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冲突下的出口：旧线索与新叙事——出口思辨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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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月至今美伊冲突持续演绎，油价高位区间波动。3月中旬起国际开始关注高油价带来“滞”的影响。对于我国出口，高油价或带来全球贸易需求放缓；但另一方面，供给优势或带来份额替代逻辑、驱动出口偏强。本文就2026年出口方向演绎展开讨论。

一、地缘冲突背景下，油价、经济如何演绎？

历史上因供给冲击引发的油价上涨共有6轮（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俄乌冲突），多因地缘冲突爆发、石油生产运输中断。借助复盘，可以总结地缘冲突对油价的影响：若没有形成原油供给缺口，则油价可能急涨急跌（如1990年、2003年），影响较为短期。若形成了明确的原油供给缺口，进一步影响产业链生产，则高油价可能更有持续性。

高油价对于经济的影响如何？主要与冲突发生当时经济所处的阶段状态有关：（1）若冲突前需求偏弱，叠加主要央行货币紧缩，则经济容易转入衰退，（2）若弱需求下，货币政策维持甚至降息呵护，则经济或延续滞胀、逐步企稳回升。（3）若冲突前需求本身处于复苏阶段、对能源涨价承接力较强，则高油价可能放缓贸易节奏，但不改复苏方向。

二、高油价如何影响全球贸易需求？

贸易增速与高油价多呈现同向走势，核心是通胀预期引导企业补库与去库行为，冲突后油价回落，通常补库节奏也会放缓，叠加涨价支撑削弱，贸易增速回落。若冲突后油价继续高位，则要看经济周期所处阶段，对贸易增速的影响。若经济处于复苏期，则贸易走势不弱；若经济“滞胀”环境持续，则会加速贸易需求的下滑。

三、美伊冲突之下，我国出口影响几何？

（1）全球贸易需求是我国出口的“β”因素。冲突后全球贸易增速可能继续下滑，反映油价传导的滞后效应。IMF测算油价每上涨10%全球通胀上行0.4pct、全球GDP下降0.1-0.2pct。WTO测算高油价将拖累全球GDP下降0.3pct至2.5%，全球贸易增速下滑0.5pct至1.4%。假设全年国际油价中枢70-90美元/桶，对应我国出口拖累0.1-1.4pct。

（2）出口份额是出口的“α”因素。两伊战争以来5次地缘冲突高油价时期，我国出口份额多上行。对外能源依赖较高的韩国，在近2次地缘冲突冲击下，出口份额均回落，尤其是高耗能产品的对比更为显著。参考2022年俄乌冲突时期经验：短期能源替代逻辑或持续1个季度左右，但后续2-3个季度或逐步回落。2020-2021年疫情带来我国出口总份额提升1pct，本轮影响相对偏低，我国份额抬升或低于1pct。

四、总结：外部冲击或有限，AI投资动能强劲，全年出口韧性无虞

（1）全球视角：全球贸易挂钩于全球经济走势、通胀上行幅度与央行应对，会造成不同的贸易后果。本轮美伊冲突带来的贸易冲击幅度较小。在冲突之前，海外经济处于K型分化，冲突带来的通胀上行幅度可控，美联储基准利率持稳，冲突后经济出现类似2022年的衰退风险概率不高。全球贸易需求的放缓或也偏温和。

（2）国内视角：预计对我国出口冲击可控，但带来的份额提振亦有限。一是本轮冲突对全球供应链冲击小于2021年全球疫情时期，对于我国出口份额的提振小于1pct。二是涨价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或会持续，参考2022年经验后续出口仍有涨价空间。三是AI相关出口有望继续支撑下半年出口韧性，AI相关品类有望对冲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缺口，按AI相关出口增35%、贡献出口30%计算，全年出口有望实现+12.5%左右。

风险提示：实际外部贸易条件或偏离假设情形；出口测算或存在偏差。

目录

正文

3月至今美伊冲突持续演绎，油价维持在80-100美元/桶附近区间波动。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交易高油价带来的通胀上行压力，3月中旬起开始关注高油价持续带来“滞”的影响。

