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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2026年第5期
专题研究一 方言与文化
作者简介
李 计 伟
暨 南 大 学 教 授，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汉 语 语 法、 海 外 华 语、 国 际 中 文 教 育。
李 耀 航
暨 南 大 学 在 读 博 士 研 究 生，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汉 语 语 法、 海 外 华 语。
早期南洋华语商贸词汇及其语言文化价值
李计伟，李耀航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10）
提?要?19世纪末，随着新加坡因国际商贸迅速崛起，随中国移民而来的闽粤方言等“几样华语”与发达的商贸活动相遇，共同创造的多姿多彩的华语商贸词汇，是华语词汇中数量众多且颇具特点的一类。当时《叻报》《星报》等南洋华文报章上的商贸词汇大致分为“商品商标”“经营交易”“货币凭证”3类，可展示早期南洋华人在与当地商贸文化的互动中，方言于词汇层面跨语际、跨文化的创新发展。闽粤方言本身既是华语商贸词汇的来源，同时也是译借英语和当地语言词汇的中介。华语商贸词汇证明，早期南洋华语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化价值。（1）汉语史价值：大华语视域中的域外汉语文献为近现代汉语史书写提供了宝贵材料；（2）方言史价值：方言随华人迁徙而流布，并在与其他方言和语言的接触中互相影响；（3）文化史价值：华语的海外发展反映了华人在与其他文明互鉴中的自觉与借镜。
关键词?南洋；华语；商贸词汇；价值
一、南洋“繁盛之区”与“几样华语”
19世纪末，尚被称为叻地的新加坡迅速崛起。在当时的华文报章上，叻地常被视为“南洋通商口岸第一繁盛之区”（《劝赈编》，《叻报》，1888?05?23）。彼时的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乃商贸之主体。从来源地域、方言看，华人主要分为“闽帮”“潮帮”“广帮”“客帮”“琼帮”。在基于官话的共通语尚未形成之时，上述诸帮华人所操之方言均为华语。据文献记载，早期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担任华人相关事务公职者要被送往厦门、汕头和广州学习中国话。
（1）前者叻地有西人两名，一曰文，一曰利万，由叻奉委至汕头学操华语。（《西员将至》，《叻报》，1891?07?18）
（2）华民政务司署内招雇总书记一名，每月工银一百元，其人须识英、华语言文字。有欲承斯缺者，则于西来月六号即华历明年元月初八日投函本署。……函内写明能识几样华语，如闽粤潮客琼各种，以便拣择。（《招雇总书记宪示》，《星报》，1892?01?23）
19世纪中期以来，“几样华语”与发达的商贸活动相遇于叻地，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商贸文化词汇。1925年6月11日，《叻报》开始连载《南洋商场习惯语》，作者柯子平。其首期引言曰：“吾侨经商南洋，于今数百年矣。商场交接，常有一种习惯语，或取于英语，或采自土著，或闽粤混合，言虽上口，义殊费解。”这里提到南洋“商场华语”词汇的3个来源：英语、土著语（即巫来由语——马来语的早期译名）和闽粤方言。需要指出的是，闽粤方言本身既是商贸词汇的来源，同时也是译借英语、荷兰语、土著语词汇的中介。
