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河宏观】合肥做对了什么：股权财政的标尺与参照系

长鑫上市再看“合肥模式”。2026年7月，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巨大的账面市值再次强化了市场对于“合肥模式”和“最牛风投城市”的关注，相比重复合肥“押中”京东方、蔚来和长鑫的故事，我们更关心三个问题：第一，抛开账面浮盈，合肥产业投资究竟形成了多少可以观察和兑现的资本、产业与财政回报？第二，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才能更完整地衡量地方“股权财政”的成效？第三，在合肥之外，深圳、苏州、上海和杭州分别形成了怎样的产业资本运作路径？

合肥的回报需要同时算“资本账、产业账和财政账”，三者兑现节奏并不同步。地方国资兼具投资人与产业组织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回报体现为股权增值、退出收益与分红，间接回报则来自链主企业落地后撬动的产业集聚、就业创造与税基扩张。三本账回报的兑现节奏也截然不同——股权价值可较快进入资本市场定价，而产业生态与财政税基的回报，则需要更长时间逐步释放。

（一）资本账：国资规模扩张，资本循环能力同步增强。“十四五”以来，市属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连续跨过6个千亿台阶，截至“十四五”末已超过1.3万亿元，净资产突破4000亿元，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68%和47%；五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3200亿元、利润总额超430亿元、上缴税费超260亿元。与此同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达到32.5亿元，是“十三五”的2.3倍。更值得关注的是，国资规模扩张与产业资本循环同步推进。“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累计滚动投入国有资本金超过2200亿元，带动项目投资超过8400亿元，并围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落地。

（二）产业账：链主投资的回报更多体现为产业集群扩张。相比单笔股权收益，链主项目对地方经济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扩张，新能源汽车便是这一逻辑的典型注脚。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1年的14.5万辆跃升至2022年的25.5万辆，2023年进一步攀升至74.6万辆，2024年达到137.61万辆，较2021年增长约8.5倍；2025年仍维持137.1万辆的高位。

（三）财政账：产业扩张向财政收入的传导更为渐进。从财政收入看，产业扩张最终需要通过税基扩容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从经营规模和利润形成两个维度反映企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2016年合肥市增值税收入出现较快增长，此后税收体量继续扩张，反映出合肥前期产业培育逐步进入产能释放和税源形成阶段。这意味着，2016年的税收变化既有税制改革带来的口径抬升，也与京东方等前期重大项目逐步形成产能、产业链配套持续集聚相叠加。更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以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规模仍总体向上，尤其是2023年以来工增同比的高增，表明合肥多年产业投入开始从“项目落地—产能形成”进一步向“税源扩张—财政回报”传导。

衡量“股权财政”不能停留在单笔项目收益，而应落到资本组织力、产业转化力、资本循环力和机制持续力四个维度。合肥最突出的首先是资本组织和产业转化能力。“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系统累计滚动投入国有资本金超2200亿元，带动项目投资超8400亿元，撬动比接近1:3.8。同期，市属国企合计完成项目投资超4300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过45%，并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13个百亿级项目落地，2家国资实控的集成电路企业完成科创板挂牌。可见“合肥模式”已越过少数链主项目集中下注的阶段，转而形成可重复的资本撬动与产业落地能力——其可持续性越来越依赖稳定的项目筛选、资本组织与政企协调机制，而非单个项目的偶然成功。

资本循环与机制持续两项，也开始形成可量化支撑。“十四五”时期合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达32.5亿元，为“十三五”的2.3倍；国资实控上市公司增至6家、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资产证券化率较“十三五”末翻一番，资本市场退出与资产盘活渠道进一步拓宽。机制层面，合肥已组建国资“3+N”系列产业基金、全省首只S基金与首只AIC股权投资基金，基金数量超170只、注册规模超2800亿元、实缴超1400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超2100个，覆盖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

