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黄粤涵
“APEC使秘鲁、智利和墨西哥能够在同一张谈判桌与中美两国打交道,而不必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秘鲁前经济和财政部长、前驻美国大使路易斯·米格尔·卡斯蒂利亚近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APEC得以让中等规模经济体以较低的参与成本,获得与各大国保持常态沟通的渠道。
在卡斯蒂利亚看来,APEC将谈判留给有关各方,同时设定期限让合适的人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创造政治契机让某个部委能够要求本国政府作出最终决定。虽然APEC无法作为促成协议的直接成因,但作为催化剂的作用显著。如果没有这一论坛,某些协定可能会更晚达成,少数协定甚至可能根本无法达成。
墨西哥、智利、秘鲁等拉美三国在APEC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秘鲁2008年、2016年和2024年三次主办APEC会议,率先将“非正规经济”纳入官方讨论议程,推动各成员关注全球南方普遍存在的就业结构性难题。墨西哥在机制内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反对排他性小圈子,维护亚太合作的包容性底色。智利依托自身在绿色矿业领域积累,推动可持续开发、新能源产业链协作成为近年部长级会议的重要议题。
卡斯蒂利亚曾于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担任秘鲁财政部副部长,随后在奥良塔·乌马拉总统任内出任经济和财政部长。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他担任秘鲁驻美国大使。从参与经济政策制定到处理对美关系,这些经历让他既关注市场开放带来的贸易和投资机遇,也深知中等规模经济体在大国竞争中面临的压力。
2015年,时任秘鲁驻美国大使的卡斯蒂利亚接到美国国务院的一通措辞严厉的电话,缘由正是中企出资支持的钱凯港项目。这段经历让他深切感受到,投资问题可以迅速转变为安全问题,而中等国家一旦卷入争端,回旋空间往往十分有限。
“与两年前相比,拉美国家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更加困难。”卡斯蒂利亚强调,在没有可行替代投资来源的情况下,要求各国“选边站队”往往适得其反。那通电话带给他的经验教训是:秘鲁应在下一笔投资到来之前主动厘清投资审查规则,而不是在外部压力下仓促应对,同时也应该拓宽投资来源和增强本国产业能力。
以下为专访全文。
APEC给秘鲁和拉美带来了什么?
澎湃新闻:自秘鲁于1998年加入APEC以来,秘鲁在过去三十多年来通过这一平台获得了哪些切实的经济和发展收益?秘鲁国内怎么看APEC是“清谈馆”的质疑声音?
卡斯蒂利亚: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秘鲁的开放型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支撑,使秘鲁能够持续进入亚洲主要市场,并参与贸易规则的制定。
APEC很少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因此其第一重价值更多在于推动形成长期合作的机制,并创造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秘鲁在加入APEC之前已自主推进了多年的经济开放,加入后增强了外界对秘鲁开放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信心。
如果简单地把APEC视为一个“只谈不做”的论坛,就误解了它对秘鲁这类经济体的作用。秘鲁中央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2025年,仅中国就吸收了秘鲁超过三分之一的出口,中国和美国合计约占秘鲁贸易总额的一半。这些数字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大宗商品价格、投资和双边协定,APEC的作用则是降低了秘鲁把握这些机遇的成本。此外,APEC是少数几个能让秘鲁在部长和领导人层面与中美两国定期交流,又不必围绕特定双边议题展开讨论的平台。
对秘鲁而言,APEC的第二重价值还体现在制度和议程层面。秘鲁三次主办APEC会议,每次担任东道主都有机会推动形成共同议程,2024年更是通过了《推动向正规和全球经济转型的利马路线图》。这也表明,一个中等规模的经济体也能借助东道主身份推动自身关注的议题。
秘鲁还担任2026年和2027年APEC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主席,从而能够参与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海关合作等领域的规则起草,这个角色的影响并不限于委员会内部,因为最先参与起草规则的经济体,往往能够影响整个地区日后采用的规则。
担任秘鲁经济和财政部长期间,我主要从市场开放成本的视角看待APEC。每一次关税下调都会带来财政收入损失,也需要说服受到影响的国内群体。APEC为一些原本难以单独推动的政策提供了支持,因为与其他20个经济体共同作出的承诺,比政府单独作出的决定更容易向国内解释。
人们重视APEC的原因在于,在多边体系承受压力之际,中美仍能坐在同一张桌前,以及秘鲁仍能将经济正规化等议题纳入共同议程。相对于收益,秘鲁参与APEC的成本并不高,前提是政府推进国内改革,从参与亚太合作中获得更多实惠。