早期南洋华语词汇的整理、研究，最早且成系统的是许云樵《南洋华语俚俗辞典》（1961），该书以新、马为主，南洋其他各地为辅，收“华语方言方音之流行于南洋者”“当地土语为华语所吸收者”和“混合语词”3类共874条目，是“第一部较全面描写马新华语特有词汇的词典”（邱克威2018a）。进入21世纪，基于华语文献的词汇研究证明了早期南洋华语的独特价值。1807—1843年间，清政府严禁传教士在中国境内私刻宣教书刊，欧美传教士转场南洋，在新加坡、马六甲、吧达维亚（今雅加达，简称“吧城”）等地继续翻译、出版书刊并潜运回中国散发。庄钦永、周清海（2010）考察了这批文献中的新词语，认为汉语的一些词语或可据此将“出生年份”提前，或可确认非日语汉字词回流，如“议会”为英国传教士米怜首先使用，“商务”乃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首创。这一研究首次将早期南洋文献纳入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视野。2002年起陆续出版的《公案簿》（第1—15辑），是1787年以来吧城华人公馆司法活动的华文记录，各辑所附“注释”对出现于其中的闽粤方言词、外来词等进行了简单释义。近年来，随着《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等共时描写词典的出版以及包含华语史在内的“全球华语学”（刁晏斌2017）的提倡，学界开始将目光投向华语历史文献，进行华语词汇史甚至华语史的研究。如邱克威（2014）、李计伟和刘燕婧（2021）分别以《叻报》《蕉风》为例，研究马新华语某个历时断面的词汇特点及其价值，李计伟、吴玉瑞（2023）则从外来词对音、方言词使用等方面系统论证了闽南话在“几样华语”中较高的地位及其对早期南洋华语的深度塑造。
19世纪的南洋华人，正处于“华工华商时代”（王赓武1994），这让基于闽粤方言而形成的商贸词汇成为彼时华语词汇中数量众多且颇具特点的一类。本文基于对《叻报》《星报》等华文报章的整理，将彼时商贸领域的方言词和经由方言译借而来的外来词大致分为“商品商标”“经营交易”“货币凭证”3类进行呈现、分析，揭示方言作为文化中介在跨语际实践中的表现与特点，展示其在近现代汉语史书写、汉语方言海外流布史、华人移民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二、商品商标类词语
新加坡是承接西方工商业产品的亚洲枢纽，加之南洋自身资源丰富，所以在19世纪末的南洋华文报章上，商品名称琳琅满目。这里仅讨论具有时代文化意义及代表南洋热带风土的一些名词。
（一）商品：时代文化与南洋草木
“beer”（啤酒）一物，进入中文世界的历史很早。黄河清（2020：1154）收录beer的中文词形达20种，但无“蜜酒”“密酒”。南洋华语文献中，“蜜酒”“密酒”常用，它们是闽南话译借英语beer或马来语bir之结果：“蜜”“密”在闽南话中均读[bit8][1]，“蜜酒”属“音译+类名”的构词方式，与“啤酒”同。例（4）中的“乌蜜”即“黑啤”，“乌”来自闽南话。
[1] 闽南话注音参考周长楫（2006），下同。
（3）兹本行由欧洲办到上等密酒来叻发售，其酒甚佳。（《蜜酒出售》，《叻报》，1887?08?19）
（4）蜜酒销流亦已广矣，然而家数过多，则精粗不一，求其能令饮者百益而无一损，莫如旗标乌蜜为最良。（《旗标乌蜜酒发售》，《叻报》，1905?05?01）
“蜜”“密”属于古明母字。从对音规律看，古明母在闽南话中读双唇浊辅音[b]，故在译借外来词时常用以对译其他语言的[b]及其相近辅音。在南洋华语文献中，“brandy”（白兰地）的常见译名有“万兰池”“万安池”，“Brasil”（巴西）的常见译名是“勿剌施”“勿剌西”，“buah”（水果）译为“务画”，均符合这一规律。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2016：1054）提到，1896年新加坡首次引入汽车，到1908年只有214人有驾驶执照，汽车仍属罕物。在早期南洋华语中，闽南话、粤方言将motor译为“摩打”“摩多”，故motor vehicle就是“摩打车”“摩多车”，车的具体形制则添加其他成分以明。“摩打”“摩多”均为黄河清（2020）所未收录，且出现时间更早。有趣的是，“出税之摩托车”即今“出租汽车”，于1919年即已出现，闽南话、粤方言的“出税”即“出租”之义。例如：
（5）十九日，英京副将轩尼罗灵申君乘坐摩打四轮车，驶至附近佛廉厘之沙黎十字路时，猝遇总兵官轩足高吕威君亦乘摩打脚车驰来，以致互相撞撞。（《摩打车失事两见电音》，《叻报》，1907?11?29）
