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 
板块 
用户 
资讯 采访刚开始没多久，一台新的X光机到了，郝克玉停下正在说的话，拿起手机，安排人去接设备。没过一会儿，一家分院打来电话：一只14岁的老狗，肿瘤、肾衰、呼吸系统疾病叠在一起，主人提出安乐，医生拿不定主意。这样的插曲，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反复发生。新店装修、设备安装、一只突然需要决定生死的狗，她面前的手机几乎没有真正安静过。
她已经很少亲自做手术，腿脚越来越不好，早晨照顾家里的20多只老狗，换水、泡粮、收拾卫生，干一会儿便要坐下歇一歇。57岁以后，她第一次开始认真面对一个过去很少考虑的问题：一个人的力气，终究是有尽头的。“不是怕死，肯定会死，对吧？”她停了一下，“可我死了以后，这些狗怎么办？”
后来回想这次采访，我发现，我们真正想记录的也许并不是一个人如何在三十年间救下一万多只动物，而是当一个人终于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永远托举不住这么多生命时，她怎样把曾经只属于自己的选择慢慢变成更多人的选择。
郝克玉第一次救的狗叫豆豆。那是1996年的一个冬天，她每天带着自己养的几只狗穿街过巷，总会经过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小院，院子里有一只黑白花的小狗。水盆冻住了，也看不到什么吃的。每次听见郝克玉她们经过，它就会从门缝里伸出一只小爪，有时还会丢出一个东西来，终于有一天，院门开了，她问主人，这么小的一只狗，大冬天放在这里怎么活？“要不你把它给我吧。”她把狗带回家，取名豆豆。
后来，一个冬夜，取暖用的炉子排烟不畅，郝克玉一氧化碳中毒。她从床上起来时已经站不稳，摔倒在地，平时门一开就往楼下跑的几只狗，那一天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冲着门叫，邻居听出异常，最后踹开了门。“它们平时调皮得不得了，那一次特别懂事。”郝克玉被救出后那几只狗没有跑，只是围在她旁边。
豆豆后来走失了，郝克玉找了一个多月。她和家人开着车，在附近反复寻找，甚至带着其他狗在外面守。一个月以后，邻居才告诉她，豆豆走失后的几天，其实一直在附近一个公园里徘徊。“我找它，它等我。”三十年过去，她依然保存着豆豆的照片。从那以后，她很难再对路边的流浪动物视而不见。“我看到了，我去救。救了咱们去想办法，想办法去挣钱，让它们活下去。”这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后来贯穿了她三十年的生活。
2000年，她养的七只狗感染犬瘟。当时宠物医疗远没有今天普及，兽医告诉她，这种病很难治，很多主人打几天针也就放弃了，她偏偏不愿意，自己买药、自己研究，七只狗活下来六只。她因此开始系统学习兽医知识，参加培训，取得相关职业资质，逐步建立固定救助场所，并把它命名为“护生园”。2004年，她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宠物医院，也是从那时起，周围的人开始叫她“郝大夫”。
郝克玉经常用相声里的一句台词解释自己——“没有棉猴，买棉猴。”所谓“棉猴”，就是冬天穿的厚棉衣。她的意思是，眼前有一件事必须做，条件不够那就再去想办法。这个逻辑用在救助流浪动物上，就是先把动物带回来，没地方就搬家，没钱就挣钱，她带着越来越多的动物，一次次往天津外围搬。为了不扰民，也为了省租金，她住过农村旧宅、仓库和废弃厂房，房子冬冷夏热，每天给狗舍冲水、清理、消毒，常年潮湿的地面是她患上风湿的根源。“现在的这个腿，为什么现在才57岁都走不了路了，和劳累、风湿、车祸、负重、当宠物医生奔波都有关系。”
2012年，护生园的动物增加到300多只；2016年，800多只，三十年来，累计有上万只。为了收养流浪动物，她卖掉三套住房，生计一度只靠一些老客户、网上卖药和零散收入支撑。到了2021年，这套靠个人和爱心人士帮助不断填补缺口的方式越来越难维持。当时，护生园里的流浪犬已经超过1200只，社会上的帮助却在减少。“帮助嘛，人家可帮可不帮。”郝克玉说，“但狗每天都得吃饭。在别人都不管的时候，狗就是我的狗，我得管。”