对于我国出口而言：一方面，高油价对经济增长的压力，或带来全球贸易总需求放缓，进而抑制出口。但另一方面，我国能源自给率高，高油价带来的产业链冲击相对低于对中东能源依赖度高的地区，替代逻辑可能驱动出口份额抬升、支撑出口韧性。综合影响下，2026年出口走势预期如何？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

地缘冲突背景下，油价、经济如何演绎？

（一）地缘冲突如何影响油价走势？

历史上，因供给冲击引发的油价上涨共有6轮，多因地缘冲突爆发、石油生产运输中断。具体来看：

（1）中东战争（1973年10月-1974年3月）：供给中断、油价显著上涨，形成高价新中枢。战争爆发后，六个海湾国家提升原油价格、OAPEC减产、对部分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油价定价权从西方石油公司转移向产油国，战争结束后，油价形成较高的新中枢。

（2）两伊战争（1978年1月-1980年11月）：供给中断、油价进一步上涨形成高价新中枢。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一度暂停输出石油。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伊朗石油生产完全停止，全球石油日产量骤降、产能恢复缓慢，战后油价继续高位。

（3）海湾战争（1990年8月-1991年2月）：受益于战略储备释放、增产等及时应对，原油供给缺口短暂，油价急涨急跌，战后回到战前价格水平。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两国石油生产中断，联合国宣布各国禁止自两国进口石油。1991年初“沙漠风暴”爆发但OPEC承诺增产、美国战略石油及时释放，油价急涨急跌。

（4）伊拉克战争（2002年11月-2003年4月）：供给缺口有限，油价先涨后跌，战事反复、工业化需求支撑原油新一轮上涨。2002年底市场预期先行驱动油价急涨，但战争开始后由于显示供给短缺小于预期，油价下跌。而后战争局势反复、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支撑油价保持新的高位中枢。

（5）利比亚内战（2011年2月-2011年10月）：市场预期过度定价，油价涨至高位后保持震荡。战争爆发初期油价上涨，而后伴随战争形势僵持，后续因原油生产恢复较慢，油价高位持续至2014年中。

（6）俄乌冲突（2022年2月-2022年6月）：冲突僵持造成油价高位震荡，美联储货币紧缩拖累经济表现。俄乌冲突爆发初期油价快速上涨，而后IEA释放战略储备、俄乌谈判释放积极信号油价再度回落。3月美联储开启连续加息，俄乌局势僵持令油价高位震荡。

总结看地缘冲突对油价的影响：若没有形成原油供给缺口，则油价可能急涨急跌（如1990年、2003年），影响较为短期。若形成了明确的原油供给缺口，进一步影响产业链生产，则高油价可能更有持续性。

（二）高油价对经济影响如何？

由于全球GDP、CPI走势与美国经济与通胀走势基本一致，且后者更新更加高频。故下文以美国GDP不变价、美国CPI指标观测高油价期间，全球经济、通胀压力变化。

回顾来看，1990年、2002年两轮战争对经济影响较小，其他四轮冲突均导致滞胀或衰退压力有所加剧。差异主要与冲突发生当时，经济所处的阶段状态有关：

（1）1990年海湾战争：油价急涨急跌，初期美国经济呈现滞胀特征，1990年四季度GDP转负确认衰退，美联储采取降息，经济逐步企稳。

（2）2002年伊拉克战争：美国处于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复苏阶段，通胀压力可控，美联储维持降息，经济延续复苏。

（3）而其他四轮：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1973年、1978年）均呈现典型滞胀。2011年利比亚内战期间恰逢欧债危机，叠加金融危机以来积累的经济修复压力，高油价拖累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压力。2022年俄乌冲突叠加疫情期间货币过度宽松带来的通胀压力，美联储继续加息，经济进入技术性衰退。

总结地缘冲突对油价、经济的影响：一是，油价是否持续高位，取决于是否切实造成了原油供应的缺口，以及政策是否及时应对。若实际供给受损较小、战略储备及时释放或增加生产，则油价可能冲高回落、急涨急跌；若原油供给持续偏紧、生产供应恢复与增补缓慢，则油价维持高位的时间较长。