（6）摩多车能乘五人及配电灯，每乘一千八百五十元。（《然里直公司广告》，《叻报》，1913?12?01）
（7）上星期四日下午约四点半钟，有美商煤油公司之稽查员启打君及华人实业家伍振朋君，同乘一出税之摩托电车，由加影地方开行，欲往吉隆。（《劫电车之续闻》，《叻报》，1919?08?21）
南洋热带水果（南洋早期常用来自粤方言的“生果”一词，“水果”一词罕见）众多，故在早期南洋华语文献中，水果的音译译名出现频繁。1894年1月31日《星报》有《南方草木赞》一文，提及果木花草百余种，其中水果名称30余个，笔者曾让懂闽、粤方言的马来华人识读，能识别者未及半数。如“务画喃榄，浓而不淡，生果树身，叶敷盖揜”“务画罗柑，丛茂并参，果生幼小，其味亦甘”。“务画”乃马来语buah的闽南话音译，“务”在厦门、漳州话中读[bu6]，泉州话读[bu5]，“画”在厦门、漳州话中读[ua6]；“喃榄”“罗柑”分别是马来语namnam、rukam的闽南话音译。“务画喃榄”即今“圣杯果”，“务画罗柑”即“罗庚果”，其语序亦遵马来语，类属居前，名称居后。再如“木有流连，长入云烟，西贵佳果，味极芳鲜”，这里的“流连”即“榴莲”，也即下面两例中的“榴连”，是闽南话对马来语durian的音译，今马新华语常用“榴梿”：
（8）园中栽有甘密、胡椒等树甚多，虽现尚未成熟，惟肥苗异常，并有榴连、望吃、望加、红毛丹、尖毕纳、浮刺山及椰树等甚多。（《椒密果园出投》，《叻报》，1888?03?19）
（9）园中种有椒蜜、榴连、望吃、望呀、红毛丹、尖不立、椰子各式果木甚繁。（《椒蜜果子园出投》，《叻报》，1888?07?24）
“望吃”是马来语manggis（山竹）的闽南话译名。闽南话中，“望”读[mba?6]，“芒”读[mba?2]，“吃”读[khit7]<文读>。1899年8月19日，《叻报》有《果壳有用》一则：“望吃一果，南洋最盛，人多嗜之，惟嗜者不过嗜其果肉，所遗之壳皆弃道旁。”“望加”“望呀”是马来语“mangga”（芒果）的闽南话音译，在闽南话中，“加”读[ka1]<厦泉>，“呀”读[ga2]。
（二）商标：多元并存与中西合璧
这里仅谈“商标”一词本身在早期南洋华语中的多样表达。在汉语史上，“招牌”本为商家挂在门前标明名号与经营内容的牌子，亦称“招”“招子”。“标”有“标志”“符号”之义，与“商”组合构成“商标”。在粤方言中，“标”亦有此义及“商标”之组合，而在闽南厦门话中，“标头”一词可以特指商标。在南洋华语文献中，“招牌”亦被用为“商标”之义，“标”“标头”甚至“招标头”均有使用，呈现出多元并存和杂糅的特点。例如：
（10）兹复由英新办到颜尔士斗云字号之狗头标乌密酒到叻应沽。（《乌密酒发售》，《叻报》，1889?01?01）
（11）如以上所黏各标头无本行“丕杀呼峇”华字者，即为假货。（《正金钟标万兰池酒出售》，《叻报》，1890?02?08）
（12）乃有无耻不法棍徒，每以伪货冒充本号招牌，瞒人射利，鱼目混珠，殊堪切齿。（《换用烟包标识声明告白》，《叻报》，1900?04?19）
英语的Trade Mark，闽南话、粤方言中常音译为“墨/嚜”“麦/唛”，闽南话常用前者，粤方言多用后者。许云樵（1961：58）对“唛”的释义是：“英语Trade Mark之略。”受“标头”类推，亦有“嚜头”“麦头”等中西合璧词语的出现。“唛”“唛头”今粤港澳地区常见，此亦是早期南洋华语与本土方言共通互融的一种表现。例如：
（13）本号专心研究、认真督办各款月琴墨、童鹤墨、双猫墨、鹰箱墨及别样新墨火柴发客。（《火柴发客》，《星报》，1894?06?14）
（14）此酒由西国原庄运来，酒性香冽，酒味醇浓，与别家嚜头大是不同。（《地球标万兰池酒发售》，《叻报》，1895?01?03）
（15）本号烟厂，向在小吕宋意未耶拿拣选正地道烟叶，制造各款星妹麦、仙花麦、双马麦吕宋烟，经已驰名中外。……各款麦头太多，不能尽录。（《正吕宋烟发客》，《叻报》，1896?09?14）
三、经营交易类词语
经营交易涉及词语众多，这里重点从经营主体、交易活动、经营交易场所三方面来看闽粤方言在南洋商贸活动中的使用及其适应性创新和变异。
（一）经营主体：“头家”“九八”“齐智人”
