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14日,第三届浙版集团杰出作者大会于武林921数字文化产业园圆满落幕。越书房特撷取嘉宾发言精粹,邀您共赏思想现场,重温交流时刻。
11月14日,第三届浙版集团杰出作者大会在杭州召开。大会以“文聚浙里·智启书香”为主题,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中宣部出版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协会、中国图书评论学会、韬奋基金会、中国编辑学会,浙江省委宣传部,杭州国家版本馆,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等领导,集团领导班子成员,60余位作家学者,集团总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集团所属各出版单位经营班子成员及编辑代表,媒体记者等200余人齐聚西子湖畔,共赴一场以文聚心、以书会友的年度之约。
现场揭晓第三届“文澜奖”与首届“文星奖”获奖名单。曹锦炎、张维理获“文澜奖”;林崇德、李捷、郑渊洁、蔡昉、阿来、荣新江、傅强、汪帆8人获“文星奖”;另有15位作者的作品获评2025年度“浙版传媒好书”。“名家写浙江”第三批6个项目、浙版传媒8个重点出版项目现场签约,李捷、刘金田、阿来三位名家作主旨分享。三奖辉映、名家齐聚,持续彰显浙版集团深耕内容、服务作者、打造精品的出版气象。
01
李捷
著名党史专家,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学术传承与出版,绝非一个人的事,绝非一人所能为之,而要群策群力、通力合作。
说到学术传承与浙江出版,我马上会想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著作辞典》,这本书历时四年,在这期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傅里甫同志、叶国斌同志,还有当时的责任编辑王利波、潘玉凤、叶函、魏宏岩同志,都为这部辞典的高质量出版作出了贡献。如今回望这部辞典,一些辞条的撰写者已经离我们而去,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军事科学院齐德学将军,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常务副主任、吴正裕研究员、鲁振祥研究员,北京大学陈占安教授,中央党校陈雪薇教授,国防大学侯树栋副校长,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夏杏珍夫妇,还有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年事已高不再写作。尽管如此,他们通过这部辞典将自己终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精华部分传承于世。这就是出版的力量与价值,也是浙版集团在学术传承中的重要贡献。
近几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研究它的起源、发展阶段、现代化的双重属性、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这些研究为后来写这本书奠定了基础,但我对这些研究又很不满意,总感觉太笼统宏观,缺少一个可以以小窥大的视角和立足点。经过一段思索,我开始积累有关新中国“五年计划”与“五年规划”的资料。恰在这时,傅里甫同志和傅越同志父子二人找到我,希望写一本配合将要出台的“十五五”规划的学术著作,由此激发了我的创作与写作灵感。很快,我便于2024年9月下旬提交了最初的写作大纲。
在大纲调整与写作的过程中,傅越和我反复切磋,使得这部书稿最终以比较理想的面貌奉献给读者。在切磋过程中,我已忘了傅越是一个年轻人,而是把他作为学术上的知己来看待,这也使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后生可畏”。我还要特别感谢傅越同志的搭档余晓克、周涵静同志,是他们(当然也包括傅越同志)使我再一次领略了新时代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政治站位与学术品位。
02
刘金田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
我与浙版集团的缘分有30年了。1997年,我和浙版集团下属的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做了一个主题光盘——《邓小平》,一出版就获得了首届国家电子音像出版大奖,开启了我在主题出版创作领域的好运。
我这些年搞主题出版,有这样几点思考:
第一,就是要抓住一个时机。抓住什么时机?党这100多年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历史人物、作出的重要决策,在人的心中必须要有一本台账。我今年与浙江教育出版社一起出版了《湘江血战》,我就觉得很好,要写。为什么?因为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是一个大事情。
第二,要找好一个角度。今年写长征的人很多,怎么找好一个角度?总书记对湘江战役给予了很重要的评价,特别是有句话: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过去对湘江血战的研究不是很多,宣传得也不够,这个角度就很好。
第三,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题目。1994年,全国都在学《邓小平文选》,学邓小平理论,但是没有一本系统阐述邓小平生平方面的图书,当时我就策划了一本图书,题目就叫《邓小平的历程》,虽然今天看这个题目比较朴实、比较简单,但是这个题目很重要,当时反响很大。《湘江血战》这本书的题目,我也是经过很多思考的。一开始我想,是不是要叫《向死而生的湘江战役》?后来想想还是不行,我反复想,是不是叫《血战湘江》?还是叫《湘江血战》?最后我觉得还是叫《湘江血战》好。
第四,要有一支好的队伍。比如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就在浙江出了一本书,《伟人之初——邓小平》,我怕我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过来,我请了当时搞邓小平研究的三位专家,比如今天来的张爱茹同志,还有武市红同志、徐永军同志共同来写。我为什么另外找这三位同志?因为我们四个人一起主编《邓小平画传》(2004年出版,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所以,必须要找这个队伍,要能写好,不要把这个选题浪费掉。
