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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记得杨靖宇将军腹剖开的时候，日军的军医在战记里写：“胃肠中未见一粒粮食，仅有草根、树皮与棉絮。”那军医大约以为这是可以折服的。然而他不懂，恰是这一句供词，替我们立了一块比所有靖国社稷碑都更长久的石头。一个将官，吃棉絮而不降，这桩事，在有些人的账本上算“愚”，在我们的账本上却算“人”。——中国之犹为人国，正赖有此愚者。
又记得左权将军殉在十字岭，弹片削过后脑，参谋扶他，他只说了一句“快撤”，便倒在太行山的雾里。后来有人捡到他半截铅笔，笔杆上刻着一个“鲁”字，大约是他当年在黄埔或者伏龙芝用惯了的旧物。这铅笔我并未见过，但每回写到纸上发涩的时候，总疑心那涩意是从十字岭带过来的。至于南京，我更不愿说，却又不能不说。三十万这个数目，在统计学上未免太整了些，于是便有人来考据，说该减去一半，说该减去三分之二，说不过“战时宣传”而已。我也没有亲见。我只见过一张照片：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伏在壕沟边，头发盖住了脸，身下漫开一小片黑。考据家大约会告诉我这照片亦可存疑。但我只问一句——那壕沟边的泥，吸了那片黑，可曾存疑么？土地是不作伪的，它咽下一切，却并不替谁改口。四万万人在那十四年里，大约死了一千八百万，伤了不下两千万。这数目写在纸上是枯的，但翻一翻各县的地方志，翻到“民国二十七年”“民国三十三年”那一栏，忽然整页整页的生卒年月都断了档——村谱上忽然空了一代。那空白不叫考据，那空白叫亡。然而终于胜利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重庆的报童沿街跑，把油墨未干的号外摔在黄包车的踏板上。延安的窑洞前有人把一件破棉袄点着了当火把。东北的劳工从昭和制钢所的工棚里爬出来，不认得方向，只往东走，走到海岸，对着日本海发了半日愣，又往回走。胜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辉煌，不干净，不慷慨，只是把活着的人从死里面退出来半步——半步之外，天还青着，人还站得直。我于是知道，忘却是罪。不是因为记恨。记恨是窄的，而这件事太宽了，宽到装不下恨，只装得下一种沉钝的明白：这个民族差一点就不在了。不是差一点被打垮，是差一点从“在”里面被整个抹掉——连同它的方言、它的族谱、它的灶台上的那碗冷粥、它清明日给祖坟压的那张黄纸。有人是认真要来抹的。这层意思，太平年月里长出来的后生大约觉得是修辞。不是修辞。是刺刀的刃口上挑着的一颗还在哭的婴孩的衣扣。所以我不写忘却，只写不能忘却。愿后来的少年翻史册时，不为激昂，也不为涕泪，只把这一页轻轻按住，对自己说一句：
这半步，是那些吃棉絮的人、断笔的人、伏在壕沟边不再起身的人，替我们退出来的。然后合上。然后去走他自己的路，且走得不弯。九月三日灯下，记于胜利若干年后，纸窗有风，不写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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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宣教中心
编 辑｜许士卿
执行主编｜赵常鸿
主 编｜王 伟
主 办｜宣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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