（16）是夜席间，曾亲劝诸华人饮，且均称曰“头家”，此乃闽潮土谚，尊称商人之语，而苏丹口中恒呼头家不置。（《柔邦观礼》，《叻报》，1891?05?26）
参与经营者，《南洋商场习惯语》列出的有“打空，闽语即经纪人之别称”“头家，闽语即东家之谓”。“头家”一词在早期南洋地区极为常用，甚至当地苏丹也用该词来称呼华商，可见闽籍华商在当地巨大的影响力及闽南话在“几样华语”中较高的声望与地位。
（17）本公司向为商贾作九八生理，今添作拍卖馆，无论器物、货项及屋宇、地段等。（《新设拍卖馆》，《星报》，1892?01?23）
许云樵（1961：14）对“九八”的释义是：“代理商，凡经手交易，均取佣金二巴仙。”“巴仙”是闽南话、粤方言对英语percent（百分比）的音译，二巴仙，即百分之二，百中取二，是为九八。《厦门方言词典》收有“九八人”“九八行”。“九八人”指“撮合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并从中获取佣金的人”，“九八行”指“提供场所协助买卖双方成交而从中获取佣金的商号”，是“牙行”的闽南话俗称。“九八人”“九八行”在早期南洋地区极为常用，而同时期中国本土文献则多用“牙行”。
（18）齐智人旅越放债收息生意者，计约二十余人。（《四续陈省堂越南游记》，《叻报》，1888?05?10）
（19）自先人以来，生理颇得顺遂，并不尝与齐池人往来。（《购求作伪》，《叻报》，1902?09?11）
“齐智”“齐池”均为马来语ceti的闽南话音译。马来语中，ceti一词义为“放高利贷者”。在闽南话中，“齐”读[tse2]，“智”“池”分别读[ti5] [ti2]。多数情况下，ceti的音译会加“人”这一类名，“齐智人”本指来自印度南部齐智地方的商人（这些人多以放债为生）。
（二）交易活动：“按揭”“报穷”“炒股票”
早期南洋华语文献中常见的“出税”“出投”“出沽”“拍卖”“揭借汇兑”“担保按当”等均为经营交易的常用动词。下面重点介绍“按揭”“报穷”“炒股”3个在近现代汉语词汇史上尚存疑问的词语。
“按揭”一词的来源与结构，多有讨论。李荣（1999）基于《广州话字典》（1877）对“按”“揭”的解释，认为“按揭”非半音半意外来词，而应是一个来源于粤方言的复合词。但李荣先生也指出：“其中‘按’与‘揭’两条都没有‘按揭’的例。大概当时‘按揭’的说法还没起来。”崔山佳（2008）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发现了更多的“按”和“揭”独立使用的例子，认为“按揭”应该是“连动式合成词”，但崔文依然未提供“按揭”的用例。河南话小说《歧路灯》中也有动词“揭”的用例，如“揭关帝庙银子”。[2]黄河清（2020：16）所举书证来自1904年莫文畅《唐字调音英话》：“按揭了，Mortgaged。”但该书证仅表明“按揭”对应于英语的mortgage，并未言明其来源。如此，“按揭”一词何时出现就值得关注。
[2] 据郭熙教授（河南社旗人）说，他小时候常听外婆说“揭了三斗麦”之类的话，到了他这一辈“揭麦”等已不再使用。感谢郭熙教授对本文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南洋华语文献中，“按”和“揭”既有大量独立使用的例子，亦有“按”和“揭”组合的用例。“按”“揭”合用在新加坡首先出现，应该是受英国殖民法律体系的激发。英语的mortgage一词，源自法语mort gage（死质）这一法律术语，“按揭”制度在英国15世纪后已成熟。在以华人为主体的南洋商贸活动中，这种受外部激发进而利用汉语固有词语对应西方商业、法律概念的现象，是海外华人异域文化适应过程的一种体现，[3]也是华语变异创新的重要源头。
（20）兹余有银一万元，欲行出揭与人，须有产业、物件作按方可成交。（《有银出揭》，《叻报》，1888?06?26）
（21）星架坡中街门牌第九十一号福隆号花席及杂货生理，开创多年，并无按揭外间银两。（《开除工伴告白》，《星报》，1892?08?29）
例（21）是我们发现的“按揭”在南洋华语中的最早用例。通过大量“按”“揭”单独使用的例子，可知二者均为动词，此可确证“按揭”并非向熹（2010：780）等所说的粤方言音译外来词。