第五,要有好的包装。既要宣传好,也要包装好,这是对出版人提的要求。对出版社来说,要有好的编辑,要进行很好的封面设计。
这是要做好重大题材图书策划的几个方面,也是我的一点思考。
03
阿来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茅盾文学奖得主
我20多岁的时候,他们就说文学要死了。到今天,我看到相当部分表达空间让渡给了别的媒体、别的新技术。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部分仍然被需要。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不是充分考虑市场,而是首先把学问跟表达、审美看成是一个人内在的需要。
文学乃至文学所在的人文学科真是越新越好吗?我想这个疑问或者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恐怕也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出版方面,在如今这样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还得以坚守,甚至还保持一份难得的职业荣誉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出版机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文化传播中心、教育机构,得“引导”,得用优质的产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尽量达到和谐一致的这些产品,去满足市场的需要。但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市场化在很多时候走了一条不好的道路,而且我们美其名曰“满足读者的需求”,问题是这么多年来你在满足读者的什么需求?当你一直在满足他们另外一面的需求的时候,出版机构、创作者跟读者之间那种互动关系就扭转了,本来这种互动关系是“我们一起慢慢往上走”,是灵魂的、情感的、精神的、审美的。但是,当我们过于揣摩市场,我们假装在了解读者的时候,其实这个互动方向变换了,我们在往下。往下是轻松的、是愉快的,但是,当往下到谷底的时候,再想要上山,可能就变成西西弗式了,就可能变懒了。
而变换没有关系,但是审美的尺度,大家说是向上了还是向下了?不光是审美的尺度,思维的维度、情感的丰富程度、通过这些作品对人与对社会的理解是变深了还是变浅了?所以,我们没有退场的唯一原因,我想是因为文学还没有死。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个从《诗经》时代起,至今有3000多年文学书写的国家,恐怕文学还不能死。
这个时候更是促使我们要回归到人的本体,要捍卫人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我们从不同的领域来重新关注人,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想,文学有关于人的情感、有关于人的品格、有关于人的审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
04
曹锦炎
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
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
所长
首先感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我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金文全集》能够有幸获得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到国家图书馆拍照、扫描、一次次沟通。
这些年,国家对人文学科非常重视,成立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把古文字延伸到国家知识产权建立的高度来做。
从商代的甲骨文到两周的金文,这些出土的古文字承载的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如何把它们整理好、出版好,让陈列在博物馆的文物、图书馆的古籍“活”起来,也是我们的任务。
讲好中国故事、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合作得更好。
05
张维理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土壤剖面数据集》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我国土壤资源与质量状况的科学巨著,凝聚了我们团队20多年来的心血。从分县土壤调查数据采集、数据校核,到人工智能与经典土壤学方法的融合与创新,《中国土壤剖面数据集》的编制与出版为中国土壤科学研究立下里程碑,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坚实科技力量。
土壤厚重无言,学问久久为功。“文澜奖”是对学术出版的尊重,也是对科研工作的鼓励。这份荣誉是一份责任,不是终点。往后,我们仍会坚守初心,继续深耕土壤基础研究,也期待继续和出版同仁携手,把大地之上的科研成果好好传播出去,守护耕地、助力粮食安全。
06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我是浙江人,应该为浙江的文化事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为咱们国家的“教育强国”写一些力所能及的作品。
作为一个老心理学家,我今天已有能力组织那些中流砥柱的心理学家们一起出版“21世纪心理科学新探索出版工程”丛书,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07
