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2026年APEC深圳会议前瞻

文｜胡玉玮杨旭泽

2026年APEC深圳会议的政策重点，是推动“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形成更明确的成果文件和后续合作安排。基于此前专业部长级会议形成的阶段性共识，深圳会议有望进一步推动相关成果向领导人层面提升。开放领域重点关注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和互联互通后续安排，创新领域关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合作文件，合作领域关注供应链韧性、数字基础设施融资与包容性发展。对中国而言，相关合作有望通过贸易便利化、产业合作和外部政策预期改善发挥作用。实际经济影响或呈现“政策预期先行、贸易投资逐步传导、产业效应中长期兑现”的特征，关键仍在于后续政策和项目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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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以协商一致、自愿参与和非约束性合作为主要特征。1989年成立以来，其合作重点由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逐步拓展至区域经济一体化、数字创新和包容性发展。中国于2001年和2014年两次主办APEC会议，分别推动贸易自由化行动机制完善和区域一体化合作框架深化，为2026年第三次主办会议提供了历史基础。

当前亚太地区仍是全球经济贸易的重要板块，但贸易保护主义、供应链调整和技术变革对区域合作提出新的要求。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贸易联系持续深化。2026年恰逢“十五五”开局，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有助于加强区域政策协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亚太经济合作相衔接。

2026年APEC“中国年”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推进，贸易、数字与人工智能、能源及财金等专业部长级会议已形成阶段性成果。深圳会议预计重点推动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互联互通后续合作安排及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成果文件，并进一步关注供应链韧性、数字基础设施融资与包容性发展。政策增量主要在于推动既有合作共识向领导人层面的政策框架及后续行动机制转化。

对中国经济而言，APEC合作深化有望通过降低跨境贸易成本、促进数字绿色产业合作和改善外部政策预期等渠道发挥作用。短期影响主要体现为政策沟通和市场预期改善，中长期则取决于贸易便利化、跨境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实际落实。会议成果的经济效应仍需结合成员政策调整、项目落地及企业经营情况持续评估。

一、APEC的运行机制与历史演进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也是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协调与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平台。1989年成立以来，APEC逐步形成以领导人战略引领、部长级会议协调、高官会统筹和专业工作机制落实为主体的合作体系，其政策目标由降低贸易投资壁垒，逐步拓展至区域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和包容性增长。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贸易协定不同，APEC主要通过协商一致、自愿行动及能力建设推动合作，其制度价值在于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兴领域规则合作提供基础。

（一）APEC的运行机制与政策定位

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规模扩大、跨境产业分工深化，各经济体加强政策协调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需求不断上升。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APEC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APEC正式成立。1991年，中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加入APEC，此后成员逐步扩展，至1998年增至21个成员经济体并延续至今。APEC以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为总体目标，重点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及区域经济一体化。

从组织架构看，APEC形成了领导人战略引领、部长级会议协调、高官会统筹和专业机构落实的多层次合作体系。1993年起，APEC建立经济体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领导人会议负责确定中长期合作方向和年度政策重点；年度部长级会议及贸易、财政、能源等专业部长级会议负责协调相关领域合作；高官会统筹各委员会及工作组的具体任务。贸易投资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经济技术合作指导委员会和预算管理委员会构成主要工作机构，负责推动政策研究、经验交流、能力建设和合作项目实施。此外，设于新加坡的APEC秘书处提供行政与项目支持，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为领导人提供企业界的政策建议。工商咨询理事会是APEC吸纳企业界参与区域经济治理的重要渠道。ABAC成立于1995年，由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任命的工商界代表组成，每个经济体最多委派3名代表。与提供行政支持的秘书处不同，ABAC主要通过年度政策建议报告、与领导人直接对话及参与相关部长级会议，反映企业在贸易投资、营商环境和跨境经营中的实际诉求。2026年ABAC进一步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政策建议，为APEC合作议程提供企业界视角，促进政策协调与实际市场需求衔接。

从运行机制看，APEC以协商一致、自愿参与和非约束性合作为基本原则，通过行动计划和政策协调推动成员落实合作目标。APEC不以统一的法律义务约束成员，而是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确定合作方向，由各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条件自主采取行动。具体实施方式包括单边行动计划、集体行动计划、政策信息交流、同行审议及能力建设项目。2001年《上海共识》进一步推动“探路者”机制，允许部分成员率先开展合作，其他成员在条件成熟后自愿参与。这一安排兼顾了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与合作推进的灵活性，但政策落实仍取决于各成员的执行意愿和国内配套措施。

总体来看，APEC的政策定位主要在于凝聚区域合作共识、推动规则协调和促进经济一体化。一方面，APEC通过领导人会议和专业工作机制确定共同政策目标，推动贸易便利化、监管协调及经济技术合作，降低跨境经济活动的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通过长期合作框架、行动计划和能力建设，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之间的政策衔接，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其政策影响主要通过成员自主改革、区域规则协调和交易成本改善逐步体现，而非由会议共识直接转化为经济增量。因此，判断APEC合作的实际成效，既需要关注领导人会议形成的政策成果，也需要考察后续行动计划及成员经济体的政策落实情况