“破产”是晚清时期出现的一个新词。黄河清（2020：1168）为“破产”一词列了两个副条，即“报穷”和“倒产”。关于“报穷”，黄河清（2020：1168）所给书证是“报穷，Bankrupt”，出自1904年《唐字调音英话》，该书证晚于南洋华语文献中的用例。例如：
（22）亚棉尼安商人节打，前在叻地为吗尼油及黄梨生理，嗣经倒闭，报穷于案。兹悉，该商前日曾赴臬堂，禀请将其报穷之案注销，以便再行贸易，惟被报穷司所驳。（《报穷案批销》，《叻报》，1898?09?27）
通过“报穷于案”和“报穷司”这一政府机构名称来看，“报穷”与“破产”属于“浑言则同”“析言则异”：描述商家自身经营状况为“破产”，经营者主动将破产之情上报政府则为“报穷”。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动词“炒”有“炒作”一义，举例有“炒地皮”“炒股票”。《汉语大词典》未给“炒”设立这一义项，但收录有“炒地皮”一词，举例来自1924年孙中山《民生主义》。黄河清（2020：171）亦收录有“炒地皮”，释义与《汉语大词典》同，但书证稍早，来自1910年梁启超《英国政界剧争记》：“投机者俗语所谓炒地皮也。”孙中山、梁启超均为粤籍，可知“炒”当来自粤方言。在南洋华语文献中，“炒作”之“炒”出现很早，如下面的“炒股”和“炒铺”。“炒股”一词，《汉语大词典》和《近现代汉语辞源》均未收录。
（23）洋行、买办大抵奢侈性成，挥霍无节，加以炒股、囤货失策而囊橐早空。（《论银号歇闭有碍商务》，《星报》，1892?11?16）
（24）讵知中有炒铺者，故将租款高抬，藉此善价而沽，以渔厚利。（《岁晚贡言》），《叻报》，1906?01?18）
（三）经营交易场所：“廊”“郊”“巴刹”“写字楼”
经营交易的场所，以“×廊”“×郊”“巴虱/吧虱”和“写字楼”等为常见。“廊”“郊”均来自闽南话，前者为“工厂”“商店”之义，后者为“商行”“贸易公司”之义。它们具有强大的组合能力，南洋华语文献中常见的有“烟廊”“酒廊”“火锯廊”“米郊”“布郊”“暹郊”等，其中“郊”的限定成分，可以是商品，亦可以是地域。例如：
（25）有粤童陈某，现年十六，其母在牛车水戏园后街开设烟廊为业。（《笞责顽童》，《叻报》，1890?08?08）
（26）据陈供称，住在第三座吊桥头振发兴号米郊，为收账之役。（《详臬汇报》，《叻报》，1897?10?05）
“巴虱/吧虱”是闽南话对马来语“pasar”（市场）的音译。邱克威（2018b）根据19世纪末的华语文献，发现马来语音节尾的-r、-l成规律地以闽南话入声字进行对译。“虱”在闽南话中韵母为at，以at对ar，符合邱文总结之对音规律。“pasar”在不同时期的华语文献中有不同的译名：19世纪中叶的《公案簿》常写作“把杀”；19世纪末的华语报纸中，“巴虱”的使用频率很高，偶见“吧虱”“巴杀”；20世纪初出现“巴刹”。在闽南话里，“刹/杀”和“虱”同音，今马新华语通用“巴刹”。
（27）闽人封某，寓于大坡旧巴虱，生有一子。（《塾童不归》，《叻报》，1888?04?28）
（28）其承充之字须于票外注明“承充新巴杀”字样以及本局司理人姓名。（《承充吧虱告白》，《叻报》，1892?06?15）
“写字楼”一词，《汉语大词典》、黄河清（2020）均未收录。《现代汉语词典》对“写字楼”的释义是：“<方>名：办公楼，多指配备现代化设施的商用办公楼。”其实在南洋华语中，“写字楼”出现甚早，有时亦作“写字房”。《南洋商场习惯语》对“写字楼”的解释是“闽粤语称办事所之谓也”。例如：
（29）倘诸君有惠顾者，请移玉至本行面议，而本行写字楼系在垫邦路头南生及丰兴两店之中。（《三宝垅洋面火烛保险公司告白》，《叻报》，1887?08?20）
最后要说的是，用作“廊”“郊”和“写字楼”的房屋，或为自有，或为租赁，所以早期南洋华语文献多见“吉屋出税”“吉铺出税”“吉厝出税”的广告。这里，“吉厝”值得关注，因为“吉”来自粤方言，有“空”之义，“厝”则是闽南话词语，“房屋”之义，“吉厝”就是“空置的房屋”，乃闽粤合璧词。
（30）本号有厝三间，坐落山仔顶茭樟街门牌五号、六号、八号。（《吉厝出税》，《叻报》，1902?06?20）
四、货币凭证类词语
（一）货币：从叻地走向全球的“镭”