一千多只动物意味着什么？每天的粮食，场地费用，工人工资，还有越来越多老年犬的医疗支出。一次捐款可以解决一个月，一个朋友也许能帮一次，但下个月怎么办？明年怎么办？郝克玉开始意识到，她真正缺的不是下一笔钱，而是持续挣钱的能力。
2021年6月，郝克玉重新开办宠物医院。一位在美国工作的老同学为了帮她筹钱，卖了自己一部分股票。郝克玉当时给自己定过一个目标：希望有一天，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动物养起来。“我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算是一个小口号：我这护生园一年要花150万，三年我就凭我自己的力量养起我这些狗来，我再也不需要别人帮助了，我再也不想过手心朝上的日子，我们的动物也就有保障了。”
几年后，当我们问她，宠物医院如何从一家“扩张”到24家时，她立刻打断了这个词。“扩张，这个用词不当，我们是为了生存。”在她的逻辑里，医院和救助从来不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医院能经营，员工才有工资；有自己的医生，护生园里的动物才能得到稳定治疗；医院产生收入，粮食、房租和药品才不必完全寄托于下一次社会帮助。
然而，医院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所有“救不了”的问题。做了二十多年宠物医生，郝克玉很清楚，意愿和能力并不是一回事。很多时候，主人愿意再坚持一下，医生却还需要设备和技术，才能把这份坚持变成真正的治疗。她对设备的在意，要从几年前的一场遗憾说起。
几年前，一只在护生园生活多年的老狗患上了口腔黑色素瘤，等郝克玉发现时，肿瘤已经严重浸润牙床，她把狗麻醉，拿着手术刀寻找可以切除的位置，却找不到清晰的边界。“根本就没处下刀。”她无奈只能放弃。
郝克玉不太愿意回忆这些事情。她说，救助并不总是让人高兴，被救下来的动物同样会老，会生病，会死亡，一个人如果总生活在那些没能改变的结局里，很容易被遗憾拖住。她更习惯做另一件事：“既然以前有过这么多遗憾，今后就要避免这些遗憾发生，要想办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2024年，郝克玉自己患上乳腺癌。治疗期间，她偶然得知，一种应用于人体肿瘤治疗的氩氦刀也可以用于部分动物肿瘤治疗，她马上想起了那只没有救下来的老狗。弟弟知道她患病后，第一时间给了她一张里面有10万元的银行卡，亲戚朋友来看她，也陆续留下了一些钱。郝克玉拿这些钱买了一台动物用的氩氦刀。“这氩氦刀，是我自己得了病以后，最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她说。
后来，护生园18岁的老乖乖也患上了牙床肿瘤，这一次，医生用了氩氦刀。肿瘤组织逐渐坏死、脱落，老乖乖活了下来。采访前一天，郝克玉刚见过它。“昨天它从后面出来，还抬腿尿尿呢。”她一下笑了起来，“像是在说，你看，我还是小伙子呢。”
这件事让她对设备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要求。“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不想糊弄。城市的店有X光、有B超，农村也要有X光，也要有B超。”在她看来，医院开在乡镇，不意味着诊疗标准就应该降低。“人家也是拿狗的命当命。”
可对一家小微宠物医院来说，一台X光、一台B超，加上生化、麻醉等设备加在一起，几十万的投入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设备要在开业前先到位，一家医院的客源和收入，却需要在之后慢慢积累，这种时间差，最终把江苏金租带进了她的故事。
她记得，是那些与医院长期合作、彼此信任的设备经销商把融资租赁服务带到了她面前。“这个时候，不就是你们出现了吗？救了我们的急。我记得当时是早上提交的申请，下午就收到了审批放款的信息。”她对于“分期”的理解依然很符合自己的性格，“我为什么做分期？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开了医院，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医院运营好。没有办法想办法，没有棉猴买棉猴。”2024年首次合作以来，江苏金租为郝大夫护生宠物医院提供宠物专用彩超、DR（数字化X射线摄影系统）等宠物医疗设备，推动宠物医院医疗升级。