（二）APEC的历史演进与主要合作成果

1989年以来，APEC的合作重点随亚太经济格局变化不断拓展，总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89—2006年以确立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完善合作落实机制为主；2007—2019年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贸易规则协调与互联互通建设；2020年以来，在延续开放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数字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韧性等议题。各阶段合作重点具有延续性，整体呈现出由贸易投资自由化向更广泛区域经济合作逐步拓展的特征。

第一阶段（1989—2006年）：确立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形成以行动计划为核心的合作机制。APEC成立初期以降低贸易投资壁垒、促进区域市场开放为主要目标。1994年“茂物目标”确立长期方向，随后《大阪行动议程》和《马尼拉行动计划》将其转化为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三大支柱，并通过单边与集体行动计划推动落实。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市场准入和国内制度方面存在差异，贸易便利化成为更具操作性的合作抓手，重点推动海关程序简化、标准协调和贸易信息透明度提升。2001年《上海共识》进一步完善行动落实机制，2006年APEC确认达到首轮贸易交易成本降低5%的既定目标。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了以长期目标、行动计划、自主落实为重点的合作框架，并通过贸易便利化措施逐步降低区域经贸往来成本。

第二阶段（2007—2019年）：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规则协调与互联互通建设。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增多，不同协定间的规则差异、跨境基础设施和制度衔接不足，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约束。APEC在延续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的同时，更加重视区域规则协调和跨境联通。2007年悉尼会议进一步明确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方向，2014年北京会议通过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北京路线图及《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分别从贸易规则协调和基础设施、制度、人员联通等方面完善合作框架。2016年利马会议进一步明确FTAAP后续合作安排。这一阶段的主要变化，是区域合作由降低贸易壁垒拓展至贸易规则衔接和跨境经济联系改善，但FTAAP仍属于长期合作目标，APEC主要通过政策研究、信息交流和能力建设推动相关进程，并不直接承担统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第三阶段（2020年以来）：更新长期合作愿景，强化数字创新、可持续发展与经济韧性。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及外部不确定性上升，APEC在既有贸易投资和数字经济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创新发展与共同繁荣议程。2020年《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将贸易投资、创新与数字化、强劲平衡安全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确立为三大经济驱动力，2021年《奥特亚罗瓦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相应的单边与集体行动。此后，合作重点逐步向数字贸易、人工智能、供应链韧性及人口结构变化等领域延伸，2024年《伊奇马声明》和2025年人工智能倡议等成果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区域合作由传统贸易投资协调进一步拓展至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及共同经济挑战应对，政策实施仍主要依靠成员自主行动、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

总体来看，APEC合作呈现出“开放目标延续、区域一体化深化、合作议题拓展”的演进特征。从长期结果看，APEC成员经济体平均关税水平由1989年的17%降至2021年的5.3%，同期APEC成员经济体货物贸易总额扩大至1989年的9倍以上，区域经济联系不断深化。[ APEC秘书处：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rade，https://www.apec.org/who-we-are/what-is-apec/achievements-and-benefits。]但上述变化同时受到成员自主开放、多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产业分工等因素影响，不能全部归因于APEC。APEC的主要政策价值在于持续凝聚开放合作共识、促进规则与制度协调，并通过灵活的合作机制推动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深化区域经济联系。

（三）中国主办APEC会议的历史实践与政策成果

中国分别于2001年和2014年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两次会议均以推动亚太开放合作和共同繁荣为主要目标，但所处国际经济环境及政策重点有所不同。2001年上海会议主要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的落实，完善贸易便利化和自主合作机制；2014年北京会议则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和创新发展，形成覆盖贸易规则、产业合作和长期增长的综合政策框架。两次会议的政策重点由合作机制完善向区域合作深化拓展，体现出中国参与亚太经济治理的持续深化。

2001年上海会议：完善贸易自由化行动机制，推动开放合作目标落实。2001年10月20日至21日，第九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当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冲击进一步加剧经济不确定性，中国则处于正式加入WTO前夕。会议围绕“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展开讨论，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并积极应对全球化和新经济带来的变化。会议通过《上海共识》，重点完善实现“茂物目标”的行动安排，进一步明确贸易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等方向。

《上海共识》的核心在于提高APEC既有合作目标的可操作性。一方面，通过更新《大阪行动议程》、加强单边行动计划同行审议及推动贸易便利化，将长期开放目标进一步转化为具体行动，并提出五年内将区域贸易交易成本降低5%的目标；另一方面，引入“探路者”机制，允许部分成员率先开展合作，其他成员根据自身条件自愿参与，以兼顾政策推进效率和成员发展差异。会议还通过《数字亚太经合组织战略》，将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人才能力建设纳入新经济合作安排。总体来看，上海会议的主要贡献是完善了非约束性框架下的合作落实机制，通过具体目标、行动计划和灵活参与方式推动区域开放合作。

2014年北京会议：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拓展规则协调与互联互通合作。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第二十二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相对缓慢，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不断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对贸易规则衔接、基础设施联通和创新增长提出了更高要求。会议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发展与经济改革、全方位互联互通三大重点领域展开合作，通过《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及一系列配套成果文件。