综合四个维度来看，合肥的优势并非“选项目准”，而在于把原本依赖个别魄力的下注行为，沉淀为从资本投入、产业落地到退出再投资的制度化平台。

同一框架下，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的产业资本路径。从资本组织力、产业转化力、资本循环力和机制持续力观察深圳、苏州、上海和杭州的地方产业资本实践。四地的共同点不在于都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而在于均已跑通“组织资本—转化产业—退出回流—制度接续”的完整链条；差异在于四个环节的强弱配置各不相同：深圳、上海强在资本放大与产业转化，苏州强在多层次资本协同下的项目密度与早期渗透，杭州强在基金与本地产业生态的深度绑定；循环与机制两端的补链工具亦不一致，深圳延长存续期并配套风险容忍，上海以超长期科创债匹配久期，苏州以市级S基金打通二手份额，杭州以提高出资比例、下调返投约束扩大社会资本参与。由此，比较的落点不是基金规模排序，而是同一把尺子量出的四种能力配置结构。

五座城市，实际上呈现了五种地方产业资本的组织方式：合肥以国资重仓链主，深圳以市场化GP完成项目筛选，苏州以母基金网络广覆盖早渗透，上海以先导产业基金矩阵定向引流，杭州则将基金嵌入本地民营科创生态。差异并非源于模式优劣，而是各地依据自身产业基础与资本禀赋作出的现实选择——合肥缺少深圳的GP储备，深圳也难以复制合肥集中投入单一链主的财力与意愿。由此，对地方财政而言，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不是某一笔股权投资赚了多少，而是能否形成“投资—产业培育—退出—再投资”的长期循环，使国有资本从一次性的财政投入，转变为可持续、可复用的产业政策工具。

风险提示：地方政府投资基金政策及管理机制调整超预期的风险；被投企业经营及资本市场波动导致股权估值和退出收益低于预期的风险；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及产业链集聚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地方财政及国资平台资金约束加大的风险；各地区公开数据披露时点及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比较存在偏差的风险。

一、长鑫上市再看“合肥模式”

2026年7月27日，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收盘市值达到3.28万亿元，一度登顶A股市值榜。按照招股书披露的股权结构及IPO后的稀释比例测算，合肥市、区两级国资体系持股约33.1%，对应首日持股市值超过1万亿元。巨大的账面市值再次强化了市场对于“合肥模式”和“最牛风投城市”的关注，但账面市值并不等同于地方财政真正获得的投资回报：历史投入成本、已实现退出收益、仍持有的股权价值，以及产业扩张和税基增长，需要分开核算和观察。

因此，相比重复合肥“押中”京东方、蔚来和长鑫的故事，我们更关心三个问题：第一，抛开账面浮盈，合肥产业投资究竟形成了多少可以观察和兑现的资本、产业与财政回报？第二，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才能更完整地衡量地方“股权财政”的成效？第三，在合肥之外，深圳、苏州、上海和杭州分别形成了怎样的产业资本运作路径？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把长鑫上市放回合肥长期产业投资的历史脉络中观察。从2008年引入京东方6代线，到2016年启动长鑫DRAM基地一期项目，再到2020年蔚来中国总部落地，合肥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和新能源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多次以地方国资先行参与重大项目。长鑫上市并非一次孤立的投资兑现，而是合肥长期以资本招商推动产业落地、再通过资本退出实现滚动投资的一次集中体现。

（一）从长鑫上市回看合肥产业投资

合肥产业投资的突出特征，是在产业尚处于培育期、企业资本需求较大的阶段，以地方国资承担部分早期资本投入和资源协调功能。2008年，合肥引入京东方6代TFT-LCD生产线，项目总投资175亿元、项目资本金90亿元，地方国资平台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彼时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仅161亿元；2016年，长鑫存储（合肥）DRAM基地一期项目启动，合肥产投出资144亿元，占一期总投资的80%；2020年4月，合肥市建投领衔的战略投资者向蔚来中国注资70亿元，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三个项目所处行业不同，但均具有前期资本开支大、产业链条长、项目落地对上下游企业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等特征。

合肥的角色并非简单的财政输血。以京东方为例，地方国资平台一方面主导项目资本金筹措，另一方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降低市属资金的真实占用，并在6代线落地后持续推动高世代产线、玻璃基板、偏光片等上下游项目集聚合肥。从单一重大项目切入，再沿产业链纵向延伸、横向铺开，成为此后合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路径。