澎湃新闻:APEC经常成为推动双边协定的有效跳板。例如,秘鲁利用这一平台推进了与印尼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有中秘自贸协定的升级。在实践中,APEC对于加快这些具体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达成,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
卡斯蒂利亚:在这些案例中,APEC提供了日期、场所,以及让关键决策者到场的机会。APEC将谈判留给有关各方,同时设定期限、让合适的人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并创造一个政治契机,使某个部委能够要求本国政府作出最终决定。我认为APEC虽然无法作为促成协议的直接成因,但作为催化剂的作用显著。如果没有这一论坛,某些协定可能会更晚达成,少数协定甚至可能根本无法达成。
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我在华盛顿关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收尾阶段,该协定后来演变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我的体会是,当领导人设定了日期,而技术团队已解决棘手章节时,谈判才会完成。APEC会议往往有助于确定这个日期。
澎湃新闻:除了外交曝光,从秘鲁政策制定者和战略人士的角度看,秘鲁最希望在2026年APEC深圳会议周期内实现哪些具体成果?秘鲁、智利和墨西哥希望通过此次峰会实现哪些主要战略目标,获得哪些发展收益?
卡斯蒂利亚:秘鲁希望深圳会议能够推动已签署协定的批准进程,明确时间表。在成果文件中获得推动CPTPP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一步衔接的表述,并确保正规化议程得以延续。
当前,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较为突出,秘鲁对美出口目前适用10%的“对等关税”。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议有望达成的成果包括:一份配有切实可行工作计划的宣言;一份关于此前承诺落实情况的报告;在会议期间签署的双边文件。关税削减或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不适用于这个范围,因为APEC本身并不产生这类成果。
对秘鲁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来说,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举行峰会仍有价值,因为它能够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帮助防止争端升级。对秘鲁最有利的是形成一份中美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文件。我的预期是,会议将通过一份包含路线图的宣言,但亚太自由贸易区本身不会取得太大进展。
对秘鲁而言,最有用的成果与本国具体利益密切相关。秘鲁与中国香港的贸易协定于9月1日生效,对秘鲁货物实施永久零关税,并为服务贸易提供法律框架。秘鲁与中国大陆的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于11月1日生效,新增电子商务、全球供应链和环境等章节。秘鲁已批准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协定,目前正等待印尼完成本国立法批准程序。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布,将在未来几天签署与泰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领导人会议周汇聚了相关部长,正是确定批准时间表、让已签署的协定转化为实际贸易的好时机。
秘鲁是CPTPP成员,但并未加入RCEP,任何有助于推动衔接这两项安排以及为有需要经济体提供支持的文件,都能降低秘鲁的参与成本。互联互通蓝图则聚焦海关和人员往来,与钱凯港的发展,以及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中的物流条款密切相关。
智利和墨西哥也有类似需求。拉美地区增长较为缓慢,在内需疲弱、公共预算紧张的情况下,贸易和投资是创造新机遇最直接的途径。在我看来,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的共同利益是保持亚洲市场对本国出口的开放,同时避免被卷入任何阵营。
从长远来看,尤其是在多边体系承受压力的背景下,拉美三国可能都希望APEC继续成为探索数字贸易、供应链韧性和人工智能标准的平台,也希望中小经济体能够借此维护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环境。
如何拓宽选择:
拉美在中美之间的战略自主
澎湃新闻:与其他多边平台相比,APEC为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等拉美成员经济体提供了哪些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APEC如何帮助这些地区经济体维护战略自主?