荣新江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文科一级教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敦煌是一个小地方,但敦煌确实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开启着中国的丝绸之路。同时,它又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段伤心史,是一段爱国史。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这些年敦煌学走向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初编+续编、郝春文教授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一系列图书。
我们一直说浙江离敦煌不远万里,但是浙江确实是一个“盛产”敦煌学家的地方,从常书鸿到樊锦诗院长,都是浙江人。所以,今天的浙江也站在时代的新潮流下,继续推进敦煌学的发展。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有这样的机会和浙江的出版人一起合作,将会把中国的敦煌学推向更高的层次。
08
傅强
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负责人
《中国水稻害虫天敌的识别与利用》这本书的动念是比较早的。大学毕业后工作没多久,我看到国际水稻研究所出版的关于水稻害虫天敌的精美图册,当时就觉得这个比较实用。但是,这些图册反映的是热带的一些种类,和我们国内的差别比较大,所以用不上。当时我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编这样的书?因为稻田里面的天敌是控制害虫最主要的自然因子,对我们的绿色防控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抓手。
这本书能够做成,促成因素是很多的,我这里想要提两点:
第一,我们国家从“十一五”以来,在科技研发这一方面投入的大幅提升,使得我们能够在水稻的不同产区进行样本收集和规律的观察。
第二,也是我这里特别想讲的,是浙江科技出版社的农业板块编辑团队,他们不但成功地帮我们申请列入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还在成书过程中给了我们最重要的助力。
09
汪帆
首批“浙江省文物修复名匠”
我写了《寻纸》和《补书》,都跟纸和书有关系,我觉得纸和书是不会反对我领奖的,我就替它们领了,谢谢大家,也谢谢每一位愿意走进纸和书的人。
我从2007年开始做古籍修复,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做得久了,我觉得光把书修好是不够的,还得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我就写了《补书》《寻纸》。《寻纸》是往外走,《补书》是往里收。不管怎么样,纸和书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手艺、是日子和真实。
也正因为修书、寻纸、写书,我对今天纸书的处境是非常有感触的。
纸不是屏幕里的像素。我们在书里面放纸样不是为了装饰,而是希望能够把视觉、触觉和实物的分量揉到一本书里去。在《寻纸》和《补书》两本书出来以后,有很多读者反映一个问题,说“纸样太小了,不够看”。这说明什么?说明读者不光想看,他们还想真实地触摸,摸一摸这纸的厚薄,这纸的柔软和坚硬。
电子书能装下整个图书馆,但是装不下一张纸的脾气。这个事得靠一本书、一页纸、一双手。
我记录修书、记录纸,不是为了夸赞表象的好看,而是想看见真实,看见这些手艺到底难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我写下的字不是终点,是连接。它连接着纸,连接着书,连接着匠人,连接着出版社,也连接着读者。修书现在的意思是补书,而在从前它还有一层含义,叫“修书一封”,我现在就是“修书一封”。谢谢你们一直看见、一直坚守、一直开启,让我们永远见字如面。
10
钟兆云
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
半个月前,一群发自内心敬重这位改革先锋、扶贫先驱,也是反腐先锋的民间人士,在福州给项南立了个塑像,还把《公仆榜样》这本书做成了书模,与塑像并立。
揭幕那天,发生了一个奇特现象。老天好像特别有情,只下了点微雨。等到最后一个人讲完,还是微雨。我就申请补充了一句:项南同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毛主席说的,一生拥有“五个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说完了,天就放晴了,太阳出来了。与会者非常惊讶,说“这一幕是天人感应”。
我真诚地希望,在位者和立志从政者在发出远大志向时,不妨读一读这本书,见贤思齐。我相信年轻人看过后,通过榜样的力量,会望其项背、行稳致远。出了小事,看过书的人会收敛、收手、收心;一直心存敬畏的人,看到这本书会学有榜样、增长才干,化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委屈,做个顶天立地的人。
11
赵霞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浙江省作家协会儿委会主任
不久前,我们举办了浙江儿童文学年度会议,邀请了一些孩子来与我们分享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
一个五年级的孩子分享了他们的课间十分钟,她取了一个题目——《大人不知道的小学生世界》。她说:“第二节课一下课,教室就像变成了一个小城市。”
我被“小城市”这个鲜活、精准又独特的意象一下子击中了,我觉得它写出了那种微小、喧闹、繁华,还有困于城内的感觉,就是这么生动的、对如今孩子们的真实校园生活的描述。她是这么写的:关于这个课间十分钟,前排的同学还在使劲写作业,笔都快写冒烟了;也有同学鬼鬼祟祟想往教室外面走,其实手里攥着一个小粉笔头,想到外面去画。虽然老师警告过抓到会被扣分,但他们还是想冒险。
这种对生活的热情,我们要去爱护它、珍惜它、陶育它、育养它。如果不这么做,这种热情也会消淡、消逝。很难想象,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孩子会怎样。
事实上,所有的好书都是用来做这个事情的。
编辑:沈佳悦
校对:出版业务部 审核:俞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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