（二）从项目落地到资本循环：合肥做对了什么

从京东方、长鑫到蔚来，合肥逐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产业资本运作链条。地方国资以股权投资切入，围绕链主企业注入资本，并配以土地、融资、产业配套等资源推动项目落地；链主企业产能释放后，吸引上下游配套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扩大地方税基；待被投企业成长壮大，国资再通过股权转让、回购或上市退出等渠道回收资金，循环投入下一轮产业布局。

这套模式的关键并不是政府比市场更善于选择企业，而是地方政府将资本投入、产业招商和国资运营结合起来。以国资解决重大项目落地初期的资本约束，以链主企业降低上下游企业集聚成本，再通过股权退出提高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的循环使用能力。由此，衡量“合肥模式”是否成功，也不能只看某一笔投资的账面浮盈，而需要进一步拆分股权投资收益、资本回收、产业扩张以及财政税基等不同层面的回报。

二、合肥赚到了什么？

合肥产业投资的收益不宜用单一指标衡量。地方国资兼具投资人与产业组织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回报体现为股权增值、退出收益与分红，间接回报则来自链主企业落地后撬动的产业集聚、就业创造与税基扩张。三本账回报的兑现节奏也截然不同——股权价值可较快进入资本市场定价，而产业生态与财政税基的回报，则需要更长时间逐步释放。

（一）资本账：国资规模扩张，资本循环能力同步增强

从全市国资口径看，合肥产业投资形成的资本回报已不只是单个平台的投资收益，而更多体现为国有资产规模、产业资本投入能力和资本经营收入的同步扩张。合肥市国资委披露，“十四五”以来，市属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连续跨过6个千亿台阶，截至“十四五”末已超过1.3万亿元，净资产突破4000亿元，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68%和47%；五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3200亿元、利润总额超430亿元、上缴税费超260亿元。与此同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达到32.5亿元，是“十三五”的2.3倍。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资规模扩张与产业资本循环同步推进。“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累计滚动投入国有资本金超过2200亿元，带动项目投资超过8400亿元，并围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落地。由此看，合肥“资本账”的核心并非某一家平台某一年度赚了多少钱，而是通过持续投入、资产增值和资本回收，逐步形成更大的国资家底和下一轮产业投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市属国资资产规模还包含城市运营、基础设施等资产，不能将全部资产增长直接归因于产业股权投资，但国有资本金持续滚动投入和产业项目放大，能够反映产业资本组织与循环能力的增强。

从更长周期看，合肥“资本账”的关键并非单笔项目盈利，而是国有资本能否形成持续滚动的产业投资能力。市属国资家底扩张与产业资本投入同步推进，说明合肥正在由单个项目投资逐步转向“投入—放大—回收—再投资”的资本循环；但由于市属国资还包括城市运营、基础设施等资产，不能将资产规模增长全部归因于产业股权投资。

（二）产业账：链主投资的回报更多体现为产业集群扩张

相比单笔股权收益，链主项目对地方经济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扩张，新能源汽车便是这一逻辑的典型注脚。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1年的14.5万辆跃升至2022年的25.5万辆，2023年进一步攀升至74.6万辆，2024年达到137.61万辆，较2021年增长约8.5倍；2025年仍维持137.1万辆的高位。蔚来之外，比亚迪、大众安徽、江淮等整车企业相继扩产和投产，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单一整车项目牵引，逐步演进为多家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协同支撑的产业集群。

这一变化说明，地方股权投资的产业回报不能仅以被投企业的市值或退出收益衡量。链主企业落地后释放的订单、配套和人才需求，能够降低上下游企业进入本地的成本，进而推动产业规模持续扩张。对地方政府而言，这部分产业增量虽不会即刻转化为财政现金流，却是培育持续税源、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的根基。

（三）财政账：产业扩张向财政收入的传导更为渐进

从财政收入看，产业扩张最终需要通过税基扩容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从经营规模和利润形成两个维度反映企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从长期走势看，合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规模总体持续抬升，其中2016年是一个较为明显的节点：增值税收入出现较快增长，此后税收体量继续扩张，反映出合肥前期产业培育逐步进入产能释放和税源形成阶段。