卡斯蒂利亚:APEC使秘鲁、智利和墨西哥能够在同一张桌上与中美两国打交道,而不必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这源于APEC参与方构成以及作出决策的方式。参与的拉美国家既无须加入某一阵营,也不存在丧失投票权的问题。对中等规模经济体而言,参与成本很低,却能获得按照自身条件与各大国保持常态沟通的渠道。
就秘鲁而言,中国和美国合计占其贸易总额的近一半,但两国与秘鲁经济的联系有所不同。中国是秘鲁大宗商品遥遥领先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吸纳了35.1%的秘鲁出口产品。美国吸纳10.9%的秘鲁出口产品,目前仍是非传统产品(注:矿产和鱼粉为秘鲁传统出口产品,葡萄、鳄梨、大鱿鱼为非传统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若秘鲁迫于压力偏向其中一方,则会伤害不同群体的秘鲁生产者。因此,一个能够保持这两条渠道畅通的论坛,可以同时保护秘鲁面向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生产者或出口商。
其他平台较难同时满足这些经济体的需求。CPTPP具有约束力且十分重要,但成员范围有限,进程也较缓慢。RCEP不包括拉美地区。世界贸易组织仍是贸易的法律基础,但其争端解决职能近年来有所受损。
APEC则形成了补充,是提供讨论、向同行学习和提前参与标准制定的场所,使各经济体能够在标准固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文本之前参与塑造它们。仅仅接受规则的国家很少能够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因此,参与起草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我将战略自主定义为能够与多个伙伴合作,而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伙伴。APEC通过提供其他经济体监管方式的信息、技术援助,以及接触能够为双边协定打开大门的部长和谈判代表的机会,拓宽了中小经济体的选择范围。
不过,APEC无法替代国内应做的工作。如果一个国家将三分之一的出口销往同一个市场,而且主要是矿产品,那么其回旋空间则变得更小。真正扩大外交空间的方式主要通过国内决策,例如推动产品和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对所有投资者实施可预期的规则,并确保监管机构具有足够的公信力来执行这些规则。
澎湃新闻:随着钱凯港等重要互联互通枢纽重塑跨太平洋物流格局,您如何评估秘鲁等拉美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定位?秘鲁及其地区伙伴应如何在扩大与北京的务实经济联系的同时,维持与华盛顿的传统关系?
卡斯蒂利亚:钱凯港提升了秘鲁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也开通了直达亚洲的航线。但它带来了新的问题:秘鲁原有的港口制度主要着眼于物流效率,如今港口被视为战略资产,地缘政治和安全关切已超出原有制度的考量。有关监管机构对钱凯港权限的诉讼仍未审结,也说明投资完成后才厘清规则容易引发争议。
寻求地缘政治平衡,必须考虑贸易关系的实际情况。中国购买了秘鲁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矿产品。美国占秘鲁出口的10.9%,也是非传统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损害任何一段关系,秘鲁都将付出经济代价。如果不提供替代投资来源,却要求各国选边站队,往往会适得其反。
与两年前相比,拉美国家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更加困难。地缘政治紧张使需要外资的国家面临更大压力,被要求以安全为由审查投资,而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双方。钱凯港的争论,正是这一挑战的现实体现。
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我亲身感受到投资问题可以迅速转变为安全问题,而中等国家一旦卷入争端,回旋空间十分有限。因此,秘鲁应主动制定投资审查规则,而不是在外部压力下仓促应对。
关键是在下一笔投资到来之前厘清规则。秘鲁宪法既规定本国与外国资本享有同等待遇,也允许基于安全理由作出例外安排。因此,可以建立对所有来源投资一视同仁,在批准前开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审查机制。秘鲁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和审查门槛,由专业机构负责设定最长审查期限,并允许司法审查,同时遵循经合组织(OECD)的相关标准。
港口领域也需要明确的国家战略,厘清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私营港口的法律地位,限定专营权期限,并赋予监管机构必要的独立性和协调能力,投资者的最终所有者也应公开透明。
但规则之外,秘鲁还需要更多投资选择。要吸引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投资者参与竞争,就必须持续推出准备充分的公私合作项目,提供清晰的合同和可靠的争端解决机制。
拉美国家也可以通过协调增强自身地位。智利、墨西哥和秘鲁都是CPTPP和APEC成员,秘鲁将于12月接任主席国的太平洋联盟,则可以推动各国在投资审查、港口监管和物流方面协调立场,毕竟钱凯港这样的港口服务的不只是一个国家。
归根结底,拉美的回旋空间来自自身制度建设。有权威的监管机构、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和更加多元的经济,才能让各国按照自身利益和条件,与中美双方开展合作。
技术合作和小企业受益:
如何把开放机遇转化为发展成果?
