获得国家和地方资本支持。其中,武汉市官方资料显示,长江存储64层3D NAND闪存产品已于2019年实现量产,标志着国内企业在高端存储制造领域实现重要突破,但从其产业化过程看,资本投入只是支撑项目启动和产能建设的基础,最终实现技术突破和商业化落地仍依赖于技术路线选择、核心团队积累、产业链配套能力以及产品迭代和量产爬坡节奏。因此,地方资本能够降低企业早期投入压力,但能否形成产业竞争力,仍取决于产业基础和企业自身能力。
而福建晋华则体现了外部约束对项目路径的影响。2018年,美国商务部将福建晋华列入实体清单,核心设备、材料和技术授权的可得性均由此受到显著影响。这一案例表明,即使地方政府具备资本投入和项目协调能力,也难以完全控制全球技术供应链和外部政策环境方面的突发变化。
因此,地方政府国有资本能够改善融资期限、协调土地与基础设施并带动产业链集聚,但无法替代企业家能力、核心团队、知识产权积累和市场化客户验证。“下一个长鑫”的评估或需将地方政府的资本运作能力视为提高科技领域项目成功概率的一组条件,而非项目成功的充分条件。
具体的复制边界或主要包括真正难以由地方政府短期塑造的五项因素,即企业与团队、资本承受力、既有产业基础、国家战略及外部环境、产业周期。其中,先进制造项目的技术路线选择、工程化能力和客户导入高度依赖稀缺团队;重资产项目可能经历多年亏损和多轮追加投资,对地方财政和国资资产负债表提出较高要求;补链强链通常比跨区域、跨赛道“从零造链”更具确定性;国家级资本、政策协同以及设备材料保障可显著影响地方资本的杠杆效应;而行业景气度高低又决定项目的盈利兑现速度和再融资环境。换言之,真正难以复制的不是某一项条件,而是上述因素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可形成较好的共振组合。
2.3 城市分层:不同能力组合对应差异化复制路径
从综合评分结果看,苏州、杭州和南京属于各维度能力结构相对均衡的第一类城市,财政承受力、产业资产密度和资本平台均具备一定基础。对于此类地区,进一步提升复制能力的重点或不在于继续扩大基金数量,而在于提高实缴效率、投后赋能和退出回款能力,并控制单一项目和单一赛道的集中风险。
成都、武汉、合肥和西安则更偏向产业组织和平台驱动型。此类地区在科教资源、战略产业集群或政府资本组织经验方面相对更具优势,或更适合围绕少数优势赛道开展省市联动和国家级基金协同。例如,武汉存储器和光电子信息产业链、合肥集成电路产业的经验均表明,当资本投入与技术团队、产业配套和长期融资能力同步,方可转化为持续的产业竞争力。
青岛、宁波和厦门则体现较强财政能力,但产业资产和资本平台结构各有差异。对于此类地区,复制路径或更应从既有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中寻找能够补链强链的项目出发,并同步补强地方基金管理和退出机制,而非仅依赖财政空间跨区域追逐高估值赛道。
2.4 延伸观察:无锡、常州、嘉兴具备结构性潜力
在前10城市之外,无锡的综合排名第11,财政能力、上市公司和先进制造业基础较为突出。2025年无锡市政府工作报告披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已升至江苏省第二,注册基金总规模突破5500亿元,相关政策亦围绕半导体、新能源和高端装备等方向设立专项产业基金。其主要观察点或不在于产业资源是否充足,而在基金实缴、退出和市属平台协同效率能否进一步提升。
常州的特点是产业标签更加集中。2024年常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7.8亿元,税收占比84.1%,新能源产业对当地工业增长贡献较高,并已形成省市合作的新能源产业专项母基金。较高产业集中度有助于提高项目识别和上下游协同效率,但也会同步放大行业周期风险,因此更适合沿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和装备等既有链条纵向补链。
嘉兴则体现区位、制造业平台和基金杠杆的组合优势。2024年嘉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38.72亿元、支出836.01亿元;2024年财政决算披露,全市政府产业基金规模113.07亿元,合作设立子基金71支、总规模566.86亿元,并覆盖智能装备、汽车、泛半导体和新材料等方向。其主要约束在于产业链分布相对分散、单一龙头牵引力弱于苏杭,因此更需要通过专业子基金和区域协同来提高项目聚焦度。
2.5 观点小结:可复制的是机制,难复制的是条件组合
综合来看,“下一个长鑫”或难以通过扩大基金规模或复制招商条款机械产生。其中,可以复制迁移的是产业研究前置、专业化决策、长期资本安排、投后赋能和市场化退出等组织能力;难以复制迁移的是特定企业和技术团队、与目标赛道相匹配的产业基础、国家战略窗口以及全球产业周期。此外,地方政府的信用与其政策、战略稳定性可为科技项目提供长期赋能,即在基于地方政府信用搭建的轨道上,以国资先行投入撬动市场化资本的接续,最终托举可适应当地资源环境的优质科技项目落地和成长,换言之,地方政府信用在由新动能行业引领的“股权财政”中的加持效果或更优于过去旧动能行业相关的“土地财政”,在新旧动能切换过程中扮演着转换枢纽的关键角色。因此,对于其他城市而言,真正值得学习的或不是某一次“押中项目”的结果,而是不同城市应围绕自身产业禀赋选择差异化路径,以“补链强链”替代脱离本地产业基础的跨赛道追逐,凭借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叠加稳定财政基础、持续产业资源积累和专业资本平台运作,来提高地方产投平台识别并培育科技领域股权投资项目的成功概率。
3. 风险提示
(1)债市超预期波动:政策、经济等宏微观因素或导致债市超预期波动,改变市场供需格局及机构配置行为;
(2)数据统计偏差:本文涉及城市财政、政府基金等多维度数据,不同地区及不同来源在统计口径、披露时点和数据完整性方面可能存在差异,相关测算结果或存在一定偏差;
(3)政策与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高度依赖政策支持的行业,若政策调整或市场波动,可能对资金流动和行业表现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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