1888年6月11日的《叻报》有《论本坡钱法》一文，内中提到：“英国钱法，不一其端，如伦敦则用金磅、司令，印度则用劳卑，此外如香港及叻、屿、甲等处，通商外镇则用银元、银盾、仙士等，然亦有所分别于其间，如香港则于仙士而外复有香港一文之钱，本坡则于仙士而外复有一镭、二镭等。”
（31）兹我各郊，凡与各宝号交易往来收取账目，甲镭多寡，必须当面交收，不得另用镭单而图利便。（《禁用镭单》，《星报》，1893?06?09）
由“镭”构成的词，常见的有“镭单”“镭桌”“铜镭”“镭水”等，通过这些搭配不难看出，“镭”泛指“金钱”。许云樵（1961：67）指出，“镭”本为巫语duit，闽南话发音d与l不分，故讹作luit；而duit源出荷兰语doit，“小钱”之义。后来“镭”不仅广泛使用于东南亚各国，而且进入了中国本土的闽南话和欧美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镭”流布如此之广，一是由于南洋华人与祖籍故土之来往，如侨批中就大量使用“镭”，今福建闽南话仍常说“汝有偌多镭”（你有多少钱）；二是由于南洋华人“蛙跳”般再次移民到其他国家，将“镭”由南洋带到了世界各地（陈晓锦2025：105）。
（二）凭证：新旧交替的“文凭”与学习西法的“挂砂”
庄钦永、周清海（2010：9）提到，近代汉语的“文凭”，本指“委任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以“旧瓶装新酒”之法，用它对应英语的diploma。其实，“文凭”在汉语史上乃“用作凭证的官方文书”之义，“委任状”仅为其中一种。在早期南洋华语中，“官方文书”之义的“文凭”仍有使用，如下例中的“文凭”即官方颁发的经营许可证，该例谈及商务活动中华人学习西方专利法的一种变通做法。
（32）如有人依样兴办者，须纳资于创办之人，其数悉由官定，务在公而且平，纳资之后，给以文凭，许其一体开设，……此即参用西法而略为变通，可以尽祛目前垄断专利之弊而示大公于天下。（《维持商务说》，《叻报》，1896?03?24）
泰西重商务，各项法律亦颇完备，南洋华人于接触中模仿、学习，在完成与商业、资产有关的制度、法律启蒙的同时，亦创造了一系列与凭证相关的词语。“牙兰”“挂砂”即为其中最常用者。
（33）本状师驻新嘉坡办理荷属讼事已历十有二年，凡诸做牙兰、做挂砂、做合约以及各事案件，无不畅晓。（《荷兰状师告白》，《叻报》，1907?06?17）
（34）而泰西则有不然，彼西人等所有资财产业，听其自拨用，他人不能干预。……更有同是亲生子女而所分产业，伊谁多得，伊谁少得，悉从遗命，不得稍有违言者。斯法也，本坡之人多奉行之，俗名之曰“挂砂”，固法之甚善者也。（《挂砂产业为处家之善法论》，《叻报》，1891?01?30）
“牙兰”闽南话读[ga2lan2]，是闽南话对英语grant（地契）的音译，“做牙兰”即律师代理拟定地契合同。“挂砂”是闽南话、粤方言对马来语kuasa（委托）的音译，“做挂砂”即“做委托”；除了“挂砂”，还有“挂沙/挂纱/挂唦/啩唦”等同义译名形式。在马来语中，kuasa为动词，借入华语，动词义而外，还增加了“委托人”的名词义，例（35）中的“啩唦”即为“委托人”。在华人看来，通过“遗嘱”来处置财产亦是“挂砂”之一种。例（34）已言及中西之不同；例（36）径以“遗嘱书”解释“挂唦字”，“字”乃闽南话词语，“文书”“契约”“证明”之义。
（35）以后揭借汇兑等单，均以啩唦李风岩画押为凭。（《承顶声明》，《叻报》，1899?11?28）
（36）挂唦字，即华言遗嘱书也。（《挂唦创举》，《叻报》，1903?04?10）
五、早期南洋华语的语言文化价值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加坡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拓殖东方的商贸繁盛之区，由中国闽粤地区迁徙而来的华人与国际商贸在此相遇，相互激发，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商贸语言文化现象，是南洋华人史“华工华商时代”的典型印记。结合本文讨论的商贸词汇，下面对早期南洋华语的语言文化价值略作申说。