北京会议的政策成果主要体现在区域规则协调、互联互通和增长动力培育三个方面。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通过《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提出开展集体战略研究、加强信息交流和能力建设，为推动不同区域贸易安排衔接提供合作路径，但并未直接启动统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互联互通方面，通过《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从基础设施、制度和人员三个层面加强区域联通，并通过全球价值链合作蓝图促进跨境产业分工与供应链协同。在增长动力方面，通过《APEC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将经济改革、新经济、创新增长、包容性支持和城镇化纳入合作框架。总体来看，北京会议的主要贡献是推动区域合作由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进一步向规则协调、跨境联通和创新发展拓展，为亚太经济一体化提供更加系统的中长期政策框架。

中国两次主办APEC会议体现出合作目标的延续性与政策重点的逐步深化。2001年上海会议侧重完善既有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的实施机制，2014年北京会议则更加重视区域规则协调、互联互通及长期增长动力培育。两次会议分别从行动机制和合作框架两个层面推动APEC发展，反映出亚太经济合作由贸易投资便利化向更广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拓展。

二、2026年APEC深圳会议的召开背景与政策意义

2026年APEC深圳会议召开于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区域产业链调整和新技术变革加快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但贸易规则分化、供应链重构和增长动能分化也对区域合作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会议，既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部署相衔接，也为加强区域政策协调、维护开放合作环境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全球经贸格局调整，亚太区域合作面临新形势

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总体提升，区域经济联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根据APEC统计数据库，1989—2025年，APEC成员经济体实际GDP占全球比重由53.75%提高至61.62%，同期人口占比由43.24%下降至36.37%，经济规模的全球份额提高与人口份额下降形成鲜明对比。从贸易结构看，APEC成员经济体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39.74%提高至50.12%，商品进口占比由40.65%提高至48.54%，在波动中整体上升。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主要消费市场、制造业中心和资源供应地，不同经济体通过贸易投资和跨境生产分工形成紧密联系。区域经济贸易权重的提高，意味着亚太地区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更容易受到贸易政策变化、能源运输中断和供应链调整等冲击传导的影响，维持稳定的区域经贸关系具有更强的现实必要性。

当前全球贸易保持韧性，但贸易保护主义与供应链调整并行，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更高的制度协调成本。WTO于2026年10月将全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速预测由1.9%上调至3.9%，并归因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需求增长，以及全球供应链对能源、运输等外部冲击表现出的较强适应能力。但贸易增速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际经贸环境持续改善。截至2025年10月，2009年以来实施且仍在生效的进口限制措施覆盖全球19.7%的货物进口额，较一年前的12.6%明显上升。[ 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10月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2026年10月8日。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global-trade-outlook-and-statistics_e.htm。]贸易限制措施增加和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企业在追求成本效率的同时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推动采购来源、生产布局和贸易流向调整。对于产业分工紧密的亚太地区而言，不同市场的贸易政策、监管规则和通关程序差异成为影响跨境经营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区域合作不仅需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开放，也需要加强政策沟通与规则协调，降低跨境经营的不确定性，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数字技术加快重塑全球贸易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与发展能力的分化更加值得关注。人工智能投资扩张带动半导体、服务器和通信设备等技术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技术密集型产品正在成为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但不同经济体在产业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参与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条件并不相同。由此看，亚太区域合作不仅需要应对传统经贸规则分化与供应链调整，也面临如何适应新技术发展、缩小能力差距的共同挑战。APEC的政策协调与自愿合作机制，为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加强沟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

（二）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的政策背景与战略意义

2026年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与“十五五”开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部署形成重要衔接。《“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相通相容，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APEC合作并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2026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扩大自主开放、发展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重点任务。上述政策安排表明，我国对外开放不仅需要扩大市场空间，也更加重视开放质量、规则衔接和制度协调。APEC覆盖亚太主要经济体，能够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开放与区域经济合作相衔接、参与国际经贸政策协调提供重要平台。

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贸易联系持续深化，构成中国第三次主办会议的重要经济前提。“十四五”期间，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125.49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9.4%；2025年，这一贸易额达到26.29万亿元，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7.82%。亚太地区在中国外贸格局中的分量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联系已深度融入制造业生产链条和跨境供应链体系，既关乎外部市场需求，也关乎中间品供应和产业链稳定运行。因此，维护开放、稳定的区域经贸环境，对于中国外贸发展和产业体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加强区域政策沟通，推动国内开放发展与亚太经济合作相衔接。2026年恰逢我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收官后开启新一轮合作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重构加速以及新一轮技术变革，使亚太经济合作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挑战。在此背景下，本届APEC中国年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确立了“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从战略定位看，作为东道主，中国的关键作用在于依托APEC既有的多层次合作机制，强化政策沟通，凝聚各方发展诉求，并为后续的务实合作搭桥铺路、创造条件。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特殊价值，还在于为亚太主要经济体提供集中、灵活的高层政策沟通平台。与专业部长级会议主要围绕具体合作领域开展协调不同，领导人会议既能够从战略层面讨论区域经济合作方向，也为会间双边交流和政策沟通创造条件。在当前全球经贸关系复杂调整的背景下，这种高层面对面沟通有助于增进政策理解、管控分歧并改善区域合作预期。对于中国而言，第三次主办会议也为加强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的高层互动、维护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总体来看，在亚太经济联系持续深化而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第三次主办APEC有助于维护区域开放合作的政策预期，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协调相结合，并为深化亚太经济合作提供平台。其实际作用仍取决于成员能否形成共识，以及后续合作安排和政策落实情况。