2016年前后可以视为合肥产业扩张向财政回报逐步兑现的重要阶段。一方面，2016年5月全面推开“营改增”，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等行业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使增值税收入在当年出现明显的制度性抬升；另一方面，合肥自身产业基础也在同步做厚。2016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2269.1亿元，同比增长9.9%（同期安徽省工增8.8%，全国工增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4.0%，六大主导产业增长10.8%，其中光伏及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分别增长31.7%、22.0%和11.0%。2023年以来，合肥市产业优势逐渐释放显现。这意味着，2016年的税收变化既有税制改革带来的口径抬升，也与京东方等前期重大项目逐步形成产能、产业链配套持续集聚相叠加。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税制扰动之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规模仍总体向上，尤其是2023年以来工增同比的高增，表明合肥多年产业投入开始从“项目落地—产能形成”进一步向“税源扩张—财政回报”传导。

从微观企业看，产业投资向财政回报的传导具有明显的盈利周期和兑现时滞。京东方所得税费用在2021年达到41.9亿元，随后受面板周期影响有所回落，2025年重新升至20.1亿元；阳光电源随着光储业务扩张，2023—2025年所得税费用由18.5亿元增至27.3亿元，已形成较稳定的税源基础；安徽合力近年来所得税费用基本保持在2亿元左右。相比之下，蔚来仍处于盈利修复阶段，所得税贡献相对有限，而长鑫的变化最为突出：在前期建设和产能爬坡阶段所得税费用接近于零，2025年转为盈利后升至5.6亿元，2026年上半年进一步升至96.0亿元，显示资本密集型重大项目一旦跨过盈利拐点，税收回报可能呈现明显的非线性释放。

随着长鑫科技等链主企业跨过盈利拐点，前期产业投入正加速转化为地方可支配财力，最直接的是可分享所得税规模的跃升。按现行企业所得税分享机制，一般企业所得税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按照安徽既有省以下收入划分，省级分享约15%、市县分享约25%，因此若企业主要税基均在合肥，理论上市县层面最高可获得合并所得税费用的约25%。不考虑京东方、阳光电源、蔚来等集团存在异地子公司和跨地区经营。按五家企业2025年所得税费用合计约56.7亿元，对应合肥市县层面最高可分享约14.2亿元；2026年上半年五家企业所得税费用合计已升至约131.8亿元，对应地方可分享财力约32.9亿元，可分享所得税较 2025 年全年已翻番有余。叠加增值税由留抵转净上缴、个税随岗位扩张增长，前期产业投入正从账面投入转为更明显的财政收入。

三、如何衡量股权财政运行成效？

地方股权投资兼具财务回报和产业政策属性，仅以单笔项目浮盈衡量容易低估产业外溢效应，而将产值、就业和税收全部计入投资收益又会高估真实回报。因此，评价“股权财政”的关键不是寻找一个统一收益率，而是把资本组织、产业转化、资本循环和机制持续四个环节分别量化。

进一步将四个维度落到可观测指标。具体而言，资本组织力衡量政府资本对项目投资的撬动能力；产业转化力衡量资本是否真正进入重点产业、形成重大项目；资本循环力衡量投资收益、证券化与退出能否沉淀为可再配置的国有资本；机制持续力则衡量基金体系是否具备足够的规模、实缴规模与项目覆盖广度。循此口径，四个维度均可落实为可观测、可交叉验证的数量指标，而非停留于定性描述。

按照四维框架观察，合肥最突出的首先是资本组织和产业转化能力。“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系统累计滚动投入国有资本金超2200亿元，带动项目投资超8400亿元，撬动比接近1:3.8。同期，市属国企合计完成项目投资超4300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过45%，并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13个百亿级项目落地，2家国资实控的集成电路企业完成科创板挂牌。可见“合肥模式”已越过少数链主项目集中下注的阶段，转而形成可重复的资本撬动与产业落地能力——其可持续性越来越依赖稳定的项目筛选、资本组织与政企协调机制，而非单个项目的偶然成功。