澎湃新闻:举行此次非正式领导人峰会的深圳以高科技制造业闻名,您认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与拉美地区的产业发展需求,在哪些领域能够形成最强的协同效应?
卡斯蒂利亚:我将“新质生产力”理解为以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技术、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能力。中国的APEC议程强调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转型,并推动清洁能源、绿色矿产、智慧海关和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的技术优势与拉美产业需求最契合的领域,是物流和矿产产业链升级。钱凯港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它为秘鲁及周边国家提供了直达亚洲的门户,也与数字海关和互联互通建设紧密相关。对依赖冷链和保鲜期较短的农产品而言,更直接和稳定的航线意味着更低的运输损耗和更好的出口收益。
对秘鲁来说,关键不仅是港口运送货物的数量,更是它能为本地服务、仓储和加工创造多少价值。与此同时,这样一座重要港口也需要清晰、完善的监管制度。
能源转型带来的机会更大。拉美拥有铜、银、锌、锂等重要矿产,中国则拥有制造能力和市场需求。拉美要获得更多收益,就不能只出口精矿,还应发展加工、材料和零部件生产。但这需要稳定的电力和供水、高效的审批以及熟练劳动力,而这些仍是许多国家的短板。电力基础设施也是重要的合作方向。秘鲁及邻国需要扩大发电、储能和输电能力,中国制造商能够提供具有成本竞争力的设备。不过,项目应通过透明程序授予,技术标准也应保持开放,为其他供应商保留参与空间。
面向微型企业的数字服务同样值得关注,包括数字支付、电商平台和电子发票。中国平台在服务大量小商户方面积累了经验,但也涉及数据安全、市场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因此,监管机构应在平台大规模扩张之前明确规则。
技术合作能否真正带动产业发展,取决于配套条件。本地供应商培育、人才培训、合资企业中的技术转移,以及环境、社会、数据和竞争规则,都将影响拉美能否从原材料供应方,转变为零部件和服务的生产者,而不只是购买成品设备。
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APEC的标准合作,可以通过提高兼容性,降低企业进入新市场的成本。但如何把这些机会转化为本国产业能力,最终仍取决于各国自身的产业政策。
澎湃新闻:在拉美经济体中,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依靠非正规经济以及中小型企业谋生。APEC的数字化转型和贸易便利化议程,如何超越宏观政策层面,真正赋能基层企业,并帮助它们融入全球价值链?
卡斯蒂利亚:秘鲁的情况很有代表性,秘鲁的小企业虽然数量多,68%是微型和中小企业,但在出口中的份额却有限。
APEC可以首先帮助降低跨境贸易成本。例如,简化小额货物通关手续,推广电子单证和贸易“单一窗口”,根据风险决定查验力度,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这些措施对出口规模较小的企业尤其重要。中国提出的智慧海关倡议和APEC商务旅行卡,也有助于便利贸易和商务往来。
支付和融资同样关键。跨境数字支付能方便收款,电子发票能帮助企业证明交易、申请融资,而可供不同金融机构使用的信用记录,则能增加企业的融资选择。APEC还可以帮助各经济体交流推动企业正规经营的成功经验,《关于推动向正规和全球经济转型的利马路线图》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延续至2040年的框架。
以皮乌拉或伊卡的葡萄、蓝莓种植户为例,如果销售产品时不开具发票,就很难向银行证明收入,贷款难度和费用可能更高。然而,如果登记、纳税和合规的成本高于收益,他们就缺乏正规经营的动力。
出口机会可以改变这一点:海外买家通常要求有效发票、企业登记信息和银行账户。如果正规经营能带来更多订单、更便捷的收款和更低成本的贷款,小企业就更愿意迈出这一步。
解决非正规就业问题主要还是需要依靠各国改革税收、劳动和监管制度,APEC无法代劳,也不能只停留在宣言上。我建议选取少量可衡量的指标,例如小批量货物出口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使用电子发票的小企业比例,并每年公布进展。培训和技术支持应重点帮助小企业对接主要买家和物流平台。秘鲁农业出口的经验表明,小生产者通过协会和合作社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进入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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