三、2026年APEC深圳会议的重点议题与成果前瞻

2026年APEC中国年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持续推进，各项议题已由年度议程设置逐步进入政策成果形成阶段。苏州、成都、北京及香港等地专业部长级会议相继形成合作共识，为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基础。结合中方此前公布的成果筹备安排，本文从三个层次展开前瞻：一是梳理2026年已形成的专业领域成果，明确各项议题的合作基础；二是研判深圳会议可能形成的领导人层面文件及后续合作安排；三是分析相关成果的政策增量与实施约束。其中，开放领域重点关注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创新领域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合作领域侧重经济韧性和共同发展。

（一）开放：推进亚太自贸区议程与区域互联互通机制升级

开放领域的政策前瞻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推动亚太自贸区合作向专门成果文件延伸，以及完善既有互联互通蓝图实施期结束后的合作安排。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于2006年进入APEC重要政策议程，2014年北京会议通过《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2016年利马会议进一步形成相关集体战略研究成果，2024年《伊奇马声明》则将不同区域贸易安排的规则协调及数字贸易等新兴议题纳入讨论。经过长期推进，FTAAP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合作目标，但APEC成员经济体在市场准入、监管制度和贸易规则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短期内达成统一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当前FTAAP进程的关键不在于直接启动统一协定谈判，而在于通过政策研究、规则交流和能力建设，逐步扩大不同经贸安排之间的共同基础。

2026年5月的《苏州声明》明确了以灵活务实方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路径。5月22日至23日，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发表《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苏州联合声明》，重申支持亚太自贸区进程，并提出通过经验分享、能力建设、工商界参与和技术合作，提高成员参与高标准经贸安排的能力。[ 商务部：《APEC贸易部长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取得丰硕成果》，2026年5月26日，https://www.mofcom.gov.cn/xwfb/sjfzrfb/art/2026/art_d8dc8a75ba624562bee60458ef35bb4d.html。]与此前主要强调区域一体化长期目标相比，《苏州声明》更突出从现有贸易安排出发，在数字贸易、贸易环境、竞争政策、中小微企业及其他高标准经贸议题方面加强交流，寻求规则的共同点。这一合作方式充分兼顾不同成员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条件，也更符合APEC自愿参与、非约束性的运行特征。

深圳会议有望推动FTAAP合作由分散议题讨论进一步向独立成果文件和后续行动安排整合。根据8月第三次高官会披露的信息，中方明确提出以苏州贸易部长会议共识为基础，制定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单独声明，推动各方以灵活务实方式深化合作。[ 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26年8月28日。https://www.mfa.gov.cn/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608/t20260828_12011917.shtml。]从已有政策基础判断，相关文件可能重点围绕高标准经贸规则交流、贸易投资便利化、成员能力建设和企业参与等领域明确下一阶段工作方向。相比原则性重申自由贸易目标，独立成果文件的增量价值在于将FTAAP作为持续推进的专门议程，为后续部门合作和政策评估提供更集中、更明确的依据。不过，考虑到成员之间在数字贸易、竞争政策及其他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仍存在分歧，预计相关成果更可能体现为合作原则和行动方向，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市场开放承诺。

服务贸易有望成为本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重要增量，反映亚太开放合作正在由传统货物贸易向服务业和新型贸易方式延伸。2026年贸易部长会议通过《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接续2016—2025年的服务业竞争力路线图，为未来十年的服务业合作明确方向。[ APEC秘书处：《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2026年5月。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sectoral-ministerial-meetings/trade/2026-apec-ministers-responsible-for-trade-joint-statement/apec-roadmap-for-innovative--competitive-and-resilient-services。]新路线图重点涉及改善服务贸易投资环境、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强服务业监管协调及提升服务业韧性等内容，并提出由APEC服务业小组制定实施计划、开展阶段性评估。从政策意义看，服务贸易面临的主要障碍往往并非关税，而是市场准入、专业资质、监管程序和技术标准等制度差异。新路线图通过促进监管透明度和政策协调，为降低服务业跨境经营成本提供了新的合作抓手。由于该路线图已通过，深圳会议更值得关注的是对其实施安排的进一步讨论和支持。

互联互通合作面临既有蓝图实施期结束后的机制衔接，可能成为深圳会议另一项重要政策增量。2014年北京会议通过的《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已完成原定实施期，区域基础设施、制度和人员联通合作需要在总结既有进展的基础上明确后续方向。2026年8月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中方围绕互联互通开展政策对话，并已向各方提交合作概念文件；9月交通运输部长会议进一步强调国际运输网络、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和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 APEC秘书处：《第十二次APEC交通运输部长会议联合声明》，2026年9月22日。https://apec.org/meeting-papers/sectoral-ministerial-meetings/transportation/12th-apec-transportation-ministers--meeting-joint-statement。]现阶段，区域互联互通的核心问题已不仅是增加交通运输设施供给，还包括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跨境行政程序协调以及人员和信息流动效率提升。因此，深圳会议值得关注的成果，是能否在既有蓝图评估基础上形成下一阶段的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安排，并明确重点领域与推进机制。