资本循环与机制持续两项，也开始形成可量化支撑。“十四五”时期合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达32.5亿元，为“十三五”的2.3倍；国资实控上市公司增至6家、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资产证券化率较“十三五”末翻一番，资本市场退出与资产盘活渠道进一步拓宽。机制层面，合肥已组建国资“3+N”系列产业基金、全省首只S基金与首只AIC股权投资基金，基金数量超170只、注册规模超2800亿元、实缴超1400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超2100个，覆盖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

四维合观，合肥的优势并非“选项目准”，而在于把原本依赖个别魄力的下注行为，沉淀为从资本投入、产业落地到退出再投资的制度化平台。

四、同一框架下，不同城市走出了各自路径

基于前文建立的四维框架，我们进一步从资本组织力、产业转化力、资本循环力和机制持续力观察深圳、苏州、上海和杭州的地方产业资本实践。四地的共同点不在于都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而在于均已跑通“组织资本—转化产业—退出回流—制度接续”的完整链条；差异在于四个环节的强弱配置各不相同：深圳、上海强在资本放大与产业转化，苏州强在多层次资本协同下的项目密度与早期渗透，杭州强在基金与本地产业生态的深度绑定；循环与机制两端的补链工具亦不一致，深圳延长存续期并配套风险容忍，上海以超长期科创债匹配久期，苏州以市级S基金打通二手份额，杭州以提高出资比例、下调返投约束扩大社会资本参与。由此，比较的落点不是基金规模排序，而是同一把尺子量出的四种能力配置结构。

（一）深圳：市场化基金网络强化资本放大

深圳的长处，首先落在资本组织与产业转化两端。自2015年以来，深圳市区两级政府引导基金累计实缴出资超1500亿元，分批设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组建子基金300余只，累计撬动资本近5000亿元。政府资本更多以LP方式参与，由专业机构承担项目筛选与组合投资，有助于提高资本组织效率和社会资本参与度。相较合肥链主重仓的资本招商模式，深圳更体现出广覆盖、多项目和市场化配置的特征。

资本循环力与机制持续力，则建立在深圳较完整的早期投资与退出链条之上。截至2025年6月末，深圳天使母基金已实际出资83只子基金、金额72.79亿元，子基金累计交割项目1072个，其中估值超1亿美元的“潜在独角兽”项目240个、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项目7个，已有4只子基金实现退出、退出本金2.04亿元。制度端，深圳市科技创新种子基金以“政府引导、市区联动、更早更小、风险容忍”为原则，认缴总规模20亿元、首期10亿元，存续期长达15年，突破了此前政府引导基金5至10年的惯例，并配套风险补偿与优惠回购机制；2026年天使母基金新办法进一步将子基金存续期上限统一延长至15年。由此看，深圳模式不仅“能撬动”，也在向“投早—培育—退出—再投”的长期循环延伸。

（二）苏州：母基金网络向产业链纵深渗透

苏州的资本组织力，更多体现为母基金网络与多层次资本的协同。截至2026年4月末，苏州天使母基金累计设立70只子基金，募资总额182亿元，累计带动社会资本近500亿元；与此同时，苏州已设立15只AIC股权投资基金，储备项目超过950个。基金体系已由单一政府引导基金，扩展至天使、AIC、重大产业基金等多层次资本工具。

产业转化力集中体现在被投企业的数量与密度上。天使母基金子基金已累计投资908家企业、投资金额98亿元，其中过半为种子期与初创期企业；AIC基金截至2026年4月末已落地28个项目，投资13.48亿元。

资本循环力与机制持续力，则依靠上市、并购与S基金三条通道逐步补齐。国发创投旗下50亿元母基金参股75只子基金，间接投资企业千余家，累计培育上市企业77家；2026年4月29日，苏州市级S基金“苏州启航接续基金”正式落地，由苏州资管集团联合苏创投、国投集团发起，总规模20亿元、首期5亿元，专门承接私募股权二手份额。至此，苏州的资本链条从“投早投小”延伸至并购重组与份额接力，形成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完整闭环。