一家乡镇宠物医院，在庞大的产业体系里很小，一台X光机、一台B超，单笔金额也很难称得上“大项目”，但设备真正发挥作用，恰恰是在这样的末梢。在郝克玉的故事里，江苏金租作为产业生态的“毛细血管”有了一种更具体的解释：金融服务沿着厂商、经销商的产业网，去触达那些金额不大、位置分散，却真实需要设备的小微经营主体。最终，金融租赁服务并不仅仅停留在一张合同上，它变成一台设备、一次更准确的判断、以及一家小微机构继续经营的能力。
但医院和设备仍然不能回答郝克玉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呢？
郝克玉告诉我们，每个新来的医生，她都会提前告诉对方：“这个地方有救助的性质，有慈善的性质。”她尤其喜欢对年轻医生说一句话，“你们当大夫，承载的是生命之重。”这句话后来逐渐成为医院的日常。医院门口要给路过的流浪动物放食物和水；员工捡到猫狗可以带回来收养；一些分院开始设置救助账户，为被遗弃的动物或者确实承担不起治疗费用的主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一家分院设置了领养橱窗，被送来的流浪猫打疫苗、治病后通过领养橱窗再寻找领养人，一年能送养100多只......
她希望医院经营得更好、医生待遇更高、员工工作得更舒心，原因听起来并不复杂——“让他们舒心的时候，能够多救一点这些动物。”郝克玉并不期待每一个年轻医生都成为另一个自己，她甚至给这种变化设想过一个很具体的尺度——一个医生刚来的时候，也许只有“两成”爱动物，可是在医院工作几年，看见别人怎样对待被遗弃的猫狗，怎样给护生园的老年犬看病，怎样为了一个本可以放弃的生命再多想一种办法，那“两成”也许会变成六成、七成。“以后再遇上这种事，他能够再去做下去，这就成功了。”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们问郝克玉，她有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未来，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特别对不起自己的人。”她很少替自己留退路，但这几年，她开始想“身后之事”。
现在医院情况逐渐好转，那位帮助她重新开医院的朋友自己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郝克玉提出想开始分期把钱还回去，对方给她写来一封很长的信，采访现场，她把手机找出来，一句一句念给我们听。朋友没有催她还钱，反而劝她，债务和贷款处理完以后要让自己“稍微喘口气”，信中提到：“你务必要明白，你在，那些毛孩子就在，你要是不在了，那些毛孩子的靠山就倒了。”朋友告诉她，她已经不再是30岁或40岁，应该开始考虑收缩救助规模，给那些完全依赖她的动物养老送终，也要给那些可能活得比她更久的动物找一条退路。念着念着，郝克玉哭了。“不是怕死，肯定会死。”又回到了最开始那个问题，“我死了以后，这些动物怎么办？”
过去，她所谓的“没有退路”，是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看到一只狗先救，有问题自己顶，学兽医、卖房、搬家、借钱、开医院，几十年来，她习惯把所有重量往自己身上加，现在，她终于开始寻找另一种答案。真正的退路，也许不是少救一只，而是有一天，当她不能再站在这里时，仍然有人继续。
一家能够持续经营的医院，是一种答案；一个可以独立接诊的年轻医生，是一种答案；设备、制度、救助账户，也是一种答案。护生园里仍然生活着上千只逐渐老去的动物，医院每天仍要面对收入、成本、人员和经营的压力。一个人的存在，也从来不可能被某种制度彻底替代，但至少，过去那个凡事都要自己往上冲的人，正在试着把手松开一点。
采访结束已是很晚，医院的灯还亮着，郝大夫起身离开，走廊尽头，一个年轻医生向我们走来。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