二是，高油价对于经济的影响：（1）若经济本身处于复苏阶段，需求端对于高油价的承接能力增强，则全球贸易增速保持上行，油价难以改变复苏方向（如2003年）。

（2）若需求在冲突前就趋于放缓，高油价容易造成冲突期间滞胀（如1990年、2011年、2022年）。进一步区间：1）若通胀压力高位（2022年）、美联储加息，则经济或加速转向衰退，全球贸易或加速收缩。2）若通胀压力可控（1990、2011年）、美联储按兵不动或降息，则经济可能延续滞胀或逐步企稳回升，全球贸易放缓相对温和。

二

高油价如何影响全球贸易需求？

理论上看，高油价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可划分为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

供给端，高油价可能使得部分高度依赖原油进口的国家生产成本抬升，尤其是地缘摩擦带来能源供应缺口，或使得对能源依赖度较高的产业链供给收缩，削减相关商品出口数量。需求端，高油价引发通胀压力上升，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或普遍收紧，若叠加经济动能本身偏弱，则容易引发滞胀或衰退，影响进口需求。

下文以“全球出口金额：商品贸易”增速代表贸易景气，另外“美国进口金额：商品贸易”增速与前者走势基本一致且更加高频，下文将结合二者观察。

历史数据看，地缘冲突期间，油价与全球贸易增速几乎同涨同跌：（1）在油价上行阶段，全球出口贸易增速多不弱（如1990年、2002年、2011年、2022年），商品贸易出口增速多处于上行期、或是阶段高点。（2）当冲突后半段油价高位回落（如1991年、2022年下半年），贸易增速或美国进口增速也多放缓。

原因上，（1）在油价上涨初期，因看涨预期企业存在一定囤货需求，叠加油价上涨对能化相关产品出口价格也有提振，共同带动全球贸易增速上行。（2）在油价下跌阶段，产业链的涨价继续传导，但企业消化前期库存、盈利空间压缩开始冲击生产，削弱贸易需求。（3）冲突结束后油价通常继续下跌，贸易增速的下行还会持续。

特别地，2003年、2011年战争结束后油价继续冲高或维持高位，但全球贸易表现分化：

2003年，因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支撑原油需求与全球贸易，经济处于上行期，油价因此进入新一轮牛市，全球贸易增速继续走高、维持10%以上（如2004-2007年）。

2011年，利比亚内战结束后由于原油供给恢复缓慢，油价高位持续至2014年。但需求遭受欧债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温和修复阶段，高油价导致主要经济体“滞胀”加剧，全球贸易、美国商品进口增速加速回落（如2011-2014年）。

总结看，贸易增速与高油价多呈现同向走势，核心是通胀预期引导企业补库与去库行为，地缘冲突后油价回落，通常补库节奏也会放缓，叠加涨价支撑削弱，贸易增速回落。如果油价继续高位，则要看经济周期所处阶段，对贸易增速的影响。若经济复苏期，则冲突后贸易走势不弱；若经济“滞胀”环境持续，则会加速贸易需求的下滑。

当前看，本轮美伊冲突之前，美国通胀与经济增长压力偏中性，经济呈现K型分化，AI资本开支加速扩张中，而传统需求的“滞胀”压力有所体现：4月美国PCE同比上升至+3.8%、创2023年6月以来新高。一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下修至1.6%，经济运行边际放缓，不过总体增速平稳。结构上，AI投资带动设备投资高增长，但除此之外的私人部门投资趋弱、消费支出偏平，一季度以来“K型”分化加剧。

往后看，年内美联储激进加息的概率不高，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或有限。6月中旬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中枢回落至80美元/桶下方，滞胀风险有所减轻，叠加AI资本开支扩张带动相关品类进出口，预计全球贸易冲击有限。往后看，本轮通胀上行幅度低于2022年俄乌冲突时期，或也难以出现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的经济衰退，叠加下半年AI投资扩张的趋势仍在持续，贸易放缓的压力总体可控。