（一）汉语史价值：大华语视域中的域外文献与近现代汉语史书写
域外汉语文献为汉语史尤其是近现代汉语史的书写提供了宝贵材料（汪维辉2022）。海外华语文献是域外汉语文献的重要一类，当前的华语研究正由共时走向历时，需要尽快对海外华语文献的历史、种类、分布等进行全面了解和研究（郭熙，等2020），从而拓展海外华语研究的学术空间。
在大华语（李宇明2017）的视域内，华语史可以也应该被视为汉语发展史的一部分。如此，一些语言现象发展的历史或可改写。前文提及之商贸词语，或为当前辞书所未收，如“蜜酒”“摩打”“望吃”等；或可确证词源与结构，如“按揭”；或可提前现有辞书所列书证时间，如“炒股”“写字楼”；或可补正现有释义之不足，如“报穷”。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因战争、社会制度等原因，商品经济未能充分、全面发展，与之相关的社会语言生活亦不活跃；改革开放后，与商贸有关的语言现象短时间内大量出现。如果仅就中国内地而言，这似乎是新的词语，但在“大华语”的视域中，情况并非如此。向熹（2010：775—776）在论述“‘五四’以后汉语词汇的发展”时说“股本”“股份”“股东”“股友”“炒股”等以‘股’为词根的一批词语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大量发行股票以来形成的，而在百年前的南洋华语中，这些词语均已广为使用。
（二）方言史价值：方言流布的多元一体与接触演变
李如龙（1997）指出，华人在东南亚各国，除新加坡外，虽只是少数民族，但是故土的方言品种至今仍几乎一应俱全，这是中华文化、地域文化、乡帮组织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相较于当时中国国内语言生活有更具声望的正音的统摄，南洋地区的诸方言则有更多机会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使用场域的多样化、正式化，无疑让闽粤等方言在华人语言生活中更具活力，更具创新发展的潜能，且有更多机会被记录下来。例（37）对比性地记录了“天后”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例（38）记录了闽籍社团一次正式活动的语言使用。
（37）“天妃”为水神之号，一曰“天后”，闽人呼为“妈祖”，粤俗呼曰“娘妈”。（《天妃考》，《叻报》，1892?04?29）
（38）昨为本坡闽籍乐善社开讲圣谕之期。……行参拜礼毕，讲生五六人，次第将圣谕十六条逐一宣讲。以一人先讲正音，继一人翻译闽语，聚而听者甚多，不能指数。（《圣谕首讲》，《星报》，1893?03?16）
海外汉语方言流布史（郭熙2025）的研究，当以华人移民史为基础，以方言本体演变为主线，以语言接触与社会文化互动为重点。商贸词汇就是海外汉语方言流布史上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呈现的闽粤方言词或经闽粤方言译介而来的外来词，很大一部分不见于中国本土文献，还有“吉厝”等闽粤合璧词和“嚜头”“麦头”“挂唦字”等中西合璧词，亦有“镭”这样跟随华人迁徙脚步进入本土闽南话甚至全球各地华人社区的词语。接触的影响是相互的，尤其是在语势（陈保亚2016）相对均等的情况下。据李如龙（1997）统计，印尼语、马来语有闽南话借词200多条。“几样华语”在异域环境中的长期流变，其文献、现象、过程、机制等，亟须我们调查、整理和研究。
几样华语，一体华字，这种多元而又一体的语言文字结构让不同方言背景的华人有着共同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生产系统。不同方言之间，方言与其他语言之间，在接触中互相影响、发展，其结果却又形诸共同的文字，后来随着“正音”“国语”的推广，仅需转变读音，这些方言词汇即可进入通用华语，成为整个华人社会可以分享使用的语言资源和语言文明（郭熙2022；王春辉2024），这一独特现象是我们在研究海外华语时需要重视并深刻阐述的。
（三）文化史价值：文明互鉴中的自觉与借镜