在具体实施层面，贸易单证数字化和供应链联通有望成为互联互通合作较具操作性的抓手。《苏州声明》支持推动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贸易单证的跨境认可，鼓励成员加强无纸化贸易及相关法律制度交流，并提出于2026年11月前完成《APEC供应链联通框架行动计划第三阶段（2022—2026）》的最终评估。上述安排主要通过减少纸质单证、简化通关程序和加强信息共享，提高既有跨境生产网络的运行效率。与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相比，通关程序和贸易单证数字化具有合作对象较明确、政策实施可分步推进的特点，有望成为互联互通领域率先取得实际进展的方向。不过，电子单证跨境认可和数据交换仍涉及成员国内法律制度、技术标准及信息安全要求，其推广效果取决于后续规则衔接和各经济体自主落实情况。

总体来看，开放领域的政策增量主要集中于亚太自贸区议程独立化、服务贸易合作框架更新和互联互通后续机制完善。深圳会议如能进一步明确FTAAP合作文件、互联互通工作安排及相关行动任务，将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从原则性目标向更具体的制度协调和便利化合作延伸。但相关成果的实际经济作用仍需通过后续成员政策调整和跨境经营成本变化逐步体现。

（二）创新：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能源转型合作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是2026年APEC合作的重要新增重点，政策重心由一般性数字化合作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应用和跨境数字协同拓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技术应用能力逐步成为影响区域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APEC此前已建立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并形成覆盖2026—2030年的人工智能合作倡议，为新阶段合作提供基础。2026年中国进一步将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作为年度创新议程的重点，推动专业部长级会议和高层政策对话形成阶段性成果。这一变化体现出APEC对新技术的关注正在由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应用普及，进一步向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及发展能力协调延伸。

7月成都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合作共识，为深圳会议相关成果提供直接依据。7月23日，APEC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发表《2026年APEC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围绕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数字技能、可信数字环境及创新生态等方面明确合作方向。[ APEC秘书处：《2026年APEC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2026年7月23日。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sectoral-ministerial-meetings/telecommunicationsandinformation/2026-apec-digital-and-ai-ministerial-statement。]其中，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融合应用，以及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技术普及和能力建设，是较具现实意义的合作重点。与仅关注前沿技术研发相比，推动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和经济体中的实际应用，更有助于扩大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也更符合APEC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

数据跨境流动与数字规则协调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配套条件，也是进一步深化区域数字合作面临的制度约束。数据已成为跨境电商、数字服务和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但不同成员在数据流动、隐私保护、网络安全和数字监管方面的制度安排存在差异。2026年《苏州声明》提出继续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合作，同时重视数据保护、隐私和数字交易信任；7月成都数据促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进一步强调数据可用性、数据创新应用及数据联通合作。与传统贸易规则相比，数字贸易更依赖技术标准、监管互认及数字基础设施协同。因此，深圳会议相关成果若能推动成员在数字交易便利化、跨境数据应用和技术标准交流方面形成更具体安排，将有助于改善区域数字经济合作环境。但数据安全和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国内政策属性，短期合作仍应更多通过自愿性协调和项目试点逐步推进。

在既有数字合作共识和相关制度协调基础上，深圳会议有望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合作进一步形成领导人层面的成果文件。根据8月第三次高官会披露的安排，中方计划在7月APEC“数字周”成果基础上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成果文件。[ 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26年8月28日。https://www.mfa.gov.cn/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608/t20260828_12011917.shtml。]结合《成都声明》及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形成的合作文件，相关成果可能进一步强调人工智能赋能经济增长、促进技术普及、加强数字技能建设以及应对新技术风险等方向。考虑到APEC成员在技术水平、数据治理、知识产权保护和人工智能监管方面存在不同制度安排，预计合作更可能优先集中于政策经验交流、应用推广、能力建设和自愿性合作项目，而非形成统一且具有约束力的人工智能监管标准。相关成果能否建立持续性的部门合作和项目实施安排，是判断其实际政策价值的重要依据。

能源合作是本届创新议程的重要延伸，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双向赋能成为2026年的突出特点。亚太地区既是全球能源消费的重要区域，也是新能源技术应用和能源系统转型的重要市场。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基础设施、电力供应和能源系统稳定性提出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能够通过负荷预测、智能调度和设备运行优化提升能源利用效率。9月北京能源部长会议发表《2026年APEC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并通过《APEC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APEC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2030）》及《APEC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成果。[ 国家能源局：《2026年APEC能源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2026年9月11日。https://www.nea.gov.cn/20260911/260815f4312042fdb317237a7262955a/c.html。]这些文件从能源可及性、技术应用和能源安全协同等方面形成合作框架，反映出区域能源合作正在由传统能源供给和绿色转型议题，进一步延伸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系统运行的协调发展。