三

美伊冲突之下，我国出口影响几何？

（一）总量维度：全球贸易需求收缩，或扰动我国出口

总量角度看，高油价或冲击全球贸易需求，是影响我国出口增速的“β”因素。从前文回顾看，冲突结束后全球出口贸易增速可能继续下滑，反映油价继续传导对产业链的冲击。

根据IMF在《Coping and Thriving in a Fluid World》指出测算，油价每上涨10%，将令全球通胀上升0.4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产出减少0.1-0.2个百分点。

另外，根据WTO在《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2026年3月），基准情形下，GDP增速在2.8%，全球商品贸易增速为1.9%。高油价将拖累全球GDP增速放缓0.3pct至2.5% ，商品贸易增速下滑约0.5pct至1.4%。根据增速放缓的幅度计算，商品贸易相对全球GDP的弹性约为1.67。

目前来看，假设全年国际油价中枢在70-90美元/桶（去年中枢约65美元/桶），同比涨幅8%-39%。按照IMF预测外推GDP增速或下降0.1-0.8pct，结合弹性系数全球贸易增速或下滑0.1-1.3pct。

中国出口增速（y）与全球商品贸易增速（x）走势基本一致，2000年以来的回归结果显示二者R2=0.78、相关系数1.05，全球贸易增速对应拖累中国出口约0.1-1.4pct。

（二）份额维度：产业链优势凸显，出口份额或小幅抬升

份额角度看，理论上，我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相对低于其他主要贸易顺差国，地缘冲突或凸显供应链优势，替代逻辑或驱动出口份额回升，是影响出口的“α”。根据IEA发布的《World Energy Investment 2025》，日本、韩国能源自给率约为13%、19%，而2025年我国能源自给率达到80%以上。产业链稳定利于外贸订单回流，类似2020-2021年替代逻辑，或提振出口份额。

 历史数据来看，两伊战争以来的5次地缘冲突与高油价时期，我国出口份额多上行。另外2022年因疫情扰动出口份额有所回落，但总体仍高于2020年之前，显示出口韧性，能源供给短缺对我国出口的冲击有限。对比而言，韩国在2010、2022年两次冲突及之后，出口份额均出现了明显回落。

从出口商品看，以高耗能产品为例，2000年以来的三轮地缘冲突，我国钢铁出口份额均有冲高，不过后续有所回落。在地缘冲突当年或结束后，钢材出口份额均有上升，而韩国、越南份额维持平稳或下降。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中国钢材出口份额创近年新高在24% ，越南钢铁制品占比则有大幅下降，能源相对优势显现。

按出口国别看，特别地，以俄乌冲突影响较大的欧盟为例，2022年至今我国占欧盟进口比重先下、后趋势向上，替代效应、能源结构更迭先后支撑对欧盟出口。（1）俄乌冲突导致欧盟制造业成本抬升，2022年高能耗产品、能源类对欧盟出口增速均有加快，在地缘冲突结束后1-2个季度持续高位，但随后趋于回落。（2）2023年以来，欧盟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新能源产品需求扩张，如汽车等再度支撑我国对欧盟出口份额，对应长期结构逻辑。

数据验证来看，2023年之后欧盟自我国进口汽车占其自我国进口总量的比重持续攀升；而2022-2023年矿物燃料类占比先上后下、钢铁制品保持稳定。

对于当下美伊冲突而言，份额角度或可参考2022年对欧盟出口的经验：

（1）短期能源替代逻辑或会持续1个季度左右，但2-3个季度后或逐步回落，对应相关品类出口份额先升后降，长期看占比趋于平稳。2022-2023年中国对欧盟出口矿物燃料类（HS27章）份额提升约0.7pct。考虑到新能源替代、主要经济体近年对传统能源依赖度趋于下降，本轮我国能源出口份额的提振可能小于2022年。

（2）总出口份额看，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国内疫情反复扰动，我国出口放缓，占全球比重由2021年的15.3%下降至14.7%，但较2019年仍高出1.3pct，并且2023-2025年维持在这一水平附近。说明供应稳定优势在地缘冲突期间较为突出，即使有疫情扰动出货，占全球出口份额仍高于疫情前，份额优势经历2020-2021年之后系统性上升。