恰如费孝通（1988）所说：“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有趣的是，王赓武（2011）于2010年11月10日在第四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题演讲中从海外华人视角呼应了费先生的“文化自觉”：“费先生在晚年时倡导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从我的出发点看，海外华人其实很早就有一种‘文化自觉’，……这是因为海外华人和当地人在一起时，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平常来往，在交流时明显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汉人，或至少是来自中国的人。……但这个‘自觉’并没有人很好地写下来，也没有人注意。但是在外国人写的材料里提出了这样的概念。他们的报告和记录的材料里，认为这些从中国来的人——工人也好，商人也好——至少从他们的观点看是有特殊的地方，因此记录下来。”
从南洋华语来看，这种“自觉”首先体现在大量的“华×”词语的创造和使用上。在南洋华语文献中，与语言文化有关的“华×”词语有“华语”“华言”“华字”“华书”“华文”“华法”“华服”“华年”“华俗”“华历”“华医”“华药”等，与商贸有关的如“华工”“华商”“华产”“华茶”“华店”“华货”“华钱”“华银”“华丝”等，大部分不见于当时中国本土文献。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华人相较于其他群体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得以凸显。下面这则译自英文的文献就以英人之口说出了华商“坚忍勤能，善于经营”之特点，我们可以将之作为本文讨论南洋商贸词语的一个文化背景：
（39）华人能耐劳苦，且勤于工作，散处外洋，不计胜数。现如干拿打筑造铁路，全藉华工，即我英属各处地方，所有农政、矿务、制造亦多藉华工之力，究之华工在英属各地所成之事甚多……。华商坚忍勤能，善于经营，小工辈少有余蓄，即谋小本营生以博锱铢，开张铺户皆能以店为家，通商各埠，洋货进口概归华商经理……。（《英论华产》，《叻报》，1899?12?23）
面对多有官方支持且法律、制度相对齐备的西方商人、公司，华商作为“没有帝国的商人”（王赓武1993）显然更需依赖勤奋、机智、冒险和家族、乡邦。以店为家、同乡经营、聚居谋生的模式，让方言成为海外华人日常交际、商业往来、社群凝聚的核心语言，这是近代方言海外强势传播的社会文化根源。
文明互鉴中的“自觉”，让华人认识到“华人自有华风”（《本源休昧》，《叻报》，1897?01?11）；文明互鉴中的“借镜”，则吸纳西方，反哺本土。以本文呈现的商贸词汇而言，不仅仅在对西方商贸文化的适应中创新使用了“按揭”“麦头”“报穷”，而且将南洋重商的文化带回了中国本土。据陈达（2017/1939：86—87）的统计，归侨与赴南洋前相比，从事商业者“显有增加”，从事农业者“大为减少”。受南洋归侨之影响，中国闽粤地区原本固有的“商业空气”更形浓厚。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19ZDA31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洋华语史研究”（22BYY15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南洋华语语法描写与区域比较研究”（22JJD740025）。
该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6年第5期，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来源。
编排：韩 畅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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