从政策前瞻看，深圳会议可能在领导人层面进一步支持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能源技术交流和绿色转型合作，但不宜将已经通过的能源部长级成果视为尚待发布的新文件。考虑到APEC成员能源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能源结构差异较大，预计相关合作仍将以技术交流、能力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自愿性转型行动为主，不宜直接预期形成统一的能源转型时间表或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总体来看，创新领域的关键政策增量，是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合作由专业部门共识进一步向领导人层面的长期合作安排延伸，并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与能源系统发展的协调。后续应重点关注相关成果文件是否明确持续合作机制、重点应用领域及能力建设任务，以及数字经济与能源领域的既有政策成果能否形成相互衔接的实施安排。

（三）合作：增强区域经济韧性与促进包容性发展

共同发展是本届APEC合作的重要方向，政策重点主要体现为增强风险应对能力、改善发展融资条件和促进增长成果共享三个层面。亚太地区经济体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面对贸易政策调整、能源市场波动和技术变革，其风险承受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仅依靠区域市场开放难以充分解决经济体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因此，APEC近年来更加重视经济技术合作、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2026年相关部长级会议围绕能源、粮食、财政金融及中小企业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为深圳会议进一步推动共同发展合作提供了基础。

供应链韧性合作更加重视关键商品保障和跨领域风险协调。当前影响区域供应链运行的风险不仅包括贸易政策调整，也包括能源供应波动、粮食安全及物流运输中断等因素。2026年《苏州声明》强调保持贸易通道畅通和提高关键商品供应链韧性；[ 商务部：《APEC贸易部长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取得丰硕成果》，2026年5月26日，https://www.mofcom.gov.cn/xwfb/sjfzrfb/art/2026/art_d8dc8a75ba624562bee60458ef35bb4d.html。]9月能源部长会议进一步在能源供应链风险评估、信息交流、应急保障和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领域提出非约束性合作原则。[ 国家能源局：《2026年APEC能源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2026年9月11日。https://www.nea.gov.cn/20260911/260815f4312042fdb317237a7262955a/c.html。]8月杭州粮食安全部长会议则形成关于通过创新和数字化增强区域粮食体系韧性的合作成果，强调农业技术应用、粮食贸易便利化和农业供应链管理。[ APEC秘书处：《第十一次APEC粮食安全部长会议联合声明》，2026年8月25日。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sectoral-ministerial-meetings/foodsecurity/joint-statement-on-the-11th-apec-food-security-ministerial-meeting-hangzhou。]上述进展表明，APEC供应链合作正在由一般性的通关便利化向能源、粮食等关键领域的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建设拓展。

从前瞻角度看，深圳会议有望进一步强调区域供应链稳定、关键商品流通和经济韧性建设，并推动已有专业合作安排之间加强衔接。相较形成统一的供应链安全制度，更具可行性的合作方式是加强非敏感信息交流、提高物流和通关效率、推进应急合作与成员能力建设。这些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跨境供应链运行的不确定性，但能源储备、关键资源供应和产业安全政策仍主要由成员自主决定，APEC合作难以直接替代各经济体的国内风险管理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成为2026年财金合作的重要新增方向，重点在于改善发展中经济体的融资条件。随着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通信网络、数据中心和相关数字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持续增加，但不同经济体在公共财政能力、私人资本供给和项目融资条件方面存在差异。10月20日至21日，APEC财长会议在香港举行，通过《2026年APEC财长联合声明》和《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强调公共部门、私人资本及多边开发银行在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互补作用。[ 财政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在香港举行》，2026年10月21日。https://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610/t20261021_4003159.htm。]其中，公共部门主要提供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私人部门承担投资与技术供给，多边开发银行可通过担保、混合融资和项目准备支持等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撬动私人资本。这一安排的政策意义在于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一般性技术合作进一步延伸至融资机制和项目实施条件，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路径。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属于自愿性、非约束性文件，并不意味着APEC已经建立统一融资基金或形成明确的投资承诺。相关合作能否产生实际效果，仍取决于项目储备、融资需求、成员政策环境及多边金融机构的具体参与程度。深圳会议若进一步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合作，其增量价值更可能体现为强化政策协调、促进融资经验共享及推动项目合作，而非直接形成大规模新增资金安排。

中小企业发展与民生改善是实现区域合作成果共享的重要环节。中小微企业是亚太地区就业、创新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但在跨境贸易、技术应用和金融服务获取方面通常面临更高成本。2026年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围绕企业数字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及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会议主席声明；10月财长会则围绕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普惠金融和青年财经人才培养等领域形成相关成果。[ APEC秘书处：《第三十二次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主席声明》，2026年9月4日。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sectoral-ministerial-meetings/smallandmediumenterprise/0904_SMEMM_Chairs_Statement。]这些合作安排反映出APEC对共同繁荣的关注已不局限于贸易和投资规模扩大，而是进一步强调不同群体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相较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或产业支持政策，APEC更适合通过数字技能培训、金融知识普及、经验交流和中小企业能力建设等方式推进务实合作。