考虑到当前美伊冲突带来的供应链影响相对偏局部，叠加能源结构转型，本次断供的影响或不及2020-2021年海外疫情蔓延时期的冲击，对应2026年我国出口份额的提升或低于1pct。

（三）涨价维度：输入型通胀或提振出口，但贸易顺差可能收窄

涨价对出口的提振多少？通过出口价格影响。参考俄乌冲突，2022年上半年WTI原油价格累计同比+60%，对应出口价格指数同比维持在+10%左右。截至2026年5月，油价较2025年末累计上涨+69%、1-5月出口价格指数同比均值在+1.5%。从2022年的涨价经验看，结合去年同期价格表现偏低位支撑读数，预计短期涨价因素对于出口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可能强于2022年。

但另一方面，油价快速上涨初期，进口价格的上行幅度大于出口价格，贸易顺差可能收窄。如2002、2011、2022年油价初始快速上涨期间，进口价格增速-出口价格增速之差通常快速上升，之后再下降。对应涨价从上游大宗品（直接影响进口价格）到中下游制造业产品（出口价格）的滞后传导。

期间，因进口受价格提振更为强势，短期贸易顺差总体倾向于回落。但后期进口增速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再度修复，但主要或与进口需求是否受到高油价的压制有关。

四

总结：外部冲击或有限，AI投资动能强劲，全年出口韧性无虞

（一）全球视角：地缘冲突后贸易走势取决于经济与通胀预期

地缘冲突引发的油价上涨对全球经济与贸易产生一定冲击，幅度取决于高通胀持续性、经济周期所处阶段。（1）若经济在冲突前趋于放缓、油价上涨压力可控，则经济或继续处于滞胀状态。（2）若冲突使得油价快速上涨引发高通胀，海外央行紧缩力度较大，则冲突后经济可能进入衰退。

全球贸易挂钩于全球经济走势、通胀上行幅度与央行应对，会造成不同的贸易后果。若冲突后经济维持滞涨，则贸易增速的放缓较温和。若通胀快速走高引发海外央行激进加息，导致冲突后经济转向衰退，则贸易增速的下降更剧烈。

综合判断，本轮美伊冲突带来的贸易冲击幅度较小。冲突之前，海外经济处于K型分化，AI投资加速扩张，但传统需求弱增长，通胀水平处于相对偏高，传统经济处于“类滞涨”阶段。而本轮冲突对应通胀上行的幅度可控，截至6月美联储加息预期虽有升温，但基准利率仍“按兵不动”，因此冲突结束后经济出现类似2022年的衰退风险概率不高。对应全球贸易需求的放缓或也偏温和。

（二）国内视角：预计对我国出口冲击可控，但份额提振亦有限

一是，本轮美伊冲突带来的份额提升小于2020-2021年疫情影响。2020年至今我国出口商品占全球份额稳定在14%以上，较2019年疫前份额提升1个百分点。本轮美伊冲突造成供应链冲击范围或小于2020-2021年，因此对应份额提升或低于1pct。

二是，涨价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或会持续。油价上涨幅度或在下半年收窄，但涨价传导的过程仍在持续。结合俄乌冲突时期的出口价格涨幅看，下半年出口涨价或仍有空间。但进口价格的传导更为直接且剧烈，预计贸易顺差同比或仍有收窄的压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或低于去年。

三是，AI相关出口有望继续支撑下半年我国出口韧性。4月美国科技巨头上调2026年资本开支计划，同比增85%-90%以上。2026年1-5月AI相关出口对总出口拉动6.5% ，可以对冲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影响。下半年，海外AI投资扩张的外溢效应有望延续。假设全年AI相关出口同比+35%（2025年全年AI相关同比+11%，2026年前5月同比+63%），AI商品出口贡献度抬升至30%（2025年贡献20%），则全年出口有望实现12.5%左右。下半年需要关注供给冲击修复节奏、关税政策等贸易条件收紧等对出口潜在扰动。 

五

风险提示

实际外部贸易条件或偏离假设情形；出口测算或存在偏差。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6月26日发布的报告《地缘冲突下的出口：旧线索与新叙事——出口思辨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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