（三）上海：基金矩阵强化战略产业配置能力

上海的强项集中在资本组织与产业转化两端，且具有鲜明的先导产业指向。截至2026年7月，上海国投旗下6只母基金承诺出资超过300亿元，撬动子基金总规模超过2000亿元，整体放大倍数超过6倍；全体系投资项目近3000个，其中投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累计投资规模突破2000亿元。与苏州以基金网络密度取胜、合肥以链主项目体量取胜不同，上海更接近“旗舰母基金+专项赛道基金”的矩阵配置，通过国有资本的信誉与期限优势，引导社会资本持续流向硬科技领域。

资本循环力则已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得到较充分体现。上海国投体系累计培育上市企业超过160家，其中科创板企业90余家；仅2026年上半年，又有11个硬科技项目实现上市。机制持续力更多体现为“长钱长投”：2025年4月，上海国投发行50亿元、15年期超长期科创债；2026年3月又发行30亿元、“10+2”年期超长期混合型科创债，上述两期合计80亿元，使长期负债期限与产业基金投资周期更加匹配。由此，上海模式的特点不在于押中个别项目，而在于通过基金矩阵与长期资本相结合，系统性承接硬科技高投入、长周期的融资需求。

（四）杭州：产业基金与本地生态深度绑定

杭州的资本组织力与产业转化力，突出表现为“3+N”基金集群与本地产业生态的深度绑定。据杭州市国资委2025年1月披露，截至2024年11月底，三大千亿母基金累计决策批复基金353支、批复规模2442.41亿元；“3+N”基金集群已投资杭州市域产业项目1540个，其中1162个投向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能源五大产业生态圈，占比75.5%，相关投资金额503亿元。与合肥以国资重仓链主项目不同，杭州更多通过母基金、子基金和专项基金嵌入本地科创生态，其产业转化路径更强调市场化基金网络与区域产业基础的协同。

杭州此后的更新主要发生在资本循环力与机制持续力两端。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新一轮“3+N”基金实施意见，“十五五”期间基金集群规模力争突破5000亿元，市财政每年统筹安排50亿元予以支持；市级国有资本对一般类型子基金的出资比例不超过30%，对天使投资类和科技成果转化类子基金可提高至40%；杭州科创基金参股基金存续期一般不超过20年，杭州创新基金和杭州并购基金一般不超过15年，同时科创基金返投比例可降至1.5倍，创新基金和并购基金可降至1倍。整体看，杭州正在通过提高政府出资支持力度、延长资金期限、降低返投约束，进一步增强长期资本供给并提升社会资本参与意愿。

五座城市，实际上呈现了五种地方产业资本的组织方式：合肥以国资重仓链主，深圳以市场化GP完成项目筛选，苏州以母基金网络广覆盖早渗透，上海以先导产业基金矩阵定向引流，杭州则将基金嵌入本地民营科创生态。差异并非源于模式优劣，而是各地依据自身产业基础与资本禀赋作出的现实选择——合肥缺少深圳的GP储备，深圳也难以复制合肥集中投入单一链主的财力与意愿。由此，对地方财政而言，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不是某一笔股权投资赚了多少，而是能否形成“投资—产业培育—退出—再投资”的长期循环，使国有资本从一次性的财政投入，转变为可持续、可复用的产业政策工具。

风险提示

地方政府投资基金政策及管理机制调整超预期的风险；被投企业经营及资本市场波动导致股权估值和退出收益低于预期的风险；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及产业链集聚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地方财政及国资平台资金约束加大的风险；各地区公开数据披露时点及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比较存在偏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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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银河证券2026年9月4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合肥做对了什么：股权财政的标尺与参照系》

分析师：张迪 S0130524060001；吕雷 S0130524080002；

评级标准：

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6到12个月行业指数（或公司股价）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北交所市场以北证50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

行业评级

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10%之间。

回避：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公司评级

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20%以上。

谨慎推荐：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20%之间。

中性：相对基准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回避：相对基准指数跌幅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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