深圳会议有望在《深圳宣言》中进一步强化共同发展与经济韧性相关内容，重点关注既有专业成果的整合与后续实施。从2026年已公布的政策文件看，能源安全、粮食体系韧性、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发展均已形成一定合作基础，领导人会议更可能通过总体政策共识和合作倡议对相关成果给予支持，并明确继续推进的方向。考虑到成员经济体发展水平、财政能力及政策诉求存在差异，预计合作文件仍会保留较大的自主实施空间。因此，评价共同发展领域的政策成果，应重点考察是否形成持续性能力建设项目、融资合作机制和专业工作安排，而非仅依据领导人宣言的原则性表述判断合作力度。

总体来看，2026年APEC深圳会议的政策成果有望呈现三个层次。一是围绕《深圳宣言》及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动形成领导人层面的合作文件；二是依托2026年已经形成的贸易、能源、财金等部长级成果，完善专业领域后续合作安排；三是通过成员自主行动、能力建设及具体合作项目，推动相关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政策效果。相较单纯增加合作议题，本届会议更值得关注的增量在于能否明确长期合作框架、重点工作方向和后续实施机制。不过，考虑到APEC的非约束性特征及成员政策分歧，会议成果的实际影响仍存在实施时滞，后续需持续跟踪各项合作安排的落实进展。

四、2026年APEC会议对中国经济与产业发展的潜在影响

（一）对外贸易：贸易便利化与区域互联互通

区域合作深化有望通过贸易便利化与互联互通协同降低跨境经营成本，提升中国与亚太地区贸易网络的运行效率。目前，中国已与15个APEC其他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协定，AEO互认覆盖10个APEC经济体。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对APEC自贸伙伴进出口18.2万亿元，占对APEC其他经济体贸易总额的75.6%；中国AEO企业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占比达到44.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2026年10月14日。https://news.bjd.com.cn/2026/10/14/11994548.shtml。]中国与亚太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贸易制度联系。未来APEC合作深化的主要增量，在于通过通关便利化、标准协调、电子单证互认和跨境物流联通，进一步提高既有贸易网络的运行效率，而非直接形成统一的市场准入和关税减让安排。

制度联通有望通过通关便利化、贸易单证数字化和监管协调，降低企业跨境交易的时间与合规成本。2026年《苏州声明》提出推动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贸易单证跨境认可，加强无纸化贸易和相关法律制度衔接。若后续合作取得进展，有望减少重复申报、纸质单证流转和跨境信息核验成本，改善企业订单交付和资金周转效率。对于出口制造业、跨境电商及物流服务企业而言，相关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跨境经营效率；对于依赖进口中间品的制造业企业，则有助于改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的及时性。不过，具体效果仍取决于成员在通关程序、技术标准和国内监管制度方面的实际调整。

基础设施联通有望改善跨境物流网络的运输效率与稳定性，为中国外贸拓展提供支撑。2026年APEC交通运输部长会议强调加强国际运输网络联系，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数字化转型及多式联运合作。从传导机制看，一方面，海运、航空、铁路和公路等运输方式的衔接，以及港口与内陆物流网络的协同，有助于优化货物流转路径、缩短运输时间并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智慧港口、数字物流平台和跨境运输信息共享，有助于提高货物运输的可视化水平和物流调度效率，增强供应链应对运输中断的能力。对于中国而言，相关合作既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的交付效率，也有助于改善进口中间品供应和跨境产业分工条件，但实际效益仍取决于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运输协调和数字系统互联的落实进度。

互联互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有望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但市场多元化的实际效果仍需结合最终需求和产业链结构判断。亚太地区既是中国重要的最终产品出口市场，也是中间品贸易和跨境生产分工的重要区域。物流网络和制度衔接的改善，有助于企业拓展采购与销售渠道，增加供应来源和运输路径的选择，提高跨境生产组织的灵活性。但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最终需求更加分散，部分产品仍可能通过区域产业链进入同一终端市场。因此，APEC互联互通合作对中国外贸的支持作用，既应关注通关效率、物流成本和运输稳定性的改善，也需结合市场结构、供应来源及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评估。

（二）产业发展：数字绿色合作与跨境投资机遇

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合作有望拓展中国产业国际合作空间，相关机会主要体现为技术应用、产品贸易和产业链协同。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达到6.66万亿元，同比增长50.3%，贡献双方近一半的贸易增量；其中，中国自APEC其他经济体进口电子元件增长56%，出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增长37.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2026年10月14日。https://news.bjd.com.cn/2026/10/14/11994548.shtml。]上述数据反映出中国与亚太地区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和绿色产业领域具有较强的贸易联系。随着APEC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合作推进，中国相关企业有望通过技术交流、应用推广和市场拓展参与区域数字化转型，带动数字设备、工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及相关制造业合作。但现有贸易增长主要反映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不能直接归因于本届APEC会议。

绿色能源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有望为电力设备、储能和能源数字化等领域创造新的国际合作场景。2026年APEC能源部长会议明确支持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鼓励在能源与算力基础设施协同规划、数字电网、能源管理及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强合作。从产业传导看，亚太地区算力需求扩张和能源系统升级，可能进一步带动电网设备、储能系统、能源管理软件及相关工程服务需求。中国在电力装备、新能源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具有一定产业配套优势，有望通过设备出口、技术服务和项目合作参与区域能源体系建设。不过，相关市场空间能否转化为企业收入，仍受到当地能源政策、投资能力、技术标准、市场准入和项目建设进度等因素制约，不宜将区域合作共识直接等同于新增订单。

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合作有望改善跨境投资条件，但产业受益需要以实际项目和资金落实为基础。10月APEC财长会议通过的《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提出，鼓励公共部门、私人资本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风险缓释、担保及混合融资等方式改善项目融资条件。对中国企业而言，这类合作若进一步落地，有望扩大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算力配套设施及相关技术服务的国际合作机会，同时为具备技术和成本优势的企业参与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创造条件。但该声明属于自愿性、非约束性政策文件，并不意味着形成统一融资基金或明确投资承诺。后续仍需重点观察具体项目储备、融资结构、合作主体和投资落地情况。

总体来看，APEC创新合作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潜在影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数字技术、能源装备及基础设施相关领域的受益路径相对清晰，但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技术标准和商业模式方面存在差异。实际产业机会应进一步结合区域投资需求、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项目订单情况加以判断，而非简单按照会议重点议题进行行业映射。

（三）宏观与市场：政策预期改善与实际经济效应

APEC会议有助于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沟通，潜在影响首先体现为外部经贸环境和市场预期的改善。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和政策不确定性仍对企业投资与跨境经营构成约束。APEC领导人会议为成员经济体就贸易投资、宏观经济和区域合作开展政策沟通提供了重要平台。2026年APEC财长联合声明也强调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推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若深圳会议能够在开放合作、贸易便利化及重点领域协调方面形成进一步共识，有助于改善区域经贸关系的可预期性，缓解部分外向型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但相关作用主要体现为政策沟通与预期引导，不能直接等同于贸易限制取消或市场准入条件改善。

从宏观经济传导看，APEC合作的实际影响主要取决于外贸、跨境投资和生产效率三个渠道。一是贸易便利化和区域联通改善可能降低跨境经营成本，为出口及进口中间品供应提供支持；二是投资环境和融资条件改善可能促进跨境项目合作，形成新增资本开支与产业需求；三是技术交流和区域产业协作有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中长期生产率改善。需要强调的是，区域进出口总额增长并不直接等同于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正向贡献，仍需区分出口与进口、价格与数量变化，以及贸易活动所形成的国内增加值。因此，在缺乏具体政策措施和可量化实施安排的情况下，不宜直接测算本届APEC会议对中国GDP增速的新增拉动。

资本市场方面，短期政策预期可能先于实体经济变化，但中长期影响仍取决于企业基本面兑现。若会议在区域经贸合作和主要经济体政策沟通方面释放积极信号，可能通过改善外部风险预期，对外向型企业估值及市场风险偏好形成一定支持。数字基础设施、电力装备和跨境物流等相关领域，也可能受到阶段性政策关注。但APEC合作涉及多个经济体，政策共识向企业订单和盈利改善的传导通常存在时滞，且市场表现仍受到全球经济增长、利率汇率、贸易政策及行业景气等因素共同影响。因此，不宜将会议召开本身视为确定性的市场上涨催化因素，也不宜将短期主题行情直接等同于产业基本面改善。

总体而言，本届APEC会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呈现“政策预期先行、贸易与投资逐步传导、产业效应中长期兑现”的特征。短期重点关注领导人会议能否形成实质性合作共识，以及主要经济体经贸政策沟通是否取得进展；中期关注贸易便利化、规则衔接及跨境投资合作的实际推进；长期则应观察技术扩散、产业链协同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改善情况。相较会议文件数量，后续政策措施、项目投资及企业订单的兑现程度，才是判断其真实经济影响的关键。

（1）国际经贸摩擦与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若主要经济体进一步采取关税、出口管制或投资限制措施，跨境贸易投资活动及区域供应链运行可能受到冲击，削弱开放合作的实际效果；（2）成员政策分歧导致会议成果不及预期。APEC坚持协商一致和非约束性原则，成员在市场准入、数字监管、数据跨境流动及能源转型等方面立场不同，部分拟议文件可能难以形成共识，或仅达成原则性表述；（3）后续政策和项目落实进度低于预期。贸易单证互认、互联互通和数字基础设施融资仍依赖成员国内规则调整、项目储备及实际融资条件，合作倡议未必迅速转化为跨境交易成本下降或新增投资；（4）经济及资本市场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全球需求、汇率利率、行业景气和企业竞争格局等因素可能抵消政策积极影响；短期风险偏好改善不必然转化为出口增长、企业盈利和行业持续超额收益，相关影响可能低于预期。

胡玉玮：首席政策分析师。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杨旭泽：中信建投政策分析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财政政策、金融监管等。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开放、创新与合作——2026年APEC深圳会议前瞻》

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1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胡玉玮 SAC编号:S1440522090003

SFC编号:BWP409

杨旭泽 SAC编号：S144052507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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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2026年APEC深圳会议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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